清末，边疆危机和民族危难的交相激迫，使清廷的统治危机不断深化。清廷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虽作了一定的改革，但收效甚微。在资产阶级革命风起云涌，清廷的统治处于风雨飘摇之际，清廷统治者完全倒向了帝国主义，成为“洋人的朝廷”。
《辛丑条约》签订后，帝国主义列强加紧侵略中国。为了在中国攫取更多的权益，1902年至1903年，英、美、日三国先后强迫清廷订立了《通商行船条约》，大量向中国倾销商品和投资办厂。据1903年统计，洋货进口总值折合银元为4.8亿多元，中国出口的土货总值为3.6亿元，入超1.2亿多元，比19世纪末年增加了1倍多。帝国主义在华企业盈余为2400万元。清朝对外赔款及外债本利6800万元。仅此三项，帝国主义在一年时间内就从中国掠取了2亿银元以上。帝国主义的疯狂掠夺，使中国民穷财尽，工商凋敝，农业萎缩，清朝的统治处于内外交困的社会危机中。
但是，清廷却厚颜无耻地宣布，“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在给俄、英、法，德、意、美、日各国的国书里，特意表白说，“敝国现议力行新政，正期图报各大国之惠于后日”，“将来中外必能益加修睦，与各大国永享无穷之利益”[1]。清廷卖国求荣的嘴脸使中国人民认识到，要抑制帝国主义侵略，维护国家的主权和民族独立，就必须推翻清朝的统治。资产阶级革命家邹容指出:“我中国今日欲脱满洲人之羁缚，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独立，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与世界列强并雄，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为地球上强国，地球上之主人翁，不可不革命。”[2]
1894年冬，孙中山在美国檀香山联合华侨组成兴中会，决心推翻清朝。1904年冬，蔡元培等人在上海成立光复会。同年2月，黄兴、宋教仁等人在长沙成立华兴会。1905年8月，孙中山以兴中会和华兴会为基础，联络光复会在日本东京成立了中国同盟会。同盟会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政纲。孙中山在宣传民主革命思想的过程中，提出了“五族共和”思想，宣传“合汉满蒙回藏为一家，相与和衷共济”[3]，并派出会员到广西、云南、新疆、内外蒙古和东北地区从事革命活动，在全国形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大洪流，为推翻清王朝的专制统治作好了准备。
1911年10月10日，在全国革命高潮的推动下，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在武昌发动起义，并取得了成功。因这一年是辛亥年，故史称“辛亥革命”。
武汉是一个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重镇，向称“九省通衢”。革命首先在这里取得胜利，对清王朝是个沉重的打击，对全国人民是个巨大的鼓舞。武昌首义成功以后，全国各地纷纷响应，首先是湖南、陕西两省，接着江西、山西、上海、云南、浙江、江苏、贵州、广东都宣布脱离清朝，各省成立了军政府。革命形势在飞跃发展，一些边疆省区也爆发了革命。如新疆乌鲁木齐爆发了由哥老会和当地少数民族参加的武装起义，起义军占领了伊犁，组织了“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会”，成立了临时政府。在奉天，革命党人成立了“关东革命军”，驱逐清朝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在内蒙古，蒙古族人民也以传统的“多归轮”武装斗争反对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在西藏，驻藏川军发生分化，出现了维护帝制和赞成共和的两派，西藏地方少数亲英势力策划了“驱汉事件”，但广大藏族人民和不少爱国官员仍坚持爱国立场，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维护国家的统一。连当时在西藏的英帝国主义分子柏尔也不得不承认: “西藏之官吏僧侣人民中，有左袒中国党，自无容讳。”[4]广大藏族人民更是“不喜藏官而愿中国之复返”[5]。边疆各族人民的共同斗争，保证了边疆地区在政权更迭的危急关头不沦于外人之手，维护了祖国的尊严和领土的完整，这在中华民族关系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选举孙中山为临时政府临时大总统，制定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1912年2月12日，清王朝在辛亥革命的打击下最后垮台，清宣统帝溥仪被迫退位。至此，统治中国260多年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终于被全国人民所推翻。虽然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被袁世凯篡夺，袁世凯要挟孙中山辞职，当上了临时大总统，并把南京政府搬到了北京，但是，辛亥革命结束了2000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打击了帝国主义的在华势力，推动了历史前进和社会进步，这在中国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历史事件。(www.xing528.com)
[1] 《东华录》光绪朝，卷一六四。
[2] 邹容: 《革命军》，载《辛亥革命》丛刊，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1年版，第333页。
[3] 《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51页。
[4] 《西藏地方历史资料选辑》，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289页。
[5] 《西藏地方历史资料选辑》，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2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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