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会馆：促进山东人在津的发展与回馈社会

山东在津的同乡组织，其成立时间较其他地区要晚。会馆作为外乡人的组织机构，其成立与否代表着外地商人的实力如何。直到山东商人在津人数逐渐增多，实力逐渐增强后，他们才为了“联络乡谊、发挥互动、培养道德、增进同乡福利”，成立“山东旅津同乡会”，后改名为“山东会馆”。另外还有胶东帮商人成立的“山东登莱旅津同乡会”和“山东鲁北旅津同乡会”两个同乡会组织。

“山东旅津同乡会”最初是由前清道台、日照的丁拔也倡导的。随后章丘的巨商赵春霆、掖县尚书吕镜宇也都提出要组建山东公学的愿望，并公推无棣的张少卿为筹备委员会委员，因为资金不足，因而成立公学的希望也就破灭了。到1930 年秋天，费县的太史王燕泉和济宁的骆午唐两人又倡议建立山东公学，并组建了筹委会，推举诸城的徐皆平为筹备委员会主任。翌年春天，在该会召开的第一次会议上，委员会成员刘锡三认为：如果只筹办公学，对旅津的山东商人来说，其发挥的作用有限，而且也不利于同乡之间的联系。他提议先成立山东同乡会，以同乡会为依托再筹办公学。于是，在1931年山东公学筹备会改成了“山东旅津同乡会筹备会”。其筹备会各职仍旧由原公学筹备会人员担任，徐皆平身兼同乡会董事和公学校长。过了两年即1933年，同乡会才把坐落在特别一区大沽路上的95 号楼房买下来，并将此作为会址，取名“山东会馆”。会馆总占地四亩九分六厘，房三十余间，总价值3.15 万元。

因为购买会馆之地的费用需要众商募捐才能筹齐，再加上世道艰难，所以初期筹措起来很难。泰安督办孙馨远首先捐出了1000 元，广饶亘商董莲生与刘锡三每人捐了300 元，在这个基础上才订了草契。为补齐剩余的款项，海阳的经孝农又将自己的房产抵押，同时会馆又借了一部分钱，最后才正式签订了契约。为偿还债务，徐皆平奔走于张家口西、包头、哈尔滨等处，艰难地募到七千余元。刘锡三建议发行同乡六厘债票2 万元，用半数还债，半数增建楼房，以取租金，但结果只卖出了一半的债票。但在此期间，徐皆平主任屈私趋公，孙馨远、刘锡三、董赞勋、纪孝农急公好义，他们同心同力、勇往直前，创立公学，扩大医院规模，建立各种商品艺术馆，分设义地公园，帮助在津的同乡解决遇到的问题。

“山东登莱旅津同乡会”是山东登州府和莱州府的同乡于光绪年间组织成立的，主要以经营饭庄和米业为主。登州府包括蓬莱、福山、牟平、荣城、文登、黄县、栖霞、海阳、莱阳、招远10 个县，莱州府包括掖县、潍县、昌邑、高密、即墨、胶县和平度7 个县。馆址设在南市，由于会长岳福三在日伪时期投靠日本人，在日军投降后被遣散。1946 年，由宋子孚等人重组登莱同乡会。天津解放后，登莱同乡会合并到山东旅津同乡会。“山东鲁北旅津同乡会”成立于1946年8月，理事长为杨文轩，会址设在玉皇阁立人学校内。到天津解放时，宣告解散。

山东会馆在成立之后，于1935 年和1938 年先后两次对会馆章程进行修改。第二次的修改不仅在管理职能上进行了细化，而且也对董事会的管理职责进行了具体规定，从而使得会馆各成员各尽其职、有章可循，提高了办事效率。修改后的章程包括11 章44 条，以下是有代表性的章程：

1.会员入会原则：会员包括山东旅居津埠的同乡和商店，同时得到介绍人的介绍方可入会。而且会馆对其会员每年调查一次，并重新登记会员名单，在核实无误的情况下发给会员证和商店会员证。

2.严格的选举制度：比如选举董事会和职员干事，由全体会员以团体为单位，最多不超过20 人，遵循公开、公正原则，采取代表投票制选举。其中选举会董25 人，候补会董15 人，再由会董选举常务董事5 人或7 人。其中保管董事3 到5 人，查账董事2 人。常务董事再推举主任1 人处理日常事务，必要时可由董事会推举干事若干名协助主任处理会馆事务。其他像文牍、会计和庶务由主任提名，经由董事会过半数表决其任免。在整个投票过程中，采用记名连记投票法，并由监察员、检查员、唱票员、计票员、招待员和指导员共同监督选举的完成。

3.经费来源：会馆经费主要来自于经常和特别两种捐，如有建设事项得由董事会议决额数，临时由会员认捐或劝募。其中经常费，每人或每一商店按经济实力分等交纳。从甲等到壬等分别是5 元到2 元，董事则需交纳5 到10 元不等，名誉董事则需交纳10到20 元不等。

4.日常管理：为使会馆真正达到为同乡谋公共利益的目的，同时能使各会董真正以服务大众为己任，会馆还针对商店和劳工会员出现的特殊情况组织该业联合会来解决相关事宜。对会员则规定：禁止赌博、吸食禁品并储藏违禁品和狎妓，一经发现立即喝令其退会。在财政支出上，常务董事每月所报收支清单须由查账董事签押，并分送各董事，年终公布，每月所需的经常费用，由常务董事逐日结清，但每日不得超过百元；在支取款项时，需用支票并经主任签字，临时费支取超过500 元以上的需经董事会表决。使入会商家在规范的商业原则下，形成一个有序的组织，并凝聚其竞争力，对己对社会都是有利的。

会馆在确保自身机制运行规范的原则下，尽最大努力回馈社会。不仅为旅津的山东人开办各种福利事业，为山东家乡父老筹措赈济资金，关心家乡建设；同时也积极参与天津本地的社会慈善活动。(www.xing528.com)

1.为旅津同乡创办福利事业。他们先开辟了30 间房屋成立小学，以教育旅津同乡子弟。其学生来源不光是山东同乡子弟，而且还招收外乡贫困学生，从而能够使一些贫困儿童得以免费入学。就像宋棐卿本人所说的：“如果中国的工业界都有此觉悟，一个工厂能培养十个大学生，那些贫苦而肯用功的学生就不致于失学了。”也正是在这种思想的促使下，宋棐卿不仅为本厂职工子弟开设奖学金，而且还为成绩优秀的大学生提供奖学金。

在饥累乱难之际，患病之人非常多，而当时天津市区的公私立医院，其病榻容量不过两千余人，再加上药价飞涨，贫困者根本无力医治。医学博士张纪正联合医界同乡十余人向会馆建议设立山东医院。会馆全体会董一致表决，先将会馆内全部楼房充作病房，并倡议旅津全体同乡以及各热心善士慷慨解囊。最终得以创办了山东医院（后改名为津光医院，并扩大为红十字医院），从而使一些家境贫寒的人们可以看得起病。

为了解决同乡客死他乡、无所归依的问题，会馆专门购置地皮，建筑义园，以存柩和埋葬之用，总共存柩54间、占用义地112.65 亩。赵子久等鲁北同乡商人也在西郊区子园村附近购置义地一处、平房三间，办理掩埋同乡死者和浮厝棺木以及待运原籍等事宜。

2.帮助会员及同乡解决纠纷、争取权利。其章程明文规定：个人会员和商店会员如有难或被人诬陷及欺压，本会有救济保护的义务，如果有流落天津而贫困无告者或病故无力埋葬者，本会亦有义务承担。当然必须经过两个董事的证明才行。比如像某一会员以饲养鱼鹰为生，但却被人所夺。此会员起诉数年，一直未能得到应有的赔偿，最后通过会馆聘请律师得以解决此事。还有像蓬莱籍孤苦老妇于常氏，因丈夫去世，生活无着。会馆协同红十字会及施材社按月给予救济。根据当时的记录，会馆在一年内解决大大小小的纠纷和救济案件达14 宗。

3.协调商家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在战乱时期，为了尽可能维护商铺的利益不受战乱影响，会馆多次出面与相关政府部门协调。当会馆常务董事岳福臣在北平车站的兴隆货栈被陆军29 军132师粮草库和军装库借用后，又听说29 军医处又打算借用充当医院。为解决此问题，徐皆平、许佩臣等五人联合上书致北平余主任，请其体恤商业之艰难。还有当津海关一二二九布告内开奉临时政府令，对草帽辫在内的12 种货物进行管制时，会馆为维护草帽辫商盛锡福、货栈盛锡福、帽庄洪祥益、乾和兴等商铺以及产区数百万民众的利益，致函临时政府，派刘锡三和岳福臣进京解决。

4.支持家乡活动。1947 年山东部分地区受灾后，商界邀请著名的京剧演员程砚秋、尚小云进行义演，将所募捐到的三万余元全部交给了山东救济会。同时，邹鑫泉领导的山东登莱旅津同乡会也将所募捐到的两万余元送交山东灾区。当济南尚杰中学陷入债务纠纷时，会馆出面并致电山东教育厅长，希望其以提倡教育为先，解决校方困难。最终在其调解下，校方与公司达成共识，缓交欠款，使该学校得以继续开办。

综观近代山东商帮在天津的发展，经历了一个起伏的发展过程。最初天津市场上的客帮除了潮、广、建、宁以及上海帮之外，还有河北、山东、山西、河南各帮。在天津营业的各帮以运销天津货品及内地土产为业，主要是购销国货。以上各帮原以河北、山西最占势力，山东次之，其中山东帮以营业多趋稳健著称。山东帮在天津市场上的势力远不如冀晋客帮的势力，而且每年由津运鲁的货物也非常有限。再加上陇海线开通之后，大部分货物开始由陇海线和津浦路输出而不再由天津转口，各帮也就对天津市场的重视程度逐渐降低。因此，山东帮也将视线转移到了上海。到了抗战时期，天津物品实行管制，天津货物不能远销内地，内地土产更不能运到天津，鲁商在天津市场上如陷深渊。日军投降后，山东商帮逐渐复业，在十余年内力图发展，并因为便利的海上交通，业务日臻繁荣。

近代天津的山东商人在传统行业以及近代行业的经营中，以独特的经营观念和先进的管理方式以及谦和的处世态度赢得了社会各界和同行的认可。他们以会馆为依托，投身与城市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公益事业中，在天津的商界获得了好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