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说作为思想情感的表达方式，其本身体现言说者的价值取向和情感态度。中国古代美学和文艺理论常以“自然”为言说载体，以隐喻性言说，来表达中国古人的审美价值与审美理想。透过这种言说方式，我们能深刻地感受到古人的生态审美情怀。诸如司空图在《二十四诗品》中对文体风格的描述就充满了诗情画意，通篇均以“自然”为言说载体。何谓“纤秾”？“采采流水，蓬蓬远春。窈窕深谷，时见美人。碧桃满树，风日水滨。柳阴路曲，流莺比邻。乘之愈往，识之愈真。如将不尽，与古为新。”诗品通过闪动的流水、烂漫的繁花、幽静的山谷、争艳的桃花、掩映的柳荫以及群莺燕语等自然物象表现了诗歌细巧美艳的风格。又如刘熙载在《艺概》中将“意境”的审美风格分为四种：“花鸟缠绵，云雷奋发，弦泉幽咽，雪月空明”，通过一年四季的自然景观将明丽鲜艳之美、热烈崇高之美、悲凉凄清之美与和平静穆之美表现出来。人的外貌容姿犹如人的神韵气质，虽感性具体却难以言说，魏晋名士以自然物象予以比拟。如《世说新语·容止第十四》载：“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7]“有人叹王恭形茂者，云：‘濯濯如春月柳’。”[8]赞美王衍曰：“神姿高彻，如瑶林琼树，自然是风尘外物。”[9]从“孤松”“玉山”“春月柳”“瑶林琼树”这些自然意象可以看出，晋人向内发现了自身的生命韵律与情调，向外发现了自然之美，并有以山水之美陶养玄远性情，铸就自由人格的美育旨向。
中国古人以“自然”为载体言说艺术审美体验，其本意在于突破语言自身的局限性，以迂回的方式来“尽意”，准确生动地传达审美体验。但在客观上却建立了自然与艺术的意象关联，将自然之美与艺术之美有机统一起来，激发受众的审美想象力和生态审美意识。英国艺术理论家冈布里奇感叹道：“中国人的方法关心的不是肖像的永恒，也不是似乎合情合理的叙述，而是某种也许尽量准确地被看作‘诗意的觉醒’这样的东西。中国的艺术家似乎总是山、树或花的创作者……他们这样做是要表现和唤起一种深深植根于中国人的宇宙自然观念之中的精神状态和情绪心理。”[10]我国学者刘锋杰将这种情绪与精神状态称之为“自然感性”。“自然感性是人对自然的感性经验所形成的感知自然的敏感性、与自然保持密切关联的感应能力、由生命深处所生发的对于自然的亲近感以及人对自然的皈依感。”[11]自然感性的重建不仅能打开审美主体的自然审美视域，而且使审美主体从“以我观物”转到“以物观物”。人一旦获得自然感性，就会打通天人障隔，将诗意化生存作为灵魂栖息方式。也就是说，中国古典美学以自然为言说媒介，通过自然审美视域和言说方式所营构的艺术—自然—生命的关系模式，能培养士大夫的自然德性，达到建塑生态人格的目的。正如吴中杰先生所说：“人将自己的身体整个地投入到了自然的怀抱，通过人与自然的形神交融，人不仅感受到了大自然山石的磊落、林泉的清幽、松风的高古、竹月的洒脱，同时大自然也带来了人的感觉、思维和观念的变化。这时，人们对自然山水草木的审美，不仅将其作为伦理价值的象征，而是以人的整个生命形式去感应和同构大自然，从而形成了人的精神和肉体的极大自由……我们看到的是人的生命同大自然的谐和共振。”[12]
中国古人以“自然”为言说载体还是为了在人与天地万物的审美关系中建构人的德性世界。“先秦儒家的自然生态对人的化育也在于以特殊自然景物来比喻人的德性，以自然的优美特性来参照人的道德修养，建构儒家的仁义忠信的德性论。”[13]中国古人没有给“德”下过定义，而是在感知自然万物之本性中体认“德”的。自然界的一草一木，也只有具备了某种可比的德性之后，才会被人们格外看重。如中国古人喜欢松、竹、梅等自然物，是因为这几种植物的物性脱俗，与君子人格有相似之处。后世的《荀子·法行》曰：“夫玉者，君子比德焉。温润而泽，仁也；栗而理，知也；坚刚而不屈，义也；廉而不刿，行也；折而不挠，勇也；瑕适并见，情也；扣之，其声清扬而远闻，其止辍然，辞也。故虽有珉之雕雕，不若玉之章章。”在这里，荀子从仁、知、义、行、勇、情、辞七个方面直观形象地表达了对玉的认识和看法，显然是以君子的德行为参照的，在这种契合类比中，我们看到了玉与君子的共性，也感受到了人与自然的诗性交往和平等对话。董仲舒在《春秋繁露·山川颂》中也有类似比喻：“水则源泉混混沄沄，昼夜不竭，既似力者；盈科后行，既似持平者；循微赴下，不遗小间，既似察者；循溪谷不迷，或奏万里而必至，既似知者；障防止而能清静，既似知命者；不清而入，洁清而出，既似善化者；赴千仞之壑，入而不疑，既似勇者；物皆困于火，而水独胜之，既似武者；咸得之而生，失之而死，既似有德者。”董仲舒形象地描述了流水的物性，通过比喻，我们也直观地看到了勇、武、德等人的德性，本体与喻体在这里是互通的，本体是喻体，喻体亦是本体，即自然的物性与人之德性是相互融通的，这也透显了中国古人对“君子”人格的要求：真正的君子应该是“与天地合德”的。(www.xing528.com)
中国古人正是通过“比德”去发掘自然事物与人的品德类似的某种性质，通过审美主体的联想，建立起自然与人的精神联系，实现自然与人的和谐统一。也就是说，在以自然为言说载体的审美建构中，“人为自然立言，在自然中寻找人格、心灵、生命意识的投影，对人格、心灵、生命意识的完美追求外化到自然物象中去，涤荡内心、陶冶情致，实现内心的虚静与无欲”[14]。这种言说方式不仅有利于言说者构建整体的自然审美意识，而且能够使心灵涵泳万物，体察生命之微，达到天人一体、天人相通的人格境界。
冯友兰根据人对宇宙人生的觉解程度，将人生境界分为四个层次：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自然境界与功利境界是凡俗尘世中人的生存状态，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则是人所应该追求的境界。依上论述，以“自然”为言说载体的美育模式或以自然传达艺术体验，或以自然象征君子人格，在自然、艺术、人的本体存在之间回环比拟言说，使自然精神化、人生化，这种美育模式不仅培养了道德人格，而且还将道德人格提升至艺术与审美的高度，这种人格与“道”合一，就是冯友兰先生所说的“天地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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