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政策效益分析及其评估研究

“倘若没有效益，即使是低成本的政策，也不应该采纳。如果是正在实施中的政策，倘若没有效益，那么应该停止实施或者改变这一政策。”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勒在20世纪关于政策效益重要性的论断至今仍有鲜活的指导意义。所谓效益，从词源学分析，就是指“效果和利益”。而利益，通俗地讲是指好处，是满足人类生存、发展和享受需求的社会资源。人们追求利益、保护利益、发展利益，从本质上看，就是追求和发展更多的资源，并加以保护。因此，利益本身具有积极的意义指向。利益是对个人发展、社会进步有所裨益的所有事物，追求利益在本质上是人类一切行动的内驱力，是人类所有社会活动的推动力和源动力。

由前述章节论述可知，效果是由于某事物的作用而引发的自身或他事物在形态和性质上的变化，这是一个与价值无涉的概念，具有正反两方面的含义。但在效益内涵中，效果作为与利益意义并列、关系相近的概念，应该是指正面的、积极的效果，即正效果。效益最初用来表示社会经济活动中物化劳动和活劳动的消耗与所取得的符合社会需要的劳动成果之间的比较，它有两层含义：一是投入与产出的对比关系；二是产出必须符合社会需要。从这个层面上讲，效益除了包含效率的意义以外，还具有“有益性”的意义，即活动的产出必须具有正价值。

由此观之，政策效益与政策效果和政策效率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它的提出是基于政策效果和政策效率的基础之上，但更多的是对它们内涵的超越和意义选择。公共政策效果评价注重的是实现公共政策目标的程度，而公共政策效益评价则注重的是如何以最小的公共政策投入，获取最好的公共政策效果。这表明，政策效益包含政策效果的某些内容，特指政策效果中符合政策目标的成分。

就政策效率和政策效益关系而言，一个效益很高的教育政策，也未必能达到效率的高水准。有时候政策的高效益是用高投入换取的，有时候高投入未必能换取高效益。政策效益关注相同条件下政策收益的最大化或政策成本的最小化，这是正政策效率的内容。总之，政策效益是政策效果和政策效率中具有正向价值和积极意义的内容。因此，教育政策效益可以视为教育政策以一定成本获得的符合社会需要和个人需求的教育政策效果。(www.xing528.com)

埃贡·古贝和伊冯娜·林肯从历史的角度分析了政策评估的历程。他们研究发现，到目前为止，政策评估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被称为测量时代，评估者被赋予技术性的角色，他们需要完全掌握可以利用的技术工具，如果合适的工具不存在，必须应用必要的专门技术进行创造；第二个阶段被视作描述时代，评估以描述关于某些规定目标的优劣模式为特征，评估者是描述者的角色，测量被作为一种评估工具而重新定义；第三个阶段被看成判断时代，评估以努力得出判断为特征，评估者在扮演评判员的角色的同时依然保持了技术性和描述性的功能。但是，这三种评估都存在某种缺陷，如管理主义倾向、忽略价值的多元性和过分强调调查的科学范式等。现在，评估已经进入了第四个阶段，即响应式建构主义评估阶段。

第四代评估是以利益相关者的主张、焦虑和争论作为组织评估焦点决定所需信息的基础的一种评估形式。第四代评估特别强调对政策相关者或团体内心感受的响应，并通过协商、辩论使各种观点的代表形成共识。所谓内心感受，是指政策利害关系人或团体的要求、关切与疑问。由此推理，在评估教育政策绩效的过程中，不能仅仅强调预期目标的达成度和政策资源利用率的提高，更重要的是关注目标群体对教育政策实施的感受力和认同度。因此，教育政策效益除包括教育政策的积极效果和正面效率的内容之外，还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教育政策效果的充分性，二是教育政策的回应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