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宏观决策的积极参与与贯彻-邓小平理论教师必读

1952年7月，邓小平同志调到中央工作，先后担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中共中央秘书长、中央组织部长。1956年9月中央八大后，又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总书记，成为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在这一时期，邓小平同志积极参与中央的教育宏观决策，在许多重大问题上提出过非常重要的主张，有些至今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1952年10月，在代中央起草的关于教育部的综合报告中，邓小平同志提出，教育必须为国家的经济建设服务，教育计划要与国家经济建设密切配合。在1954年4月和7月，政务院两次政务会议讨论教育工作时，他都提出要加强对学生的纪律教育，要普遍提高教师、知识分子的工资待遇，反对搞平均主义。1956年党的八大后，围绕着工作重心转移和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总政策、总任务，邓小平同志提出要通过教育，培养大批的各方面的建设人才，提高广大劳动者的文化水平和觉悟。同年9月23日，他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所作的《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中还指出，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建设一支宏大的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队伍。为此，必须运用革命的精神培养新的知识分子，革新和加强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和劳动教育，加强从工人农民中培养知识分子的工作。

1958年，在“大跃进”的环境气氛下，各地相继出现了“教育大跃进”、不顾客观条件而大办学校的现象。1958年4月，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邓小平同志在主持中央书记处讨论教育工作时作了重点发言，“我们的方针是，一要普及，二要提高，两者不能偏废。只普及不提高，科学文化不能很快进步；只提高不普及，也不能适应国家各方面的需要。”“我们在任何时候都要坚持‘两条腿走路’，做到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和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针对当时普遍存在的追求高指标的风气，他强调“现在主要不是抓指标，而是抓措施”，“学校要保证提高教学质量，否则就不能说是成功的”，“学校应该挖掘教学潜力，多招学生，但是不要因此而降低质量。学生人数多，又能保证质量的，才是好学校。”到了60年代初期，中央开始纠正“大跃进”中“左”的错误，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简称“八字方针”），邓小平同志对于教育事业调整工作也十分关心，他在1961年上半年中央书记处会议上重申，科学教育水平并不决定于数量，主要是质量。如果讲普及，那是普通教育的任务，高等教育是提高水平。这几年不管从哪几个方面都要步子放慢，进行调整。少办些学校，把它办好，并且主张教育经费要专款专用。

1961年，在贯彻执行“八字方针”的过程中，教育部根据中央的指示，草拟了《教育部直属高等院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即“高教60条”），同年7月，邓小平同志在北戴河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对“高教60条”文稿进行逐条讨论和修改。在会议上，邓小平同志就教育问题作了不少重要指示。如在培养目标的表述上，《草案》对毕业生的政治要求原来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邓小平同志认为“这个要求太高，可能做不到”，于是，改为“愿意”为人民服务。1961年9月，毛泽东同志在庐山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审议了这一条例。9月15日，中央政治局通过了“高教60条”，正式发布试行。在邓小平同志主持和指导下制定的“高教60条”在总结建国以来高等教育工作经验特别是1958年至1960年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针对当时学校教学质量降低、忽视知识分子作用及劳动过多等主要问题，规定了高等学校必须以教学为主，努力提高教学质量；积极参加科学研究；正确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实行党委领导下的以校长为首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做好总务工作，保证教学和生活的物质条件；以及改进党的领导方法和领导作风，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等。“高教60条”颁布后，得到了广大教师和知识分子的欢迎和拥护。根据中央制订“高教60条”的工作精神，教育部又拟定了《全日制中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中教50条”）和《全日制小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小教40条”），1963年3月经中央书记处批准颁发，教育部还于同年制订下发了《高等学校培养研究生工作暂行条例（草案）》（“研究生30条”），在调整时期形成了比较全面的教育法规性文件系列。其中，“高教60条”在1978年经教育部修改，定名为《全国重点高等院校暂行工作条例（试行草案）》试行，对拨乱反正时期的高等教育也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www.xing528.com)

60年代初期至“文化大革命”前，邓小平同志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思想分析教育工作中的各种问题，在主持中央书记处工作时亲自参与教育调整工作，主持制订教育法规性文件，使学校恢复了正常教学秩序，学生学习质量明显提高，学术研究开始活跃起来，一批质量较高的教材陆续编印出版。60年代初期教育调整工作的顺利进展，使我国教育事业进入了一个稳定发展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