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学者讨论过中国历史的周期性，其循环似乎有一个固定的模式。虽然中国人一般的社会观对战争并不重视，虽然他们的社会体制也不给军人崇高的地位，但每一个中国朝代却都是从战争中产生的，而且战争的时间也相当长。农民暴动和少数民族入侵同样周期性地爆发，有时这两种战争同时发生，随之而来的是饥馑和破坏，只有在极残酷的镇压下才得以恢复太平。一个中国朝代的简史可概括为:一位中国将军或少数民族的征服者恢复了和平——多半是精疲力竭的和平，然后出现一个逐渐繁荣的时期，土地重行耕种，形成一个稳定的时期。但是，逐渐地，软弱的行政能力及贪污阻滞了贸易及赋税，怨恨及贫困随之蔓延。这个朝代的最后一位皇帝是残暴而无能的。有权势的人争权夺利，无权势的人则反抗政府。于是这个朝代灭亡了。一个短暂时期之后，新的王朝又开始，像旧王朝的开始一样，其所经历的过程也是一样。
问题是，中国历史的整个现象就是这样吗？或许它只是一个更广、更深、更复杂事物的表面现象？我们所有的难道只是一个利润增加与减少的交替——一部中国历史可以用这种简单的经济原理来解释吗？或是我们再找一个同样简单的社会解释——说一位伟大人物的后裔，经过几代就变成了白痴？
面对历史上表现出的明显的周期性，面对这许多世纪的历史事件的详细记载，我们可以看到即使是最明显的循环也还是有许多差异，对其解释也就有所不同。事实上，关于中国历史的循环性的解释，可以有好几种方法。
李( J.S .Lee)曾把整个中国历史分作若干八百年的循环。第一是周朝的循环，其后又有三个循环，从公元前221年秦朝统一中国至今日，最后的一个循环还没有结束。他所提出的这种严整模式，是将若干朝代合并研究，而不是对一个个朝代的单独研究的结果。他认为，一个在战争中很强盛而立国不久的朝代，做的是奠定基础的工作。一个短的朝代之后有两个长的朝代。这两个朝代之间似乎是一个过渡循环，但是这两个朝代却整个地代表着两个和平与繁荣的高峰。在八百年循环的末期，有许多战争及小朝代的循环，中国南北呈明显对立。此后，又是一个奠定基础的朝代来引出第二个八百年的循环。[129]
这种严整划分模式的最大弱点，是主观地划分结束旧循环的短暴朝代与开启新循环的短暴朝代。冀朝鼎虽然也研究这些循环现象，但认为应深入考察中国历史后面的根源。他认为由秦始皇缔造，由汉朝所巩固的帝国制度，在公元前221年至公元220年，有一个首次统一与和平的时期。其后是三国、两晋、南北朝——公元221年至589年——的首次分裂与争战时期。然后，是隋、唐两朝( 581—907)的第二次统一与和平时期。五代、宋、辽、金是第二次分裂与争战时期。第三次统一与和平时期是蒙元、明、满清时期( 1206—1912)。[130]
冀氏的解释没有什么主观的独断。他把秦汉间及元明之间的血战时期也列入“统一与和平”的时期，而非“分裂与争战”的时期，他之所以这样做，是不想纯粹按照年代排列的形式，而是以数字以外的指标来估计中国的发展。他所用的指标是水利工作，不但有防洪和灌溉，而且还有运河运输。这不是一个僵化的标准，而是一个活的，因为它对于中国农业非常重要，也是整个中国文化的重要因素。
冀氏的“首次统一与和平时期”的参照指标是陕西的泾水和渭水、山西的汾河，以及整个黄河下游的农业地区。这是中国的核心，即冀氏所谓的“重要经济区域”。在这个范围之内，因历史的形成过程非常集中，其他一切都是附带的和次要的。“首次分裂与争战时期”也是以同样的标准来确定的。当时情势的变化，是最先进、最有效率、而且利益最大的农业重心区的动摇。旧中心的绝对重要性并没有减退，但相对来说，新的中心已兴起于群山包围而极肥沃的四川及长江下游。
在“第二个统一及和平的时期”中，社会结构恢复稳定，新的中心在长江流域已然确立。不过，因为有技术的进步，可以用运河来联系整个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这时候的“中国”，范围扩大，差不多成为一个全新的样子:政治重心可以保留在北方旧的“经济中心区域”内，但它要从相当远的新的富裕的农业集中地区获取经济利益，那些地区已成为主要的收入来源。但是，到了某个时期，这种结构又告瓦解，于是出现“第二次分裂与争战时期”。其部分原因是，这些新的农业集中区域，虽然可以用来作为某个朝代的富足的根据地，但还没有发展成为一个结合紧密的整体。“山岭把这个区域分割为六个地区，在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上，还很难统一起来。”[131]最后，虽然到了“第三个统一与和平期”，但出现了另一种利润减少的现象:南方主要经济区支持北方政治中心时，费用甚高，其运输价格要高过其本身价格若干倍。[132] 19世纪太平天国之役后，清朝的中落，大半是因为这个体制在经济上不健全，对政治动荡的承受力极弱。
虽然研究大体上限于经济及技术的范围，冀氏仍然指出，一个看来强盛的朝代，当它的官吏利用地位与权力谋取私利时，即已开始衰落。“政府无能为力的原因，在于违法者其实就是政府中最有权力的人。”[133]
王毓铨曾经详细讨论过这个问题。他以清朝为例，说明这种循环:
清朝的历史记载，始于重新分配土地及减轻捐税，止于统治阶级的腐化，土地之集中于私人，集中于逃避捐税的特权地主，贫农要负担苛损杂税，以及对外来侵略之无法应付。这就是中国经济及社会史的一个缩影。……腐化的过程可以简略看作是中央政府丧失了它的真正财富及权力，这些财富及权力转移到了统治阶级中某些把持政府权力的人的手里。国家对他们无法控制。他们虽然是负责保护国家利益的官员，在私人方面却是贪污的受益者。他们当中有一部分人，以其国家职官的地位，知道问题何在，却只是以加重平民的赋税来补足他们所逃避的赋税，由以维护政府及他们自己的阶级利益。[134]
这就终于使农民精疲力竭，被逼叛变。王氏所说的私人利益与国家利益冲突之根源，在于政府人员差不多都是来自地主士大夫阶级。维持一个作为收入基础的集中农业所需的防洪及灌溉工作，需要许多受过教育的人。这种教育成本很高，而且需时很长，只有富有之家才能办得到。能够参加公开并且平等考试的人，多半来自富有家庭，在中国也就是地主家庭。国家的主要收入是田赋，而士大夫阶级的主要收入是田租。一个官吏的家族和他服务的国家在竞争同一财富来源，这就必然出现两类时期的交替:一种是“强盛”的政府时期，强迫士大夫阶级多收田赋，少收田租。另一是“衰弱”政府时期，官员们自己以及社会地位相仿的人所缴付的捐税，还没有他们所收的田租多。[135]
关于正常的循环就讨论到这。但是，为什么循环会重复呢？王氏说明了一个典型的朝代如何在农民起义中建立。冀氏并指出这种起义多半发生在若干分散的地区。由于中国“自给自足的地方经济”，我所说的城市与乡村的社会单位细胞组织，要“团结这些分散的农民势力是很难的”。[136]因此斗争的时间会很长，也会具有双重性质，它既包括对旧王朝的反抗，也包括各地方集团为建立新王朝的斗争。最终，统治当时主要经济地区的集团多半可以占得持久的优势。
每逢这种“乱世”，中国就趋向于出现依据其组成地区而分裂的局面，这种情况可以用来解答循环重复的问题。统一固然可以由草原侵略者来恢复，但现在我们可以暂且不考虑这一点。乱世时的中国是什么情势呢？第一，国家没有统治权，它已经崩溃了，因为它最重要官员所出身的家庭，窃取了国家的大部分财源。第二，这些家庭深惧他们所造成的灾祸，他们富比王侯，但是为要保卫这些财富，他们要仰仗政府的公共机构，其权力的膨胀与权力本来的范围不成比例。在政府崩溃时，他们本能的反应就是收买若干反叛者，尽可能地保证他们的财富，争取在建立新王朝的过程中，不妨害其整个利益。果然，没有一个这种家庭显露自己，因为朝代一告崩溃，那一朝中占优势的家族及产业，是最引人注意的攻击目标。这些大家庭虽然就整个阶级来说，可以散漫而无组织地团结起来自卫，但他们没有一位能够挺身而出做这个阶级的代表。
第三，实际反叛的农民只能一个地区一个地区地组织起来，而不能以全国为单位。在任何地区，即令在反叛时把士大夫阶级消灭，农民也还是没有办法。他们没有能力建立一个新的国家，扼止旧帝国秩序的恢复，并代之以其他方式的政权。如果这个地区低于灌溉农业发展的平均水准，它会回到“前汉族”那种野蛮制度，而不会创建一个新的、较高的文化。如果它是一个灌溉制度高度发达、人口大量集中的地区，则叛乱期间的运河及堤岸的坏损，多半会造成饥馑，从而出现修缮这些公共工程的需要，这就要“恢复秩序”，直到能够从事公共工程的程度。
这种情况极有利于一类人——依附于旧秩序的人。他的社会地位一定要低，使他能够说出农民的痛苦，尽管他不一定代表农民。他也要知道那些大家族的制度、观念与组织，以便能够利用他们，而不是被他们所利用。他要知道如何威制他们，使他们容忍甚至支持他，尽管最后他还是会背弃他们。而最重要的是，他必须有足够的经验和知识，能够掌握残留的公共工程和社会管理，以恢复农耕。他完成这些工作之后，便可以抚慰农民，分配无主土地，供给农作用水，减轻赋税徭役。同时，他可以用农民反叛卷土重来的危险来威胁余留下来的富人，阻止他们以田租的方式夺取政府的田赋收入，并强迫他们参与组织、监督并实施维修或兴建公共工程，参与统计和回收利润。此人可以建立一个新的组织，因为新，就不像旧组织之易于崩溃。同时，他的军队还是农民军，他可以使旧残余们将他的利益放在他们的利益之先。
当然，在任何大混乱时期，都会产生许多这种人，他们可能获得很大的利益，却没有什么损失。因此，冀氏所说的主要经济地区就十分重要了。在许多同样能力的竞争者中，占据能够更迅速获取财富及繁荣的地区的人，就可以控制大量集中的人口，建立一个可以统治整个中国，或依照他活动根据地的资源而定的区域的朝代。建立汉朝的刘邦是这种人，他不是士绅，而是依附于士绅阶级的人。[137]建立明朝的朱元璋，[138]还有一些建立其他次要朝代的人，也是一样。恢复汉朝，建立东汉的刘秀有皇家血统，[139]但他之前有一个篡汉时期(王莽时代) ，使整个皇族感到灭顶的威胁，[140]这令他不得不冒险起事。其他朝代则建立于它们前面较短的朝代所准备好的基础上。宋朝是继后周而起。在这种情况下，问题已不是农民暴动，而是政治争夺，如果说有“革命”的话，那都像是一些宫廷革命。
长城以外的王朝的起源与中国王朝非常相似。冒顿单于可以与中兴汉朝的刘秀相比。他也是单于血统，他知道父亲要杀他，所以铤而走险。[141]柔然的创立者是一个逃卒，[142]在关于他的记载中可以看出，他从前在宫廷中似乎还是宠臣，所以了解并知道如何领导手下的人。成吉思汗出身贵族，但幼时很穷而且被人迫害。[143]清朝始祖努尔哈赤也是一个贵族，却曾衰落到依附别家贵族以自存的地步。[144]
现代中国学者对自草原兴起而统治中国的王朝，很少讨论。他们对于中国的经济与社会的性质及中国历史发展阶段的兴趣，使他们不能详细检讨长城边境以外的同样问题。但是魏特夫认为，少数民族进入中国并不是偶然的事。他认为，虽然中国常有战争，但中国的经济及社会却不是为战争而组织的。相反，它们在战争中极为脆弱，特别是灌溉工程，只要短期间内不管理修浚，就会毁坏。至于游牧社会，却可以很容易地从和平转为战争。而且，掠夺中国对少数民族是一种诱惑，而征服草原却不能同样诱惑一位中国皇帝。因此，少数民族一定注意到每一个侵略中国的机会，最好的机会总是发生在中国内乱的时期。[145]魏特夫进一步指出，王朝循环虽然在表面上看是政治的，但私人地租利益与国家田赋利益的冲突也会造成周期性危机。[146]
少数民族侵入中国的深浅，不完全取决于当时中国的衰弱和部落侵入者的强盛的程度。我相信还没有人指出游牧民族之征服中国，并不是起源于大草原，而是来自草原边境。换句话说，侵略者并不是纯粹的典型的少数民族，而是邻近亚洲内陆边疆的混合文化民族。匈奴在雄据大草原时，并没有征服中国。辽不是突然出现在大草原，而是在长城外面逐渐兴起的。金也是在辽的边境逐渐兴起的。就连伟大的成吉思汗也不是兴起于蒙古草原的深处，他的家族曾在东北边境依附金朝，并且受金的册封。最后，努尔哈赤起先组织并率领的也不是东北远处的通古斯族，而是邻近东北南部“汉边”的通古斯族。
适用于草原及中国的理论，也可以适用于二者之联合，典型的草原社会与典型的中国社会代表的是两个极端。掌握中国政权的人最不希望与草原发生关系，而权力建立于边疆以外的人，却垂涎于从中国取得财富和在中国建立政权，不过，他们也同样力求防止他们的部落下属——有特殊军事价值的人——沾染中国习俗。[147]
但是，这两种社会不能截然地分开，它们的接触线无可避免地扩展成一个过渡地区，其中居住着一些在不同程度上受中国影响的草原部落，和受有不同程度草原影响的汉人。在极为混乱的时期，这个地区会变得狭窄，因为一部分边境草原居民退回草原，一部分汉人退回中国内地。反之，经过长期稳定，这个过渡地区会扩大。它越扩大，就越加具有独立社会秩序的地位，也就越重要。这个地带又决不会完全分裂，因为那里总有一些不适合定居生活的草原，以及其中国特性不会受草原影响的精作农业区。不过，它可能对草原及中国内地产生影响，削弱这两种典型社会的结构的牢固性。
当长时期的稳定开始被破坏——不是因突发的大范围战争，而是因逐渐加剧的战争——边疆混合社会不可能迅速归属“严格”的草原社会或“严格”的汉族社会。这个时期，不仅要站在两个阶级之间，而且要站在两个社会之间的人才能把握。边境上的人们，了解草原及中国的权力结构，可以在这个时期灵活地运用他们的知识。但是，如果是边疆上较大的首领，则不会充分利用这些机会，因为在这种时期，大首领们都要极力保护他们既有的权利，不敢冒险。敢于冒险的人，其家庭联系使他们认识并渴望权力，而在地位上的衰落使他们非冒险则不能获得权力。[148]
这种人，也许只有这种人，才能建立同时统治草原及中国内地的“游牧人”朝代。真正的汉族也许想把他们的势力伸展到亚洲内陆边疆来，但并不愿超越这个范围。而真正的游牧民族也许会侵入并掠夺中国内地，但他们不知道如何占领并统治。这类边境征服者力量的基础是边境还是草原，或是中国，这完全取决于边境的深浅和当时混合人口的数量，取决于真正中国与真正草原之间的均势状态。
由此起源而兴起的王朝的最后形式，以及它与边境保持联系的程度，是部分脱离边境而伸入草原或中国，还是伸入这两方面，都要由若干条件来决定。例如唐朝就是由一对敢冒险的具有突厥血统的父子所建立的。[149]突厥骑兵支持他们以攻击力量，遂迅速击败隋朝，接收隋朝伟大的灌溉及运河制度，使它们免于在长期战争中被破坏。此后，唐朝势力深入草原及中亚，但是，其朝代中心仍明确地留在亚洲内陆边疆以内的农业的汉族一方。
唐朝从边疆的边缘迅速伸入中国内地，而成吉思汗却从边疆伸入草原，然后再回师中国内地。蒙古人征服中国不是突然的。成吉思汗不是大草原的人，而是草原边缘的人。他统一了草原各部，却没有像冒顿单于那样做草原皇帝。在他的时代，世界很混乱，两个世纪以来的战争和部分的占领已经破坏了中国的边疆，中国及俄属中亚的绿洲暴露出来，而波斯同中国一样软弱。在这种松弛局面中，从小就被逐到草原的成吉思汗，比其他贵族有更好的机动性及战争技术的训练。他所率领的草原民族具有很多绿洲的影响，当他返回到草原边缘时，有许多混合文化的下属，可以引导他从事新的征服，并在征服后立即进行组建工作。其中包括回鹘人，而最重要的是耶律楚材。[150]耶律楚材是契丹皇室之后，深知中国边疆及中国各事。此外，我们不要忘了，蒙古民族征服中国是在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汗的时代，那时征服中国的已不是一个部落，而是一个已经长成并十分强大的王朝。辽、金两朝的建立过程比较缓慢，战争的时间比较长。在它们则另有一种情形:中国内部的长期战争，在一个人以武力征服一切对手之前，其破坏的程度极深，几乎达到精疲力竭的地步。但是草原边境的长期战争，虽然破坏了混合社会中的农业部分，却可以团结游牧的部分。定居居民虽然在长期战争的初期尚可以自保，但是农业本身却逐渐破产，土地无人耕种。另一方面，对于偏向于游牧的人，战争可以促进游牧制度中军事特征的发展:游动生活的技术、迅速集中攻击或防御的能力、以及从敌人经过的地区迅速撤退居民及牲畜的能力。
所以，长期战争不但增加游牧民族的力量，而且还增进游牧民族统治及开发定居经济的能力，而不再单纯地掠夺定居居民。大草原中真正的游牧民族也许只知道掠夺与入贡，而边境游牧民族却知道如何统治各种人。在长期战争之后建立的边境王朝因此具有两重性质。它知道怎样利用中国的经济，并知道在被破坏后如何恢复。同时，在若干年的战争中，它的游牧部属也随之增加。这种游牧部属已不是附庸——像唐朝的突厥骑兵一样，忽然被召到中国，又迅速回到边疆。这些部属在长期服役之后，已成为新王朝势力本身的一部分。
对这种势力必须很巧妙的管制。不能在王朝建立于中国之后，拿一些钱将他们来遣散，因为他们也许会背弃其领袖而叛变。也不能将他们整体迁入中国，因为会消耗太多必须谨慎管理并增加的收入。在这种时候，“贮存地”的现象才变得最为重要。[151]这个王朝必须在它所占领的土地及统治的民众间，建立起等级来。
边疆之内汉族经济是最有利的方式，因此，即使是受游牧者统治的政权，其性质也必然是汉族的。这就是说，进入这个政权服务的汉人，依旧保持汉人特点。而游牧人，则不能保持其游牧人或边境人的特性，而要变为汉人。游牧部落的军队也可以到中国驻防，特别是在立朝之初。他们也会很快汉化。
邻近边疆，在我所说的“贮存地”中，却有另一种驻防军队。他们不驻在一个固定地点，而是一些担负随时作战责任的游牧部落。他们享有特别津贴。这种“贮存地”内的驻防军队及津贴制度的存在，有两种考虑:这种部落由被封有世袭爵位的首领的率领，可以随时调入中国。另外，他们也要在边疆上阻止那些没有参加战争却想分肥的草原外面部落的侵入。因此，给他们的津贴一定要多，否则这些部落就会加入草原外面的部落，而不去防御他们。
因此，在边境王朝统治下，对于长城线以外的边墙建设，比纯粹的中国王朝还积极。这些边墙也可以叫作“贮存地围墙”，它们大约是东西向，可以在整个内蒙古地区找到。也许其中最重要的是兴安城，在东北西部草原边境上，为沿兴安岭由南到北的一条城墙，这是金朝建筑的，但之前的辽代已开始动工。外蒙古东北部的“成吉思汗边墙”大概就是它的一部分。
虽然“贮存地”的起源和目的是为了游牧民族，但是住在那里的部落却不会保持真正游牧的性质。它的战士既然是为在中国有固定首都的王朝服役，它就必须有固定的集中地点，以及在每个集中地的固定的人数。因此，即使在和平时期，牧场的分配也不能单纯地根据游牧经济的需要来决定，而必须考虑保证一个农业国家的固定边疆的需要。
破坏这种“贮存地”的游牧性质的更重要的条件，是各部落首领的利益。他们是随着新王朝进入中国的贵族首领，不但要有同样的爵位和荣誉，还要有同样的享受。[152]没有方法可以阻止他们招请汉族商人、工匠、甚至农夫到他们部落的土地上，去建立一些粗略的、仿制的中国宫廷和“城池”，去尽量地花费他们的收入。这样，边境的混合文化，在长期战争中虽然倾向于游牧制度，但在长期的和平之后却倾向于定居社会。于是草原边境又与大草原分离。这也许造成了桑普所提到的一件重要事实:内蒙古的“贮存地围墙”在大体上是与土壤界线相吻合的。[153]“贮存地”的文化在成为混合文化后，就自限于可以容忍混合文化的环境范围中，不再深入草原。
这种混合文化并不是一个整合的新生活。一方面它太依赖于王公的兴趣和利益，他们对草原生活方式的作用是人为的、政治的，而不是有机的。另一方面，它不会发展成可以在比较典型的草原中生存的方式，而是与草原脱离，让草原的大部分地方持久地保有旧式的生活技术。事实上，草原本身成了游牧制度的“贮存地”。混合文化是草原与中国之间的桥梁，两方由此相互影响。但是这两个世界的联系，似乎只是在桥的中间，而在两个桥头上，它们依然还是两个不同的世界。
唯一可以真正整合以农业为主和以畜牧为主的社会的桥梁是工业化。我这里所讨论的中国历史循环及草原历史循环，并没有充分解释为什么工业化不能在亚洲内陆边疆的任何一方发展起来。不过我想这里也说明了一部分。在中国灌溉农业中，偏重于人工，而大量的后备劳力使人工十分低贱，这造成一种抵制机器化的既定的社会利益。(这自然不是一个完整的解释，而只是复杂问题的一方面。)[154]在草原社会中，其主要的既得利益是移动性。[155]不管哪一个社会，如果是封闭的世界，历史的循环也许可以在某种情况下彻底地打破旧秩序，使它不能再恢复起来，但又留下其中一部分，将其合并到新的不同的秩序中。
这种现象之所以没有发生，也许是因为没有一个循环只是在本社会的内部活动，它们都是互相影响的。因为这种相互影响，破坏就不可能彻底。中国永远会保存其环境中的决定性部分，这些部分有利于旧式的精耕灌溉农业。由此，旧秩序也能够恢复它的力量。在草原上也有一个决定性部分，在这里，混合游牧状态必定要返回并保留最严格的游牧制度。
这里还有一点需要考虑:这两个互相影响的循环，每一个都有其独立的阶段，其起源也许是独立的，也许不是。中国农业和社会的进化，对草原边境民族产生压力，促成真正草原社会的形成。[156]所以游牧循环至少有一部分是中国循环的结果。[157]
一经形成之后，游牧循环所造成的力量使它能够以独立的形式，影响中国的历史循环。进一步研究游牧民族间的战争，以及游牧民族侵入中国的战争，更重要的是，研究中国与草原间过渡社会的详细兴亡史，无疑会增进我们对草原游牧制度及草原历史活动性质的知识。通过这些研究，也许可以更清楚地了解中国亚洲内陆边疆的游牧制度在多大程度上是产生于其他生活方式，以及中国促成草原游牧制度所产生的影响与其后中国对已经独立的草原游牧制度的影响的区别。
我们大致已经明了:在史前的亚洲，中国与中亚的原始人类并没有多少差别。伟大文明——中国、印度、美索不达米亚等等——的开始，所创造的并不限于这几个文明本身。每一文明最初发展于能够在它软弱幼稚的时期获得充分保证并能促进其发展的环境中。在它成熟强盛之后，则趋向于最优惠的环境。在它的发展中，就像中国文明那样，发展并改进那些最有利的东西，放弃其他东西，并且排斥不符合规范的东西。
在边缘环境中形成的边缘团体，不但能够保存某些不合规范的东西，而且还能将其发展成一个新规范。就这样，在中原人进化成汉族的过程中，也推动了草原生活方式的形成，就如同促成了汉族生活方式一样。因此，草原生活可以说是一种次秩序，虽然它不是附属性的秩序，而是一种间接起源并作独立发展，而占有基本地位的秩序。
起源是如此，将来的发展也是如此。中国是今日远东主要的历史活动地点，今日中国所发生的事件，已经影响到亚洲内陆边疆的外面。为抵抗日本侵略而产生的中国生活的改变，比日本入侵本身还要重要。中国内部这种变革的浪潮，已经波及亚洲内陆边疆的外面。这并不是说亚洲内陆要出现一个新的规范来接近或附属于中国的新规范。这个新规范可以整合中国与它的亚洲内陆，但因为各民族的历史差异，变革并不一定相同。又因为工业化及其他新因素无法平均分配，变革的程度也不一样。研究历史上亚洲内陆边疆及各种不同社会对各种环境的影响，使我们获得了解每一个新阶级的形成的可能，并使我们能够积极参与促成我们这个时代的各种发展，而不只是消极地等待它们。
【注释】
[1] 秦在这一时期迅速强大，不仅进攻东方诸国，还进入现在的四川境内，控制了长江上游地区，因此它的长城边疆成为后方和侧翼的防线。
[2] 参考本书第十三章。
[3] 参考《史记》卷八一，李牧。
[4] 关于秦中央集权制的暴行及法西斯观念，参考戴闻达《商君书》， 1928年。
[5] 魏特夫:《中国经济史的基础与舞台》， 1935年，第42—44页。
[6] 参考本书第十二章。
[7] 或为一组要塞。参考本书第十二章引用资料。
[8] 《史记》卷五;沙畹:《司马迁<史记>》，第Ⅱ卷:公元前293年战争，秦称斩首24万(第82页) ;公元前256年战役，一次战斗秦斩首4万，另一次战斗俘虏9万。这些数字可能有些夸张，但它们象征着非常庞大的军队及军事行动。
[9] 《史记》卷六;沙畹前引书，第168、174页。
[10] 《史记》上引卷;沙畹前引书，第168页。
[11] 《史记》卷一一〇。司马迁清楚地记载了秦朝将军蒙恬进军鄂尔多斯并占领了鄂尔多斯以远的地方，其目标是吞并土地，而不是毁灭“蛮族”社会。这些军事行动与在中原的战争不同，那些战争不只是要取得胜利，而是要实现变革。
[12] 福兰阁:《中华帝国史》第Ⅰ卷， 1930年，第229—230页，其引证《史记》卷六。
[13] 魏特夫前引书，第50—51页，脚注中引用了大量早期及晚期的资料。
[14] 新帝国的南方界限模糊不清，参考福兰格前引书，第228页。
[15] 德效骞(Dubs，H. H.) :班固《汉书》， 1938年，第4、37页。
[16] 关于他生平的最早记录见《史记》卷六;翻译见沙畹前引书，第Ⅱ卷。
[17] 见《史记》上引卷，及沙畹前引书，秦始皇卷的末尾。
[18] 德效骞前引书，从王朝史中翻译的详细记录。
[19] 德效骞前引书。
[20] 关于这类有着双重社会身份的人物的重要性，参考本书第十七章。
[21] 德效骞前引书;福兰格前引书，第269页及以下。
[22] 《史记》卷一一〇。
[23] 同上。
[24] 同上。
[25] 同上;德效骞前引书，第115—117页。
[26] 《史记》卷一一〇。
[27] 同上;这当然是指鄂尔多斯，而不是黄河以南的其他地区。
[28] 写这些时，我发现哥罗荷在《公元前的匈奴》( 1921年，第47页)中，将“T’uman”说成“T’oban”。在这些问题上哥罗荷不可能一贯正确，我也不会。缪勒(F.W.K.Müller)，一个非常伟大的学者，在《托克斯里与贵霜》( 1918)中似乎认为，我下文转录的那个名称Modun，其实就是Moduk，Mokduk，Makdur或者Bakdur，等同于现代形式的Bagatur。因此，最好不要说我读的这两个名字是纠正了什么错误。毫无疑问，匈奴是讲突厥语(Turkic)的(Bagatur的读音再次证明这一点)。关于tengri的读法也没错。最后，福兰阁(前引书，第Ⅲ卷， 1937年，第180页)引缪勒的另一篇文章(我没有看过) ，将ku—t’u读成qut，意思是“陛下(majest y)”，因此， tengriqut即“天之陛下”的意思。
[29] 《史记》卷一一〇。
[30] 同上。
[31] 参考本书第四章及第六章。
[32] 弗拉基米尔佐夫:《蒙古社会结构》， 1934年，第33页及以下(俄文)。
[33] 格里亚兹诺夫、戈洛姆什托克:《阿尔泰巴泽雷克黄金冢》， 1933年;拉铁摩尔:《蒙古历史上的地理因素》， 1938年。
[34] 参考本书第六章。
[35] 参见在高本汉古音复原基础上所做的部落名称表，见赫尔曼:《公元前中国的西域诸国》(载赫定:《南部西藏》，第Ⅷ卷， 1922年) ，第134页。上面所引哥罗荷对古名字的复原及解释是慎重的。
[36] 关于“原始语言”与“原始文化”的讨论很有意思，尽管是以今人的知识来推断。见孟辛:《石器时代世界史》， 1931年，第541页及以下。
[37] 马伯乐:《古代中国》， 1927年，第5页注1。
[38] 颜复礼、商承祖:《广西凌云瑶人调查报告》， 1929年，第22页， 31页(中文)。
[39] 毕士博:《中国南北方的开端》，1934年，第310页。
[40] 马伯乐前引书，第18页。
[41] 赫尔曼前引书，第169页;福兰阁前引书，第Ⅲ卷， 1937年，第80页;及其有关斯基泰、大夏、吐火罗、月氏的参考文献。
[42] 福兰阁前引书，第180页;缪勒前引书，第566页及以下。
[43] 伯希和(《13到14世纪蒙古语中以“h”开头，而今“h”已不再发音的词》， 1925年)不赞成“enl’etatactueldesetudes”为一个乌拉尔阿尔泰语系，包括Finno—Ugrian及Samoyed语言，与土耳其、蒙古、通古斯等。我这里保留老的说法，因为需要考虑的问题不单单是语言学本身，而是语言学与文化二者。
[44] 斯蒂芬森(Stefansson，V.):《友好的北极》， 1921年，第104—105页:“这种语言的规则与欧洲语系完全不同，要想讲爱斯基摩话，你必须首先采用一种不同的思想方式。”很明显，这种“不同的思想方式”并不是绝对地由于语言而产生，它应该是一种专门适应环境的文化在发展中产生出来的东西。
[45] 我并不是要说当一种语言被取代的时候，讲这种语言的族群也必然被赶跑了。很可能没有移民，没有完全的移民，或者——很有可能——是局部的移民。
[46] 关于劳弗及哈特在放牧驯鹿方面的参考资料，见本书参考文献。最近有学者，如弗洛尔( Flor) (《关于游牧民族迅速迁徙的问题》， 1930年)相信鹿的驯化可能比马早。但问题并不是限于一种或另外一种动物的驯养先后上。在每个历史水平上，一定要考虑文化，生活方式要适应环境。所以在不同文化之间，在一种形式向另一种形式的转变之中，文化“引入”一定要与技术的综合性一同考虑。一种综合技术以相对简单的形式引出，可能后来又被以一种发达的形式引入。
[47] 引自孟辛前引书，格里亚兹诺夫及戈洛姆什托克前引书，这是近来非常重要的俄文文献，特别是后来的N.Y.Marr的语言文化的“贾菲斯( Japhetic)”理论。很遗憾，我未能利用这些文献。
[48] 《史记》卷一一〇。
[49] 《史记》卷一一〇。
[50] 同上。
[51] 帕拉基的俄文译本《蒙古秘史》，其部分已译为德文，见海涅士(Haenisch，E.) :《元朝秘史(蒙古秘史)研究》( 1931) ;另见《东亚地区关于成吉思汗最后远征与死亡的传说》， 1932年。
[52] 参考本书第六章。
[53] 顾立雅:《中国早期文化研究》， 1937年，第195—196页。马镫的发明很晚，它对这种联系具有重要的功能作用，精准的骑射技术没有它是不可能的。见阿恩德( Arendt) :《论马镫在斯基泰王国的出现》， 1939年。据格里亚兹诺夫和戈洛姆什托克(前引书，第37页) ，巴泽雷克的“驯鹿型”马鞍，大概出现于在公元前1世纪，那时还没有马镫。真正的蒙古马鞍，前鞍与鞍尾之间很短，所以骑者只能歪斜着坐在鞍上，这才是一个射手的马鞍，可以发展向侧面及背后的射箭技术。
[54] 因此，即使是将衰落的草原游牧转变为现代的“牧场经营”，也会带来扭曲的社会影响。见拉铁摩尔:《内蒙古民族主义的衰落》， 1936年。
[55] 顾立雅前引书，第188页，引安特生《黄土的子孙》， 1934年，第243页。
[56] 《史记》卷一一〇。
[57] 同上
[58] 参考德效骞前引书，第115—117、128—129页。(www.xing528.com)
[59] 《史记》卷一一〇;《汉书》卷九四的第一部分。
[60] 参考拉铁摩尔:《中国边境的蒙古人》， 1938年。
[61] 参考本书第十六章。
[62] 公元前206—8年为前汉或西汉;公元9—22年为王莽时期，汉代中断;后汉朝或东汉是公元23—220年。
[63] 公元618—906年，是汉人向亚洲内部扩展的又一重要时期。
[64] 分两个时期，公元960—1126年， 1127—1278年。第一个时期是北宋时期，这期间，中原北部第一次被契丹人占领了一部分，他们建立了辽朝( 907—1119) ，其后女真人又建立了金朝(1115—1234)。第二个时期是南宋，在这一时期，整个中国逐渐被蒙古人征服占领，建立了元朝(1206—1367)。
[65] 公元前68年，匈奴单于(汗)去世，几年里，匈奴被汉人和其他草原部落一次次打败。丁零与乘弱(译注:“乘弱”是“乘匈奴之弱”的意思，拉铁摩尔误作族名)攻其北，乌桓攻其东，乌孙攻其西。据说，匈奴损失了30%的人口及50%的牲畜。而汉人并没有利用这一机会来扩大他们的统治，相反，他们“罢外城(在长城以北) ，以休百姓(轻赋税和减兵役)”(《汉书》卷九四上)。
[66] 公元前33年，匈奴分裂，南匈奴单于企图自己掌管长城西部。汉朝大臣以为不可，列出许多理由:长城以外边地有木材，游牧民族用以制作弓矢，而北方草地却少草木多大沙。边地的降汉匈奴人，随时会叛汉而复归匈奴。在西藏边境，汉人侵犯和虐待当地牧民(汉向中亚扩张时期) ，汉人撤退会引发战争。边人子孙贫困，时有亡出塞者。边人奴婢愁苦，闻匈奴中乐，会亡入匈奴。盗贼也会逃入匈奴以获庇护。汉朝大臣的这一段话，揭示了倾向中原的地区和人民与倾向草原的地区和人民之间的许多差异(《汉书》卷九四下)。
[67] 拉铁摩尔:《中国长城的起源》， 1937年。
[68] 关于其在位期间的历史，见德效骞:《前汉史》， 1938年。
[69] 其生平见《史记》卷一一〇;《汉书》卷九四上。
[70] 《史记》卷一二三;《汉书》卷九六上下。
[71] 《史记》卷一一五;《汉书》卷九五。
[72] 《史记》卷一一〇;《汉书》卷九四上。
[73] 《史记》卷八八《蒙恬列传》，及卷一一〇。
[74] 德效骞前引书，第116页;《汉书》卷一下;《史记》卷九三《韩王信列传》;《汉书》卷三三《韩王信传》、卷九四上。汉朝另一开国元勋卢绾曾为管理边地的燕王，亦亡入匈奴，见《汉书》卷三四。但韩王信和卢绾后代复忠于汉朝。
[75] 德效骞前引书，第117页。
[76] 李广为出身陕西—甘肃交界的汉人，箭术闻名，并比其他汉人更善用游牧人的方式统率军队。其孙李陵，曾将来自长江流域的步卒5000人，以巧妙战术退敌，但终被匈奴俘虏，匈奴给予他很高的荣誉。见《史记》卷一〇九、《汉书》卷五四。因为给李陵辩护，撰写《史记》的伟大历史学家司马迁被施以宫刑。见《汉书》卷五四、卷六二。其他将领还有:陕西—宁夏交界的公孙敖、甘肃边界的赵食其、晋北的郭昌、甘肃的路博德、陕北的李息、晋北的李沮。见《史记》卷一一一、《汉书》卷五五。
[77] 卫青，大军团杰出将领，少时曾为人牧羊。其外甥霍去病，也是极出色的将领。见《史记》卷一一一、《汉书》卷五五。
[78] 公孙贺，义渠后代。义渠首见于史书正当真正的草原游牧兴起的时期，其活动于秦国草原边界。赵信是一个“投降”汉朝(或说是进入汉朝行政机构)的匈奴人，后来战败被匈奴俘获，遂侍奉匈奴。见《史记》卷一一一、《汉书》卷五五。
[79] 赵破奴(他的名字的意思是“征服匈奴的人”) ，陕西人，曾“逃亡”到匈奴，后回到中原加入汉朝军队。他曾率军远征绿洲和草原，后战败被俘。在匈奴生活了十年，又返回汉朝。见《史记》卷一一一、《汉书》卷五五。李广利(《汉书》卷六一) ，也是一位出色汉人将领，曾横穿整个绿洲地区直至大宛(俄属土耳其斯坦的费尔干纳地区)。他最后一次作战是在广阔的草原，被匈奴俘虏。匈奴起初很欣喜，并给他很高的官级。这激怒了卫律，一个一直对匈奴有影响力的大臣，他用计将李广利作为人质杀掉。卫律本人，作为一个有着游牧人血统的人，起初为汉朝做事，后降匈奴。(《汉书》卷五四，于李广传末)。这里所列名字只是其中一部分。关于匈奴战争，见《史记》卷一一〇、《汉书》卷九四。还有很多《史记》、《汉书》的人物传记，我在这里未及引用。
[80] 金日磾是甘肃草原边境部落一亲王或首领的儿子，曾摇摆于汉人和匈奴之间。他在汉朝的事务中表现得很突出，最后成为摄政王。见《汉书》卷六八。关于其他匈奴人，包括一些高级贵族，与汉人沟通，或事实上变成汉人的事情，见《史记》卷一一〇及《汉书》卷九四。
[81] 参考前注。
[82] 关于一般的战争和出使，见哥罗荷去世后出版的《公元前中国的西域诸国》，福兰阁编， 1926年。另见维格:《历史文献》，卷Ⅰ， 1929年，第390—417页， 487—490页， 510—526页;及帕凯尔《鞑靼千年史》， 1895年， 1926年第2版。可惜的是，所有这些作者都没有从一种发展变革的历史观出发，在他们的各自工作中，将连续的事件仅视为单纯的轶事。
[83] 福兰阁:《中华帝国史》，卷Ⅰ， 1930年，第269页及以下。最近一部重要的中文著作是万国鼎的《中国耕地史》，卷Ⅰ， 1933年，见C.M.张的评论， 1935年。
[84] 《史记》卷一一〇;《汉书》卷九四上。
[85] 拉铁摩尔:《内蒙古民族主义的衰落》， 1936年。
[86] 《史记》卷一一一《张骞列传》，《汉书》卷六一。关于西部地区，见《史记》卷一二三;《汉书》卷九六;哥罗荷前引书，第9页及以下。有一个明显的趋势，即仅仅将张骞个人看作伟大传奇人物，而他的蛮族同伴却被忽略了。从关于他的极少的记载来判断，他似乎是位个性鲜明的人物。
[87] 对这些战争的用兵方法还没有研究著述。从《史记》《汉书》关于战役的记载以及术语(军阶及兵种)的使用上可以看出，汉人用的是有大量辎重的大军，轻骑部队移动便捷，但要与大军结合使用。还有辅助性军队(可能由汉人和雇佣牧人组成) ，以相当游动的方式作战。另外在边疆还有卫戍常规军和边郡兵。
[88] 罪犯充军，是去参加绿洲战役及卫戍任务，而不是(或极少)到草原作战。这暗示着对人员素质的要求。
[89] 参考本书第六章。
[90] 斯坦因:《中国沙漠中的遗址》卷Ⅱ， 1912年，第208—210页。
[91] 例如费尔干纳的“汗血”马(《汉书》卷六一)。参考瓦尔纳(Warner，L.) :《中国的漫长古道》， 1926年。关于汗血现象，大概是一种寄生虫引起的。
[92] 特罗普:《中国西北与内蒙古的殖民的可能性》， 1935年，第452页;《中国土壤地理》， 1938年，第118页。
[93] 主父偃，武帝时大夫，他反对汉人在鄂尔多斯驻军。他说，秦始皇曾被劝阻派蒙恬占领鄂尔多斯。匈奴没有城邑，不可能以汉法制之。即使派轻骑也很难深入其腹地，他们的土地没有用处。当年蒙恬到了那里，其土地多沼泽盐碱，不宜耕种。中国损失巨大。粮食自山东沿黄河转运，所至无几。边人满足不了衣食，结果不满导致叛秦。现在，汉朝统治，对匈奴的战争已耗空国库。边郡的百姓和士兵很容易反叛。不过，同是这位大夫，后来又完全转变了立场，劝谏占领“肥沃的”鄂尔多斯，以为解决匈奴问题的办法，尽管他遭到其他大臣的反对。维格(前引书，第393页)蔑视这位大夫，视其为一肤浅的政客。但他忽视了一点，就是这些政策也关系到汉朝内部大地主们所有土地的大小与他们的权限。真正的解释应该是:中国封建制残存还很多，而它的不断瓦解则产生了过剩的人力，草原战争和殖民尽管代价很高，但有助于解决剩余人力问题，而且比起朝廷不“强”导致边将叛变的情况，还是上算得多。见《史记》卷一一二《平津侯主父列传》，及《汉书》卷五八、卷六四上。
[94] 一个反复争论的问题是:攻打匈奴还是与其和议(主要是联姻和“赏赐”财物)。典型的例子见《史记》卷一〇八《韩长孺列传》，及《汉书》卷五二。
[95] 参考本书第六章。
[96] 拉铁摩尔:《中国新疆》， 1933年。
[97] 拉铁摩尔:《和服与头巾》， 1938年。
[98] 参考本书第六章。
[99] 拉铁摩尔:《中国新疆》， 1933年。
[100] 这在13世纪蒙古统治(元朝)时期确实是事实。长春真人在1221年提到内蒙古靠近达来淖尔的农业(布雷特施奈德Bretschneide r，E.:《中世纪研究》卷Ⅰ， 1888年，第48页，注114) ;常德在1259年提到汉人在阿尔泰地区从事农业(前引书，第124页，注311)。马可·波罗描写过内蒙古归化地区的放牧和农业的混合经济(玉尔:《马可·波罗游记》卷Ⅰ， 1921年)。草原各处的“保护式”农业可能在14世纪达到其最高峰。
[101] 在蒙古统治时期，古老的中亚绿洲却到处保留着农业以及未被转化为游牧经济的痕迹，那一时期所有游记中的描写都是很清楚的。
[102] 拉铁摩尔:《中国新疆》， 1933年;另见本书第六章。
[103] 杜曼:《清朝在新疆的土地政策》， 1936年(俄文) ，很详细地记录了一个三方对峙的情况:绿洲地方势力、走出“草原”的西蒙古势力、引入“农业(和官僚体制)”的满洲和汉人势力。在这个时期土地权及政权不断易手。
[104] 关于张骞第二次出使至乌孙(大约在天山北麓伊犁地区)的记载，见《汉书》卷六十一。游牧人南向面对长城，所以其“右臂”在西。
[105] 参考本书与这些地区有关的章节，特别是关于蒙古的章节。
[106] 关于向狩猎牧人强索毛皮贡品的事，参考科兹忞、卡博、巴德利的著作(见本书附参考文献)。随着毛皮的商品化，导致了一种奇怪的现象:每件毛皮都是一种象征物，经常超出它的“市场”价值，它是狩猎者付出劳动量的符号。上等毛皮常被负责毛皮贡品的官员私下占有，次等毛皮则被运到中原。这样，上等的毛皮被无偿占有，而引起对次等毛皮的非正常需求。于是狩猎者被迫捕杀未成年的动物，这样就减少供应的稳定性，他们也必须跑到更远的地方找寻猎物。狩猎变得更加艰难。
[107] 拉铁摩尔:《内蒙古民族主义的衰落》， 1936年。
[108] 参考鲁布鲁克、柏朗嘉宾(Carpine)及马可·波罗等旅行家的传记，他们视商业活动为很自然的事情。布雷特施奈德:《中世纪研究》，卷Ⅰ，1910年，第269页;巴托尔德:《土耳其斯坦》， 1928年，第414页;弗拉基米尔佐夫:《蒙古社会结构》， 1934年，第35页。这些作者都提到一个穆斯林商人，哈桑，带着1000只绵羊和一只白骆驼到蒙古东北，去交换紫貂和松鼠皮。他遇到了成吉思汗，并投靠了成吉思汗。这是1203年，在成吉思汗伟大征服之前的事。这些作者都是参考了《蒙古秘史》，见帕拉基， 1910年再版，第46页， (俄文)。
[109] 参见科兹忞:《突厥蒙古的封建制问题》， 1934年，第38—44页(俄文) ，特别是关于西伯利亚的米努辛斯克地区及唐努乌梁海的有趣记载。另见拉铁摩尔:《亚洲内陆的商路》， 1928年;《内蒙古的一座景教城市遗址》， 1934年;《中国边境的蒙古人》， 1938年。
[110] 最初由游牧民族首领进贡的商品在贸易中尤其重要。见科兹忞:《图瓦的经济》， 1934年，第52页(俄文)。
[111] 参考本书第四章。
[112] “(对于牧人来说)问题的实质不在于他们‘是否’移动，而是他们‘能够’移动”。(拉铁摩尔:《亚洲内陆的商路》， 1928年，第519页)
[113] 拉铁摩尔:《蒙古历史中的地理因素》， 1938年，第15页。
[114] 《史记》卷一一〇;参考《汉书》卷九四。
[115] 弗拉基米尔佐夫前引书，第133页及注2、3。
[116] 《史记》卷一一〇。
[117] 《后汉书》卷一一九。
[118] 《晋书》卷一〇一—一〇七。
[119] 《后汉书》卷一二〇。
[120] 《三国志》卷三〇。
[121] 西晋，公元265—316年;东晋，公元317—419年，根据山西古代的晋国命名。
[122] 《晋书》卷一〇七—一一一。
[123] 翟理思:《中国人名词典》，编号12100。
[124] 《晋书》卷九七;《魏书》卷一〇一。
[125] 《北史》卷一;《魏书》卷一、二。
[126] 《北史》卷九八;《魏书》卷九一。
[127] 《北史》卷九九;《隋书》卷八四。
[128] 《旧唐书》卷一九四上;《新唐书》卷二一五。
[129] J . S .李:《中国内战的周期性》， 1931年;林语堂:《吾国与吾民》， 1935年，有大段引用。
[130] 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和水利事业的发展》， 1936年，第9—10页。
[131] 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和水利事业的发展》， 1936年，第131页。
[132] 同上，第145页。
[133] 同上，第137页。
[134] 王毓铨:《中国历史中地税的上升与王朝的覆灭》， 1937年，第202页。
[135] 参考本书第三章。
[136] 冀朝鼎前引书，第页。
[137] “他原是个亭长，因为官府的压迫和命运不佳，而成了强盗”(德效骞:《前汉史》， 1938年，第5页)。
[138] 《明史》卷一。朱元璋当过和尚，后成为蒙古(元朝)的反叛，成为他第一个投靠的叛乱头目的心腹兼保镖。
[139] 《后汉书》卷一上。刘秀的亲属见他投入危险的争权斗争十分恐惧，怕因此而被株连。
[140] 刘秀曾在王莽时期做官，但一定是个很不稳定的官位。
[141] 《史记》卷一一〇。
[142] 《北史》卷九八;《魏书》卷九一。
[143] 帕拉基翻译的俄文版《蒙古秘史》， 1910年，第18页及以下;萨囊彻辰的蒙古文版，第66—68页;施密特的翻译版，第67、69页。
[144] 参考本书第五章。
[145] 魏特夫:《中国经济史问题》， 1927年，第325页;《中国经济史的基础与舞台》， 1935年，第53页。冀朝鼎、王毓铨(见前引书)均受到魏特夫的影响。
[146] 魏特夫:《东方社会的力量》， 1938年，第109—114页。
[147] 拉铁摩尔:《评格勒纳尔<成吉思汗>》， 1937年。
[148] 参考本书第四、五章。
[149] 尽管李氏的基地在山西北部，但其宗族来源可追溯到甘肃氐道地区短暂的匈奴“王朝”。见《唐书》卷一;《新唐书》卷一。
[150] 《元史》卷一四六;《新元史》卷一二七。
[151] 参考本书第十三章。
[152] 诺维斯基(Novitskii，V.F.) :《蒙古穿行记》( 1911年，俄文)说，与外蒙古王公作比较，内蒙古的王公“更为自主和傲慢”。他认为原因之一是他们与北京朝廷频繁的私人联系。这是在1906年，即1911年中国和蒙古革命前不久的情景。“内”、“外”蒙古王公的不同，源自满洲同盟部落与在“贮存地”以外的部落之间的差别。这些差别已经很久了。同书中还有对于内蒙古王公有更多“汉人”习俗的评论。
[153] 桑普:《中国土壤地理》， 1936年，第118页。长城以外的外城只有部分被标在地图上。东部外城，参见各盟、旗及其他部落地区地图，见拉铁摩尔:《满洲的蒙古人》，大多根据南满铁路版的日本军用地图编绘。西部外城，最好的地图见赫定《中亚与西藏的科学考察收获》(1927—1935) ， 1935;伯格曼:《考古调查》的有关部分;伯格曼的早期文章:《蒙古的过去与现在》，第110—113页。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有关唐古特(西夏)王朝北部边界的城墙。
[154] 参考魏特夫:《东方社会的力量》，1938年。
[155] 在蒙古人禁例中——可能起源于社会禁例——不准贮存过冬干草，不准挖很多水井，不准捉鱼，等等。所有这些都会增强繁荣，但这更意味着对地点的附属，传统来看，这会削弱游牧民族首领的权利。偏见仍有保留，即使因王公与满清的密切关系而改变了游牧习性以后。满清要人们严格遵守边疆条例。参考本书第四章。
[156] 参考本书第十二章。
[157] 魏特夫(前引书，第111页，注4)对我关于游牧历史问题的早期研究作的评论，他对于游牧民族的周期性源自汉人的周期性的论述，比我的更加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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