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关系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一种必然现象，其产生与发展可以追溯到古代人类社会生活中的一些早期的“公共关系观念”和不成系统的“公共关系活动”。近现代的公共关系是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政治民主化浪潮的日益高涨和大众传播对社会发展的促进而诞生的。20世纪初，公共关系才作为一种专门职业而出现；20世纪20年代，公共关系才成为一门新的学科。
（二）古人对类公共关系的认识
1.中国古代的情况
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就产生了公共关系思想的萌芽。中国古代的公共关系思想以“礼之用，和为贵”为特征，以“真善美”为主要行为规范。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观念认识上，重视民众舆论，强调“仁者爱人”。早在西周末年，有人就对周厉王施政酷虐而产生的怨声载道、民情鼎沸的情况，提出了“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观点，认为舆论好坏直接关系到政权稳固与否，强调重视民众舆论。后来，古代圣贤们提出了一系列的以仁爱为核心，重视“仁”“义”的思想。例如，孔子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孟子提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墨子提出“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等。这种“仁”“义”观念是现代公共关系“公众意识”和“声誉观念”的雏形。
第二，在行为规范上，讲究“礼”“信”。“礼”就是行义的方式和沟通的手段，其核心是互敬、平等与谦和。“信”强调知行、言行合一。孔子认为“民无信不立”“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与朋友交，言而有信”。“礼”“信”是孔孟思想的重要内容。“言必信，行必果”，守信用、讲仪式，早在古代就成为约束、调节人们言行的规范。在中国古代历史的长河中，以“信义”建功立业，以“礼仪”树立信誉的例子俯拾皆是，它们都具有公共关系色彩，也反映了讲究信义的行为准则。
第三，在交往方式上注重“人和、平等、谦让”。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古代商业者在处理同消费者的关系时讲究“和气生财”“宾至如归”“童叟无欺”。在处理人与人的关系时，强调“和为贵”，追求社会秩序的和谐安宁，处世中庸。做事追求平等平均，与人相处时讲究谦让有礼，这些都与公共关系思想有相通之处。
第四，讲究语言传播的经验和技巧。中国的语言文化非常丰富，中国人民在长期的社会交往中积累了许多语言传播的经验和技巧，也出现了许多雄辩之才。比如战国时期苏秦凭三寸不烂之舌，到处游说，宣传“合纵”主张，共同对付秦国；而张仪靠自己的唇枪舌剑，四处交游，离间各国，宣传自己的“连横”主张，瓦解了六国联合的军事同盟。晏子出使楚国，以幽默、雄辩的口才反击楚王的污辱，维护自己和国家尊严的故事，更是脍炙人口、世人称颂。
2.西方古代情况
古代西方的情况与中国不同，古代西方（主要是古希腊、古罗马）人们对人文关系的处理在观念上不是很重视，而是注重现实的处理，故其在这方面的认识也主要表现在对具体操作问题上的研究。由于当时科学技术还不发达，演讲、修辞、逻辑等主要着眼于如何“劝服”他人的专门性技术方法便成为人们重要的认识课题。如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修辞学》，苏格拉底的诡辩术，古罗马西塞罗的演说词，统治者文告、战记等程序性的仪式都体现了古代西方人在人文关系上的认识成果。(www.xing528.com)
亚里士多德在他的《修辞学》一书中就怎样运用语言来影响听众的思想与行为做了精心的阐述。古希腊人认为，一个人的修辞能力是参与政治活动的一个重要条件，否则，政治家的思想就无法有效地传递给民众，他们也就难以得到民众的理解与拥戴了。因此，西方公共关系学界对亚里士多德《修辞学》一书评价很高，认为它是一本最早探讨公共关系学理论的专著。古希腊人对于沟通技巧也是十分推崇的，一些深谙沟通技巧的演说家往往就因此而被推选为首领。据记载，古罗马的独裁统治者恺撒就是精通沟通技巧的人。他认为要获得民众的支持，就必须以自己的思想观念去影响他们，其手段之一就是散发有关传单去宣传、鼓动。据说，恺撒最后能在政治上获得成功，与那本记载他战绩的纪实著作《高卢战记》分不开。该书曾被西方一些著名的公共关系专家称为“第一流的公共关系著作”。
（三）古人在类公共关系方面的实践
中国古代除了具有丰富的公共关系思想观念，还有众多的公共关系实践活动。春秋时期孔子周游列国，四处讲学；战国时期君子士大夫争相养士，笼络人心；商鞅变法，立木建信；刘备三顾茅庐，感动诸葛亮为其效力；诸葛亮七擒七纵孟获，孟获终为所感；张骞出使西域；文成公主联姻吐蕃；郑和下西洋……在中国古代，类似的公共关系实例有很多。这些思想和活动，虽然带有明显的自发性、零散性和盲目性，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和伦理色彩，但我国人民在长期的社会交往中形成的重道义、讲信用、重友谊、讲礼仪、重艺术、讲技巧的优良传统，是中华民族优秀的宝贵遗产，也是现代公共关系思想的历史源流之一。
同样，在古代西方社会也可以找到许多类似于公共关系活动的实践事例。
古雅典统治者曾在民众大会中实施过一种特殊的投票法——贝壳放逐法，即每年年初召开民众大会时，公民可将其认为有可能危害民主政治的人名合记于陶片上，如某人票数过半，则被放逐国外。这表明了统治者对民众舆论的重视。
古罗马统治者曾将其法律刻在十二块铜牌上，向全国民众公开发布，其目的虽然是维护少数贵族统治者的利益，但法律中也有对贵族权力的限制规定，这也是罗马统治者公开争取民众的一种手段。
西方基督教的流传，从某种意义上说，也依靠了公共关系手段。公元1世纪时，教徒彼得和保罗通过布道演讲、各类函件、策划事件以及其他类似于公共关系的活动，来宣传基督教教义。他们还通过礼拜、弥撒等传经布道方式来宣传其主张。
（四）评价
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人类历史上的任何统治者几乎都要使用宣传舆论与诱导劝说等多种传播沟通手段，以树立自身的神圣形象与地位，争取民众的支持，使民众服从其统治。但在大众传播事业及技术尚不发达，以竞争和开放为特征的商品经济尚未出现之前，这些早期的公共关系活动只能是零碎而不成体系的，远没有成为专门职业，更不可能成为一门学科，与现代公共关系有很大的区别。
公共关系的兴起和发展并成为一门科学和一种职业，还只是20世纪初的事情。它是在商品经济、民主政治和传播技术得到高度发展以后，才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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