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至70年代教育史学的复苏

在二战结束前，除了中世纪史研究者偶尔关注教育史外，历史院系的学者极少涉猎教育史。但随着教育在社会中的地位变得越来越重要，专业的历史学家终于将触角伸到了这个领地。首先是思想史研究者理查德·霍夫斯塔特（Richard Hofstadter）接受美国总统组织的高等教育财政委员会的邀请，在1952年与C.德威特·哈迪（C.Dewitt Hardy）合著了《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与范围》一书。在该书序言中，高等教育财政委员会的执行主任约翰·D.米勒（John D.Millet）指出，高等教育机构之所以难以从政府和民众手中获得经费，是人们对于何谓高等教育存在广泛的无知，这种无知必须以大学史的知识进行消除。但在当时，除了一些院校史之外，对美国大学历史的全局性考察非常之少。^[22]这本著作的出现弥补了这一空缺。紧接着，霍夫斯塔特又在1955年推出《美国学院时代的学术自由史》一书，该书在某种意义上标志着历史学界对大学史研究兴趣的复苏。除中世纪史领域之外，近现代史的博士生也开始选择大学史的题目，例如1950年获爱荷华大学历史学博士的瓦尔特·梅茨格研究的是1880—1915年间大学教授和大商业家之间的关系，^[23]1954年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休·霍金斯研究的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诞生史，^[24]另一位重要的大学史研究者尤根·赫伯斯特则于1958年在哈佛大学获历史学博士学位。这三位博士生后来均成为大学史研究领域的重量级学者。从史学领域的研究范式看，20世纪50年代是思想史的鼎盛时期，思想史研究强调观念是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因，这一反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因契合当时冷战的背景而风靡一时。^[25]在大学史研究领域，这一范式也占据主导地位，霍夫斯塔特和瓦尔特·梅茨格对学术自由的历史研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

20世纪60年代大学史研究领域的发展表现在国际学术网络的初步形成、大型研究项目的启动、社会史范式的兴起等方面。

1960年，瑞士的大学史研究者斯文·斯德林-密萨乌（Sven Stelling-Michaud）在斯德哥尔摩创立了国际大学史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for the History of Universities，简称ICHU）。1964年，该委员会举行第一次正式会议，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大学史研究者开始形成一个国际性的学术网络，此后至今，该委员会在汇编大学史文献、举行国际学术会议方面做了大量实质性工作。

20世纪60年代，英国正式启动牛津大学史研究项目。1963年，英国发布《罗宾斯报告》，正式启动高等教育大众化改革，该报告同时对英国最古老的学府牛津大学提出了批评。为回应批评，牛津大学在1964年成立委员会展开调查。牛津大学的历史学家布洛克（Alan Bullock）在1966年底提出，在大学进行全方位、大幅度改革之际，有必要全面回顾牛津大学的历史，“将这些改革放到恰当的历史视角当中，将展示我们作为伟大传统继承人的自信”^[26]。1968年10月，牛津大学史项目最终启动。1984年，《牛津大学史》第一卷正式面世。1994年，《牛津大学史》最后一卷即第八卷出版。《牛津大学史》八卷本从启动到完成历经26年，参与撰写者达数十人，成为当时院校史研究中里程碑式的著作。

20世纪60年代，思想史研究范式在史学领域受到广泛的批评，社会史范式异军突起，并对大学史研究领域开始产生重要影响。早在20世纪50年代，人们已经越加认识到必须从大学与社会关系的视角认识大学。1968年，社会史研究者劳伦斯·斯通（Lawrence Stone）在斯坦福创建了戴维斯历史研究中心并担任中心主任。1969—1973，该中心的研讨主题为“教育史”，尤其关注西方社会中大学的历史演变，以及大学在社会中的角色。当时很多大学史研究的活跃学者都曾在该中心担任访问研究员，进行学术交流。该中心成为大学史研究的一个重镇，同时扩大了社会史研究范式的影响。由劳伦斯·斯通1974年主编的两卷本《社会中的大学》是多位学者通力合作的结果，也是社会史范式的重要结晶。

20世纪60年代末出版的谢尔顿·罗斯布拉特（Sheldon Rothblatt）的《教师的革命：维多利亚时期的剑桥大学与社会》和弗里茨·林格（Fritz Ringer）的《德国士大夫的衰落》如今已成为这一领域的经典，它们均体现了社会史范式的影响。

20世纪60年代大学史研究的复苏在美国最为瞩目，劳伦斯·斯通、理查德·霍夫斯塔特这两位领军人物和谢尔顿·罗斯布拉特、弗里茨·林格等学界新秀均为美国学者。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开始，大学史研究的浪潮波及英国、德国、法国等国家。(www.xing528.com)

英国20世纪60年代的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带来了诸多问题，也刺激了人们从历史角度思考大学的发展。正是从这个时期开始，大学史研究领域在英国开始获得真正的发展。迈克尔·桑德森1972年的著作《大学与英国工业界：1850—1970》成为这一时期大学史研究的代表作之一。哈罗德·珀金等英国学者也在这个时期开始发表大学史研究的著作。^[27]

在德国，诺特克·汉默斯坦恩（Notker Hammerstein）^[28]、汉斯·维纳·普拉尔^[29]等大学史研究者开始著书立说，崭露头角。

1973年，法国学者雅克·韦尔热在而立之年出版了他关于中世纪大学史的经典著作^[30]，在大学史研究相对不发达的法国，他成为这一领域首屈一指的学者。20世纪70年代末，在《社会中的大学》一书出版后不久，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历史研究所启动了“大学与现代欧洲社会”这一跨国合作研究项目，其研究成果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版。

整体来看，在历史研究领域，大学史研究作为史学研究的一个分支逐渐获得了合法性。首先，20世纪60年代后，一些顶尖的历史学期刊开始刊登大学史论文。其次，在历史学系，选择以大学史为博士论文选题的学生逐渐增多，这些学生中不少人成为该领域卓有成就的学者，其中包括1961年获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历史学博士学位的劳伦斯·韦塞（Lawrence Veysey），1960年获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的弗里茨·林格，1965年获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历史学博士学位的谢尔顿·罗斯布拉特，1968年在法兰克福大学通过教授资格论文的诺特克·汉默斯坦恩，1972年获密歇根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的罗吉尔·盖格（Roger Geiger），1973年获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的罗伊·史蒂文·特纳（Roy Steven Turner），1973年获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育史博士学位的约翰·希林（John Thelin），等等。

总而言之，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在劳伦斯·斯通、理查德·霍夫斯塔特等学者的引领下，历史学界对于大学史研究的兴趣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思想史和社会史这两种研究范式先后对大学史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20世纪50至70年代大学史研究的复苏，就宏观的社会结构层面而言，源于多方面因素的刺激，高等教育的大众化使得大学组织和学生生活等发生了急剧变化。20世纪50年代冷战对大学的渗透，20世纪60年代学生运动所导致的大学危机，20世纪70年代经济衰退引发的大学财政危机，这些都促使大学对自我的历史进行反思。从学术界内部而言，劳伦斯·斯通和理查德·霍夫斯塔特等在史学界具有崇高声望的学者加入大学史研究队伍，大大提高了这一研究领域在史学研究中的合法性和地位。从学术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看，20世纪50年代，密歇根高教所、哥伦比亚大学高教所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高教所相继成立。此后20年，很多大学建立了高等教育所或类似的组织，客观上为大学史研究队伍创造了一个学术劳动力市场。1958年，布鲁贝克出版了《变迁中的高等教育：美国的历史，1636—1956》一书，同年离开耶鲁大学，加盟密歇根大学高教所。埃德温·D.杜伊（Edwin D.Duryea）在斯坦福大学教育学院毕业后长期任职于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的高等教育系，并于1981年创办《高等教育史年报》（History of Higher Education Annual）。杰宁斯·凡古纳（Jennings Wagoner）于1969年加入刚刚成立的弗吉尼亚大学高教所，讲授高等教育史课程，并在1975年担任该所所长。罗杰·盖格于1974—1980年在耶鲁大学高等教育研究组工作，1987年后供职于宾州州立大学高教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