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如何理解当下：历史的活力与华夏传播理论

对历史学家来说，历史并非远去，它依然“活在当下”。“历史的过去并不像是自然的过去，它是一种活着的过去，是历史思维活动的本身使之活着的过去；从一种思想方式到另一种的历史变化并不是前一种的死亡，而是它的存活被结合到一种新的、包括它自己的观念的发展和批评也在内的脉络之中。”^[34]葛兆光也认为：“真正绵延至今而且时时影响着今天的生活的”，至少有两种，一是“几千年来不断增长的知识和技术”，可称为技术史；二是“几千年来反复思索的问题以及由此形成的观念”，可称为思想史。^[35]特别是思想史中的思想，由于传播的存在，它们无时无刻不在产生着影响。“思想没有随着有形的器物、有限的生命一道消失，通过语言文字、通过耳濡目染、通过学校内的教育和学校外的熏陶，一代一代地在时间中延续下来，由于这种‘延续’，今人还可以重温古人的思索。”^[36]

历史“活在当下”的秘密在于语言和思想。前人的经验通过语言和思想在后人的经验中延续，它们就是后人赖以行动的“意义之网”。格尔茨赞同韦伯的观点，“人是悬在由他自己所编织的意义之网（webs of significance）^[37]中的动物”，“所谓文化就是这样一些由人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38]这意味着，人类过去的观念被编织进了这张意义之网中，它更像意义的海洋，后来的人一出生就浸润于其间，既依靠其中的意义认识世界，更依靠它们开展行动。

在格尔茨看来，文化“意义之网”的作用远远超过了遗传。一方面，人是文化进化与生物进化交叉作用的结果。“没有人类当然就没有文化，但是同样更有意义的是，没有文化就没有人类。”^[39]换言之，人类的文化进化与生物进化是互相重叠和互相影响的，不存在时间上的先后关系——文化是人类进化的中心组成部分。从文化开始到真正意义上的人出现，有上百万年的重叠时间。然而，人类中枢神经系统，特别是最重要的大脑皮层的一部分，“是在与文化的交互作用中成长起来的，因此没有有意义的符号体系提供的指导，它就不能指引我们的行为或组织我们的经验”^[40]。语言学的实验研究证明，大型的梭形神经元只有在跟人类较接近的灵长类大脑中才有，而且这种细胞不是一出生就有，以人类为例，要等婴儿满四个月大了，才会在大脑扣带回里出现。婴儿在这段时期开始注意事物，认知发展的速度也在增加。^[41]学习外语的年龄不一样，脑部神经元的结构也出现了很大的差别。^[42]最后，人与其他动物不一样，通过学习和传播，人的行为已经远远超越了遗传能力，而受制于其文化资源。因此，“没有独立于文化的人性”：“我们的思想、我们的价值、我们的行动，乃至我们的情感，像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自身一样，都是文化的产物——它们确实是由我们与生俱有的欲望、能力、气质制造出来的。”^[43]

韦伯、格尔茨所说的“意义之网”也相当于指导人们的当下行动的“释义系统”^[44]。语言就是意义之网的重要载体，具有“双重表征”的功能——既是对某种行为的表征，又为新的行为提供表征。正如凯瑞所指出的：“作为‘……的符号’（symbol of）以表现现实；作为‘为……提供符号’（symbol for）则创造了它所表现的现实。”^[45]语言的“双重表征”功能已经被很多哲学家所揭示，例如海德格尔说“不是我们说语言，而是语言说我们”^[46]，马丁·布伯说“并非语言寓于人，而是人栖居于语言”^[47]，伽达默尔也说“我们理解一门语言，乃是因为我们生活于这门语言之中”^[48]。也许表面上看，我们每个人都是语言的操控者，但从深层次上说，人类的思想和行为实际上也受到语言的“操控”。还是詹姆斯·凯瑞说得有趣：“所有人类行为都是在做一件异想天开的事，我们先是用符号创造了世界，然后又居住在我们所创造的世界里。啊！这种自我欺骗是多么神奇！”^[49]文化对人的形塑，正是通过象征性的符号系统起作用。在历史的长河中，这些符号系统先于他（她）存在，并将后于他（她）而继续存在。

语言作为“意义之网”的载体，具体是怎样运作的？主要的方式是“隐喻”，即通过一事物理解另一事物，特别是用过去的事物理解现在的事物。换言之，人之所以理解现实，是因为他理解过去。因为现实的一切都在过去发生过，至少在“形式”的意义上发生过。过去的一切经验形式，都可以为现在的经验提供形式和调子。如果他不理解过去，也就不理解现在。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认为：“人能够理解自身，是因为他理解过去，因为他处在这个理解的过程中——因为他能利用想像力再现自己过去的行为和经历，他的希望、欲求、恐惧和努力，他的活动和作品，不管是他本人的还是他的同胞的。他的经验，他本人以及他的（和他们的）祖先的经验，同他们的经验交织在一起，这些祖先的习俗、法律，尤其是词语，仍向他表述着什么；当然，假如它们沉默了，假如他不再理解它们了，他也就不再理解自己的同胞或自己的符号，他将没有能力交流、思考或领会各种意图，没有能力形成社会或成为完整的人。”^[50]

不妨把人类生活比作一本字典，把人类的理解行为比作查字典。我们若要认识任何一个新字，必须认识解释这个新字的“旧”字；如果我们不认识任何用来解释新字的“旧”字，那么我们就不能认识任何“新”字。而且，字典上的字是相互诠释的，新与旧都是相对的，任何一个字都可以用来解释其他的字，任何一个字也都是用其他的字来解释的。因此，我们用历史来理解现实，即用过去的生活过程理解现在的生活过程。我们之所以理解自己的语言，是因为它不仅描述了祖先过去的生活过程，也描述了我们现在的生活过程。伽达默尔说：“理解一门语言本身根本不是真正的理解，而且也不包括任何解释过程，它只是一种生活过程。我们理解一门语言，乃是因为我们生活于这门语言之中。”^[51]语言学家萨丕尔（Edward Sapir）也说：“我们的社群，语言习惯已为我们预先提供了特定的诠释法，所以我们所见、所感乃至所经历的，才会是这个面貌。”^[52]

实际上，语言本身就体现了“作为历史的当下”。我们每时每刻听到的语句，好像都是“现在”说出、“现在”听到的，但实际上它们充满历史感。维特根斯坦将语言比作一座古城，城里有很多不同时代的建筑。^[53]语言学家王士元将维氏的比喻表述得更美：这座古城有新铺的笔直大道，也有年久的羊肠小道；有世代定居在此的原住民，也有刚刚迁入的新移民；有新近完工的高楼大厦，也有多次翻修的老房子。^[54]如果说语言是房子，那么观念就是里面的居民。我们已经不清楚哪些是老房子，哪些是新房子；我们更不清楚，当这些作为观念的居民，在这座城市里到处走动的时候，哪些是老观念，哪些是新观念。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当你面对某一个作为观念的“居民”时，千万不要以为他跟你是同龄的，也许他有1000岁了，或者更久。正如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所说：“无视早期拉丁语的发展情况，又有谁还能搞懂这时或那时的拉丁语呢？某种所有制形式或宗教信仰当然绝不会凭空产生，而是从古至今发展而来的，因此，人类现象首先要受到相似现象之链的控制。”^[55](www.xing528.com)

由汉字语言承载的中国人的“意义之网”尤其具有历史传承性。王弼认为，中国思想的特点是“统之有宗，会之有元”（《周易略例·明彖》）。换句话说，从历史的某一点来看一种思想，既可向后寻觅其传承，又可往前追溯其本源，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其他三大文明古国的文明都已中断。正如钱存训所指出的，这是因为我们依然保留了3000年前的文字，虽然数量有所增加，字形有所变化，但构造原则依旧，今天仍然使用。“中国文字的悠久历史，不仅保存了中国人的理想与抱负，记录了历史上的盛衰与兴亡，更使得这代代相传的文化传统，能得长存于天壤之间。因此，现代生活及社会上的许多现象，从口头上的成语、书写的顺序，以至一般礼俗习惯、思想行为、政教制度，都可追根溯源，有迹可循。”^[56]一般认为，中国传统文化虽然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而发生了变化，但中国传统文化仍然在中国人的日常行为中发生作用，尤其是价值观层面。

为什么先秦时期人们交往谈话时经常引用《诗经》？为什么现在的交流经常引用成语？其作用都一样——用历史的生活过程来理解现实的生活过程。《诗经》是我们祖先生活过程的记录，是共享的历史观念，又经过美学加工，因而成为人们耳熟能详、雅俗共赏的“外交”语言。我们现在使用成语，也是因为成语是我们祖先生活过程的记录，是我们理解生活的重要基础，它们大多来自经典古籍或古诗词，例如《诗》《书》《礼》《易》《春秋》和《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儒家“四书五经”，《史记》《战国策》等史书，《老子》《庄子》《坛经》等道佛经典，等等。而出自《诗经》的成语特别多，这不仅由于它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还因为其内容就是日常生活，更因为《诗经》的表达形式就是四字风格。我们经常使用的“窈窕淑女”“求之不得”“天作之合”“小心翼翼”“衣冠楚楚”等成语，实际上仍然是春秋时期及其以前的语言。

语言的“隐喻”特点说明，我们通过过去的观念材料的组合与处理，形成对新事物的理解，尤其是抽象的观念。维柯这样描述人类心灵的特点：“人对辽远的未知的事物，都根据已熟悉的近在手边的事物去进行判断。”^[57]通常我们不会意识到自己是如何理解事物的，但对于听觉、视觉和口头语言能力受损的人来说，却给了我们一个观察理解现象的极好窗口，海伦·凯勒（Hellen Keller）就是一个经典案例。海伦虽然又瞎又聋，但通过莎莉文老师的耐心教育，学会了一系列单词（在手上写出，通过触觉感受和学习）。不过这些单词大多是实物，如花草树木、虫鱼鸟兽等。但当莎莉文老师告诉海伦“爱”这个抽象概念时，她就无法理解了。“‘爱就是太阳吧？’对我来说，这世上没有比太阳更美丽更伟大的东西了，因为它的光和热能使万物生长。”^[58]也许海伦已经朦朦胧胧获取了爱的一些特征，但太阳毕竟不能等同于爱。有一天，外面下着雨，后来雨又转晴，太阳出来了。于是海伦再次试图理解什么是“爱”。“爱难道不是太阳吗？”莎莉文老师耐心指点：“爱有点像太阳出来前天空中的云彩。……你的手并不能触摸到云彩，但是你能感觉到雨水。你也明白在烈日暴晒下，干涸的大地与脆弱的花朵得到雨水的滋润将多么开心畅快。同样地，爱虽然是摸不着的，但是你能感觉它给每个人甚至每件事物所带来的甜蜜幸福。没有爱，你就不会快活，也不会想玩耍了。”海伦一下子明白了什么是“爱”：“刹那间，我领悟了其中的道理——感到仿佛有无数条绳索连接着我与他人的心灵，这就是人与人之间千丝万缕的情感吧！”^[59]海伦领会“爱”的案例说明，人领会抽象的概念，是借助于原有的语言材料进行的。海伦借助阳光和人之间的关系，才领悟到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联系——“爱”。这说明：第一，人的理解必须依赖已有的知识框架，哪怕是对从未接触过的新事物或新观念；第二，人的理解不是对过去观念的简单搬运，而是一种新的综合，也能产生新的观念。

不仅日常语言通过“隐喻”方式起作用，科学语言（概念和命题）同样以“隐喻”方式起作用。“概念是在以隐喻的方式建构。”^[60]以社会学为例，戈夫曼提出了著名的“拟剧论”，他将舞台表演引入了社会理论。戈夫曼在《日常生活的自我呈现》一书中说：“本报告所使用的观点是戏剧表演的观点，其原理从舞台演出艺术原理引申而来。我将讨论个体在普通工作情境中向他人呈现他自己和他的活动的方式，他引导和控制他人对他形成的印象的方式，以及他在他人面前维持表演时可能会做或不会做的各种事情。”^[61]戈夫曼几乎动用了舞台表演中的一切词汇来表述他的理论，包括前台、后台、舞台设置、外表、举止、剧班、表演等。戈夫曼用“拟剧”来解释人与人的互动，就是一种类比，和我们平时在语言中用比喻来帮助理解事物是极为类似的。戈夫曼说，“生活本身就是事件的戏剧性展现”，“并非整个世界都是一个大舞台，但是关键在于，要想具体指出世界在哪些方面不是舞台，却也并非易事”。^[62]戈夫曼也承认：“在一定程度上，这种强行类比的尝试，只是一种修辞、一种技巧而已。”^[63]但我们在运用日常语言时，又何尝不是一种修辞和技巧？在这个意义上，社会科学家和剧作家的目标是一致的，只是社会科学家多了一层实证的功夫，而剧作家多一些修辞。贝尔特（Patrick Baert）评论道：“戈夫曼对相遇的分析利用来自剧场的比喻并与剧场作类比，因此他的工作称之为拟剧的研究。当然他不是唯一这样做的人。莎士比亚借助于角色扮演描述社会生活而名誉卓著。拉尔夫·达伦多夫的‘社会的人’的概念也利用类似的形象。”^[64]就像莎士比亚说的：“全世界是一个舞台，所有的男男女女不过是一些演员。”^[65]

传播学理论几乎都是象喻性的产物：议程设置、第三人效果、枪弹论（皮下注射论）、知识沟、涵化理论、把关人理论，等等。这些理论的象喻性体现在，它们都是用人类从事过的活动或创造过的事物来表示的。最为典型的就是“传播的仪式观”。凯瑞认为，看新闻就像参加一次弥撒仪式，“其作用不是提供信息，而是一种确认；不是为了改变态度或思想，而是为了代表事物的基本秩序；不是为了履行功能，而是为了表明一个正在进行的、易逝的社会过程”^[66]。因为在基督教文化中，参加弥撒仪式简直太普遍了，过去和现在都在不断地发生，将来也会发生。这就是传播模式的作用，既是对过去传播行为的表征，又为将来的传播行为提供表征。因而格尔茨说，社会科学理论具有一种象喻性的本质（figurative nature of social theory）^[67]。

以上论述说明，在社会科学看来，历史的过去是活着的过去，我们依靠历史理解当下，其主要的工具就是语言，其主要的奥秘就是隐喻。说得形象些，过去的观念就被编织成一张“意义之网”，或指导人们行为与行动的“释义系统”。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是用历史观念来理解现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