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是一种更深层次和更高境界的讯息（信息/意义）接受。《荀子·儒效》：“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见”与“知”都指信息接受，但程度和状态各异：“见”就是“看见”“见到”，反映的是信息/意义接受的初始状态，说明仍处在对讯息作品的“注视”“辨认”阶段；“知”就是“晓得”“知道”，反映的是讯息接受的最后状态，说明已处于对讯息作品的“理解”“体味”阶段。它们的联系是，“见”是“知”的基础和前提，“知”是“见”的发展与升华；有“见”未必有“知”，但无“见”必然无“知”，两者互动互助，共进共演。
既然“知”是一种比较高级的信息/意义接受状态，那么就意味着要进入这一状态必然有一定的难度。刘勰早就看到了这一点，他说：“知音其难哉！音实难知，知实难逢，逢其知音，千载其一乎！”（《文心雕龙·知音》）陶潜也说：“知人不易，相知实难。”（《读史述九章·管鲍》）曹雪芹甚至认为：“万两黄金容易得，知心一个也难求。”（《红楼梦》第五十七回）和刘勰同时代的刘昼在《刘子》一书中认为，知实难逢，理解偏颇，乍看是因为“重古而轻今，珍远而鄙近，贵耳而贱目，崇名而毁实”，实质上是由于人们的理解能力太低，“目乱心祸”“赏而不正”“评而不真”，再加之口味各异，就会产生“颠倒好丑”、不辨真假的怪现象。（《刘子·正赏篇》）
“相知”有一定的难度，“知音”则是更高的境界，恐怕得千人挑一。《列子·汤问篇》中讲述的钟子期听琴的故事，就是人们千百年来传颂的“知音”典范。伯牙善鼓琴，钟子期善听。伯牙鼓琴，志在高山。钟子期曰：“善哉！峨峨兮若泰山！”志在流水。钟子期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伯牙所念，钟子期必得之。伯牙游于泰山之阴，卒逢暴雨，止于岩下；心悲，乃援琴而鼓之。初为霖雨之操，更造崩山之音。曲每奏，钟子期辄穷其趣。伯牙乃舍琴而叹曰：“善哉，善哉！子之听夫，志想象犹吾心也，吾于何逃声哉？”
在艺术接受史上，欧阳修对梅尧臣诗歌的推重（《书梅圣俞稿后》《六一诗话》），朱熹对陈子昂诗歌的赞誉（《斋居感兴诗序》），苏轼对王维作品的品题（《书摩诘蓝田烟雨图》），都曾被后人看作“知音”“知己”式信息/意义接受。这种高度的信息接受境界虽然一般人达不到，但并不意味着对讯息作品就不能有正确的“知”和信息/意义接受了。刘勰认为，只要掌握一定的“知”的方法，正确的信息接受是完全有可能的。“知”的方法有二：一是“圆照之象，务先博观”，也就是广泛阅读，丰富阅历，比较鉴别；二是“披文以入情，沿波讨源”，即通过文字了解情感，沿着文脉探寻主旨。（《文心雕龙·知音》）(www.xing528.com)
古人认为，与“知音”相比，“知人”又是更高的要求。《尚书·皋陶谟》就认为“知人则哲”。孔子也认为：“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论语·学而》）“不知人”，就是对有关别人的信息/意义掌握得不够充分。因此，“知人，圣人所难”（《三国志·魏书·三少帝纪》）、“知人不易，人不易知”（骆宾王《自叙状》）。魏徵也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知人既以为难，自知诚亦不易。”（吴兢《贞观政要·择官》）知人虽难，但办法总是有的，那就是通过传播互动来知人。对此，古人说道：“知人之道，莫先于知言。”（刘宗周《子刘子学言》）“不知言，无以知人也。”（《论语·尧曰》）“何谓知言？曰：诐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孟子·公孙丑上》）“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声画形，君子小人见矣。”（扬雄《法言·问神》）既然字如其人、诗如其人、文如其人，那么，人们就可以由言观人、由言知人。事实也正如叶燮所说：“余历观古今数千百年来所传之诗与文，与其人未有不同出于一者，得其一，即可以知其二矣。即以诗论，观李青莲之诗，而其人之胸怀旷达、出尘之概，不爽如是也；观杜少陵之诗，而其人之忠爱悲悯、一饭不忘，不爽如是也；其他巨者，如韩退之、欧阳永叔、苏子瞻诸人，无不文如其诗，诗如其文，诗与文如其人。”（《南游集序》）新闻是社会的镜子，传播是人性的外化。诗词文曲不过是人性和人格的建筑材料，受众透过它们即可感知到或看到一个近似真实的创作者或传播者。
其实，大多数人不仅不怕“被人知”，甚至渴望“被人知”，清代张潮就说：“天下有一知己，可以不恨。”（《幽梦影》）曾子说：“知我，吾无欣欣；不知我，吾无悒悒。”（《大戴礼记·曾子制言中》）虽然知我，我不会太高兴，不知我，我不会太忧伤，但终究“知我”比“不知我”好。薛瑄也希望“被人知”，但认为可以慢慢来：“人未己知，不可急求其知。”（《薜子道论·中篇》）但是，“被人知”也是很难的。柳宗元在身遭贬谪后曾对“落井下石”者恣意贬讥其文章的行为，发出这样的慨叹：“得之为难，知之愈难耳！”（《与友人论为文书》）他认为，自己作文不难、知文不难，而自己的文章求他人知很难，因为世人在知文观书时多“荣古虐今”“贵远贱近”“好官恶民”，并且这种恶习已延续千年。因此，纵观中国古代的信息/意义接受史，“古之人未必不薄于当世，而荣于后世也！”（柳宗元《与杨京兆凭书》）既然当代读者不能知文知人，那么，只有将希望寄托在后世读者的身上。“扬雄没而《法言》大兴，马迁生而《史记》未振”（柳宗元《与友人论为文书》）；《包法利夫人》作者福楼拜就对同时代的受众感到绝望；《红与黑》作者司汤达则在同时代受众那里碰得鼻青脸肿……但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们的作品获得了后世受众的广泛接纳和许多好评。所以，真正有水平的传播者及其优秀作品，即使在当代不被受众所“知”或理解，但终有一天会“被人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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