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传播理论：阴阳与和合的关系

“阴阳”与“和合”观念是中国“轴心时代”的重要思想成果。雅斯贝斯提出了“轴心时代”（Axial Period）的概念，指的是公元前第一个千年中，世界上三个地区（中国、印度和西方）同时发生了精神的突破，其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这个时代产生了直至今天仍是我们思考范围的基本范畴，创立了人类仍赖以存活的世界宗教之源端。”^[10]中国出现了老子、孔子、墨子、庄子、列子等诸子百家，“阴阳”与“和合”思想就是这一时期的重要成果。庞朴认为，阴阳二字，起源甚早。甲骨文已见“阳”字；金文又有“阴阳”连用。其本义，“阳”为日光洒射，“阴”为日光洒射之否定。完全没有其他深奥意义。大概从西周末年以后，阴阳开始被想象为“气”，与风雨晦明一起被认为是天之六气；一切自然现象正常与否，常从阴阳中去探寻解释。阴阳学说发展成为一种先验的世界图式，首先是由道家学派来促成的。^[11]

“阴阳”思想被《周易》发挥到了极致。《庄子·天下》：“《易》以道阴阳。”《周易·系辞上》：“一阴一阳之谓道。”另外，“阴阳”思想又直接与“和”的观念相关联。《周易·乾》：“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周易·系辞下》：“乾，阳物也；坤，阴物也；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以体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老子的“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第四十二章》），管子的“和乃生，不和不生”（《管子·内业》），庄子的阴阳“交通成和，而物生焉”（《庄子·田子方》），都在强调阴阳相谐、平衡调达的思想。“负阴抱阳”，是指万事万物均内蕴着阴阳两种相反相成、互动互助的关系。太极图中的S形曲线和黑白“双鱼”，揭示了阳盛转阴、阴强阳生和阳中含阴、阴中含阳的辩证思想。《周易辨画》中的“两美相合为嘉”之说，是在强调“阳遇阴则通，阴遇阳则明”的“阴阳相济”的生态之德，所谓“天道之数，至则反，盛则衰”（《管子·重令》）”。中医理论也认为，疾病之本在于阴阳不和，“两者不和，若春无秋，若冬无夏。因而和之，是谓圣度”，因而，治病之要就在于“疏其血气，令其调达，而致和平”（《黄帝内经》）。平衡调达的生态不仅要阴阳结合，还要刚柔相济；不仅要“阴阳代兴”，还要“刚柔合运”。贾谊《新书·道术》中的“刚柔得适谓之和，反和为乖”，《广韵》中的“和，顺也，谐也，不坚不柔也”，《中庸》中的“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所秉持的都是阴阳协调、刚柔相济、和谐适度的理念。

“阴阳”思想体现了中国人“直观外推”的思维方法，在很多场合避免了思想的僵化，闪耀着辩证法的光芒，体现为四大特征。第一，阴阳交错，不可分离，所谓“孤阴不生，独阳不长”，“一阴一阳之谓道”（《周易·系辞上》）。第二，阴阳流转，相互转化，所谓“天道之数，至则反，盛则衰”（《管子·重令》），又如“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老子·第五十八章》）。第三，阴阳互补，相反相成，所谓“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第四十二章》）。第四，阴阳和谐，协调为一，所谓“刚柔得适谓之和，反和为乖”（贾谊《新书·道术》）、“和，顺也，谐也，不坚不柔也”（《广韵》）、“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礼记·中庸》）。^[12]

“阴阳”与“和合”跟传播观念高度相关，传播学者将它们引入了叙事和人际互动研究。

首先，“阴—阳”体现了中国人独特的叙事方式。萧小穗认为《易经》蕴含了成功的叙事模式：一方面，阴阳的叙事结构能够产生无穷的变化；另一方面，这些变化并不是随机和任意的，而有一套预先设置的法则，尤其是“少阴”“少阳”“老阴”“老阳”组成了类似“格雷马斯方阵”的结构，但又有其独特意义。《易经》之所以能作为一本“成功”的卜筮之书，不是因为其真能准确预测、处处“灵验”，而是由于其变化情境的叙事结构，给予了命运变化以合理性和可靠性的解释。^[13]阴阳理论有三个假设：第一，所有的生命源于阴阳的互动；第二，阴阳互动是相反又相成的自然循环；第三，生命好与坏的可能性是根据其阴阳互动的“时”与“位”来判断的，而这又是更大范围的宇宙阴阳互动的体现。在阴阳互动的理论框架下，卜筮和命运告知的实践就获得了很好的解释，“命”只不过是阴阳互动与交替转化的假定趋势。而且，《易传》不仅提供了合理和理性的解释框架，必要的时候还能为动态和辩证的解释提供足够的空间。^[14]

其次，“阴阳”体现了中国人人际互动的方式。陈国明认为，《易经》中的阴阳互动过程，强调了人类沟通的整体取向，显示了互动者之间的动态平衡。^[15]因而“阴—阳”的哲学思想可解释现实生活情境中人与人的互动。阴代表柔顺，阳代表刚健，两者是一对辩证的互动关系，是宇宙中两股相反相成的力量。^[16]美国学者霍尔特（Richard Holt）引用了陈国明的研究，并用《周易》的《家人》卦来分析跨文化传播中定性和定量两股力量的博弈与合作，认为定量与定性就像“水与火的努力融合”，需要为“不同意见寻找合适的位置”，就像家庭中男人与女人的合作，一方面不同的观点成就了双方各自的发展，另一方面两者的关系也处于随时变化中。^[17]另一位西方学者玛丽·冯（Mary Fong）也尝试从《易经》本身的基本概念和原理出发（特别是“阴—阳”），用于发展自我和促进人际交流，并将其运用于亲身经历的三大生活事件，来体味《易经》智慧对人际交往的启示和引导。^[18]陈国明这样阐述“阴阳互动”理论：人类传播是一个整体系统，一方面孤阴不生、独阳不长，另一方面所有子系统都包含阴与阳，它们是相互关联、相互依赖、相互交融、相互阐发、相互印证的。^[19](www.xing528.com)

第三，“阴阳”与“和合”密切关联。陈国明认为，阴阳二气的互动产生了一种整体的和谐，特别是“保合太和”，不仅是思想上的，更是中国人为人处世的主要准则。^[20]“阴阳”与“保合太和”意味着，“和”是多样性世界的相处之道，特别体现于“和实生物”。西周末的周太史史伯就已经对“和”与“同”的关系作了精辟的辨析：“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国语·郑语》）“以他平他”是说相异的事物相互协调并进而发展，“以同裨同”则是让相同的无差别的东西叠加，最终会因缺乏竞争而窒息生机。西周灭亡，就是因为周王“去和而取同”。陈国明提出了迈向跨文化理解的中国传播“和”理论：和谐是中国人交流的终极目标，受到三种本体性假设（变化、有序循环、不断运动）的约束。和谐的实现要求人们将仁、义、礼三原则加以内化，对时、位、幾三种因素加以适应，对关系、面子和权力加以适当运用。^[21]

中国文化将对立双方的和谐相处视为可持续发展的源泉和动力。《庄子·在宥》：“我守其一，以处其和。”《吕氏春秋·有始》：“天地合和，生之大经也。”《荀子·礼论》：“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大戴礼记·哀公问》：“天地不合，则万物不生。”《淮南子·泰族训》：“阴阳和，而万物生矣。”《周易·系辞上》：“一阴一阳之谓道”，“刚柔相推而生变化”。《周易·泰·彖传》曰：“天地交而万物通也。”所谓“地道往复，有生有灭”，“和生，同灭”。《老子·第十六章》说：“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祥和的环境能使万物生机勃勃，兴旺繁荣，循环往复，生生不息，生死同源，永无止境。多样是繁荣兴旺的象征，差异是良性循环的保证。中国传统文化一向重视差异性和多样性，主张“兼容多端而相互和谐”“兼赅众异而得其平衡”（张岱年语）的“兼和”生态理念，所谓“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周易·系辞下》）、“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礼记·中庸》）、“太和万物”（《庄子·天运》）。

然而，“和”不是天经地义的“一团和气”，恰恰相反，是“和”的反面凸显了“和”的价值。正如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美国著名诗人约瑟夫·布罗茨基（Joseph Brodsky）所说：“也许我们文学如此瞩目地强调善，是因为善受到如此巨大的挑战。”^[22]陈国明提出，中国传播有“两副面孔”，一副面孔是“和”，另一副面孔是“权力”或“权力游戏”。^[23]我们认为，《周易》的前八卦就讲述了“和”的“永恒问题”：人因类而交，由交起讼，由讼致战，最后复归于“和合”。^[24]《周易·序卦传》：“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盈天地之间者唯万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稚也。物稚不可不养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饮食之道也。饮食必有讼，故受之以《讼》。讼必有众起，故受之以《师》。师者，众也。众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这个“故事”是说：世界有天有地（《乾》卦第一、《坤》卦第二），天地产生了万物包括生命，人类就是其中之一（《屯》卦第三）。人类出生后完全是蒙昧无知的（《蒙》卦第四）。为了生存，人首先要满足吃饭的需求（《需》卦第五），在需求问题上容易发生口角，产生矛盾（《讼》卦第六）。矛盾的激化就会升级为冲突，冲突的极端就会导致战争（《师》卦第七）。战争需要人与人之间的高度一致，战争之后更需要回归相互亲比的状态（《比》卦第八）。^[25]相互亲比就是“和”，在《周易·序卦传》看来，“和”的直接原因就是战争，“和”是“百死千难”得来的。

一部中国先秦的历史就是“不同而和”“和而不同”的历史。华夏大地幅员辽阔，从古至今就是一个多民族混居、多文化并存的地域。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存在多个文化中心。^[26]苏秉琦认为，中国文化并不是从一个圆心向四周辐射的方式形成的，而是多个文化系统相互影响而成。^[27]多个文化系统之间并非总是“一团和气”，《周易·序卦传》“饮食必有讼”“讼必有众起”的纷争在神话故事中就已体现出来，如黄帝与炎帝的“阪泉之战”，黄帝与蚩尤的“涿鹿之战”，颛顼、禹与共工、相柳之战，大禹与三苗之战等。^[28]到了有文字记载的时代，尤其是春秋战国时代，更是硝烟四起。《史记·太史公自序》：“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因此，必须对战争予以控制，夏商周的“盟会”传统就是针对如何“共处”的问题而来。《左传·昭公四年》：“夏启有钧台之享，商汤有景亳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阳之蒐，康有酆宫之朝，穆有涂山之会，齐桓有召陵之师，晋文有践土之盟。”春秋时期的会盟“对于解决诸侯国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调整各个政治集团之间的关系，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29]。尤其是齐桓公，曾经“九合诸侯”。《左传·僖公二十六年》：“桓公是以纠合诸侯，而谋其不协，弥缝其阙，而匡救其灾。”孔子盛赞：“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论语·宪问》）因而《论语》中才凸显“和为贵”。“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论语·学而》）“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礼记·中庸》将“和而不同”的思想发挥到了极致：“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提问：“为什么文化共性促进人们之间的合作和凝聚力，而文化的差异却加剧分裂和冲突？”^[30]“和”的价值即在于此：“和而不同”与“和合”是中国人几千年来多样性的历史环境和经验造就的，是处理人类纷争的重要方式，是从普遍问题中凸显的普适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