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包含《古经》和《易传》两个部分。“古经为一诞生于西周时期的卜筮之书，但却内蕴着‘人的发现’的时代主题。《易传》则对卜筮进行了创造性的哲学转化，充分揭示了人在天地人物相融为一的整个世界中的主体性地位，令古经‘人的发现’的意蕴，得到了空前的最高哲学层面上的丰富、深化与升华，即此而确立起易学天人之学的哲学品格。”[10]《易传》作者既描绘了天、地、人相互贯通的宇宙本然，又认为人类具有参赞天地化育的责任和作用。
从汉代开始，以经学家为代表的儒家学者沉溺于对《周易》的字句训诂和章句注疏，讲求“注不破经，疏不破注”，讲究师法传承。以汉代易学为例，“汉易将《易传》中本来充满生机活力的象数思想机械化、公式化、绝对化、僵死化而导致的卦气、卦变、互体、纳甲、飞伏、旁通、半象、爻辰、爻体等等的泛滥成灾”[11]。应该说，经学家对经典文本的诠释，也有其历史价值。但是，这些诠释无益于复兴儒学，也无法抵御佛道二教对儒门的冲击。
到了宋初，胡瑗提出“极天地之渊蕴，尽人事之终始”[12]，将《周易》视为“圣者、王者通天而理天下的经典，为居首的王者之书”[13]。由此，儒家学者逐步实现了本体研究范式的创新，也开启了研究宇宙本然的新篇章。然而，从胡瑗到张载，儒家学者关注的重点在于宇宙生成论，没能为儒家所推崇的人伦道德确定坚实的价值根基。正如蔡元培先生所云：“邵、周、张诸子，皆致力于宇宙论与伦理说之关系，至程子而始致力于伦理学说。”[14](www.xing528.com)
在程颢和程颐看来，虽然《易》本为卜筮之书，但是在孔子赞《易》之后，《易》就变成了天道人事之书。程颢说：“卜筮之能应，祭祀之能享，亦只是一个理。蓍龟虽无情，然所以为卦，而卦有吉凶，莫非有此理。以其有是理也，故以是问焉，其应也如响。若以私心及错卦象而问之，便不应，盖没此理。”[15]卜筮之所以会灵验，就是因为《易》反映了天道人事之理。程颐说：“《易》之道，其至矣乎！圣人以《易》之道崇大其德业也。知则崇高，礼则卑下。高卑顺理，合天地之道也。高卑之位设，则《易》在其中矣。斯理也，成之在人则为性。人心存乎此理之所存，乃‘道义之门’也。”[16] 在他们看来，《易》是明天道、讲人事之书。通过解易，不仅可以用“以述为作”的方式彰显《易》的新内涵，还能为伦理道德确立形而上基础。
为了给人伦道德确立形而上根基，程颢和程颐一方面借鉴了王弼开创的义理派解易思路，并吸纳了胡瑗、王安石等易学名家在易学解释学上的成功经验，采取以理解易的解释范式，实现了对道器关系、体用关系等易学范畴的全新阐释。正如林忠军先生所说：“宋代二程等人以理作为最高的范畴理解和诠释《周易》的变化之道，把人事作为易学的核心贯穿解读《周易》中，显然是得之于王弼玄学易。”[17] 另一方面，他们又借助自身的易学思想，发扬了先秦儒学的精华，涵摄吸收了佛道二教的有益成分，为儒家的伦理道德确立了完备的根基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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