诠释学的催眠曲-《基特勒论媒介》现成果

在1780年至1783年间的一个晚上——专家们对具体日期尚未达成一致——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在山间修道院的墙壁上潦草地写下了八行字。这通常被命名为《流浪者之夜歌》（Wanderer’s Nightsong）的八行字，大概既是德国最短的诗歌中最精彩的，也是德国最精彩的诗歌中最简短的（这里我们特意在德语原文后附上了平淡的英语译文）：

Über allen Gipfeln

Ist Ruh，

In allen Wipfeln

Spürest du

Kaum einen Hauch；

Die Vögelein schweigen im Walde.

Warte nur，balde

Ruhest du auch.（Goethe I，1978：142）

Above all mountain tops

Is calm，

In all tree tops

You feel

Hardly a breeze；

The little birds are quiet in the wood.

Just wait，soon

You will rest too.

在群山之巅，(www.xing528.com)

是寂静，

在众梢之中，

你感不到

丝毫微风，

森林中的小鸟静寂无声，

等着吧，你不久，

也将得到安宁。

这首诗歌来自歌德——德国最具标志性的文学家，因此并不缺少精妙的翻译。

对它的解读有一些强调社会和政治背景，而另一些则潜入了更深处：

在这里没有明喻，没有隐喻，也没有象征。三个明晰且简单的事实陈述后面，紧跟着对未来的清晰断言。……我们认为这里的语言传达出了夜晚之寂静的直接性。……这是绝对必要的，正是“山峰在树梢之前”构成了这首诗歌意义的核心，也让这首诗歌带上了歌德风格的典型特色。因为诗中提及事物的次序并不是随意的。……这是通过心灵得以知晓的自然的内在过程的次序，一种自然中的进化发展遵循的有机秩序，从无生命的东西到有生命的东西，从矿物、植物到动物王国……最后不可避免地到人类。一个自然过程……已经变成了语言，用另外一种物质——诗人自己的材料——得以塑造……你很难在文学作品中找到包含如此多深厚客观思维的词句。（Wilkinson；引自Goethe I，1978：544-545）

这个关于动物—植物—矿物序列的解释让人印象深刻，因此它被认为应收录入——居然是以英语原文的形态——令人尊敬的歌德作品集的汉堡版。无疑，这首诗歌欢迎这样的解读。这一无缝地串起了自然中不同的无生命领域和有生命领域的“内在过程”，通过对跨越广泛语义范畴的词汇的调度而设计出来。注意歌德对“Hauch”一词的用法，这个充满了诗意的名词同时意味着（有生命的）呼吸和（无生命的）微风。又比如“ruhen”这个动词，可以指代各种状态的休息，不管是永恒的长眠还是一次午间小憩。向下挪移到次词汇层面（sub-lexical level），20世纪最具代表性的德国语言学家埃米尔·施泰格尔^[1]（Emil Staiger），曾着重指出这首诗前两行中“长长的‘u’和紧随其后的停顿”是如何“让静谧的黄昏可以被人们听见”，以及第四行中的“你”是如何“并没有同样非常平静，因为这个句子并没有结束，而声音依旧是提高着的”（Staiger，1991：41）。这首诗毫无磕碰或者摩擦地从自然顺利过渡到人类，同时将山脉、树木、鸟儿和流浪者优雅地融合在一起，它用从元音字母“u”到“du（thou）”和“Ruh（rest）”的无缝转换安抚和包围着读者，由此断言，即使最难以企及的山脉和森林区域也能够安抚“最焦躁不安的存在——人”（Staiger，1991：42）。

1979年，基特勒出版了一部关于《流浪者之夜歌》的读本，将其取名为《鸟园的催眠曲》（Lullaby in Birdland）。在德国学术界，基特勒属于提及技术和/或流行文化时喜欢用英语标题的少数学者之一，尽管关于他的同事是否能想到该名字来源于查理·帕克^[2]（Charlie Parker）这点非常值得怀疑。虽然基特勒没有过分担忧人类焦躁不安的境遇，但他还是乐意承认施泰格尔等人作出的分析很好地描绘出了歌德诗歌的语言技巧和效果。然而，这些分析忽视了使得这则诗歌能够以这样的方式起作用的话语前提条件。仅仅是意义和音节并不能解释它的作用。语言必须怎样建构，才能让诗歌施展出它的魔力？什么样的话语秩序、什么样的语言生成机制、什么样的语言习得方式，才能吸引流浪者和他的读者进入树木和山峦洋溢着抚慰人心的讯息、连鸟鸣的缺失也充满着精神意义的“可被听见的黄昏”？比起了解这首诗在说什么，基特勒更感兴趣的是发掘意义生产的最初机制。

基特勒的分析从传统文学批评里最老套的问题之一开始：谁在说话？就像对代词“你”显而易见的使用所展示的，这首诗歌的“话语事件”（discursive event）（Kittler，1991：106）是一种质询（interpellation）。一个声音正向流浪者说话，更确切地说是：一个声音正用自然对人说话的方式对着流浪者说话，其后果是流浪者（和他的读者们）不得不将最无意义的噪声解释为一种有意义的讯息。那么又是谁在说话？切入基特勒分析的核心，这是母亲的声音。这听上去有点古怪的弗洛伊德式的感觉，但我们有必要了解的是，基特勒给出的并不是老套的精神分析式解读。相反，他分析的是让歌德的诗歌以及后来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得以产生的言语秩序的深刻断裂。基特勒不用弗洛伊德来解读诗歌，如果弗洛伊德还有重要性，是因为可以通过诗歌来解读他。

在18世纪的后50年里，养育婴儿和孩童的方式经历了重大的变化。资产阶级的核心家庭崛起，将女性几乎全部贬入私人领域，从而重新定义和促进了母亲作为主要监护者的角色。母亲们不再担任中世纪与近代早期扩大化家庭中的常见角色，此时她们承担着将婴儿这种“原料”转变为具备充分成熟的同理心和反思性（通常被称为精神或者心灵）的个体的重要任务。这要求母亲们被教导如何来教育她们的孩子。在很短的时间里，新型的育儿实践产生了。比如，当要哄孩子睡觉时，以前的方法是用草药混合剂、镇静剂、麻醉剂或是其他野蛮的方式，这些仅仅将婴儿视为“许多身体中的一个身体”（Kittler，1991：198）的做法，被母亲那唱着催眠曲的慈爱声音所取代了。基特勒认为，上述歌德的诗歌是在萨克森州一首古老的催眠曲的基础上创作的，但更重要的是它重新塑造了母亲声音的突出特点。于是，在流浪者这里，或是延伸开来的被诠释学限定的读者这里，触发了一种类似于婴儿在树梢听摇篮曲的反应。这里要引入的一句话将会在后面反复出现：歌德的诗歌是一个“关于话语渠道条件的话语”（Kittler，1982：473），它凸显和展演着规则、规范和文化的断裂，正是这些才让它能够影响它的读者。

但是，这种影响是如何产生的呢？在《话语网络1800/1900》（Discourse Networks 1800/1900）的一个详细的分析中，基特勒剖析了18世纪后50年里的教育改革者是如何给语言教学实践带来实质性改变的（Kittler，1990：27-53）。让孩子们通过圣经中繁多的名字、字母串或者音位来学会语言的做法已经是过去式了。取而代之的是，母亲们被教导说出基特勒称为“最小所指”（minimal signifieds）的东西，比如“du、mu、bu、be、ma、am、ag、ga”等。它们既不是真正的词汇（虽然它们中有些——如“am”或者“du”——有时也被当作词汇使用），也不是无意义的音节，而是位于二者中间的东西。重要的是，它们能够轻而易举地与词汇相结合：将“bu”和“be”放在一起变成Bube（小男孩），将“ma”进行简单重复就产生了Mama（妈妈）。“通过这种方式，意义在音与词的边界上通过最小所指的增大作用产生了。”（Kittler，1990：78）这种毫不费力的融合是基于这样的假定之上的：如“bu”“be”或者“ma”这样的最小所指总是孕育着意义。与通常的语言学观念相悖的是，意义在次词汇层面就已经存在了。母亲和婴儿之间全新的亲密纽带进一步巩固了这个假定，因为婴儿总是将他们母亲的声音视为指向某种东西。母亲的爱和语言在语义上的丰富性一起，确保了经母亲之口说出的东西一定且必须是有意义的。我们这里讨论的其实完全是由诗人、哲学家和教育改革家参与传播的，关于亲密的甚至情欲化的母亲身份的话语建构，这一身份在100多年后被弗洛伊德发掘，并被呈现为一种类宇宙真理。

这种“对言语方法上的纯净化（methodological purification of speech）”（Kittler，1990：37）是构成文化断裂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在这个断裂过程中，语言彻底改变了自己的地位，不断从模拟自然的基本构造中产生出来，变成一种“普遍的、净化的、同质的媒介”（Kittler，1990：36）。其结果是，语言、自然和母亲的声音都是意义而不是噪音。于是，这样一首通过重塑（re-mediates）母亲的催眠曲而召唤出自然意义的歌德诗歌又怎么可能不充满意义呢？就像孩子将母亲发出的最小所指视为孕育着意义一样，歌德笔下的流浪者甚至会把最无意义的自然声音也视为充满存在意义的，而对字母化词汇足够熟练的读者也会将歌德诗歌中的8行、24个单词以及155个字母视为蕴藏着可通过诠释学方法挖掘的大量财富之宝藏。这首诗歌不仅描述而且创造了一种诠释学的感染力，恰恰因为它最初就重新展示了是什么让我们容易受到这种类型的感染力的影响。媒介——歌德迷人的文字工艺品——变成了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