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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雅明论媒介-媒介环境与认识论

时间:2023-10-18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2]中国的古汉语,只有“媒”字,并无“媒介”一词。[9]“媒介就是认识论”,“任何认识论都是某个媒介发展阶段的认识论”[10]。所谓“媒介环境”,所谓“媒介环境学”,或者梅罗维茨认定的“新场景”,应该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来理解的。所谓的“不要十分说假了”,实则是不能十分说假罢了。“千里镜”被奉为“法宝”,“做了家堂香火”,活生生地演绎了“媒介道说”中的“道成肉身”。

本雅明论媒介-媒介环境与认识论

辨音闻道识媒介

黄旦

从一个故事说起。

以《闲情偶寄》立名于中国文学史的李渔,写有一部小说,名《十二楼》。内中有《夏宜楼》一卷,说的是一瞿姓相公,“亏得一件东西替他做了眼目”,“微光一隙仅如丝,能使瞳人生翅”,偷窥到居于夏宜楼的詹姓小姐之美貌,心生莫名爱意。于是他灵机一动,将远望高探而得的楼内女方动静,借助媒人之口,一一说与詹小姐听,以示天生有缘,唬得这位小姐毛骨悚然。门禁之内的夏宜楼,男女有别,旁人不能随便进出,其动静连自家人都未必尽知,偏一个外人竟一清二楚。詹小姐百思不得其解,疑非得神助不能,遂“把个肉身男子”就当成了“蜕骨神仙”。“这等看起来,竟是个真仙无疑了!丢了仙人不嫁,还嫁谁来!”詹小姐也不是没有担心,“神仙”是否有“真形实像”,“不要等我许亲之后他又飞上天去,叫人没处寻他”。到了新婚夜,詹小姐初近新郎,战战兢兢,“还是一团畏敬之意,说他是个神仙,不敢十分亵狎”,至半夜却发现其“欲心太重,道气全无”,根本就是凡夫俗子一个。她狐疑中追究缘由,“件件查问到底”,才知此桩美事功德,全得力于一个“法宝”——千里镜。瞿相公偶尔从市场购得此物,在高山寺租得一间僧房,遍扫各处房屋。之前种种,正是这双“千里眼”居高临下所功。让人想不到的是,知道真相后的詹家小姐,惊诧之余,并未显上当受骗之恼怒,反正色道:“这些情节虽是人谋,也原有几分天意,不要十分说假了。”第二天恭恭敬敬就把这件“法宝”供在了夏宜楼,做了家堂香火,夫妻二人不时礼拜。

在我看来,这就是一个媒介道说的故事。

媒介,是英文media的汉语译词。英文的media,源自拉丁文medium,意指中间。medium一词大致有三种意涵:第一,比较古旧且运用普遍的意涵,指的是“中介机构”或“中间物”。这个意涵源于一个特别的物理哲学的观念:一种感官(或一种思想)要去体验(或表现)必须有一个中间物。第二,着重落在技术层面,例如将声音、视觉、印刷视为不同媒介(media)。第三,专指资本主义。在这层意涵里,报纸或广播事业被视为另外事物(如广告)的一个媒介。[1]也有学者为此勾勒出一条变化的线索:古典拉丁文medium指的是某种中间的实体或状态,但在古典之后的拉丁文以及12世纪之后的不列颠资料中,媒介则指从事某事的方式。一方面,媒介可以视为一种偶然性的存在,它使得现实世界中的诸多现象相互关联,或将现实世界与可能性世界相互关联。另一方面,从现代意义上来看,媒介是一类特殊资源。直到1960年,媒介才成为一个术语,描述实现跨时空社会交往的不同技术与机构,并因此受到特定学术领域的关注和研究。[2]中国的古汉语,只有“媒”字,并无“媒介”一词。按《说文解字》中的解释,“媒即谋也,谋合二姓者也”。“谋合二姓”,不仅“媒”(谋)的位置居间,而且是介入——撮合二姓的第三者。由此可见,media或“媒”,就其本义及其谱系,主要意为居中(中介机构或中间物)位置及交接转化(从事某事的方式),重点是中介行为。[3]按我的说法,媒介是有“媒”有“介”,是连接、触发与转变的不断运作,是媒—介的互动和呼应。通俗地讲,就是一场“交易[4]。故凡是媒介,必是从关系着眼,否则就是技术或物件。媒介学就是研究关系方面的东西而不是物体。[5]之所以习惯于将某种技术和机构(比如报纸)命名为媒介,在于预先已设定其为“实现跨时空社会交往”。

夏宜楼“有绿槐遮蔽,垂柳相遭,自清早以至黄昏,不漏一丝日色”,如此幽密荫深之所,却被“微光一隙仅如丝”的千里镜穿破,从而引出这一实体空间,与高山寺的瞿生照面。高山寓意宽广、挺拔和敞亮,乃为“夏”之意象;夏宜楼,则是三面环水柔软清凉,为避暑之胜,故有“宜”之谓。一阳一阴,偏因“千里镜”相遇而碰撞交汇融合,孕育出新的关系和生活。千里姻缘一镜牵,夏“宜”楼化成了宜“夏”楼。千里镜就是千里“媒”!“传媒与工具和机器不同,工具和机器是我们用来提升劳动效率的器具,而技术的传媒却是一种我们用来生产人工世界的装置,它开启了我们的新的经验和实践的方式,而没有这个装置,这个世界对我们来说是不可通达的。”[6]千里镜是如此,贵州的中国“天眼”——FAST望远镜也是如此,无人不知的报纸、广播、电视等,均因此而成其为“媒介”。

媒介以它特有的方式解蔽现实并将之带到我们面前,这是一种中介了的现实。“想独上高楼读一遍《罗马衰亡史》,忽有罗马灭亡星出现在报上”(卞之琳,《距离的组织》),从而导致场景重新组合和分化交叉,引入一种并不依赖于固定地点的新场景,新的角色行为模式就在新的社会场景中诞生。[7]媒介抵达之处,既是世界所在之“界”,同时也是“新世界”敞开之时。“计算机界所说的实时、媒体界所说的‘现场’等效应都深刻地——同时也可能在根本上——改变了事件化的原义,改变了时间和空间的存在”[8],由此也就改变了人的存在。人体在感知比率变化中既延伸又自我截除,在一伸一缩中调适与外界的关系尺度。[9]“媒介就是认识论”,“任何认识论都是某个媒介发展阶段的认识论”[10]。所谓“媒介环境”,所谓“媒介环境学”,或者梅罗维茨认定的“新场景”,应该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来理解的。这是超越了自然、社会和人,同时又使之重新联结并组合的第三种环境。[11]夏宜楼的故事,已经让我们充分领略到这一点。自从“千里镜”登堂入室,它的内外格局和关系结构就已千疮百孔,不再是原来的夏宜楼,哪怕看上去景色依旧。新婚之夜的詹小姐,面对瞿生的全盘托出,不能不信又不愿完全接受。所谓的“不要十分说假了”,实则是不能十分说假罢了。幻想的破灭,也就是现实的毁灭。顺着既有真真假假(真实与虚拟)的逻辑,是唯一的出路。这正说明夏宜楼回不到从前也不可能再回到从前。“千里镜”被奉为“法宝”,“做了家堂香火”,活生生地演绎了“媒介道说”中的“道成肉身”。此后的夏宜楼不能不在“法宝”的不时礼拜中存在,并讲述其以往和未来。或许在库尔德利看来,这不过是人通过媒介做什么或是在做什么与媒介相关的事,[12]然而,人的此种“做”必是与媒介的设定及其刺激、推动断不开的。“通过媒介做什么”和“做什么与媒介相关的事”,首要的必是与“什么媒介”有关。看报纸和看电视就不是一回事,否则戴扬和卡茨也就用不着专拿电视来演说“媒介事件”[13]。媒介“并不简单地传递信息,它发展了一种作用力,这种作用力决定了我们的思维、感知、经验、记忆和交往的模式”[14]

“媒介的魔力在人们接触媒介的瞬间就会产生”[15],这“魔力”即是媒介作为一种“装置将诸要素聚集在一起的某种生成”,是诸要素“安排、组织、装配在一起的”创生过程。[16]媒介不仅仅只是“处于中间位置的”,它对通过中间项的两者起作用。它要在不可逆转的过程中创造出一个模型,超越所有的企图。[17]瞿生的隔空远扫,媒人的巧舌如簧,口信和诗文的情意脉脉,詹小姐的懵懂好奇,夏宜楼的特定空间,詹父的势利专横,詹家在朝为官的儿子,其他的求婚者,等等,一干人事全因“千里镜”的介入而现形,环连成网,各自激发,“每一种元素都有助于界定其他元素,每一种元素都为信息在系统中流动做出贡献”[18],构成了特殊的传播事件——这段奇异之婚姻重构了夏宜楼。“生成”不是融合、不是共存,而是一种转化,各自在媒—介中成其所是,形成一种全新的生态。媒介也在这种“活生生的力量漩涡”[19]中,敞开和绽放自身。李渔的“夏宜楼”实就是“千里镜”化的世界。试想,若不是“千里镜”而是电话(据研究,19世纪晚期美国电话使用的增加,由于交流和声音接触的便利,的确促进了情爱事情的发生[20]),其所引发的“魔力”就不同,至少天上掉不下这位瞿哥哥。夏宜楼的整个过程、所有关系及其情节戏码都得推倒重来。所以,媒介——就是媒—介的召唤和应答——就是媒介道说:“让我们通向那个由于与我们相关而伸向我们的东西”,“让我们进入与我们相关或传唤我们的东西”。媒介“就是在如此这般允诺着的道说中显示自身本质”[21]。本译丛定名为“媒介道说”,就是得自如是的启示。

《约翰福音》的“太初有道”,亦可称“太初有言”。故“道”即“道说”(logos),又译为“逻各斯”,在西方文化思想中有着重要影响。称“logos”为“道说”,就为表明前者作为一个语言符号自身的内在力量与功能。[22]据研究者,“logos”——道说,与老子的“道”类似,是话语,也是道理之理或道本身,[23]由此与中国文化和思维方式有了几分亲近。海德格尔把“道说”视为语言本质,是语言的语言。“道说”是把作为语言的语言带向语言,使人通达语言之大道。“道说”即语言本质显身,人们是“在说话(作为顺从语言的听)中”,“跟随被听的道说来道说”的,所以是“语言说话”[24]

如果把海德格尔的“道说”与人的存在关系之特殊意义(语言是存在之区域,存在之圣殿,存在之家[25],所以技术就成为“座架”)暂且放在一边,仅从他开启语言“本源”或“本质”的“道说”之思,或者以“道说”作为“道理之理”,亦即“作为一个语言符号自身的内在力量与功能”之意,译丛名为“媒介道说”,就是想破解传播学中将媒介仅仅视为器具、工具的固有思维。“器具是被有用性和需用性规定了的,所以,器具就把它由之据以形成的质料纳入了自己的有用性中”[26],最终留下的是用处、是效应,媒介却消失不见。由此我们希望读者从一个新的、立足媒介自身内在力量的——海德格尔所提示的“一件东西从何而来,通过什么它成为一件东西,这件东西是什么,它如何是”[27]这一存在“本源”亦即“道说”的角度出发,来阅读这套译丛。有新视角,才会发见新亮光。读书是如此,研究亦是如此。

“媒介道说”并不主张什么媒介中心主义,也不赞成把人视为中心,此二者本就同根孪生一体两面彼此强化,尽管看上去像是针尖对麦芒。此种非此即彼,注定听不到媒介道说之“大音”。如果一定说有中心,“媒介道说”的中心就是人与媒介的共存以及相互介入和运作这一根本,并由此切近媒介并道说媒介。基特勒将人类传播媒介历史切割为两段:文字媒介阶段和技术媒介阶段。前者以语言编码为基础,后者则完全按照现代数学编码公式而运作。[28]目今所谓的“后人类”,所谓的“虚拟真实”,不正源自数字编码媒介的变迁吗?媒介关乎人的习性、生活方式和自我构成,并与人共时并进。“不同的文明依赖的传播媒介各有不同。”[29]媒介造就人,一代媒介自成一代人。英尼斯的《传播的偏向》、波斯特的《信息方式》、卡斯特的《网络社会的崛起》等,都已经从不同层面为我们做了见证。据调查,虚拟现实技术已经影响了目前人们对于现实生活的看法,有人曾在问卷中直截了当地回答:“现实并不是我最好的窗口。”[30]以此看,美国芝加哥学派早期代表人物库利是颇有见地的。他认为,人类的本性来自两条生命传递线:一是生物种性;一是语言、交流和教育。只可惜他始终抱定这是两条“明显分开的河道”,也就找不到其交汇之处,最终落在了生物有机体对社会的适应上[31]也是不得不然。

既属“人类本性”,人与媒介的相接相嵌就非后天强加,而是与生俱来。人,按照盖伦的说法,天生就不是自足的生物,只能依赖于预先构成的自然条件。因此,技术成为人类自身本质的最重要的部分,正像人本身一样形成了一种人造的性质。[32]用斯蒂格勒的表述,人因“原始性的缺陷”,故必以技术的弥补而诞生和存在:技术就是人的代具。代具并非人体的简单延伸,它构成“人类”的身体;代具也不是人的一种“手段”或“方法”,而是人的目的。人是以技术的“外移的过程”,运用生命以外的方式来寻求生命的。人与物(工具)的共时共生,标志着在有机体和它的环境之间出现了一种新型的关系,一种新的物质类型:即一种有机体(有机化的个人)同环境(一般意义上的、有机的和无机的物质)的关系,是由一种有机化而又无机的物质为中介来实现,而且二者互为激发:当“什么”在被“谁”发明的同时,也发明了“谁”[33]。这同样是唐·伊德所坚持的。他以为,人从伊甸园下到尘世,就是和技术相伴相行。“对于人类来说,没有技术的生存只是一种抽象的可能性”,除非是被圈在一个“孤立的、被保护的和牢固的乐园”里。“文化—技术的生活形式”,也就因此“限定了所有经验性的人类社会”[34]

这样的视野,就是我们透视媒介和人之间关系的基础。依斯蒂格勒的“技术史同时也就是人类史[35]的说法,我们也可以毫不迟疑地说,媒介史同时也是人类史,“媒介学的起源应该是人类学[36]。勒鲁瓦-古兰说:“人类群体在自然中的行为就像是一个生命肌体,……它通过一层物体(工具、器械)的中介来适应自己的环境。人类用斧头砍伐,用箭、刀、锅、匙来取食肉类。人类就在这样一种中间层之中取食、自我保护、休息和行动。”[37]中间层即为媒介。仿照卡西尔的说法,这就是由“劳作”(work)划出和规定的“人性圆圈”[38]。媒介道说就是顺着这样的通达让我们来倾听的。

“媒介道说”译丛,集中展现了不同学科各位名家大师的媒介论述和思想。首先,多学科的思想源流和横岭侧峰的不同入角,大大越出了原有传播学中媒介理论之一脉,将会为我们重新理解媒介,尤其是在今天这样的数字移动背景下审视媒介,提供重要的思想资源。这是我们主持出版该套丛书的初衷之一。其次,几年前我们就提出,应将“媒介”确定为传播学研究的重要入射角,这不仅是为了纠正传播研究重内容、重效果而忽视媒介的偏向,更重要的是,我们认为从“媒介”入手最能抓住传播研究的根本,显示其独有的光彩。近些年我们在这方面的探索也证明了这一点,并已经初步形成了特色,得到全国同道的关注和呼应。其结果是大大地扩展了人们对于传播的理解,开辟了新的研究议题,重组了研究的领域,使传播研究的面貌和气质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变。因此,选择这样一套译丛,既是我们研究设想使之然,同时也希望借此为进一步推动这方面的研究添柴加火。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即译丛的多学科特色,恰恰表明了“媒介”的极端重要性,它关涉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当今数字技术的运用和影响就说明了一切),因而也是所有学科关注的焦点。因此,这套译丛可以成为一个四通八达的媒介,它将伸入各个学科,汇聚八方来客,共同思考,共同道说,“嘈嘈切切错杂弹”,携手创建中国传播研究的新蓝图。

自然,收入本套译丛的每本书,都是研究者对某一位学术名家媒介论说的梳理,属于“道说之道说”。这些“道说”及“道说”者拥有不同的学科和知识背景,其切入角度不同,问题指向不一,论述逻辑各异,基于不同的价值立场和媒介经验,就其内容而言,可以起到方便接引的作用,作为研究的初步向导,激发读者深入探索的兴趣。它既不能代替原著的阅读,更不是模仿照搬,“泥洋不化”,好比夏宜楼里的“千里镜”,做了个现成供奉的“宝物”。相反,我们要立足中国的媒介实践、传播经验和现实问题,从“媒介道说”中批判性地吸取养料,大胆想象,深耕细作,不懈努力,形成并发出中国学者之“媒介道说”,并由此与世界对话。这,是我们的期待,也是每一位媒介学者应有的承当。

“哲学最终可能只不过是媒介理论而已”[39],对这个大胆的预测,我没有能力评判。不过由此倒让我想起海德格尔喜欢征用的两句诗:“词语破碎处,无物可存在。”现就将之稍作改动,以鹦鹉学舌结束这篇不算短的文字:

媒介破碎处,无物可存在。

媒介道说。

[1] 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M].刘建基,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299-300.

[2] 延森.媒介融合:网络传播、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的三重维度[M].刘君,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59-60.

[3] 德布雷.媒介学引论[M].刘文玲,译.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4:10.

[4] 德布雷.媒介学引论[M].刘文玲,译.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4:76.

[5] 德布雷.媒介学引论[M].刘文玲,译.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4:73.

[6] 克莱默尔.传媒、计算机和实在性之间有何关系?[M]//克莱默尔.传媒、计算机、实在性——真实性表象和新传媒.孙和平,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7-8.

[7] 梅罗维茨.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媒介行为的影响[M].肖志军,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

[8] 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爱比米修斯的过失[M].裴程,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18.

[9] 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M].何道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10] 波兹曼.娱乐至死[M].章艳,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30.

[11] 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爱比米修斯的过失[M].裴程,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90.(www.xing528.com)

[12] 库尔德利.媒介、社会与世界[M].何道宽,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41.

[13] 戴扬,卡茨.媒介事件[M].麻争旗,译.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

[14] 克莱默尔.传媒、计算机和实在性之间有何关系?[M]//克莱默尔.传媒、计算机、实在性——真实性表象和新传媒.孙和平,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5.

[15] 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M].何道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42.

[16] 德勒兹:关键概念:第2版[M].田延,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8:91.

[17] 德布雷.媒介学引论[M].刘文玲,译.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4:125.

[18] 海勒.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文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M].刘宇清,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34.

[19] 麦克卢汉.麦克卢汉序言[M]//哈罗德伊尼斯.帝国与传播.何道宽,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20] MARVIN,C.When old technologies were new[M].NY: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

[21] 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M].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190,255.

[22] 芮欣.道说:从逻各斯到倾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11.

[23] 陈嘉映.海德格尔哲学概论[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298.

[24] 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M].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239,254.

[25] 海德格尔.诗人何为?[M]//孙周兴.海德格尔存在哲学.北京:九州出版社,2004:152-216.

[26] 海德格尔.艺术作品的本源[M]//熊伟.存在主义哲学资料选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428.

[27] 海德格尔.艺术作品的本源[M]//熊伟.存在主义哲学资料选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402.

[28] 基特勒.传播媒介史绪论[J].文化研究,2013(13):235-254.

[29] 伊尼斯.帝国与传播[M].何道宽,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8.

[30] 海勒.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文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M].刘宇清,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36.

[31] 库利.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M].包凡一,王源,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5.

[32] 盖伦.技术时代的人类心灵:工业社会的社会心理问题[M].何兆武,何冰,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4.

[33] 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爱比米修斯的过失[M].裴程,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19,126,166,20,193.

[34] 伊德.技术与生活世界[M].韩连庆,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14,20.

[35] 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爱比米修斯的过失[M].裴程,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147.

[36] 德布雷.媒介学引论[M].刘文玲,译.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4:15.

[37] 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爱比米修斯的过失[M].裴程,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164.

[38] 卡西尔.人论[M].甘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87.

[39] 哈曼.铃与哨:更思辨的实在论[M].黄芙蓉,译.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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