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克·贾格尔的闪电战与机械主体：《基特勒论媒介》直击成果！

不过，同战争的问题相比，所有的这些论争都变得不那么重要了。战争是一个特别热门的话题，正是它招致了基特勒的一些最显著的错误：

我不属于那些厌恶德国国防军及其军事行动的理论家之一。比如，近期存在着不少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莫斯科攻防保卫战中德国国防军所做暴行的讨论，对此我能理解。尽管如此，很明显的是……对我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战真正的谜是希特勒的闪电战如何可能在两年时间里征服了除芬兰之外的几乎整个欧洲？这对我而言是一个难以置信的事件。（Armitage，2006：27）

整个欧洲大陆？对于西班牙、葡萄牙、爱尔兰、苏格兰、英格兰、冰岛、瑞典和瑞士的读者而言可能出乎意料，更不用提这样的事实——从德国发动最早的闪电战到其占领部分东欧国家之间的间隔其实超过了两年的时间。考虑到基特勒在技术—军事问题上展现得那么一丝不苟（以及对他人的错误甚为严苛），这样的大错误实在令人惊讶。究竟是什么继电器之后被错误地接入到他的脑子里，让他犯下了这样的错误？

第二个错误——不那么显而易见却在根本上更具启发性——涉及的是德国的计算机先驱康拉德·楚泽^[5]（Konrad Zuse）。基特勒声称，楚泽的Z4计算机——一个可编程的、建立在继电器基础之上的电子数据处理机器，虽然不具备条件转移（conditional jumps），许多人还是将它视为第一个完整的图灵计算机（参见Agar，2001：41-52），它被用来“决定哈茨山脉地堡之中的V2导弹的命运”（Kittler，1999：259）。也就是说，Z4计算机据说是被设计用来对准英国V2导弹的飞行轨迹的。但事实上，这是错误的。基特勒本可以轻易地避免这个错误，如果他像平常一贯所做得那样好的话：也就是，阅读——这里阅读的是楚泽的回忆录中的相关部分。楚泽讲述了一个流浪者风格——如果不是品钦风格——的故事。Z4计算机是楚泽在其父母位于柏林的公寓中组装的第四台机器，又被称为V4。“V”在这里代表的是实验模型（Versuchsmodell），因为这台机器很像V2（V2也被称为A4，这更容易导致人们混淆两者），他的一名合作者成功地劝说有关当局命令楚泽和他的同事们将Z4/ V4撤离，让其远离正在逼近的苏联红军，进入图灵根州的一家地下军火工厂——成千上万的集中营关押者在那里组装V2/A4导弹。这个研究团体目睹了那里的非人境遇之后，逃离到了南德的阿尔高地区，在那里等待战争的结束（参见Zuse，1993：91-94）。在某种程度上，基特勒是可以被原谅的，因为他引用的只不过是另外一个无可挑剔的来源，安德鲁·霍奇斯^[6]（Andrew Hodges）所著的卓越的阿兰·图灵传记中声称：“楚泽的计算机被用于V2导弹的设计上。1945年，楚泽自己被安置到生产多拉巨炮的地下工厂之中。”（Hodges，1983：299）霍奇斯承认他犯了错误。但是基特勒的错误还有更多。这是异想天开的典型案例，这个存在着问题的想法在根本上直接同基特勒对战争（尤其是“二战”）的观点有关。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新千年初始的这段时期，要阅读基特勒的任何作品，几乎都不可避免地会碰到强调现代战争对媒介变革至关重要的段落。战争似乎成就了所有技术之父，中介先天论（medial a priori）沦落为军事先天论（martial a priori）。《留声机 电影 打字机》是对此说得最清楚明白的文本。这种由一到三再到一的叙事（书写分化为存储媒介，然后数字化又扬弃了前两者）据称是由一系列战争引发的：

第一阶段开始于美国内战，开发出了声学、光学和文字的新型存储技术：电影、留声机以及人造机器系统——打字机；第二阶段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开端，为每种存贮内容开发出了合适的电力传输技术：收音机、电视机以及它们更秘密的伙伴们；第三阶段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将打字机的原理应用到了具备自我预测能力的技术之中。图灵在1936年对计算能力的数学定义赋予了未来的计算机名字。（Kittler，1999：243）

结束所有战争的战争引发了终结所有媒介的媒介。“未被书写出的技术规范是一部战争的历史。”（Kittler，1998b：56）所有在战争中分散我们注意力的花哨的娱乐工具都不过是伪装起来的技术武器。不管是从航空和潜水艇定位技术中维系下来的高保真技术，还是利用曾对成功调度“难以置信的”德国国防军装甲车战术必不可少的VHF调频和信号复用的无线电台，“整个娱乐产业”——如果引用基特勒最著名也最臭名昭著的概述——“是，不管从哪个可能的角度看，都不过是一种军队设施的滥用”（Kittler，1999：96-97）。有时你只需要倾听，就能听到战争的真相。以滚石乐队（the Rolling Stones）的歌曲《怜悯魔鬼》（Sympathy with the Devil）中的歌词为例：“我驾驶着坦克/戴着将军的勋章/闪电战打响/横尸遍野。” 当基特勒让米克·贾格尔化身为现代闪电战的主要设计者之一、陆军上将古德里安时，话语分析的光荣时刻到来了。就像他用《流浪者之夜歌》来分析话语网络1800的初始母性场景中以母亲为中心的新型语言习得实践那样，基特勒将《怜悯魔鬼》解读为由战争所驱动的VHF无线电的发展。它促成了调度古德里安的装甲车战术，随后又促成了摇滚乐引导的机械化的“观光分工，它们在所谓的战后条件下演练或者模拟了闪电战”（Kittler，1999：108）。

虽然娱乐产业可能会努力掩盖它们的媒介在军事上的开端，这些媒介和战争混杂在一起，战争成为它们无法逃脱的阴影。当战士们在打最后一场仗的时候，媒介正在准备着下一场战争：“VHF坦克收音机、升码器、磁带录音机、潜水艇定位技术、空中战争无线电波等等，已开启了对军事设备的一系列滥用，这让人的耳朵和反应速度可以适应第N+1次世界大战。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第一项对军事设备的滥用无线电开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摇滚乐，再到下一场战争的另一种滥用。”（Kittler，1999：111）。不仅仅媒介和信息技术的历史是概括版的战争史，“未被书写出的技术规范是一部战争的历史”（Kittler，1998b：56），而且由伪装成娱乐工具的武器系统强加于我们的感觉训练器（sensory drill）相当于一个正在运行的集体神经心理学意义上的海军训练营，目的在于训练我们适应下一个电子战的反应速度。这个附带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相对快速战争而言，人类的行动太迟缓了：

就运动技能、感官知觉和智力上的敏锐度而言，人类显然生来不适合发动高科技战争。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速度与加速强制创造出了特别的训练营，向迟钝的人类教授新的知觉形式，并让他们适应人类-机器的协同作用。这从发端于1914年的腕表，到今天的战斗模拟器这里仍未结束。我们可以假定，在此期间，当战争不再以实时的形态展开时，摇滚音乐会和迪斯科构成了知觉的海军训练营，破坏了感知的阈限。（Kittler，1993a：90）

你可以把媒介带出战争，却永远无法将战争带出媒介。“我们的迪斯科舞厅正在为青少年们预备一场反抗性的罢工。”（Kittler，1999：140）(www.xing528.com)

的确，有无数的反对意见已经开始排起队准备进攻了。许多现代媒介技术的军事化起源毋庸置疑，但同时在一些情况下战争和/或军队有时会漠视甚至阻碍新媒介。电话，这个主要发端于民间的技术，有着明显的保障现代战场上通信的潜力，但是德国军队（基特勒宏大战争叙事中的主要角色之一）最初却拒绝采用这项技术，只因害怕它会腐蚀军队纪律（参见Kaufmann，1996：189-219）。通过电话接收命令的下属们可能会不再通过敲击双脚后跟来表示服从（click their heels）。40年后，楚泽提议使用他的早期电脑作为加密机器来替代号称无法被解密的谜团，该提议却被德国军队所轻视。如果国防军的行动能够更加符合基特勒对它的高度重视和期待，阿兰·图灵和布莱切利园^[7]（Bletchley Park）就不太可能破译德国的密码了。

然而，问题远远不止事实上的错误。一开始就存在着明显的模糊不清，或者如果坚持使用军事隐喻的话，基特勒巧妙使用的一套障眼法让他巧妙避开了敌人的炮火。第一，关于战争是否以积极的方式参与到现代媒介技术的生产或传播之中，基特勒的解释并不是非常清楚。一方面，基特勒声称“媒介是为了技术战争而发展出来的”（Kittler，1993a：102），因此战争是现代媒介“真正和事实上的历史先验”（Kittler，2003a：56）；另一方面，基特勒对无线电技术的非军事起源提供了一个详尽的综述，却加了这样的话：“要实现从波尔森的电弧传输到雷本或者福德瑞斯特的管型技术和费生登实验过程的大批量生产的转换，就必须爆发一场史无前例的世界大战。”（Kittler，1999：95）作为回应，批评者提出了讽刺性的问题，即这是否意味着“没有一战的话，无线电技术可能会在不同大学的地下室内被尘封堆积”（Goldstrasz and Panthle，2010）。更重要的是，“战争”这个词语的意义也会发生变化。偶尔，它在字面和世俗的层面上意味着军事上的对抗，但有时它还会有更多的言外之意。“与单纯的搏斗相对，战争很长时间以来都是一个涉及说服的事务。只有人们成功地让其他人为自己而死时，战争才存在”（Kittler，1997：117）。简而言之，战争常常指的是被视为动员（mobilization）的东西。

动员消弭了战争与和平之间的界限，因为它在战争与和平之时都会发生；动员消弭了军队和平民之间的界限，因为它对军队和平民有着同样大的影响；动员消弭了物质硬件和心理软件之间的区分，因为它既要思考如何让后勤学、交通运输和技术最优化，又要思考如何增强精神上的准备以及整体上战备。然而，面对现代战争的加速和不可知性，究竟怎样的人才是准备最完善的（或者至少是有着准备的）？当看不见旗帜，也看不见下命令的权威时，怎样的心灵能够做出快速的现场决策甚至制订新规则？什么东西曾被规划出来同自由意志一起战斗？这正是现代的主体。

在基特勒参编的阿兰·图灵作品德语版的编后记中，他引用了一位顶级的德国哲学家。基特勒通常会避开这位哲学家，而且其与他本人甚少有类似之处（不像黑格尔、尼采、海德格尔）：这位哲学家就是伊曼努尔·康德。下面的引文来自《实用人类学》（Anthropology from a Pragmatic Point of View）试图展示的——对康德而言——知性（Verstand）、判断力（Urteilskraft）和理性（Vernunft）之间至关重要的区别：

仆人或者初级办事人员是奉命行事，因而他们需要的仅仅是知性（理解力）；公务员为了完成任务必须遵守一般规则，但在具体情况下有自己做决定的权力，因此他需要判断力；将军必须判断所有可能的情况，自己构想出一个规则，因此他必须具备理性。（Kant，转引自 Kittler，1987：223）

基特勒解读这个引文的方式正如同他解读弗洛伊德用电话对无意识进行的解释一样。他把上述康德的表述视为一个有用的参照物：将军们不仅仅是实验对象，他们更是实验对象的原型。作为知性的高级版本，康德的认识论中探讨的判断力是一个军事上的指挥系统，因为新形态的启蒙意识正是要将封建的和专制主义下不动脑筋机械行事的人转化为自主的行动者的尝试和努力的产物。我们的社会是一个再也不能提供统揽一切的规则和指导方针的去中心化的、功能分化的现代社会，在这个社会的卡夫卡式困境中，我们需要的心智能力恰好正是我们在去中心化的现代战场上执行军事任务时所需要的。现代主体是那些学会了自己思考的战士们。《话语网络1800/1900》前半部分中详细呈现的全部关于读写能力、情感化和浪漫主义诠释学的叙述在军事的语调中得以改写。理性的历史归属于战争的历史。

最重要的是，现代主体是递归性反思的自主行动者这个事实——即他们能够通过改写最初的指令组对预料之外的状况作出反应——让他们被现代武器所取代。正如基特勒所愿，我们在哲学上被美化的自反性特征同样在重要的机械主体中存在。说句不客气的话，一个自主的人类和一个自导巡航导弹之间并没有什么太大区别。通过强调将单纯的机器转化为机械主体的关键特征是启用条件转移指令（conditional jump instructions）或如果—那么指令（IF/THEN-commands），基特勒以拉康式的陈述引入了这个对等关系。引用拉康时，基特勒坚持认为，一个精确地决定如何从头到尾实施行动的直接和机械的指令（在康德的说明中处于仆人或者士兵的层次），同一个让操作者在符合某些特定条件时能够在行动中做出改变（康德笔下公务员的层次）的程序之间的区别，等同于动物的代码和关乎人类主体性的语言之间的区别：

比如，冯·弗里希所研究的蜜蜂舞蹈“与语言不一样，就是因为舞蹈信号和它所代表的现实之间的联系是固定不变的”。尽管一只蜜蜂可以控制另一只蜜蜂采蜜和捕食的飞行途径，但这些信息并没有被第二只蜜蜂解码并传送出去。与之相反，“‘语言的表达形式’……本身却能定义主体性。用语言表达就是：‘你要去那里，当你看见这个，你要往那边拐。’换句话说，它借助他人的话语指涉自身。”换句话说就是：蜜蜂是炮弹，而人类是巡航导弹。一方通过舞蹈获取的是关于角度和距离的客观数据，而另一方则得到了可以自由行动的指令。（Kittler，1999：258-259）

主体的能动性（subjective agency）被构想为操作的自反性，转换到计算领域后，呈现为反馈命令的形态。这让基特勒能够在人类操作者和作为机械主体的巡航导弹之间建立功能性的对等关系，并且声称后者已经取代了前者，因为后者能够以更高级的形态接收、处理和执行输入的信息。再一次，它指向的不是计算机作为虚拟的人类大脑，或者它们以数码手段明确地模仿人类的思考方式。事实上，这意味着它们优化了特定的信息处理模式，这种信息处理模式也被加诸于人类之上，但是随后却被误认为人类固有的品质。主体从战争中产生，却被更加有效率的机械主体所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