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阴星母大虫顾大嫂：汪宁生的现代学林点将录

汪宁生（1930—），祖籍江苏灌云县，生于南京。

西南地区在地理上为边陲，在学术上亦属边缘，然而七八十年代后，却有汪宁生、童恩正逆势而起，皆就近为学，专注于民族考古领域，又皆有国际影响，堪称西南学界的双子星座。[1]而童氏在论题上虽以西南民族为中心，但在方法上实以考古学为本位；[2]惟汪氏真能以民族学与考古学相结合，左右逢源，成绩甚丰，在当今学林独树一帜。

汪氏毕业于北大历史系考古专业，原留校任苏秉琦助教；因拒绝组织安排他报考隋唐史研究生，被分配至中央民族学院，并参加云南民族调查。当时他志在考古与历史，本不安于此，但随后读顾颉刚《浪口村随笔》一书，深受其民俗证史方法的启发，从此遂全力投身于民族学调查。[3]1964年调往昆明云南历史研究所，至1979年调入云南民族学院（后改云南民族大学）至今。

汪氏最专业的论文辑为《民族考古学论集》，近时又重编为《民族考古学探索》，其中如《从原始计量到度量衡制度的形成》、《初民时间、空间及数字概念探源》综述原始技术文明的发展，《中国考古发现中的“大房子”》、《仰韶文化葬俗和社会组织的研究——对仰韶母系社会说及其方法论的商榷》根据民族学原理辨析考古学问题，《云南少数民族的取火方法——兼谈中国古代取火》、《他鲁人的羊骨卜——附论古代甲骨占卜习俗》、《彝族和纳西族的羊骨卜——再论古代甲骨占卜习俗》由西南遗俗观察中原古法；又有《古俗新研》，更专门藉民族学知识印证中国上古风俗制度，如《八卦起源》、《耒耜新考》、《耦耕别解》考辨占卜与技术，《释“辛”》、《释“臣”》、《“小臣”称谓之由来》释证文字与名词，其他关于礼俗、婚丧习俗、生活习俗的杂考尚多。[4]以上二集，是其论著最精萃的部分，而《古俗》一编尤能体现其论学旨趣。此外，尚有论文集《中国西南民族的历史与文化》、《文化人类学专题研究——关于母系社会及其他》。

专著有《云南沧源崖画的发现与研究》，分析细致，总结周到，又能多方比较，在崖画研究方面，不仅是国内的第一部专书，亦可代表至今为止的最高水平；《云南考古》、《铜鼓与南方民族》皆为扎实的综述，《文化人类学调查：正确认识社会的方法》则系人类学田野调查的指南。《西南访古卅五年》为历年从事民族考察的原始日记，《历九州之风俗　考先民之史迹》为晚年的学术回忆，皆可见他深入穷乡僻壤时的苦乐，其学问精旨，实多自艰辛中得来也。主要著作又汇辑为《汪宁生论著萃编》两大册。

一般身处边缘地区者，限于学术条件，视野易显狭窄，但汪氏绝无此病，其于西方著作及学说的了解，甚至有过于主流学界；他在六十年代译出德人利普斯的名著《事物的起源》，不仅有功德于大陆的民族学研究，其本人的治学亦颇受其益。而他更能化劣势为优势，充分利用西南一带的民族资源，自人类学视角解释中国古史与考古问题，民族、考古、文献（包括文字）三种资料相互阐发，相得益彰。故他表示：“研究中国史现在已不再限于王国维先生‘二重证据法’，而应提倡‘三重证据法’，甚至‘多重证据法’，即有关学科所能提供一切证据均可利用。”[5]

按：饶宗颐曾提出“三重证据法”，结合田野考古、文献、甲骨文三项，然不过老生常谈。[6]又，杨向奎、叶舒宪特重民族调查或人类学，皆明确提出“三重证据法”，则与汪不约而同；惜杨仅系台下喝彩，未与其事，而叶在实践中颇走火入魔。[7]唯有汪氏能亲身从事调查，结合多重材料以作证据，而不陷于过度阐释。[8]

汪氏自称“僻处边地抱残守缺”，[9]不无落寞之感，而环顾今世，瓦釜雷鸣，又有不平之意。尝有言：“今日之中国到处可遇‘文化人类学家’或‘民族学家’，几乎不作实地调查，仅摭拾外国论著中自己未必弄清含义的若干时髦名词，辗转抄引前人调查报告或论文中几条已用资料，组合拼凑，便成巨著。……至于这类‘学者’之中，整篇抄录他人论著不加注明，酿成剽窃丑闻者，则为自郐以下矣。”[10]此似针对王铭铭而发。王处身学术中心，高谈阔论，著作迭出，然终是书斋人类学家，纵无抄袭行径，其成绩主要仍限于引介西方人类学新说，宜为汪氏所讥也。[11]

诗曰：西南考古几人能，异俗奇风尚足徵。证据三重兼一手，二重证据莫相矜。

注　释：

[1]汪、童并峙，可比古文字学界的李学勤、裘锡圭；惟古文字学接近中国学术的正统，而民族考古不入主流，故一显一晦耳。(www.xing528.com)

[2]汪氏认为“在有少数民族分布地区从事考古工作”并不等于民族考古学，并举《中国西南民族考古论文集》一书为例，即暗指童氏（《民族考古学探索·自序》，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按：童氏研治西南地区考古，兼及相邻的西藏、东南亚，主要论著见于《中国西南民族考古论文集》；学术之外，复以科幻小说闻名，著有《古峡迷雾》、《雪山魔笛》、《珊瑚岛上的死光》，实学界奇才也。另，郑文光著有《中国历史上的宇宙理论》（与席泽宗合作）、《中国天文学源流》，而称中国科幻文学之父，亦罕有的双栖人物。

[3]汪宁生《多所见闻　以证古史——记顾颉刚先生对我的启迪和帮助》，《顾颉刚学记》，三联书店2002年版；《顾颉刚先生学行录》，中华书局2006年版。

[4]张光直称汪“对八卦和骨卜的研究”，是将文化人类学运用于中国考古的最佳例子（《建议文物考古工作者熟读民族学》，《考古人类学随笔》，三联书店1999年版）；而张忠培则自考古学本位立场，挑剔汪著《仰韶文化葬俗和社会组织的研究》、《彝族和纳西族的羊骨卜》的类比与解释（《民族学与考古学的关系》，《中国文物报》1995年7月30日）。

[5]《古俗新研·前言》，敦煌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汪氏后来又补充：“王国维先生强调研究古史要用‘二重证据法’，现在看来已经不能满足现实的需要，如现在研究中国古史问题总是除文献记载、古文字外，还应参考考古发现，这已是‘三重证据法’，很多学者都是这样做的。我们现在更要提倡‘多重证据法’，即民族志资料也可用来进行类比，甚至只要有利于你的研究，自然科学成果也应加以利用。”（《历九州之风俗　考先民之史迹》，《考古人和他们的故事》[二]，学苑出版社2006年版，页36）则将“三重证据”细分为“四重证据”矣。

[6]《谈“十干”与“立主”——殷因夏礼的一、二例证》，《饶宗颐史学论著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谈三重证据法——十干与立主》，《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卷一《史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参沈建华《饶公与古史辨》，《华学》第七辑，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曾宪通《古文字资料的发现与多重证据法的综合运用——兼谈饶宗颐先生的“三重证据法”》，《古文字研究》第二十六辑，中华书局2006年版。按：饶氏称其“三重证据”要“比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多了一重甲骨文”，似系“多了一重田野考古”之误；但结合考古、文献、甲骨三者，实为现代古史学家的共识，固不待饶氏立说也（傅杰《三重证据法》，《聆嘉声而响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当世名家，如饶氏与李学勤、裘锡圭，皆缺乏考古训练；张光直专于考古，而于文献又显隔膜。惟邹衡以考古材料为骨干，引证传世文献亦丰，偶尔亦能取资于古文字，庶几可谓三结合乎？

[7]杨向奎《〈文明中国的彝族十月历〉序》，刘尧汉、卢央《文明中国的彝族十月历》，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叶舒宪《人类学“三重证据法”与考据学的更新》，《诗经的文化阐释——中国诗歌的发生研究》自序，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8]傅斯年极力提倡“扩张研究的材料”、“扩张研究的工具”（《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由此衡量，顾颉刚以民俗资料证史，汪宁生以民族资料证史，既是研究工具（方法）的扩张，也是研究材料的扩张。按：汪宗衍有谓：“窃维昔人以诗证史，以僧录证史，不揣梼昧，欲以书画证史……”（《广东书画徵献录·序》，香港至乐楼1988年印行）近世以来，以诗证史者有陈衍、杨锺羲、郭则沄、邓之诚、陈寅恪，以僧录证史者有陈垣，而岑仲勉以金石证史，汪宗衍以书画证史，凡此皆系材料的扩张；今人周勋初提出以小说证史（周勋初、余历雄《师门问学录》，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页70），姜伯勤以图像证史（《中国祆教艺术史研究》，三联书店2004年版），卞孝萱以印章证史（《“扬州八怪”六题·扬州博物馆看“扬州八怪”书画》，《冬青书屋文存》，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亦有遗风。又，以上诸家，皆就古代史而扩张材料，若治晚近历史，则图像材料尤为重要，亦尤为繁多也（参[英]彼得·伯克《图像证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9]《西南访古卅五年·自序》，山东画报出版社1997年版。

[10]《文化人类学专题研究——关于母系社会及其他·序言》，敦煌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

[11]近时王氏有学术随笔集《中间圈：“藏彝走廊”与人类学的再构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涉及西南民族学问题，所论虽仍隔一层，然能融入个人反思，已脱出转贩西学的层面，尚有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