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用学翻译研究：6个方法

6.1.2　语用学翻译研究方法

语用学翻译的研究方法注重科学性、社会性和人文性的统一，体现翻译研究的理性与主体之间的关系。人文翻译研究受到了科学方法潜移默化的影响。霍姆斯在1972年提出的翻译学全景图中，首先把翻译研究定性为经验科学，并为之制定了两个目标:一是描写翻译现象，二是建立一些基本原则，以便为具体问题提供解释并做出预测。他把翻译研究分为描写性研究、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后来，描述性翻译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翻译研究的核心问题是跨语际的意义转换，意义无限丰富的人文性决定了翻译研究必须坚持人文方向。翻译研究结果应该反映翻译活动的普遍规律，同时也应该反映出研究主体一定的主观价值取向。这是人文科学区别于自然科学的根本，也是人文科学的精神和灵魂。强调翻译研究的人文性，不会降低翻译学研究成果的科学性，更不会危及翻译学作为独立学科的地位。衡量一门学科是否成熟，一个重要的指标是有没有确立适合本学科性质的研究方法，因为科学研究的基本要求是按照对象的特点来把握对象(欧阳康2003)。在译学建设的关键时期，坚持翻译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就显得尤为重要。翻译研究的科学性，从方法论上来说是要寻找适合本学科性质和特点的研究方法，并不是一定要和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相比较，以增加自身的学术含量。从认识论上来讲，是指主观认识与客观实际相符合，是客观事物及其规律在人的意识中的正确反映。这体现在它同样是研究主体获得的关于翻译现象的阶段性客观性认识，同样以翻译事实为依据，以发现和总结翻译实践和理论的共同规律为目标，一样要运用分析、概括、总结、归纳等逻辑思维方法，要规范地表述翻译研究成果。翻译研究就是要透过纷繁复杂的翻译现象去把握规律和认识本质。

翻译研究在方法论上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主观经验主义的翻译研究阶段;二是以寻找客观规律为主要内容的翻译学建设阶段;三是广义语用学或文化翻译研究阶段。在翻译研究的第三个阶段，翻译主体和主体性成为主要研究对象。对于翻译主体之间关系的探讨，在翻译界又先后经历了作者中心论、文本中心论、译者中心论的流变过程，现在更注重主体间性的探索。这使得一切与翻译相关的主体和主体、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趋向多元。取消权威，取消独自或二元对立，凸显差异和对话原则，构成了主体间性研究的后现代焦点。赵魏(2005)提出，翻译研究方法体系按照方法学原理，方法按照不同划分标准呈现出不同的层次结构，较为流行的方法有三个层次:哲学方法，一般科学方法和部门科学的具体方法。科学的方法基于人类活动方式的不同，将人类活动方法分为认识方法和实践方法，这两者又可细分为一般方法和具体方法，具体方法还可以进一部细化。由于人类活动性质和种类的多样性，目前还没有哪一种划分能圆满科学地穷尽所有科学的所有方法，而且方法系统内部的各种方法往往相互渗透、相互转化。方法的转化表现为层次的转化与性质和类型的转化。方法的层次结构预示着每种方法都有其适用的对象和范围，一旦超出了合理的范围，原本正确的方法就会走向反面(刘尉华1989:67)。康德、黑格尔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就坚决反对把某一专门方法简单地提升为普遍的哲学方法。翻译研究在具体方法上可以借鉴相关学科中一切先进有效的方法，例如，现代阐释学是一种哲学方法，基于现代阐释学的人文方法是一般方法，可以为翻译研究提供有效的指导，但并不能代替具体的研究方法。研究主体要根据研究的具体目的、对象、内容及研究过程的需要，并结合本人条件来选择最适当的具体方法(王学典2003)。语料库研究方法是数据驱动的定量型分析，翻译规律的理论性结论是从具体数据推导出来的，并可以反复验证，有效地弥补了单纯定性分析的不足。类似的实证性研究手段可以修正纯思辨过程中的错漏和成见，使译学在宏观上坚持人文方向的同时不失微观分析的客观性，提高了翻译研究的科学性。在当前各门学科走向融合的大趋势下，各门科学方法之间的嫁接、渗透虽然十分普遍，但在借鉴过程中要注意各种方法的层次和适用范围，不同层次的方法不能简单混用。针对目前人文社会科学中普遍存在的泛科学主义倾向，翻译研究应该努力把科学方法控制在合理范围之内，以防止研究方法不当给本学科的发展带来消极影响。例如，翻译语料库的数据驱动型方法可以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一定的数据支持，增强结论的说服力，但在翻译中，特别是在文学翻译中，质的分析、定性分析往往比数量的分析更为重要。(www.xing528.com)

翻译研究既要注意数据性的科学研究也要注重人文性的研究，发挥人的能动性。翻译研究在具体手段上应注重人文科学研究的一般方法论，在尊重人的主体性的价值观下合理有效地利用科学技术和手段。手段的有效性和科学性可以增加结论的说服力和客观性，但不能取代结论，主体阐释才是结论的精华。那么，语用学翻译研究应该在坚持人文方向的前提下，将科学方法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使之作为主体意志的实现工具在技术手段层面上发挥作用，可以采用“概念性研究”与“实证性研究”(Williams ＆ Chesterman 2004)。落实到具体的翻译研究时，威廉斯与奇切斯特在《线路图——翻译研究方法入门》描写了整个研究的步骤:选择研究领域、做出初步研究计划、搜寻文献、阅读文献与思考、明确研究问题、修改研究计划、收集数据、分析数据、处理结果、写草案、评估与反馈、启发、完善研究文本、呈现研究成果。我们认为，在具体研究方法上提出假设，进行验证过程极为重要。我们可以开展解释性假设(interpretive hypothesis)、描写性假设(descriptive hypothesis)、阐释性假设(explanatory hypothesis)和预测性假设(predictive hypothesis)，并对这些假设进行假设检测。总体而言，我们应运用合理的方法论和研究方法开展语用学翻译的哲学层面、理论层面、理论应用层面与实践层面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