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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基督教与中国政治的关系

时间:2023-11-28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从入华至今,基督教在中国一直就不只是个宗教问题,它不可避免地被牵扯到政治、外交等政治议题中。因此,基督教与中国政治的关联与纠缠一直是海内外学术界研究的重点。陶飞亚的研究也多以基督教与近代中国政治为主题,相关研究可见其论文集[51]。关于民国年间基督教与政治的研究,国外学者较注重基督教与中国民族主义的关联。

探索基督教与中国政治的关系

从入华至今,基督教在中国一直就不只是个宗教问题,它不可避免地被牵扯到政治、外交等政治议题中。因此,基督教与中国政治的关联与纠缠一直是海内外学术界研究的重点。一般性的讨论有名牧赵君影的散谈式回忆《漫谈五十年来中国教会与政治》,成见颇多。中国基督教两会编辑出版的《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侵略中国史实述评》和《基督教爱国主义教程(试用本)》则从中国教会的立场对近代基督教与中国政治的关联进行了全面的评估。陶飞亚的研究也多以基督教与近代中国政治为主题,相关研究可见其论文集[51]。

关于基督教与晚清政治的研究,较早的是台湾龚书森的《宣教事业与清末政治》,本书是一本篇幅较小的反思宣教事业的著作。而学界关注最多的是来华宣教与晚清变法之间关联的研究。《剑桥中国晚清史》中柯文把中国的改革思想和活动作为传教士影响的产物。相关的力作无疑要数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王树槐的《外人与戊戌变法》一书。该书主要以《万国公报》为依据,深入细致地梳理了传教士对戊戌变法的影响,认为传教士不仅为维新人士提供变法理论的支撑,而且在实践上也参与到了中国的维新运动中去,对传教士活动基本予以正面肯定。另外,大陆和香港还各出了一本以《万国公报》为中心,讨论传教士政治改良思想对晚清变法影响的专著[52]。除变法外,基督教与革命的关联,也有学者讨论。较有影响的是梁寿华的《革命先驱——基督徒与晚清中国革命的起源》及梁元生的相关讨论[53]。

关于民国年间基督教与政治的研究,国外学者较注重基督教与中国民族主义的关联。瓦格(Paul A.Varg)在一篇论文中把传教士对国民党的信心,以及传教士与国民党的接触作了简略的探索,关于传教士对共产党敌意的产生也有一些文字勾勒。格瑞特(Shirley Stone Garrett)的《他们为什么留下来:美国教会政治和20年代的中国民族主义》一文论述了传教士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民族主义浪潮中对国民党由怀疑到接纳的转变过程。邢福增的《基督信仰与救国实践》以徐谦、冯玉祥、张之江三个政治人物为个案,讨论了他们的基督教信仰在时代变迁中的演变及其救国求索戴维•爱德尼(David H.Adeney)的《中国:面临革命的基督徒学生》探讨了民国年代基督教在中国学生中的复兴及其到1950年代的受挫[54]。(www.xing528.com)

关于基督教与共产主义革命关系的研究,大陆的研究仍比较薄弱,相关的成果多出自海外和港台学者之手。首先需要提及的是巴特菲尔德(Fox Butterfield)的《传教士眼中的中国共产党》这篇重要的文章。它主要分析了1936年到1939年间美国公理会传教士对中共的态度经历了由敌意到调和、友好的转变过程。威廉•巴顿(William Paton)的著作对基督教与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冲突有简略的探索。亨宁格(Janet.E.Heininger)的博士论文主要探讨美部会传教士在中国40年的经历以及对中国的观感,其中对中共的观察是其中重要内容。桑百瑞(Lancaster Milo.Thornberry)的博士论文《美国传教士和中国共产党:以美以美会传教士为个案1921—1941》主要探讨了该会传教士在1921—1941年间与中共的关系及对中共的看法,作者对中共的敌意比较明显,认为是中共的威胁把他们推向了蒋介石和国民党[55]。

关于1949年后大陆的基督教,通史性的著作有乔治•布朗(George T.Brown)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基督教》,赵天恩、庄婉芳合著的《当代中国基督教发展史,1949—1997》及爱伦•亨特(Alan Hunter)和陈剑光合写的《当代中国的基督新教》[56]。1949年后,随着传教士在中国的撤离,教内外都有许多人开始反思基督教与共产主义的相遇,雷纳德•奥务特布里奇(Leonard M.Outerbridge)在芝加哥大学的博士论文《失去的中国教会》,对过去1 300多年所谓基督教丢失中国进行了反思。来华传教士戴维•巴顿(David Paton)的《基督教差会和上帝的裁判》则把传教士从共产主义中国的撤退视为上帝的审判,他对过往的传教运动给出了较为不合当时主流的反思。克来顿•来西(Creighton Lacy)1953年在耶鲁大学的博士论文《共产主义中国的新教差会》是较早系统讨论基督教在共产主义中国的专著。Paul Kwang Tsien Sih的《中国的决定:共产主义还是基督教》则讨论了一些中国人在基督教和共产主义之间抉择的困惑。近年,曾为来华传教士的乔治•霍德(George Hood)出版了Neither Bang nor Whimper:the End of a Missionary Era in China,从历史的角度重新讨论了戴维•巴顿对传教运动在中国结束的议题。关于1949年后的三自运动,也得到了学界的重视,魏克利(Philip L.Wickeri)的博士论文《求同存异:新教基督教、三自运动和中国的统一战线》和邢福增、梁家麟合著的《五十年代三自运动的研究》是其中的代表作。前者是自由派审视三自的代表作,对三自基本肯定;后者探讨了三自运动的起源及梳理了三自自身及海内外学者与信徒对三自运动的诠释与评估。新近邢福增又著成《基督教在中国的失败?:中国共产运动与基督教史论》,该书从革新宣言、控诉运动、教会教育的连根拔起及传教士的撤离与反思等几个侧面探讨了基督教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麦炳坤的《中国基督教会与社会主义运动:基督教知识分子的反应与调适之路1945—1954》则以吴耀宗、韦卓民及赵紫宸为个案,讨论了建国前后大巨变时代中国基督徒与共产主义的调和与适应。另外还有几本涉及毛泽东思想与基督教的著作,尽管论点或可商榷,但有助于了解作者们对共产主义和基督教相遇的理解[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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