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这种直接民主选举制度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并未得到真正的有效的贯彻。原因有二：一是国内战争开始后，战争使这种刚刚开始的民主制难以为继；二是俄国缺少民主传统，民众文化水平低下，这使得在当时无法立即实行这种直接全面的选举制度。苏维埃政权初期，大量的普通工人和士兵参加了领导工作，但实践证明，被选拔出来的人员很多无法胜任所担负的工作。因此，列宁觉得这种官员普选的制度难以适应当时国内的紧张局势，他开始改变那种管理国家无须多少文化和专业知识的观点。1918年春，为贯彻执行关于铁路的集中管理、护路和提高运输能力的法令，列宁曾提出要“委派拥有独裁者无限权力的个人”[7]到必要的工作岗位去，并认为在当时情况下，这样做是必要的，它同苏维埃政权的根本原则是不相违背的。1919年在俄共（布）八大上，列宁又进一步阐发了他的思想，他说：“直到今天我们还没有达到使劳动群众能够参加管理的地步，因为除了法律，还有文化水平，而你是不能使它服从任何法律的。由于文化水平这样低，苏维埃虽然按党纲规定是通过劳动者来实行管理的机关，而实际上却是通过无产阶级先进阶层来为劳动群众实行管理而不是通过劳动群众来实行管理的机关。在这里，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只有通过长期的教育才能解决。”[8]列宁认为俄国文化落后严重制约了无产阶级民主：“说起来苏维埃机关是全体劳动者都可以参加的，做起来都远不是人人都能参加，这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9]不是法律妨碍了这一点，而是人民的文化教育水平太低。于是列宁开始更多地强调实行一长制，主张委派制和自上而下地挑选、提拔干部。面对党内外出现用集体领导代替一长制的要求，列宁态度坚决地说：“同志们，对不起，这样做是行不通的！”[10]
集中制作为战争时期不可避免的需要而被普遍接受了，群众文化水平低而缺乏民主的传统，这些客观上都成为干部任命原则得以推行的重要因素，但这绝不意味着战争的结束，以及民众文化水平的提高就会使民主选举制在苏俄重新推行。在一党制业已形成、党和国家的集中制不断加强的情况下，特别是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体制在逐渐形成和稳固，民主选举制就失去了立足的空间。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文化体制需要与之相适应的组织制度和干部制度加以保障，在这种体制下也只能产生干部的任命制，民主选举制与这种高度集权的体制是不相容的。
革命胜利初期，干部任命制就已经在苏俄出现，不过当时更多的是为了接管原来的政府各部门。从1918年下半年开始，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就向党、苏维埃、军队、工会等各级各类组织以及经济部门派去了大批干部。1919年，俄共（布）在八大决议中规定：“党的工作人员的全部分配工作由党中央委员会掌握……省的力量由党的省委员会分配，在首都——在中央委员会总的领导下由市委员会分配”[11]，并提出在这个问题上要反对各种地方主义和分立主义。列宁在俄共（布）九大对由选举制向任命制的转变作了说明，认为不能在现实条件下实行选举制，执政两年的实践证明，干部的任命制有利于苏维埃俄国度过危机时期，他反问道：“如果这期间没有任命工作人员，我们能坚持两个月吗？”[12]
实行军事共产主义政策期间，干部任命制在苏俄得以普遍化。实际上，党对干部的分配和任命并不限于党内，还扩大到了党外更大的范围。在由选举制向任命制转变的问题上，俄共（布）九大决议作了更明确的规定：“在特殊情况下，对应由选举产生的职务实行任命，这在原则上是必要的。”[13]任命制开始在苏维埃等代表机关普遍推行。
虽然任命制实际上已经普遍存在，但根据党的章程，党的委员会中的领导职位都应由选举产生。当时，苏俄国内行使政治权力的实际情况，以及内战爆发等因素，很快使党的章程规定的民主变成了一句空话。绕过党章这一条款的办法很容易就可以找到：党的领导机关向下级机关“推荐”应该经过选举的人选。1920年9月，俄共（布）第九次全国代表会议决议规定：“在特殊情况下，对应由选举产生的职务实行任命在原则上是必要的，但同时建议中央委员会在分配工作人员时一般应以推荐代替任命。”[14]就这样，中央书记处推荐省委书记的候选人，而且中央书记处还向上级机关——中央组织局推荐候选人，中央组织局则通过党和国家来发布高级职位任职的决议。另外，就是选举出来的领导人也必须得到上级机关的批准，1922年通过的俄共（布）党章规定，省、县两级党委会书记的当选“须经上级机关批准”[15]。于是，书记处就将国家最重要领导职位的任命权集中到自己手中。托洛茨基把党的机关中形成的这种新状况称为“党的官僚化”，认为党的官僚主义到处横行，有使党陷入绝境的危险，他作出结论：“党分为两层，上层作出决议，下层只是了解决议的内容。”[16]
这样，俄共便由革命前纲领中的全面直接民主制转向了任命制，任命制基本上成为党的干部工作的准则。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在多党共存局面消失和一党执政局面确立的背景之下，党和国家权力集中化的趋势进一步加强，执政党的作用、执政党对政权机构的影响明显增长起来，干部任命制成为党控制国家机器的一个有效的杠杆。
布尔什维克成为执政党以后，党和国家自然需要建立一支新型的干部队伍。1918年春，列宁提出了关于新型干部——“真正的组织家”的标准：他们是“具有清醒头脑和实际才干的人，他们既忠实于社会主义，又善于不声不响地（而且能排除各种纷扰和喧嚷）使很多人在苏维埃组织范围内坚定地、同心协力地工作。只有这样的人，经过多次考验，让他们从担负最简单的任务进而担负最困难的任务，然后才应提拔到领导国民劳动和领导管理工作的负责岗位上来”[17]。显然，列宁首先要求干部具有较高的政治品质和业务能力。
至于应该怎样选拔掌握统治权力的人才，列宁要求运用全部国家机关，通过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实际训练等方法，从工人、农民中选拔人才，根据不同情况，对他们进行培训。
俄共（布）八大讨论了党的干部问题，之后中央委员会建立直属高级党校，制定地方党校统一的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派有关的讲课人帮助地方党校。1919年，在苏维埃工作干部中心学校的基础上，成立了斯维尔德洛夫共产主义大学，并形成了一整套培养州干部的“共产主义高等学校”网和培养区、乡干部的“州苏维埃党校”网。党校网的迅速扩大使得师资出现困难，于是中央委员会和苏维埃人民委员会建立了培养“红色教授”的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即所谓的红色教授学院。俄共（布）十大曾通过决议，要使“每个省城都有一个办得很好的、每年有2—3班学员毕业的苏维埃和党务干部学校，并且在共和国的至少半数县份内，根据缩减的计划建立县级苏维埃和党务干部学校”[18]。根据这一决议，大量的党校在苏俄建立起来，最终在20年代初期，俄共党内建立了完整的三级党校体制：初级苏维埃党务干校为一级党校，培训期限是3个月；中级苏维埃党务干校是二级党校，学习期限为1年；共产主义大学是高级党校，期限是3年。通过这个教育体系，俄共培训了大批的工农干部。
苏俄初期，布尔什维克党和苏俄国家干部队伍构成主要有以下几个来源：
首先是来自专门从事革命政治活动的职业革命家。他们在俄共（布）各级组织中继续担任重要领导职务的同时，大量进入各级苏维埃的政权机关，担任政权机关的领导职务。在列宁去世的1924年，1917年以前入党的职业革命家在党和国家的高层领导中占92%，他们入党时间平均在1908年。[19]布尔什维克职业革命家一般都有较长的革命经历，具有相当丰富的政治经验和一定的理论素养和独立的见解，他们信仰坚定，忠诚于革命理想，是党和国家领导干部的中坚力量。
单凭职业革命家队伍并不能从整体上解决干部短缺问题，党和国家各级干部的第二个主要来源是下层劳动群众——工人、士兵和农民。列宁十分重视从工农群众中选拔新社会的管理人员，苏俄通过速成中学、培训班和各级党校对工农群众进行培训，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使他们胜任组织领导工作，由此获得了大批年轻的新生力量。从劳动群众中选拔出来的干部充实了党和国家的各级机关，巩固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
旧政权的军政官员成了苏维埃政权管理人员的第三个来源。一大批旧职员被新政权留用，他们具有专业知识和工作经验，也能够使所有部门的工作保持连续性，新政权的国家机关也很快得以正常开展工作，最值得一提的是旧军官的起用。这些旧的“军事专家”经过专门的军事培训，拥有实际作战的经验。国内战争期间，军事人才极度缺乏，为了赢得内战的胜利，保卫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以托洛茨基为首的军事当局决定起用旧军官。在整个内战期间，加入红军的旧军官多达10万余人。[20]瓦采齐斯、图哈切夫斯基、绍林、叶戈罗夫等都忠于职守，并成为著名的红军将领。
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以后，大量的国家事务和职位需要大批干部去担任。虽然干部队伍初步形成，但对新生政权来说，能够胜任工作的干部却是少之又少，加之干部管理制度没有建立起来，布尔什维克的政策、方针常常得不到落实，干部问题成为党建立新的国家管理体制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重要任务。
需要指出的是，苏维埃政权初期的领导干部都经历过沙俄专制统治和十月革命，当时的斗争环境和俄罗斯的历史传统，以及国内战争的环境和党内严格的纪律，对他们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决定了他们的政治文化特征和道德面貌。虽然一些职业革命家对事业忠诚，保持着高尚的道德风范和战斗精神，但众多的领导干部习惯于用战争和军事的方法构建和安排工作和生活秩序，习惯于用军事或行政命令的方法解决问题，政治上往往听不进不同意见，采取行动的时候容易主观、随意、冒进。许多领导干部由于识字不多和文化知识水平低，对许多宣传口号简单接受，而不去辨别正误，受到革命传统的影响又普遍漠视法律。领导干部的政治道德品质和作风，对党的建设和国家体制的形成产生巨大的影响，高度集权体制能够确立下来与此不无关系，这种道德风貌也直接影响了下一代的普通党员和领导干部。
二、干部的动员、登记和分配任命
在权力不断集中和干部任命制确立的情况下，干部工作的最终决定权掌握在中央组织局和书记处的手中，具体的工作则由中央委员会机关负责。
俄共（布）八大扩大了中央委员会的组成，成立了中央委员会机关，政治局领导全部政治工作，组织局指导党的全部组织工作。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及中央机关各部成为这一领导机制的重要环节。
俄共（布）九大后，中央书记处不再只是一个纯粹的技术性机构，中央书记处各部在1919年3月开始组建。从技术工作的角度来看，这些新的组织机构只不过是中央委员会的下属机构，但这些机构很快成为所主管领域的最高权力机构，负责制定一般政策和管理党的组织。在这些党的组织机构中，负责组织、干部人事工作的组织指导部和登记分配部是最关键的两个部门。
组织指导部负责拟定党的机构的组织形式，并检查其工作，指导地方党的委员会的工作。由于情报部的职责是对地方党的委员会的工作进行研究，而这需要同指导地方党的委员会工作的组织指导部紧密联系，因而在1920年底，情报部合并到组织指导部。同时，组织指导部经常处理一些中央委员会特别关注的工作，如协调和整理党中央机关发出的大量决议和指示，负责处理党的干部和党的机关之间发生的大量争执。后来，组织指导部又增加了巡视的职能，设置了中央委员会指导员的职位。中央委员会指导员去巡视地方党组织的时候，有权查阅所有文件，包括秘密文件，参加所有会议，包括秘密会议。[21]
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和各省委员会都成立了登记分配部，中央登记分配部直接从属于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登记分配部是最早专门从事提拔、调动党的负责工作人员和登记干部的机构，下设新闻科、统计科和干部登记科。党章规定中央组织局负责组织工作的总的领导，书记处负责日常的组织性的工作。组织局的职责是，在政治局批准下，任命和撤换党员干部的人事工作。在俄共（布）九大上，组织局的职权有所扩大，“有权毋须经过政治局批准决定有关组织方面的问题以及有关不高于省一级的干部的人事调动问题”[22]。但是由于干部选拔任命工作过于繁多，任命的干部数量巨大，特别是在内战期间，因此组织局把大部分工作移交给具体负责干部选拔任命的登记分配部，仅从1919年4月到11月，登记分配部就进行了2 182次任命，而组织局总共只进行了544次任命。[23]组织指导部和登记分配部在1924年合并。
在苏维埃政权的最初5年中，新政权的建立和巩固需要大量的干部，党中央的干部工作异常繁忙，有关干部问题的制度没有确立，已有的一些做法也时常改变，因此党的干部工作显得比较混乱。中央委员会的人事任命工作可分为两个主要时期。第一个时期大约从1919年八大到1921年十大，这时党中央的干部人事档案很不完备，而希望中央委员会派遣党的工作人员的请求却非常多。因此，中央的许多干部人事分配工作采用了“动员”的形式，也就是确定干部力量薄弱的地区，抽调可以抽调的所有干部到这些地区去，而不仔细研究派去的人是否适合和胜任分配给他的工作。向第二个时期的过渡始于1920年底，但直到1922年下半年才完成。过渡的特点是在大大得到了改进的档案登记的基础上，对人员进行比较仔细的选择，用这种办法来代替“动员”的方法，同时把委任较低级的干部的工作交给下级党的委员会。[24]
登记分配部的任务就是对干部进行登记、提拔、分配任命。登记分配部最初曾努力收集党员的基础材料，但由于要立即分配地方党的委员会选送的和完全是自荐的大量共产党员，档案登记工作刚刚开展便中断了。要求分配工作的人很多，有时一天到登记分配部请求分配工作的党员人数达100至150人。登记分配部的工作在1920年达到顶点，从1920年4月到1921年2月中，它分配了40 000多人的工作。[25]随着内战即将结束，登记分配部希望改变现有的工作方式，不再使用“动员”的方式进行工作。动员的方式更多的是为了战时的需要，以便能够在紧急情况下调派干部去最急需的地方工作，但这种工作方式建立在对分配干部的基本状况不了解的基础上，因而带来了许多混乱，也产生了诸多弊端。例如，俄共（布）九大就曾发表了关于动员人力参加运输业工作的告俄共地方组织书：“运输业现在仍处于危机状态。根据指令本来应当动员5 000名共产党员，但到目前为止，总共才动员了约1 000名。同时，地方党组织往往不把最有经验的组织人员、经过考验的优秀共产党员调给运输业……中央委员会关于调拨5 000名共产党员的指令必须在最近两星期内不折不扣地执行。各级党委会必须把优秀的工作人员调给交通总政治部使用。”[26]继而九大又作出关于动员人力参加运输业工作的决定：“鉴于运输业仍然处于危机状态，代表大会决定动员10%的代表大会成员参加运输业的工作。”[27]从九大的决定中可以发现，动员工作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得到很好的完成。最为重要的是许多被动员的干部无法胜任分配的工作，更何况还有许多干部不愿意到艰苦和危险的地区工作，这显然需要用一种规范有序的工作方式和制度来代替作为应急措施的“动员”方式，于是登记分配部开始为采取更灵活和更有选择性的工作方式做准备。
1920年3—4月，为了在全国范围内调整党的力量，把全部党员分配到各个工作岗位上去，俄共（布）九大《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强调加强登记工作，所有组织必须把党员登记工作提到应有的高度，统一的党证制度应当作为登记工作的基础。在进行党员登记工作的时候，地方组织和中央委员会都应当特别注意党员的职业，注意他从事经济组织工作的工龄，以及每个党员在恢复国家经济工作中所起的作用。为了实现这一基本任务，代表大会建议采取以下措施：每一个下级组织每月一次或每两月一次向相当的上级组织呈交一份包括该组织5%—10%人员的名单，注明他们过去担任过什么工作，该组织认为这些同志适于做什么工作。这样的名单应当定期地由工厂支部呈交区委员会，区委员会呈交省委员会，省委员会呈交中央委员会。各个组织在编制这种名单时必须细致和慎重，组织的成员对于自己的推荐要负责任。为了更快更顺利地提拔新的党员工作人员担任经济工作，各级党组织必须切实注意非党组织即工会、苏维埃等组织中的党团的工作。这些党团也必须像上述各级党的组织一样呈交名单。[28]从中可以看出，非党组织也开始纳入党的干部任命工作的范畴。
登记分配部进行登记工作首先做的是建立一套党员卡片。为了建立卡片，全体党员被分为三类：领导干部、职位较低但准备提升的党员和党员群众。1920年8月，党的中央委员会和登记分配部要求各省委员会上报各级负责工作人员的名单，同样也向中央政府机关提出了这样的要求，并要求在1921年3月前提交材料，以便将这些材料登上卡片，但是这些要求多数没有得到执行。[29]
1921年，形势有了变化。俄共（布）十大决定实行新经济政策并通过了《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要求中央委员会彻底消灭任何派别活动，党的机关由此加强了干部工作的力度。
1921年，登记和分配部采取了一些措施来登记档案材料和建立正常的工作程序。到1921年11月，登记分配部的档案登记中已有23 500名负责干部的档案，根据不同的专职分成几类。到1922年3月，已有大约26 000名干部的材料。[30]除了努力建立记载有领导干部个人资料的新的卡片索引材料外，登记分配部还开始查阅中央委员会的人事档案中所积累的大量各式各样的材料。但是地方上的干部人事工作还没有走上轨道，登记分配部作出许多规定以改变这种状况。1922年，登记分配部将分配低级职务的责任移交给下级委员会，而把自己的干部人事工作集中于委派高级职务。与此同时，组织局，特别是书记处更直接地插手干部的委派工作。在1922年3月和1923年3月之间，书记处或组织局批准了约1 000项任命案，其中包括43名省委书记。[31]由于1922年初进行了一次党员普查，中央委员会因而第一次有可能掌握全党每个党员的档案。中央委员会的档案工作在1922年上半年得到进一步的改进，开始对领导干部进行专门的登记，包括各省和各中央机关的高级干部。所有大学生也都在这一年的下半年进入中央委员会的档案，成为登记分配部的分配对象。[32]由此中央委员会各部门的工作量加大，特别是有关干部登记任命的部门，莫洛托夫在俄共（布）十一大作的组织工作报告中就曾给予描述：“一年中经过中央委员会办手续的有22 500名党的工作者，即一天有60名左右。”[33]他还提出要简化干部调动手续，做好统计工作。登记分配部的工作以及整个党的干部工作日渐趋于制度化。
中央机关的形成，干部任命权力的集中以及干部任命方式的转变，都是正在形成中的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的产物，它服务于这一体制，也是一整套高度集中的完备干部制度产生的基础。这样的干部制度最终在斯大林时期正式形成并确立下来。
第二节 官职等级名录制的确立
斯大林成为党的总书记以后，对中央书记处进行改组，扩大中央机关的编制和权力，控制党的组织权力和干部任命权力，将他关于党的组织工作和干部工作的理念具体化。在最初的干部动员、登记、分配工作的基础上，从20年代开始逐渐形成了党和国家高度集中的干部任命制度——官职等级名录制。经过历次的党内斗争和政治清洗，随着斯大林个人集权体制的建立，官职等级名录制在30年代得以最终确立。
一、斯大林的干部哲学
“干部决定一切”[34]——这就是斯大林的干部哲学。
20年代初，由于中央委员会的扩大，中央委员会似乎成了不大的党内“议会”，经常无法及时举行会议决定一些重大而紧迫的任务，其实际权力向更小的机构转移。中央委员会的作用在大政方针方面实际转向了政治局，在干部政策方面转向了组织局。斯大林是从一开始就重视组织局分配干部的巨大意义的唯一政治局委员，因此，自组织局成立伊始，斯大林就是政治局方面参加组织局的唯一成员。
组织问题并不是政策的基础，而是理论、纲领和实践形成以后所得出来的推论，然而斯大林却把组织问题这个杠杆当作基础来看待。1920年，斯大林在一篇题为《列宁是俄国共产党的组织者和领袖》的纪念性文章中，赞扬列宁首先是个组织者，其次才是政治领袖。他高度评价列宁的组织计划：“因为只是由于实行了这种组织政策，我们党才能建立内部的统一和惊人的团结，而得以丝毫不受损伤地摆脱克伦斯基执政时的七月危机，肩负起十月起义，安然地度过布列斯特时期的危机，组织了对协约国的胜利。”[35]只是在这段话后斯大林才又写道：“然而俄国共产党在组织上的优点还只是事情的一面”[36]，在斯大林看来，党的指导思想、纲领和策略都应让位于组织工作，换句话说，所有涉及纲领和政策的问题，实质上永远是组织这个基础的装饰品。
斯大林对组织工作和干部工作投入了巨大的热情，在他看来，一个党的机关把持了党和国家所有的领导职能，而且党的机关可以任意任用并撤换所有干部，这就势必会使干部产生对这个机关的依附性和畏惧性。党的机关也是由干部来维持运转的，谁若在干部方面控制党的中央机关，他就必然成为整个政治体制中最强有力的人物。如何选拔干部、选拔什么样的干部、干部是否忠诚于最高领袖，事关最高权力的得失，因此在垄断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所有时期，斯大林始终强调：“在制定了经过实践检验的正确的政治路线以后，党的干部就成为党的领导和国家领导的决定力量。”[37]
斯大林并不轻视机关工作的琐务。20年代初，斯大林掌管党的机关工作以后，便与机关人员一起着手建立了领导干部的档案卡片。当时他曾有个外号，叫“卡片同志”[38]。他亲自掌管在他看来最重要的一些领导干部的档案卡片，对这些档案卡片，甚至连他的秘书也不准靠近。
在斯大林担任总书记的职位之前，他就已经不断地在思考，究竟用什么样的干部来决定一切。在1921年7月写的小册子《论俄国共产党人的政治战略和策略》中，斯大林阐述了他的政治哲学和干部哲学，用概念性的语言勾勒出党由于自身发展和夺取政权后所进入的全新状态。他说：“共产党是苏维埃国家内部的一种圣剑骑士团[39]，它指导苏维埃国家的机关并鼓舞他们的活动。老近卫军在这个强大的骑士团中的作用。用最近三四年中锻炼出来的新工作人员补充老近卫军。”[40]俄罗斯历史学家罗伊·麦德维杰夫对此作出评论说：“把共产党比作宗教的骑士团，这不是偶然的。圣剑骑士团那种严格的官位等级制结构使斯大林感到羡慕。他的这篇文章到1952年才发表出来这一事实表明，关于把党变为类似宗教的骑士团的思想，关于在党和国家机关内造就出一种骑士团的秘密精华即‘奉献者’的特殊帮派的思想，一直萦绕在斯大林的脑海中。”[41]斯大林并不是布尔什维克党中唯一把党看作是类似圣剑骑士团的人，党内许多领导人都持有这种观点，如布哈林就曾说过：“布尔什维主义严格的纪律，斯巴达式团结一致的队伍，甚至和孟什维克短暂共处时期的最森严‘派性’，观点的高度一致性，所有队伍的集中统一——所有这一切一直是我们党最鲜明的特征。所有党的工作人员对党高度忠诚；党的‘爱国主义’，执行党的指示时充满特别的激情，在工厂、俱乐部和会议上，甚至在监狱中猛烈反击敌对集团——所有这一切都使我们的党成为某种革命的骑士团。”[42]
斯大林称党是一个“机体”，作为这样一个机体，党要求它的成员绝对服从中央的领导，而书记处的工作就是为这个目的服务的。领导决定采取哪些方针，不需要多加说明，作为机体的组成部分只有一种职能，即服从。斯大林把列宁关于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这一形象而又生动的革命概念，变成了共产党执政后等级森严的静止不变的程式。[43]斯大林这种关于党的设想在布尔什维克党内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党内许多领导人在组织问题和党的纪律问题上持有类似的观点，斯大林需要做的只是提出具体措施，以贯彻他有关党的组织和干部问题的设想。
1923年4月，在俄共（布）十二大上，斯大林利用列宁扩大中央委员会的思想加强了自己在中央的地位，也是在十二大上，他将自己的政治哲学和干部哲学具体化并转换成机关的语言。他宣称：“在政治方面要实现阶级先锋队即党的领导，就必须在党的周围建立广大的群众性的非党机关网，这些机关是党的触角，依靠它们党就能把自己的意志传达给工人阶级。”[44]
这些触角，也就是机关，由干部加以推动运转，而干部决定权又掌握在党中央组织局、书记处和登记分配部的手中，也就是掌握在斯大林个人的手中。斯大林宣称：“党的领导作用就不仅应当表现在发指示上，还应当表现在把能够理解我们的指示并且能够忠实地执行指示的人安置在一定的工作岗位上。无须证明，在中央的政治工作和组织工作之间绝不能划出一条不可逾越的界线。你们中间未必有人会说，只要提出好的政治路线就够了，就万事大吉了。不，这只是事情的一半。在提出正确的政治路线以后，还必须挑选工作人员，把善于执行指示、能够理解指示、能够把这些指示当作自己的东西并且善于贯彻执行这些指示的人安置在各种工作岗位上。否则，政策就会失去意义，就会变成空谈。”[45]斯大林选拔干部的标准就在于干部的“政治素质”——“善于执行指示”和“能够理解指示”，也就是说，选拔那些能够服从于上级和斯大林本人意志的干部。
斯大林在这里为他所领导的登记分配部展示了一幅宏伟的前景——“登记分配局即中央委员会的那个负责登记我们下层和上层主要工作人员并分配他们工作的机关具有重大的意义。到目前为止，登记分配局的工作仅限于登记和分配县委员会、省委员会和区域委员会的同志。登记分配局除此而外，说句俗话，就啥事不管了。现在，由于战争已经结束，群众性的一般动员已经用不着，并已失去任何意义（去年中央委员会负责动员一千人而遭到失败这件事就是一个证明，因为在目前条件下，工作已经深入，我们正在实行专业化的方针，并且必须严格审查每个工作人员，一般动员只能于事有害，对地方没有任何好处），登记分配局的工作已不能仅限于省委员会和县委员会了。”[46]进而，斯大林在十二大上又强调，“从前登记分配局的工作仅限于省委员会和县委员会，现在，由于工作已经深入，建设工作已经普遍展开，就不能仅限于县委员会和省委员会了。必须毫无例外地包括一切管理部门和党赖以掌握我们的经济机关并实现自己的领导的全体工业指挥人员。”[47]这里显然是要求党的机关不仅分配任命干部，而且还要通过它掌管一切行政管理部门和经济部门。
斯大林的干部哲学成为苏共选拔干部的标准，斯大林追求的目标是掌握中央机关，控制党和国家的所有干部，通过选定的干部维持个人集权和制造个人崇拜，把苏维埃俄国变成斯大林的俄国。
二、斯大林与党的中央机关
俄国学者沃斯连斯基说：“列宁作为一位革命领袖，首创了一个职业革命家的组织；斯大林作为机关的首脑，首创了官职等级名录制。列宁首创的是一种杠杆，他借以把俄国翻转了一个儿……斯大林首创的则是一个机关，他借以驾驭、控制了俄国。”[48]
1922年以后，经选举产生的总书记的职位的重要性首次扩展到中央机关的框架以外，总书记的职位在社会各个方面都变得意义重大，这种变化的产生是由于书记处本身及其下属各部门在社会生活中所发挥的巨大功能所造成的。
斯大林就任总书记以后，对党和国家体制作了一系列结构性变革，改组党的机关，采取关键措施，输入了一系列新机制、新结构，制定并建立了新的规章制度，最终建立起足以控制党和国家权力杠杆和枢纽的党的机关，党的机构更多地融入国家机构中，中央书记处及其下设部门的作用得到充分的发挥。在斯大林领导下，中央书记处组织指挥的作用得到提升，很快建立了定期召集各省委书记向中央书记处报告组织工作的制度，并在各级党组织中设立指导员、组织员以传达中央和上级的指示，建立巡视、指导和监督下级组织工作的制度，书记处逐渐成为地方组织与中央联系的枢纽和中心，对地方组织起着一定的领导和监督作用。同时，斯大林扩大了书记处的秘书职能，书记处为党的代表大会、代表会议、中央全会甚至政治局的某些会议拟定议题和议程，提供相应的资料和情报，起草和修订党的决议及文件，从而使书记处在党的重大决策中发挥重要作用。为控制和加强中央书记处的权力，斯大林特别重视扩大中央组织指导部和登记分配部的职权。中央组织指导部的职权得到扩大，有权汇集各地党内情报信息并向各地方党组织下达指示性计划，还负责与有关部门向中央书记处提交需要通过的各项指令和条例草案。扩大中央登记分配部的权力是斯大林对书记处改组的重点，由于登记分配部负责审定和推荐全国党代表大会代表和高中级领导干部，有权对他们的任命、晋升、调动、处分等方面提出决定性的意见，登记分配部的职权由一般统计、登录、分配干部，变为有权考察任命各部门、各地方的负责干部，这使得书记处在相当程度上取代了中央组织局，掌握了党的人事权，甚至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党代表大会代表的组成。由此，中央书记处掌握了在制定指令、取得党内情报和干部人事分配任命方面的大权，同各地方党组织也建立了上下沟通联络和隶属关系。此外，斯大林领导建立了一整套严格的、在党内以密码办文与密码通讯为核心的、脱离全党监督的、全面封闭的三维度保密制度，同时还建立了国家政治保卫局介入党内事务的制度，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活动范围扩大到党内，成为斯大林手中的又一个工具，党对干部的选拔和任命都要征询国家安全机关的意见。[49]通过这些改组措施，斯大林基本上控制了中央机关，中央书记处的地位和作用迅速上升，中央的权力明显地由政治局向书记处转移。
斯大林对书记处进行改组。中央书记处开始建立统一的登记部门和统一的档案部门，制定了各部工作的新规章，改变了原有各部的职能并增设了一些部。斯大林垄断了已经成型的中央机关，随之他就将中央机关用于巩固他的个人权力。作为主管党的机关的总书记，斯大林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强化干部任命原则，通过控制干部来加强其个人的权力。斯大林担任总书记以后进行的首批任命中，他的亲信卡冈诺维奇被任命为组织指导部部长。之后在1922年12月下旬中央召开省委书记和组织部长会议，讨论干部人事问题，会议通过了一项批准干部任命条令的重大决定，该条令规定：“中央登记考核并分配全俄和省州范围内党的干部，而由中央组织局和书记处负责所有大大小小的任命；同时规定扩大对苏维埃和工会负责干部的考核，而对所有经济管理干部的考核登记则扩大到工厂管理局和各大工厂的负责人，并通过这种办法，实际解决对经济管理干部的选拔和使用问题。”[50]这次会议以后，中央登记分配部部长瑟尔佐夫在1923年第1期《俄共（布）中央通报》上发表文章，把由登记分配部选拔任命干部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到财经、合作社和司法侦查机构。斯大林向俄共（布）十二大所作的《组织报告》中，又进一步提出了要扩大中央登记分配部的职权范围。
1923年，中央委员会召集各地方党组织的登记统计部部长举行专门会议，研究制定统一的统计登记技术方面的详细图表、格式和细则。会议制定出《负责工作人员考察条例》，并经中央委员会批准，确定了不同的人员类别：继续承担目前工作的负责工作人员；适于提拔的人员；能力较差而应替换的人员；应派去学习的人员；级别不降而应调到机床和耕犁旁的人员或是调往从事群众工作或其他机关的人员，等等。[51]
中央登记分配部掌握了干部考察、登记和任免的权力，等于总书记掌握了党和国家所有的干部决定权。总书记的权威大大增强，这种机制促成个人集权制的形成和加强。卡冈诺维奇担任组织指导部的部长后，该部的影响不断扩大，并介入登记分配部的工作领域，最终中央登记分配部和组织指导部在1924年合并为组织分配部，它实际上成为中央委员会机关中最重要的部门。俄罗斯学者认为：“把决定干部问题的权力交给中央组织分配部（实际上交给斯大林及其同伙）以后，完成革命的布尔什维克党也就给自己判了死刑。”[52]可以说，斯大林控制了党的机关，机关最终控制了党。在列宁去世后，斯大林也正是通过自己控制的机关，清除了党内反对派，登上最高权力的宝座。
三、官职等级名录制
1923年4月，俄共（布）十二大通过的《关于组织问题》决议认为：“代表大会认为党的当前任务是在挑选苏维埃机关的、其中包括经济机关和其他机关的领导人员的工作中加强党的领导，认为实现这一任务应该依靠正确的、全面规定的苏维埃、经济、合作社和工会组织的领导工作人员和负责工作人员的登记和挑选制度。为此，代表大会委托中央委员会采取一切措施来扩大和加强中央和地方的党的登记分配机关，以便毫无例外地掌握所有管理部门和经济部门中广大的共产党工作人员和同情共产主义的工作人员。”[53]
这一决议在苏联官职等级名录制历史上开辟了一个新时期。任命制成为党管理国家的最重要方式之一，并在党的文件中获得了正式的、规范的表述。俄共（布）十三大和以后的历次党代表大会都确认了十二大通过的决议，在党员间的日常交往中这被称为“党控制国家机关”[54]。
党的十二大以后，为使登记分配机关任命干部具有一定的标准手续，俄共（布）中央在1923年下半年成立了一个以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为首的专门委员会，由它起草制定了一个“关于任命办法”的决定和条例，并于6月12日由中央组织局批准执行。
1923年9月21日，以莫洛托夫为主席的委员会成立，该委员会的使命是仔细审查登记分配部部长卡冈诺维奇关于“党控制国家机关”进程中的困难的报告。卡冈诺维奇在组织局会议上的简短报告中承认，政府各部门和中央机构根本不清楚现有的职位，没有任何分配工作人员的计划，以至于工作人员逃离工作岗位，擅自随意地迁移到另外的城市，等等，卡冈诺维奇建议制定精确的《根据中央委员会决议命令才能任命和撤换的国家机关的职务》名录。[55]10月20日，组织局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讨论了卡冈诺维奇关于登记和分配国家和经济机关中的工作人员的报告。10月31日，组织局登记和分配国家和经济机关工作人员委员会最终通过了第1号官职等级名录：《根据俄共（布）中央决议任命和撤换的中央机关及其地方机构的职位名录》。与此同时，第2号官职等级名录——《中央机关和政府各部门需预先通报中央委员会才能任命和调动其工作人员的人民委员部和中央机关的职位名录》——也详细拟定出来。其后在1924年，俄共（布）中央对登记分配部进行了改革，结果是登记分配部和组织指导部合并为组织分配部，它实际上成为中央委员会机关中拥有最大权力的部门。卡冈诺维奇被斯大林任命为组织分配部的部长，开始制定党的官职等级名录和国家机关的领导干部官职等级名录。
1925年11月16日，俄共（布）中央组织局又通过新的、详细的、扩展了的《关于选拔和任命工作人员的程序》[56]条例和重新修订的名单——职位名录，这些文件及其他类似的文件都没有在公开的媒体上公布。
苏联的官职等级名录，实际上是包括苏联党和国家机构以及社会团体最重要职务及领导干部的一种名录清单，该名册中也包括由各级党委——从区委、市委到苏共最高机关——预先审查、选拔推荐、批准任命的这些最重要职务的候选人。
1923年下半年，官职等级名录制任命干部的原则初步建立起来。最初，官职等级名录分为第1号名录和第2号名录，只有经过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决议才能加以任命的职位属于第1号名录，经中央委员会组织分配部同意才能任命的职位属于第2号名录。没有列入第1号和第2号名录的职位的挑选和任命，应该根据每个国家机关同中央组织分配部协商所确定出来的名单进行。这些由每一个国家机关确定的、并经中央组织分配部同意的职位名单，被称为第3号主管部门官职等级名录，或第3号官职等级名录。
没有进入第1号和第2号名录的中央国家机关的领导人，要由相应的管理部门的机构予以任命，如果地方党的机构对这些人提出异议，则由一名中央书记或是中央组织分配部部长予以最终裁决。地方（边疆区、州、省）管理部门领导人的任命和撤换根据相应的地方党的机构的决议来进行。[57]根据三类官职等级名录的内容来看，进行职位任命的不仅有国家机关，还有工会、合作社中心、合作社银行等社会组织，所有毕业于中央级高等院校和共产主义大学的党员大学生也都如此进行分配。根据官职等级名录进行任命的不仅有党员，还有党外人士，被任命者的命运仍然由中央组织分配部加以操控，国家机关所有主要领导人都被列入组织分配部的官职等级名录中。
上面所说的仅仅是中央一级的官职等级名录。事实上，下面每一级的党委都还建有自己的官职等级名录。1925年11月16日的决议还责成所有州党委、边疆区党委和民族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遵照党中央委员会的官职等级名录，着手制定地方机构中的官职等级名录，对地方机构中这些职位的任命须经该地方党的机构的批准。这份决议还有一个附件《关于协商任命和调动地方机构领导人员的方式的工作细则》，其中有一条明确规定：地方党的机构有关调动和任命列入第1号和第2号名录的人员的所有建议，都应当通过中央组织分配部提交给党的中央委员会予以决定，地方党的机构不得擅自任命和罢免这些人员。任命地方上担任最重要职位的干部被看成是党中央的特权，地方领导人都想方设法取得党中央的确认，这就可以不依赖地方意志的向背，而确保自己在该级别上的相对独立地位。同时，为确保进入各类官职等级名录人员的政治可靠性，政治保卫总局从一开始就介入了对这些人员的选拔和任命。
官职等级名录不是一成不变的。在官职等级名录制度的发展过程中，20年代出现了两种倾向：一是整个官职等级名录职位名单的扩大，二是党中央官职等级名录范围的扩大，这种情况造成了进入官职等级名录的干部数量的失控。1925年11月，中央组织局通过了一个新的、更全面的条例——《关于选拔和任命工作人员的程序》。从这时起，对官职等级名录每年都进行重新研究审核，在不同的年份官职等级名录中的职位数量也不相同，变化的原因在于不同时期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转换。中央委员会在1928年底作出决议，每隔三个月重新审查一次入录名单。这样，最高领导人便通过中央书记处辖下的组织分配部，经由主管干部的中央书记（先后是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和叶若夫），牢牢控制着党政机关和各社会团体主要领导干部的人事任免权，全面监督着第1号和第2号官职等级名录，同时也经常监督着第3号名录的变动，通过这一名录，就全部把握了干部人事任免的机制和线索。
从1932年起，这类入录干部的名单就变为最高机密，被转移到党中央日常档案馆中进行保存，在苏联时期从来没有公开宣布过。到30年代末，官职等级名录制在编制各级官职等级名录的基础上最终确立下来，从那时起直到80年代末，官职等级名录制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只是在不断地修补和完善。随着官职等级名录制任命干部权力的巩固，这一干部任命制覆盖的范围越来越广泛，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和所有最小的基层单位中。人们都知道内部有这样一个官职名录，也知道它的极端重要性，但不知道哪些人列入名录，以及有可能进入什么职位，因为这是党的核心机密，谁都不敢探听或泄漏。
到30年代，这个进入官职等级名录的领导干部集团已经达到相当的规模。高层领导干部达3 000—4 000人，包括联共（布）中央委员、各加盟共和国中央委员、省和边疆区委会委员，这是党内的“将军级”官员。中层领导干部达3万—4万人，这包括市、区级党委委员，这是党的“军官级”官员。下层领导干部多达近10万—15万人，包括基层党组织书记、委员等等，这是党内的所谓“士官级”干部。[58]
在20年代党内斗争非常激烈的情况下，建立这一官职等级名录制是极为重要的。为了当时党内斗争的特别需要，党的活动又被一套全方位的保密制度所掩盖，这就使这个进入官职等级名录的群体脱离全党和社会的监督，渐渐变成了一个脱离广大党员和群众的特殊社会集团。正如俄罗斯史学家所说：“进入官职等级名录的干部群体实质上是党和苏维埃的一个官僚上层，它具有变为以仿佛连环套为联结纽带的特殊封闭等级的倾向，而这个等级的存在又躲避开了普通党员和其他群众的眼睛。”[59]这段话，对于评价斯大林时期的官职等级名录制度来说是较为贴切的，因为这个时期的官职等级名录制官员阶层还没有变为一个“特殊的封闭等级”，而仅仅具有发展成为这一等级的“倾向”。
借助对中央机关的改组以及官职等级名录制的确立，斯大林控制了中央机关，中央机关的组织权力和干部任命权力又帮助斯大林在历次党内斗争中战胜反对派。斯大林在30年代发动“大清洗”运动，彻底清除了列宁时代的“老近卫军”和大批党和国家的干部，提拔了大量在政治文化上认同集权体制的新干部，建立起个人集权的统治体系。在清除“老近卫军”后，苏联的以官职等级名录制为核心形式的干部全面任命制最终得以确立。
第三节 后斯大林时期干部制度的改革与僵化
苏联干部制度是一党制下党对国家和社会生活实施绝对控制的重要保障，它与高度集中的国家体制共生，是这个体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决定了干部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变化。
一、干部轮换制和任期制
卫国战争结束后，苏联党和国家从战时体制向和平时期的领导体制转变，但只是从形式上解散了国防委员会等各种战时非常机构，战时高度集权于一人的权力模式却保留下来，斯大林集党、政、军最高权力于一身，总揽了全国所有的最高权力，凌驾于党和国家之上。斯大林的个人权力已成为苏联最高权力机制的运行基础，斯大林个人成为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神”，个人崇拜成为苏联党和国家生活的准则。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导致民主原则的破坏，使苏联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仍处于极不正常的状态。经济管理体制弊端重重，农业发展长期徘徊不前，民众普遍感到政治与精神上的压抑和物质生活上的匮乏。斯大林去世后，纠正斯大林的错误思想路线并对斯大林的治国方略进行调整成为苏共新领导人的首要任务，无论是谁成为斯大林的继承人，都不可能回避这一问题。这一方面是由于斯大林模式造成的危害愈来愈暴露，另一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远征中东欧的数百万红军官兵接触到了自由的政治空气，进而深刻影响了苏联的社会情绪，使得在民众中产生改变现状的强烈要求。苏共领导人开始平反斯大林时期的冤假错案，在激烈的权力斗争中获胜的赫鲁晓夫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上作了“秘密报告”，批判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并对党政领导体制和经济管理体制进行了一连串的改革。为防止个人崇拜的复发和权力的过分集中，保障领导干部的活力，铲除官职等级名录制的恶劣后果，为实现集体领导原则创造条件，赫鲁晓夫对干部制度进行了必要的改革。
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上，赫鲁晓夫正式提议建立干部轮换制度，并将其纳入苏共纲领和党章中，进而从制度上对干部轮换作了规定。苏共二十二大通过的新党纲，第一次明确规定了干部任期制度和轮换制度，还规定了按一定比例定期更换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新党章第二十五条全文规定如下：
在选举党的机关时，应遵守经常更换其成员同时又保持领导的继承性的原则。
在每次例行选举的时候，苏共中央委员会及其主席团的成员至少更换四分之一。主席团委员一般最多只能连续当选三届。某些党的活动家，由于他们享有公认的威信，具有高度的政治品质、组织者品质和其他品质，可以在更长的时期内连续选入领导机关。在这样的情况下，有关的候选人在不记名（秘密）投票方式下至少须有四分之三的参加者投票赞成方可当选。
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边疆区委会、州委会的成员在每次例行选举时至少更换三分之一；党的专区委、市委、区委、基层党组织的党委会或支委会的成员至少更换一半。同时，这些党的领导机关的成员可以连续当选，但最多不得超过三届。基层党组织的书记可以连续当选，但最多不得超过两届。
全体大会、代表会议、代表大会根据政治品质和业务能力，可以更长期地将某一工作人员选入领导机关。在这种情况下，至少须有参加投票的四分之三的共产党员投票赞成，方可当选。
由于期满而不再是党的领导机关成员的党员，可以在以后选举时重新当选。[60]
除了党的领导机关的成员以外，国家机关和社会团体的各级领导干部的任期也大体照此办理。如此规定，从制度上限定了党和国家各级干部的任期，把以前由于各种原因大批更换干部的做法制度化了，废除了领导干部的职务终身制，为以后更换领导干部确立了合法依据。
实行干部轮换制和任期制，是赫鲁晓夫在执政时期所采取的较为引人注目的一项政策，这是苏共历史上第一次对干部的任职期限进行明确规定。这一改革，是干部制度建设的一大进步。不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看，干部轮换制的实行都具有积极的意义，它不仅对苏联实际存在的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构成冲击，而且也将在制度上防止权力的过分集中，有助于干部队伍的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但赫鲁晓夫制定干部轮换制度存在一定的个人动机，他希望利用这一制度，提拔亲信，排斥异己，以加强个人权力的基础。而且干部轮换制度本身存在着缺陷，例如，它规定党的基层组织每年举行一次例会，每次必须有半数的领导干部不能当选，这显然不利于正常工作的开展。同时，某些领导人却可以不受这一制度的约束，长期连选连任领导职务，这也反映出干部轮换制度的不彻底、不完善，并在一定程度上造成苏联干部队伍在赫鲁晓夫执政时期呈现不稳定的状态。
赫鲁晓夫的改革，虽触动了旧体制的一些要害部位，取得了民众的拥护，尤其是知识界和青年人的认同，但改革进行得并不彻底，而且主观随意性过大，过分频繁和大比例地更换干部，对赫鲁晓夫的执政地位直接构成挑战。一方面，它导致了干部队伍的不稳定，不仅使得他们在工作中无法发挥所积累的实际工作经验，而且也很难保证政策的连续性；另一方面，斯大林时期的政治恐怖政策就已经使大批干部缺乏安全感，斯大林去世后，苏联的政治斗争也一直没有停止过，而干部轮换制度的施行以及对党组织的改组，再一次使干部们失去了安全感，加之习惯势力和传统观念对大批干部的影响，许多干部唯恐丢掉职位和特权，干部轮换和任期制度遭到他们的强烈抵制。专门研究苏联问题的美国学者塞维林·比亚勒认为：“政权在骨干中的合法化程度，无论从政权的生存，还是从政权的有效性来说，对政权的稳定都是中心问题。”[61]在苏联，干部无疑是国家、社会的骨干力量。干部轮换制的推行，不但受到一部分思想保守的干部的非议，也有相当一批年轻的新干部表示不理解，进行消极抵制。虽然干部队伍产生动荡的原因不同于斯大林时期，但干部队伍不稳定现象在整个赫鲁晓夫执政时期一直存在。干部更新制度对苏共党内的保守势力产生巨大威胁，干部的特权地位受到动摇，许多领导干部失去或面临失去已有的地位和特权。由此，不满情绪在党和国家高层领导中蔓延，使赫鲁晓夫失去了大批干部的支持，因而勃列日涅夫等人轻而易举地以“宫廷政变”方式将赫鲁晓夫搞下台。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干部轮换制和任期制即被废止，干部制度随之陷入保守、僵化的状态。
干部轮换制和任期制的施行是苏共干部制度建设上的一个亮点，本是将干部制度纳入正确轨道的一个举措，为苏共的长远发展作了有益的尝试，但它半途夭折并成为赫鲁晓夫失去权力的一个重要因素。其根本原因在于，在高度集中的党和国家领导体制中，党的干部制度和干部政策是党保持垄断性权力的重要工具和手段，干部制度的作用就在于保证党对国家的绝对领导，这种作用的发挥依靠的是官职等级名录等级制。干部更新原则的一个目的在于防止权力过分集中，如此则对官职等级名录等级制构成直接挑战，而单纯从干部的轮换和任期方面进行改革不但无法消除干部制度的诸多弊端，而且也必然为苏联党和国家的根本体制所不容。“继续保住一党制，缺乏代表机关的现实的选举机制，使党的二十二大宣布的发扬民主原则的措施化为乌有。”[62]赫鲁晓夫未能彻底改革苏联的政治经济体制，干部制度方面的改革没有体制保障，改革的失败在所难免。
二、干部培训与进修
自俄共（布）执掌政权以来，苏联国内的政治经济局势始终处于动荡不宁，直到勃列日涅夫上台执政以后，国家才趋于相对稳定，苏共的干部制度也是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最终得以全面的系统化。干部制度的运行是一个动态过程，构成的各个环节相互联系、相互制约，苏共干部制度的核心是以官职等级名录制确立起来的干部全面任命制，对干部的考察和任命，必须有相应的培训、选拔、考核机制相配套。因此，对干部培训和进修工作，以及后备干部队伍的建设工作都得到苏联各个时期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历届党代表大会几乎都会就这些方面的工作作出决议，苏联共产党逐渐建立起比较完备的干部培训系统，制定了一整套干部培训的制度和原则。干部培训系统在30年代初步形成，到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一个庞大的等级分明、覆盖所有部门和领域的干部培训网络最终建成。
研究苏联高级领导干部的履历时可以发现，他们中的许多人接受过普通高等学校（技术、教育、农艺和社会科学）教育，同样可以发现，几乎所有的各级干部都补充接受过党校的教育培训。干部培训系统是干部进入官职等级名录必须要跨过的一道门槛，一名党员干部首先要在各级党校或其他干部培训机构学习、进修，然后才可以获得进入官职等级名录的资格。同样，只有进入了官职等级名录，才可以有资格在更高一级的培训部门接受培训。苏共将干部按等级进行划分，要求他们必须在相应级别的干部培训机构经过培训或进修，然后才能予以进一步的提拔，从中央到地方和基层的各级干部培训系统成为干部任命的官职等级名录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能否挑选符合苏共选拔标准的干部进入官职等级名录，特别是符合“政治标准”的干部，这是苏共重视干部培训制度的最主要原因，而“政治标准”中最主要的就是善于执行党的路线和对上级的绝对服从。另外，许多被提拔的干部缺乏必要的知识和训练，经常不能胜任担负的领导管理工作，如一些经济管理部门的领导不懂得经济管理方法，而一些被提拔担任党的领导职务的工农业专家没有足够的政治工作经验，苏联普通民众的文化教育水平在不断提高，这也相应地要求领导干部必须不断提高文化专业水平和业务工作能力。冷战年代，苏共更是把干部培训工作作为加强思想控制和抵制外来思想的重要手段。
苏联干部培训制度和培训网络是在列宁时期党校体制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是保障官职等级名录干部集团存在与再生的一种重要机制，一直受到党中央机关的高度重视，并不断得到改进和完善。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党的干部队伍发生了重大变化。众多的干部走上前线，接替他们的往往是一些缺乏理论知识和实际经验的新手。因此在卫国战争胜利后，联共（布）中央对党和苏维埃干部的培训系统进行了改革。1946年，为培养州、边疆区、加盟共和国党和苏维埃的领导人，联共（布）中央通过决议：“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之下设立高级党校，受干部部领导，学习期限为三年，专门培养省、边疆区、加盟共和国以及党和苏维埃的领导工作人员。高级党校设两系：党系和苏维埃系。在党系内设立下列各班：党的组织工作人员班、宣传工作人员班、报纸编辑班。”[63]中央高级党校代替了上述培训班，同时附设九个月的短期进修班。除中央党校外，各地还遍设地方党校。之后，为了培训党的理论干部，还成立了联共（布）中央社会科学学院。党校的学习期限为三年，毕业生取得高等教育学历。1956年6月，苏共中央通过决议，在原有的三年制党校的基础上成立了共和国和跨州的高级党校，学习期限为四年，苏共中央高级党校函授班改为苏共中央高级函授党校，学习期限为五年。此后，苏共二十三大和二十四大都要求进一步改进党和苏维埃领导干部的培训工作，苏共中央为此通过了大量有关的决议，建立了一批新的高级党校，学员的招收名额扩大，各级各类党校所有方面的工作都得到加强。
在苏共二十五大上，勃列日涅夫提出了一个任务：把培训党的领导干部、特别是意识形态战线上的领导干部的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更高的水平。[64]此后，为大力改进党、苏维埃和意识形态工作干部的培训和进修工作，苏共中央专门通过大量的决议，开始构建一个完整的干部培训与进修系统，来适应“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的条件和任务。1978年5月苏共二十五大以后，苏共中央重新组建了党校教育网。以苏共中央高级党校、苏共中央社会科学学院和苏共中央函授高级党校为基础，成立了统一的党校——苏共中央社会科学学院，它是党、苏维埃和意识形态工作干部整个培训网的教学、科研和教学方法的领导中心。苏共中央社会科学学院招收受过高等教育的州、边疆区党委书记和部长，加盟共和国党中央书记和部长，大城市党委第一书记，州、边疆区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正副主席，中央的组织和意识形态工作部门的领导干部等。与此同时，苏联还办有各级地方党校15所，学制分为两年和四年两种。两年制主要培训具有高等文化程度，年龄在40岁以下的干部，四年制主要培训具有中等文化程度，年龄在35岁以下的干部，毕业后分别授予党的高等教育证书和普通高等教育证书。此外，各地区还开办三年、四年或五年制的函授班。地方高级党校的任务是培训市、区一级的党、苏维埃和意识形态工作部门的领导干部。除了对干部进行较长时间正规教育的党校系统外，还存在对干部进行短期轮训的进修系统，这也是培训党政干部的一种重要形式。各类党校培养的不是理论家和思想家，而是掌握权力的党政机关干部。
在党政干部培训系统以外，苏联还建立了国民经济管理干部培训系统。为培训国民经济干部和各类专家，1967年苏联通过了《关于完善工业、建筑业、运输业、邮电业和商业系统的领导人和专家进修制度》的决议。根据这个决议，各部、委设立了干部进修系统、进修分院、进修班，在高等院校还附设进修系。[65]1970年国民经济管理学院成立，之后这所学院并入1978年成立的苏联国民经济学院。苏联国民经济学院的主要任务是培训政府各部和主管部门、联合公司和大型企业的领导人，学制分为两年的普通班和短训班，招收的领导干部的年龄要在45岁以下。各加盟共和国为培训自己的经济管理干部和专家，陆续建立起本地区的国民经济管理学院。此外，高等院校还专门设有培训国民经济管理干部的系、进修系、进修班，各行业各部门还办有自己的进修学院，苏联国家计委、中央统计局、物资技术委员会、国家标准委员会等也开办有本部门的经济干部进修学院和进修班。
苏共一向重视在职干部的培训工作，中央宣传部和组织部（这两个机构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名称）负责党的干部的培训工作，最终建立了比较广泛而完备的干部培训和进修系统。苏共要求党政干部每两次代表大会期间轮训一次，经济部门领导人每五六年至少进修一次，而在一些部门则两三年进修一次，担任培训的教员本身也要每五年进修一次。干部的培训和进修不但有二至五年的系统培训，也有三个月以下的短期进修，党、政、国民经济部门都各有其培训和进修系统。学习的方式既有脱产学习和在职学习，也有函授和面授，还有基础班和研究生班。进行培训和进修的干部按职务分为三类：州以上领导干部、市、区级领导干部、基层组织、企业领导干部；按文化程度分为受过高等教育的和受过中等教育的两类。他们分别在中央、共和国或地方一级的院校学习，所学内容和要求也有所不同，学习时间根据文化程度的高低而不同。干部培训系统招收对象主要是：首次担任领导职务，缺乏基础理论和实践经验的；工作表现突出、有培养前途、准备提拔重用的；调任新的或高一级职务后需要相应提高政策理论水平和业务能力的。因而，不是任何普通的党员和干部都可以接受到这种培训。接受培训的干部的年龄一般均要求在40岁以下，他们不仅要学习基本理论、党的政策，而且特别重视研究与现实有关的迫切问题，同时还要努力掌握最新科技成果和现代化的经济管理方法。从实践来看，干部培训工作在苏联后期进入制度化，取得一定成效，也出现一些形式主义的东西，但这项工作最突出的结果是按照苏共选拔干部的标准对干部进行统一培训，排除了不符合苏共干部标准的人员，系统地、有计划地建立了党和政府的后备干部队伍，干部在培训网络中更容易形成利益一致、相互维持的集团。干部培训系统源源不断地向官职等级名录中输入新的成员，一个党员干部经过干部培训网络的训练，进入官职等级名录，并逐级升迁，官职等级名录制干部集团由此得以补充、更新，官职等级名录制的自我再生机制也就运转起来。
三、干部制度的僵化与官僚特权阶层的形成
“稳定”是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的主基调，党和国家根本领导体制稳定，干部制度稳定，干部队伍稳定，勃列日涅夫及苏联领导层要求所有的一切都保持稳定，这样的稳定最终带来的是停滞和僵化。
勃列日涅夫上台以后，为了保持苏联政治的稳定，调整赫鲁晓夫遗留下来的政策，维持苏联政治体制的连续性。可以说，勃列日涅夫整个执政期间，主要精力都放在“维护苏联体制的连续性和政策的逐步调整上”[66]。
勃列日涅夫接任之初，对赫鲁晓夫时期留任下来的高层领导人选基本保持不变，没有搞干部大换班，并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方面对赫鲁晓夫的改革政策进行全面调整，恢复统一的党组织。“在权力斗争方面，他有着罕见的、非常重要的、善于将可信的、忠于他的有活动能力的人聚合在他周围的本事。”[67]勃列日涅夫吸取了赫鲁晓夫政治改革失败的经验，特别注意到干部队伍不稳定对赫鲁晓夫下台所起的作用，于是将“稳定”作为巩固权力的目标和手段，政治稳定是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最大的特点。干部队伍的稳定最终形成事实上的领导职务终身制和“老人政治”，干部制度走向僵化，“政治稳定”逐步转化为党和国家最高阶层二十余年的凝固不变和封闭保守，党和国家自上而下进行自我更新的能力也丧失了。
勃列日涅夫对干部政策所作的调整中，最有影响的是取消了干部轮换制度。1966年3—4月，苏共召开二十三大，勃列日涅夫在大会报告中，批评赫鲁晓夫时期“频繁地改建、改组党、苏维埃和经济等机构，这对挑选、提拔和培养干部的工作产生了不良影响……没有道理地调动和更换干部”[68]，批评赫鲁晓夫时期党章关于更新和更换党的领导机构的成员的“硬性规定”，提出在党章中只保留原则性的条款。由于干部轮换制度已引起不少干部的不满和恐惧，勃列日涅夫的主张自然得到不少苏联党政领导干部的拥护。苏共二十三大关于部分修改苏共章程的决议认为：“在苏共章程中继续保留那些规定和更换党的机关的成员和党组织书记的比率的条款是不合适的。”[69]因此，二十三大通过的新党章取消了原党章第二十五条关于更新和更换党的机关成员和党组织书记的比率的条款，而只保留原则性、纲领性的条款：“在选举一切党的机关（从基层组织到苏共中央委员会）时，应遵守党的机关的成员要经常更新、党的领导要新陈代谢的原则。”[70]原党章对干部任期和轮换的具体规定被删掉，新党章只是笼统强调干部的更新和继承性原则，事实上重新恢复了干部职务终身制。
勃列日涅夫所采取的干部稳定政策产生了一定的正面效应，对于建立一个相对稳定的领导干部队伍，调动他们工作的积极性等，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同时，勃列日涅夫对待党内政治斗争的态度谨慎，尽量减少不必要的社会震荡，这些调整措施为勃列日涅夫赢得了干部的认同和支持，为巩固其执政地位奠定了基础。然而，取消干部轮换制导致了事实上的干部职务终身制。在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大小干部如果没有特殊情况，一般都能留在原有的领导岗位上，从而使领导班子变动极小，处于一种超稳定状态。干部职务终身制导致干部队伍老化现象突出，在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的14名政治局委员中，60岁以上的占92.9%，其中70岁以上的竟多达一半，成了真正的“老人集团”、“病夫治国”。这一时期苏联最高层领导的年龄状况可见下表：
表9.1 1980年苏联权力最高层的年龄状况
资料来源：【美】塞维林·比亚勒：《苏联的稳定与变迁》，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23—24页。
勃列日涅夫保持干部稳定的政策使更多的干部得到提拔，而很少干部被罢免撤职，越来越多的干部进入官职等级名录并不断升迁，苏联领导干部的数量大幅增长，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的数量。大量的干部进入各级领导机关，而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和安置众多的领导干部，又增加了大量的中央部、委机构，这在客观上造成了干部队伍的庞大和机构的臃肿。党和国家领导机构和领导干部队伍日益膨胀，不仅没有带来管理效率的提高，反而使得官僚主义作风愈演愈烈，各级干部不了解国情、民情，也不解决实际问题，主要以开会和下达文件的方式指导工作。
与此同时，领导干部的老化现象必然体现在整个干部队伍的思想状态上。各级干部因循守旧，安于现状，脱离群众，无所作为，缺乏改革精神，党的理想和信念在许多干部头脑中日渐淡薄，贪图安逸、追求特权和享乐成为他们追逐权力的目标。事实上的干部职务终身制以及干部队伍的老化使得干部制度日趋僵化，权力愈发趋向集中，必然导致个人专断现象的出现，而个人专断的加强又促进权力的进一步集中。为了巩固自己的个人集权，勃列日涅夫还在各级领导干部中构筑了“第聂伯彼得罗夫斯克—摩尔达维亚帮”来占据苏联各重要部门的权力，这个政治帮派中的成员或是他的亲戚和同乡，或是他的同学和故旧，如吉洪诺夫和契尔年科等人。勃列日涅夫及其追随者不愿进行改革，他们更希望保持现状，以维护个人的私利，政治上也更加趋于保守。尽管最高领导人年迈多病，苏联僵化的政治体制仍在一种惯性中运转，革新成为多余，那些既得利益集团也希望有一个庸人治理国家，才不至于失去自身的利益。
随着勃列日涅夫时期政治经济体制的全面僵化、权力的集中和社会的相对稳定，特别是事实上的终身制得以确立，同时由于党内外民主和群众监督机制的破坏和削弱，在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苏联最终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官僚特权阶层”。这个群体的成员主要是各级党政军机构、群众团体和企业、农庄的领导干部，首先是高级领导干部，以及一小部分享有特权的高级知识分子。[71]根据俄国学者的估计，当时这个阶层大约有50万—70万人，加上他们的家属，约有300万人，将近全国总人口的1﹒5%。[72]这只是一种粗略的估计，由于苏联官方从来没有承认特权阶层的存在，所以也不可能有相关的官方统计材料。
官僚特权阶层的出现是一个逐渐演化的过程，在官职等级名录制干部集团逐渐形成的过程中，领导干部掌握的权力日益膨胀，他们所享有的特权也从无到有，不断扩大。进入官职等级名录的干部拥有许多共同的特征，拥有一定的规章、习惯和社会心理，有着类似的生活方式和活动方式，有着共同的利益。这些干部掌控着国家的各种资源和公共权力，他们更关心的是运用这些权力攫取个人利益，而不是谋求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官职等级名录体制提供的特权将这些干部紧密联系在一起，为了维护既得的利益，他们组织起来，共同维护官职等级名录制的存续，同时竭力用物质特权来补充和巩固非公开的、但已固定下来的特殊地位、权力和利益。赫鲁晓夫下台后，官僚特权阶层作为强大的政治力量在苏联最终形成。
官僚特权阶层一旦形成，他们通过拉帮结派、政治联姻等形式维护各自的既得利益，在这个“圈子”里，相互“照应”，许多违法乱纪的事都可以做，而且不会受到惩罚。在这样的氛围中，领导干部的社会心理和行为都发生了改变。进入官职等级名录制的干部形成了一个个封闭的“自己人的圈子”，支撑这个圈子的是这些干部自身的特殊感，以及藐视道德价值和轻视普通人的态度。政治评论家杰德科夫写道：“州委的官员大多数都很傲慢，好像自己具有某种对他人的优越感。这都写在他们的脸上：他们知道我们不知道的东西。”[73]在这个圈子里，能够弄到别人搞不到的东西或是能帮上忙的“有用的人”的重要性增加，干部们为了共同的利益而相互扶持，结成一个封闭的利益共同体。
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苏联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进一步加强，各级领导干部手中掌握了巨大的权力，又缺乏强有力的监督机制，造成以权谋私的现象比比皆是，利用特权和从事腐败活动的现象大面积发生。在追逐特权和搞腐败方面，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苏联最高层领导为各级干部起了带头作用，勃列日涅夫本人就收藏了大量外国汽车，而单靠他的正常收入是无法负担得起这种爱好的。这样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环境为官僚特权阶层的形成提供了适宜的土壤。
官僚特权阶层产生于官职等级名录制干部集团中，形成了一个封闭的小圈子。他们控制着党和国家的巨大权力，在享受党和国家提供的诸多特权的同时，他们更多地利用职权为个人谋取利益，国家和社会的发展不是他们所关心的问题，他们没有了意识形态的立场，最多只是重复苏联官方宣传的意识形态口号，关心的也只是特权和利益。封闭的官僚特权阶层完全脱离了苏联民众，也自闭于外部世界，满足于既得利益，不想或反对进行任何实质性的改革，想方设法维持现状。错过了科技革命时代的良好发展时机，苏联长期积累的体制弊端也就积重难返了。
1982年11月，勃列日涅夫去世，安德罗波夫接任苏共中央总书记，1984年2月，年老体衰的契尔年科接替逝世的安德罗波夫成为苏共中央总书记，仅过了一年又因病去世，由戈尔巴乔夫继任苏共最高领导人。在三年不到的时间里，连续三位党的总书记死在任上，这足以说明苏联干部制度已僵化到了极点。正是由于三届最高领导人连续死于任上，苏共党内不再希望出现最高领导人年老体衰、任职短促的现象，年富力强的戈尔巴乔夫才得以出任苏共总书记的最高领导人职位。
在干部问题上，戈尔巴乔夫采取的最大措施就是有计划、有步骤地多次大规模调整领导干部队伍，企图依靠改变干部政策来推行改革方针。但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不但没有使苏联走出困境，相反苏共却开始失去对国家形势的控制。在决定党和国家命运的最关键时刻，苏联僵化的干部制度的弊端全面显现出来。戈尔巴乔夫时期的干部都是在原先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中成长起来的，也都是苏联干部选拔、任命机制下升迁到各级领导岗位的。戈尔巴乔夫多次大规模调整干部队伍，希望以此来保证他所推行的改革获得成功，每当改革遇到困难和阻力，他往往将责任归咎于干部的保守、僵化。确实有许多干部不称职，对改革政策进行抵制，但他们已经和僵化的体制紧密结为一个整体，是维护苏共对国家绝对领导地位的保证，对国家体制进行改革，需要更新领导干部队伍，而每一次大批撤换干部的同时，苏共也逐渐丧失了统治权力。戈尔巴乔夫调整干部队伍的时候，利用一切手段，压制反对者的意见和反抗，仅以对“改革”的态度来决定干部的去留，改革确实是苏联国家发展的战略选择，但戈尔巴乔夫却选用了错误的、不切实际的改革策略，他提拔、任用他所信任的、能推行“改革”的干部也是在苏共的干部体制下培养出来的，也是由他个人一手提拔重用的，这些人身上都带有保守、僵化等旧体制的痕迹。从一定意义上说，正是这些干部和他一起共同成为苏共的掘墓人。(www.xing528.com)
在戈尔巴乔夫时期，领导干部的特权待遇仍然保留，官僚特权阶层范围有所扩大。随着苏联政治改革进程的推进和自由化经济改革政策的实施，官僚特权阶层中的一些人利用职权，通过各种形式和途径，侵吞国家财产，从国家财富的管理者转变为国家财富的占有者，“共青团经济”就是从这时开始出现的。也正是在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官僚特权阶层加速变异。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官僚特权阶层在社会“稳定”中占据着权力并享受着巨大的特权，不愿进行有损于“稳定”、有损于自身既得利益的实质性改革。这个已经完全成形的官僚特权阶层在戈尔巴乔夫时期成为推进改革进程的主体，他们发现原来的那种统治方式已无法维持下去，但改革对公有制的废除可以为他们带来比原有特权更多的财富，而且还可以把转化为财富的特权以遗产的方式传给下一代，于是在改革失误给国家造成混乱的局面中，这个阶层中的一些人开始利用手中的权力，大肆将国有资产据为己有，成为国家财富的真正主人。他们对待改革的态度，也从抵制、反对转向支持和投入，并通过这场改革占有了国家财产，建立了特权转移体系，进而去摧毁苏联共产党和苏联国家，正如弗兰克·奇福德所说：“苏联共产党是唯一一个在自己的葬礼上致富的政党。”[74]苏共垮台和苏联解体以后，官僚特权阶层中众多干部的权力和特权并没有消失，而是以另外的方式继续存在着。苏联时期的许多干部以“官职等级名录制私有化”的方式进行权力再分配，获得了建立合资企业、优惠贷款、分割不动产等诸多新的经济特权，从苏联时期国家财富管理者转变为俄罗斯社会真正的财富占有者，实际攫取了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以改变了的方式继续统治着俄罗斯，成为俄罗斯的“新贵”。
苏联干部制度是一党执政体制的产物，苏共失去对国家的垄断地位的同时，官职等级名录制也就开始消亡，整个干部制度逐渐丧失其功能。在“民主化”、“公开性”的口号下，苏联国内长期积聚的对官职等级名录制的不满爆发出来。1989年5月，苏共中央党的建设与干部问题委员会决定停止官职等级名录制的运行，废除官职等级名录，苏联的干部制度走到了终点。
第四节 苏联干部制度评析
苏联干部制度是苏共维护其执政地位的工具和手段，本身也是一种政治制度，是党的委员会直接组织干部工作的制度。苏联干部制度是高度集中的权力机制的产物，同时也是催生和维持权力高度集中的重要方式和工具，它是苏联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社会体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家根本体制的框架内发挥着维持体制的重要功能，为这一体制提供重要的组织保障。同时，在一党执政体制下，党组织掌握了国家和社会的所有权力，也承担了国家管理和社会管理的所有职能，国家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都处于严格的计划管理之下，在市场经济关系调节作用缺失的条件下，党组织通过干部工作对社会经济关系进行组织和调节，干部制度也成为社会经济关系的联系纽带。
在高度集权体制内，权力高度集中的干部制度的产生是一个必然的现象，干部制度与高度集中的僵化体制共生共亡，国家根本体制决定了干部体制的关键特征，也使干部制度具有难以弥补的缺陷。作为一项长期坚持的组织制度，苏联干部制度的固有缺陷不但没有被消除，反而随着集权体制陷入僵化而不断强化，它产生严重的弊端，给苏联国家和社会发展带来严重的危害。
一、高度集中体制的组织保障
苏联干部制度是与苏联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社会体制同步产生的，是高度集权体制的一部分。在权力高度集中的国家根本体制的建立过程中，干部制度也逐渐形成并确立下来，并为国家根本体制提供组织保障，干部制度成为党获取绝对权力、保持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地位的重要工具。
以官职等级名录制为核心的苏联干部制度产生和存在需要两个条件：第一，拥有处于社会等级顶端的巨大的政治和社会力量，它关心的只是督促、控制社会的下层，而且只能在极端条件下发挥作用；第二，拥有一定的社会基础来接受社会上层的强权并适应这种强权，同时加入这种权力体系能为自己获得利益。[75]这两个条件在苏维埃俄国建立初期就已经具备。
苏维埃俄国成立之初，列宁等布尔什维克的领袖不断探索国家的领导体制。十月革命胜利后，旧的制度被彻底推翻，新制度很不完善，也没有迅速、有效地运行起来，苏维埃俄国还面临十分严峻的国内和国际局势。党的任务从领导革命转向保卫革命果实和建设国家，亟须消除全面混乱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这就需要高度集中的权力，并需要大量的干部担任国家的管理职位，以贯彻和推行党的路线和政策，使新制度得以有效地运行，摆脱国家面临的危机局面。党内老布尔什维克数量少，无法满足新国家对干部的大量需求，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不具备领导能力和领导素质的普通党员担任了国家的重要领导职位，整个干部工作处于混乱无序的状态，干部奇缺影响了党对政权的控制和对国家的管理，此时苏维埃俄国的主客观条件以及建设新社会的任务都决定了应该将所有干部工作集中于党的机关的手中。十月革命后的一段时期，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层并没有明确形成国家领导干部工作的方法，领导干部的范围也没有明确规定。1920年以前，中央委员会登记所有的共产党员，把他们当作潜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在许多人看来，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有能力从事任何活动，因而在挑选领导干部时纯粹以阶级立场为标准。但不是每一个共产党员都充满理想信念，既拥有专业知识，又具有工作能力和组织能力，国内战争期间提拔起来的干部更是难以适应新经济政策时期的工作，例如一些党员干部在铁路运输等国家管理和经济管理部门就根本无法胜任工作。因而党的上层逐渐认识到，不能登记所有的共产党员，而应该只登记担任某些重要职位的共产党员，让他们施展组织能力和才华，而且这项工作必须加速进行。于是，许多在国内战争期间被提拔的、以委任方式担任生产管理职位的共产党员干部开始失去职位。国内战争条件下所必需的一些基本素质明显不够了，习惯于执行上级指令的、在经济和管理领域没有高深知识的人在经济和生产部门消失了。列宁在俄共（布）十一大上曾说过一句著名的话，“目前的关键在于人才，在于挑选人才”[76]，这指出了在生产过程中和在管理领域存在许多缺陷的实情。俄共（布）在干部分配工作中开始转向计划分配，不但登记党的工作人员，而且还要把这些干部分配到每个经济部门。
在俄共（布）十大至十二大期间，党制定了将所有国家和经济机构都从属于党的机关的原则，试图把社会发展强制纳入党制定好的方案和构想中。这一原则的实施最初是通过直接的强制，但没有产生预期的结果。随着国内战争的结束，此起彼伏的农民抗议浪潮以及受到战争破坏的生产急剧下降，都迫使党和国家的领导层放弃了“向资本的进攻”。新经济政策实施的第一年，党对国家经济控制的削弱证明，仅靠意识形态来统治整个国家和社会是一个幻想。在国有部门反应迟钝、效率低下的情况下，私人部门却迅猛发展，同时国家机关开始吞噬党的机关的权力，党面临成为国家机关和经济部门干部的附属品的危险，这种情况迫使执政的共产党寻找另外的途径，以便使国家经济和整个社会都服从于党的纲领和党的意识形态，服从于党组织的领导体系。从俄共（布）当时所具有的干部工作经验来看，党的干部能够毫无保留地绝对执行中央的指示，有鉴于此，党决定将这种经验移植到国家管理和经济管理的其他领域中，干部制度的核心——官职等级名录制于是开始出现。
在列宁时期，干部缺乏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规范、有效的干部制度也没有建立起来。虽然党员队伍在这一时期急剧扩大，但一些投机分子也趁机涌入党内，干部队伍出现不少混乱现象，这是列宁实施清党的重要原因之一。列宁去世后，斯大林等苏共领导人借机发起了党员征收周活动，其原因之一也是普遍感到干部的缺乏。列宁在世时推行新经济政策，苏俄国内的经济环境较为宽松，但政治环境日趋紧张，政治体制更加倾向权力的集中。斯大林掌握权力以后，逐步开始建立权力高度集中的统治体制，但干部缺乏和干部制度缺失无法保证权力的集中。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社会体制要求建立与其相适应的干部制度，以便通过干部使党的机关运转起来。没有一个无处不在的干部网络，党、苏维埃国家和整个社会就无法运转，干部制度成为最重要的权力工具之一。国家优先发展重工业，建立集体农庄，都需要大量的干部，缺少能够服从党的指示的干部和管理干部的组织制度，就无法贯彻、执行集中的政治、经济政策。随着历次严酷的党内斗争，党内上层反对派被打倒，苏联的干部队伍不断得到清理，斯大林体制逐渐建立起来。在此过程中，苏联的干部制度也最终确立下来。苏联干部制度成为苏联国家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建立和维护这一体制的手段之一，是这一体制的组织保障。
二、社会经济关系的联系纽带
苏联干部制度的核心是官职等级名录制，干部制度所有其他方面的内容都以官职等级名录制为中心而运行。单从政治制度的角度看，官职等级名录制完全适合并反映了苏维埃俄国当时正在建立的社会经济关系体系，并与这种体系有机协调起来。官职等级名录制作为一种政治制度的产生，是占统治地位的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对已形成的社会需求的一种反应。
革命胜利后，随着一党执政的局面逐渐形成，俄共（布）取得了对国家和社会的绝对领导地位。党和政府对国民经济进行社会改造，到1918年底，国民经济中具有重要意义的大型企业基本上实行了国有化，建立了管理和调节国民经济的全国性机构，同时规定无偿地废除土地私有制，将所有土地都变成全民财产，奠定了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基础。虽然苏俄一度曾推行新经济政策，商品货币关系也有所恢复，但公有制在苏维埃国家的社会经济中占据着优势地位，随着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和计划经济管理体制的建立，市场经济的要素彻底消失，党的组织力量在社会经济关系中发挥着主导作用。
然而，在非市场经济的社会中，社会关系同样需要秩序化。问题的关键在于，如果市场关系并不作为体制的力量而发挥作用，那么社会成员积极工作的动力何在？一个主观的因素——“人”成为必要的选择。下一级职位的任命由上级机关根据一定的特殊标准来进行，干部应该全力以赴地去工作，否则就可能失去集中分配的利益。在物质方面得到利益、特权或者失去利益、特权，在政治方面得到提升的机会或是出现被惩罚的可能，在精神方面有共产主义思想的指引，这些主观方面所刺激起来的积极性替代了客观的市场社会关系。苏维埃的社会经济体系发挥作用并运转起来，其所有组成成分相互联系在一起，在实际缺少商品货币关系的条件下，为保持对政治和经济的统一垄断，官职等级名录制被证明是有效的，市场关系被行政力量取代了。
苏维埃俄国新的社会经济关系不是以逐渐演化的方式形成，而是以革命的方式形成，这就要求高度集中的权力，其中包括在干部工作方面。官职等级名录制作为市场的替代手段当然并不完善，然而在苏联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几乎没有其他的选择。虽然不能认为当时苏联不可能有其他的发展方案，但至少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种选择的可能性很小。在加速工业发展的条件下，官职等级名录制是唯一能够替代市场关系的一种方式和手段，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个制度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具有一定的必然性。作为一种现实的机制，官职等级名录制推动整个苏联社会非市场体系的运转。
官职等级名录制还能够起到维持社会稳定的作用。作为基础性的制度，市场关系能够组织整个社会，并改造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苏维埃新的社会经济关系需要的则是官职等级名录制的规则和强制力量。在非市场经济的社会中，权力，特别是行政权力，是社会联系的主要纽带。所有进入官职等级名录的干部应该根据完全确定的规则行事，变为“党的战士”。官职等级名录制作为社会结构化的一种方式，可以最大限度地实现社会的可控性，以实现党所提出的战略目标。这种方式特有的功能在于：它能在国家的规模上，特别是在地区规模上调节不同等级的领导人之间的横向和纵向关系，调节从属地位，调节诸如国家所有制、集体农庄所有制、合作社所有制，甚至私人所有制等所有制形式，还可以调节国民经济各领域。通过这种方式，整个领导者阶层可以形成相对于社会和大众行为的一致性，并达到政治和社会统治力量的稳定性和内部的秩序化。
在私有制被消灭的情况下，缺少了在不同的生产活动领域对公民进行分配的手段和方式，国家面临着管理者从何而来的问题，因此官职等级名录制的产生并没有受到质疑。执政的共产党着手在一个实质上仍是农业国的国家实行现代化（工业化），不可避免地会立即遇到人才极度短缺的问题，而对普通大众而言，他们认为共产党员是推翻专制制度的功臣，也是所有领域的专家，因而对党员干部的能力从不怀疑。苏维埃国家完全缺乏关于民主国家体制的经验和传统，没有文化的农村居民缺少有关选举权、选举制度的观念，他们无法对某个权力行为的正确性产生疑问。同时，苏俄成立之初始终面临战争状态，这产生出稳固的、对抗的大众心理模式，即经常的军事威胁要求必须在所有社会组织机构中保持军事化的组织和纪律。在这种社会基础之上，官职等级名录制的推行也就没有了阻力。
三、苏联干部制度的影响
苏联干部制度的运行表面上具有一定的程序和规范，但表层的规则实际上通常不能发挥功能，只是在形式上起着装饰门面的作用，真正发挥功能的则是承继了专制传统的非公开原则。在70多年苏共执政的历史实践中，苏联建立了高度集权的国家管理体制，党的机关要求在所有领域保持高度集中的权力，其中自然包括在干部工作方面，全面的任命制成为干部工作中保障权力集中的最重要方式。党、国家、社会所有领域和部门的各级领导职位都由党的机关任命，党的机关根据特殊的标准挑选干部，干部工作中的民主选举只是一种形式而已，官职等级名录制支配着苏联的干部工作，但官职等级名录制从未正式向社会公众宣布，各级官职等级名录也成为党的绝密文件，苏联干部制度更多地表现出隐秘性、非制度性和腐败性。干部的选拔原则和任命原则成为苏联干部制度的关键，不可避免地决定了苏联干部制度具有极大的缺陷，由此也产生了诸多严重的弊端，给苏联社会带来了消极的影响。
高度集权体制的建立、国家所有制垄断地位的形成以及新的社会关系的确立，决定了所有领导干部对党的机构的服从。党的政治指示是依据越来越教条化，而且常常是被错误理解的马克思主义作出的，干部工作的官职等级名录制的实行就是为了推行这些自上下达的指示。官职等级名录制下的干部工作体系首先重视的是选拔善于执行党的方针和指示的干部，这不可避免地排斥具有批判思想的人。党的机关确定了国家发展的主要方针，便挑选赞成、支持这一发展方针、能以任何方式实现这一方针的干部。
党在挑选领导干部的时候，干部工作的官职等级名录制方法实际上面向的是所有能够服从的人和忠诚于党的思想的人。那些有独立思考、创造精神的人常常被排斥在外，以权威自居的领导人不敢将那些能够对其发起挑战的人纳入麾下。对于各级领导人，主动精神意味着善于迅速地理解、明白并执行上级的意图，而不是实现他们自己的思想。
在干部选拔过程中，党的机关实际上重视的是表面上的调查表资料，据此来研究某些干部，而这些资料在实践中可能暴露不出他们的严重缺点。干部工作通常不是同具体的人打交道，而是依照各种工作细则和规章同调查表的资料打交道。挑选领导干部首先是根据调查表的资料等一些表面特征，然后才根据具体的工作成绩，这种方法从一开始就注定有致命的缺陷，而对官职等级名录制的任何改变都只是完善了选拔和分配干部的官僚主义方法。官职等级名录制的选拔方式制造了某种类型的工作人员、工作作风，甚至是某种思维方式，干部成为庞大的官僚机器上的“螺丝钉”，干部个人个性的发展在这种体制中受到严格的限制。
同时，由于党的组织机构介入国家建设和经济建设，党政职位的相互融合客观上导致党的队伍中所存在的民主缩小。在社会组织中可以进行任何形式和内容的讨论、争辩，但国家行政组织需要的通常不是争辩和思考，而是执行。类似的领导作风很快就对党内民主产生了影响，党承担的直接管理职能越多，就越急切地消除党的队伍中的讨论、争论和思考，随着党的机关和苏维埃各经济部门的建立和巩固，党内的民主气氛也就几乎消失了。
在这种情况下，行政命令方式成为干部工作的主要方式。由于选拔干部讲究阶级性，在各个层面上，官职等级名录制的建立很大程度上是依靠文化教育水平最低的那一部分居民。文化水平低的领导干部不仅需要普遍的指令，而且还需要实现指令的方法和方式。因此，大多数领导干部本身不得不支持并加强类似的这种工作方法。官职等级名录制涵盖了所有的领导干部，这为党的机构以行政命令方式进行干部工作创造了前提。行政命令方式意味着所有等级层面的领导干部都遵循党的机构的指令，这是因为领导干部完全依从于党的机构，不执行指示就会被解职。党的委员会成为社会唯一的组织和指导力量，但这不是由于它的威望和能力，而是由于它掌握着资源和权力，如果下层对上层进行批评，往往会遭到制裁。
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这种干部制度，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普遍缺乏竞争、缺乏透明度，其固有的缺陷在高度集权体制确立的基础上日益深化。官职等级名录制要求将党内严格的集中制和纪律延伸到国家和社会的所有领域，整个国家的干部制度成为一个权力高度集中、等级森严的等级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下级机关必须服从上级机关，下级干部必须服从上级的指示，上级机关决定下级干部的命运。官职等级名录制是在党内民主和国家民主被削弱、甚至是消除的条件下形成的，行政命令方式成为党和国家各级机关和领导干部的主要工作方法，同时，权力高度集中导致各级领导干部权力的膨胀，干部对上级机关和上级领导的依附性加大，选择干部的标准实际上从对党、对体制的忠诚转向对个人的忠诚，控制了各级干部也就控制了各级权力机关，人治的统治方式成为苏共领导国家的主要方式。这一切显然违背民主的传统，不符合现代社会的发展要求。
苏联干部制度是高度集权体制的一部分，它本身也是高度集中的。干部制度的形成和发展是苏联社会的重要政治进程之一，干部制度是与人打交道的，而且是掌握权力的领导者对权力进行分配的机制，因而，苏联干部制度的特征和运行方式对社会的影响巨大，塑造和改变着整个社会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苏联干部制度的总体特征决定了其自身的严重弊端，这些弊端集中具体表现为：任人唯亲现象突出，权力斗争激烈；官僚主义与特权腐败现象盛行；干部队伍保守、封闭。这些弊端暴露出来，在苏联社会形成一种“看守精神”，造就了一个保守、封闭的体系，在社会动荡的时刻，这种干部制度不但最终丧失维持国家体制的功能，而且还进一步促进了高度集权体制的瓦解。
【注释】
[1]在这里借鉴一些学者的译法，将该词译为“官职等级名录（制）”。参见陈之骅、吴恩远、马龙闪主编：《苏联兴亡史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也有中国学者根据该词的发音和意义，将其译成“罗名制”。参见戴隆斌：《苏联“罗名制”的形成、特点及其影响》，《俄罗斯研究》2004年第3期。更早一些的中国学者将该词译为“官员花名册”。参见李宗禹主编：《国外学者论斯大林模式》，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年版。
[2]《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15页。
[3]《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47页。
[4]同上书，第176页。
[5]《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04页。
[6]同上书，第506—507页。
[7]同上书，第499页。
[8]同上书，第770页。
[9]同上书，第766页。
[10]《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6页。
[11]《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1分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568页。
[12]《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95页。
[13]《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2分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41页。
[14]《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2分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41页。
[15]同上书，第224—225页。
[16]Л.Троцкий：Новыйкурс.М.，1923.С.12.
[17]《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95页。
[18]《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2分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92—93页。
[19]参见Коржихина Т.П.，ФигатнерЮ.Ю.：Советская номенклатура：становление，механизмы действия，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1993，№7。
[20]参见丁笃本：《苏联政体与官制史》，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2—73页。
[21]参见【英】伦纳德·夏皮罗：《一个英国学者笔下的苏共党史》，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第277页。
[22]【苏】列·托洛茨基：《斯大林评传》，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第523页。
[23]《俄共（布）中央通报》第8期，1919年12月2日。
[24]参见【英】伦纳德·夏皮罗：《一个英国学者笔下的苏共党史》，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第278页。
[25]《俄共（布）中央通报》第28期，1921年3月；第22期，1920年9月18日。
[26]《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2分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34页。
[27]同上书，第34页。
[28]《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2分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26—27页。
[29]参见【英】伦纳德·夏皮罗：《一个英国学者笔下的苏共党史》，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第280页。
[30]《俄共（布）中央通报》第36期，1921年12月15日；第39期，1922年3月。
[31]《俄共（布）中央通报》第42期，1922年6月；第43期，1922年7月；第3（总51）期，1923年3月。
[32]《党的工作人员手册》第3期，第128—130、133、137页；《俄共（布）中央通报》第7（总43）期，1922年7月。
[33]参见【俄】德·安·沃尔科戈诺夫：《胜利与悲剧——斯大林政治肖像》第1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版，第135页。
[34]这句口号是1935年5月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红军学院学生毕业典礼上讲话时提出的，作为对“技术决定一切”口号的补充，虽具有一定的针对性，但用这句口号来概括斯大林的干部哲学是完全恰当的。
[35]《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32页。
[36]同上书，第133页。
[37]《斯大林文集》（1934—1952），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69页。
[38]МихаилВосленский：Номенклатура：господствующийкласссоветскогосоюза，Москва，1991，стр.85.
[39]圣剑骑士团出现在中世纪的东波罗的海沿岸，与该地区的基督教化和日耳曼化进程有关。圣剑骑士团内部有严格的等级制，分为四个等级。
[40]《斯大林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7—58页。
[41]【苏】罗·梅德韦杰夫：《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9页。
[42]БухаринН.：Избранныепроизведения.М.：Политиздат，1988.С.35.
[43]参见《斯大林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61页。
[44]同上书，第162页。
[45]同上书，第171页。
[46]《斯大林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71—172页。
[47]同上书，第172页。
[48]Михаил Восленский：Номенклатура：господствующий класс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Москва，1991，стр.82.
[49]参见陈之骅、吴恩远、马龙闪主编：《苏联兴亡史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36—141页。
[50]【俄】伊·弗·帕夫洛娃：《斯大林主义：权力机制的形成》，新西伯利亚1993年俄文版，第78页，转引自陈之骅、吴恩远、马龙闪主编：《苏联兴亡史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32页。
[51]Каганович Л.М.：Памятные записки.М.，1996，с.313.
[52]Коржихина Т.П.，Фигатнер Ю.Ю.：Советская номенклатура：становление，механизмы действия.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1993，№7.
[53]《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2分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303页。
[54]КПСС в резолюцияхирешен и яхсъездов，конференций и пленумовЦК.Изд.9-е.Т.3，с.219.
[55]Россий 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социаль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истории（РГАСПИ），ф.17，оп.112，д.496，л.17.
[56]Российский центр хранения и изучения документов новейшей истории（РЦХ-ИДНИ），ф.17，оп.69，д.136，лл.167 169.
[57]Российский центр хранения и изучения документов новейшей истории（РЦХ-ИДНИ），ф.17，оп.69，д.136，лл.167，170.
[58]Михаил Восленский：Номенклатура：господствующий класс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Москва，1991，стр.89.该书在这里所引用的各类干部数字来源自斯大林的《列宁主义问题》。
[59]В.П.Дмитренко：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ⅩⅩвек.М.1996，стр.247.
[60]《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457页。
[61]【美】塞维林·比亚勒：《苏联的稳定与变迁》，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169页。
[62]【俄】亚历山大·佩日科夫：《解冻的赫鲁晓夫》，新华出版社2006年版，第134页。
[63]《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5分册，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80页。
[64]《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五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汇编》，三联书店1977年版，第97页。
[65]参见肖桂森：《苏联干部的培训和进修制度》，载《苏联问题探讨》（政治经济体制），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66]【美】塞维林·比亚勒：《苏联的稳定与变迁》，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11页。
[67]【俄】格·阿·阿尔巴托夫：《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154页。
[68]《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汇编》，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98页。
[69]同上书，第329页。
[70]同上书，第329页。
[71]参见陈之骅：《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的主要问题和历史教训》，《东欧中亚研究》1998年第6期。
[72]В.П.Дмитренко：ИсторияРоссии.ⅩⅩвек.М.1996，стр.571.
[73]参见В.П.Дмитренко：ИсторияРоссии.ⅩⅩвек.М.1996，стр.572。
[74]引自季正矩：《通往廉洁之路——中外反腐败的经验与教训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第297页。
[75]В.П.Мохов：“Советская номенклатура как 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и нститут”，Материалы конференции：Номенклатура в истории совет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ноябрь2003-февраль2004г）.
[76]《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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