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庐：雅加的沉香》（以下简称《红庐》）是郭小东先生继《1966的獒》（以下简称《獒》）之后，推出的又一部长篇力作，是为庆祝建党90周年而推出的一部“红色题材”的小说，由广东出版集团和花城出版社于2011年出版。
《红庐》这部小说除了题叙和尾声外，凡二十章，每章开始有一段引言。小说是以当年十五岁就下放到雅加的知青，现在的作家、教授亚雷“我”和研究民族学的80后博士研究生雨天寻找王佬龙的经过为线索来展开情节的。“我”当下的寻找和对往昔生活的追忆相互交织。通过寻找王佬龙，作者把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和事件全部串联起来了。可以说“寻找”是这部小说的一个关键词。
王佬龙是一位族人名人的后代，生于1943年，是一个遗腹子。他的父亲王亚龙，曾经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面见过史图博（德国人类学家，写过《海南民族志》）、黄强将军、萨维纳和左景烈。王亚龙行伍出身，又是峒主，他于1926年出版了著作《琼崖各属黎区调查》。他与史图博等外国人的关系，对研究史图博及族人文化有很大的学术价值。1928年3月，年仅24岁的王亚龙，导演了雅加的红军血案，致使100多名红军牺牲。1942年，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最困难的岁月里，他最终举起了抗日战争的大旗。1943年落入日寇手中，宁死不屈，壮烈牺牲，他应算是一个民族英雄。王亚龙当时既是荔枝峒主，又是沟谷县国民党政府党部委员，同时还是国共合作组团中共产党方面的委员。他的多重身份和在红军血案中扑朔迷离的表现，都让共产党和他结下血仇。由于父亲的历史罪行，家喻户晓，王佬龙自幼就生活在人们愤怒的仇视中。“文革”期间他是现场斗争会上最年轻的反革命分子。他在陪斩现场吓晕过去，成了一具行尸走肉。
“我”的精神导师坦桑，她当过兵，后来上了北大，读的是民族学。下放前，在某民族研究所工作，主持南方少数民族的历史研究。“文革”开始前，受到批斗，罪名是“三反分子”。坦桑是第一个认识王亚龙的文化价值，同时理解这位族人翘楚，并且客观评价，肯定王亚龙的民族精神，予以充分肯定的学者。坦桑被批斗被监控，最早线索来自于两份材料：“文革”中部分名人死亡名单、关于王亚龙其人其事的调查报告。
坦桑早就是劳文斯的死党。坦桑大部分英文资料，都得力于劳文斯的翻译。英语和中文都是劳文斯的母语。劳文斯是台山华侨的第三代人。1945年时他20岁，在美国大学未毕业便直接招募进美国驻华顾问团当中文翻译，抗战胜利后流亡到粤西乡间教小学。新中国成立后，他既回不去美国，也取不来档案，所以他是一个流民。“文革”开始，他被口头定为历史反革命。中美建交后不久的1980年，他的父母通过外交途径，把他接回美国。
在雅加，林通是和坦桑走得最近的人，他是坦桑做民族调查时的雅加语的翻译。他师范毕业，是高中老师，写得一手好字，在报纸上发表过一些小说、散文、诗歌之类的作品。后从县中学调到文化局，协助坦桑的工作。林通在老家有妻室，育有一子。婚姻是老式婚姻，由父母指腹为婚，妻子是农村妇女，不识字。林通对坦桑的痴迷，到了病态的地步。可坦桑一直把他当工作上的搭档，只是林通错把这种关系当做爱情。林通的多次告白，只能让他和坦桑越走越远。林通在确认得不到坦桑时，便决定消灭坦桑。林通潜意识里隐伏着这样可怕的杀机，老单帮助他完成了这个杀机。坦桑事件之后，林通失踪了好几年，那几年他一直在安宁医院，先是被人强迫送去医院的，后来是他主动进医院的。“我”以为林通是在装疯卖傻，他的疯狂并非出于病症，而是一种对自我的抵抗，或说是自虐或戏谑。
专案组长单向平，是土改时参加革命的初中生，在他眼里，下放干部和知青都是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都是改造分子。他总是穿着白衬衣、系紧风纪扣、扎着军用皮带、雄赳赳气昂昂的样子。在六连，老单是太上皇，政治权威，1964年，中国广大农村实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他作为“政治学徒”培养。他们参加完一、二年的“社教”运动之后，大多被提拔到公社当干部。“文革”一开始，就作为地方工作组派驻六连，负责下放干部的专案。坦桑的案子就是他的功劳。坦桑一案，所有的证据都是诱供、刑讯和伪证得来。从1977年到1982年，老单在看守所关了近六年。老单走出看守所那天，组织向他宣读了处理决定：双开。
老雷是老革命，从四野下来的老战士。从林一师转业到六连。他是六连的土皇帝，也是知青们最害怕同时最喜欢的人物。他的耿直忠厚和粗俗简单，在团里是出了名了。他说话从来都是粗声粗气，人不坏但脾气极坏，大家背地里都叫他老军阀。老雷虽是一个大老粗，却又是一个最看重知识的人。他和这些下放干部之间，是心有灵犀的。下放干部虽然是阶级敌人，但在老雷看来，他们都是文化人，有知识有见地的人。他的资格很老，是师长的入党介绍人，而且一直佩带手枪。后来失去了双脚，成为一位残障人士。
《红庐》描述了许多雅加族人中流传的神话传说、巫术和风俗习惯。比如，关于沉香、血河、阴沉木的神话传说在雅加广为流传。藤生植物金不换，在族人中的传说，既能辟邪驱鬼，又洪福齐天。雅加族人信鬼不信神，鬼和人生有关，是人的一部分。白天不能说人，夜里不能说鬼。族人视鬼为自己的敌人也是朋友，既是祖先的魂灵也是福音的来源，多解与矛盾的说法，令鬼在人的精神生活中，有至高无上的地位。
人们常常发现在几个隐秘的路口，看到用各种颜色的花草扎成的人偶，这是族人的法术，驱鬼辟邪，祈求平安。在“文革”时虽然仪式不能公开，但秘密照做。族人凡遇到疾病或灾难，首先会想到跳鬼的方式，来驱除邪魔。这种古老的对精灵的信仰及其巫术，通过跳鬼的仪式，达到保护生者的作用。事实上，它是一种祈祷的极端方式。跳鬼，也即祭冤鬼，击鼓鸣钲，群相跳舞号呼。
雅加族人不论老幼，都有带刀的习俗，各人对刀各有喜好。在那里，打到猎物，实行见者有份的古老原则。猎物的头颅，额外分给打下猎物的猎手，这是古老的规则，也是英雄荣耀的象征。那里牛是族人仅次于雄鸡的一种重要家畜，雄鸡主要用于巫术的鸡骨占卜，而牛则是族人财产的象征。
雅加族人的性格是恩仇必报，随遇而安。一根火柴一把砍刀，在原始森林就能存活。在族人心目中，山里的一切没有公私之分，也没有异己之别，大自然赐予的一切，谁都可以接受，只要不心存邪念和糟蹋就心安。雅加的时间，是从夕阳时分开始的。夕阳之后的时光，才是族人们真正享受生命欢娱的时光。
笔者认为，这些神话传说、民俗风情的描述是这部小说的亮点之一。在回答记者关于小说中的“神话元素”的加入，是出于怎样的考虑的提问时，郭小东说：“文学的世界一定是心灵的世界，它表达的是真实而不是事实。中国小说过于现实，这与现代中国人过于物化和拜物有关。这种心理其实不利于真正的文学创作。作家应该是人类心灵的牧师，他发现并提出问题，倾听人们的告解，却永远不会给出明确的答案，这样的作品，自然能够使读者获得心灵的共鸣与沟通。我希望自己能够做到这一点。”[52]
《红庐》中的雅加即现实中的海南。海南是郭小东生活了十五年的第二故乡，小说中作者对雅加自然生态和文化生态给予了足够的关注，并对这种生态状况的恶化，表示了深深的担忧。作者在离开后，就再也寻找不到雅加的伤痛之一就是：原始森林早已成了荒山秃岭，40年间，几千年形成的原始森林，又回到史前的蛮荒。动植物的多样性本来是雅加最突出的特质。黄花梨刀柄在几十年前的雅加，是太普通不过的，可是现在，黄佬龙这根十几斤重的黄花梨刀柄就不同寻常，每斤可卖到2000多元，是文物级的宝贝了。以前的雅加大地如同一块饱吸了清泉甘霖的海绵，随便在哪儿都可以踩出甘甜的水流来。而现在，在雅加，所到之处，呈现着干裂与干涩。有的村庄整体汉化以后，许多生活习惯和民俗遭到破坏，文化价值的流失且不说，生活风习的改变是会使民族心理遭逢意想不到的伤害的。族人们也许并没有意识到，随着国际旅游岛各项政策和措施的落实，这个民族的原始文化正在迅速地陷落，在保护和保存口号下的灭绝与改造，比明目张胆的侵略更为可怕。因此，作者忧心忡忡地发问：“没有了沉香，没有了雅加的黄花梨，没有了黄花梨的碉楼，也没有了叫做红庐的碉楼的雅加，是雅加吗？”
“琴棋书画诗酒花”，是中国古代文人雅士之所爱。在这部小说中，“酒”也是一个关键词。小说中，“我”第一次见到坦桑时，她就邀请“我”一起喝酒。“我”一饮而尽后，坦桑很欣赏地说：“很好。男子汉，要能喝几口才好。”“我”第一次碰到老雷和劳文斯、坦桑在一起，居然是在他们喝酒的场合。少不更事的“我”认为，劳文斯、坦桑应该是老雷的阶级敌人，他们居然在这里秘密聚会、喝酒。就在“我”不知如何是好之际，老雷也给我倒了酒，“我”于是也加入了他们的喝酒行列。作者议论道：“酒是我成长道路上的动力，是我血脉中的血流。”1969年9月9日那天，“我”在六连享用了最后的晚餐。“我”本想晚餐之后，再到碉楼去和坦桑告别，岂料醉倒了，醒来已是凌晨。老雷天未亮就把我叫醒并将“我”送走。与坦桑不辞而别，成了“我”永久的遗憾。
劳文斯本来是一个忌酒的基督徒，但是35年的风雨风霜岁月，使他变成了一个老道的酒鬼，酒几乎成了劳文斯的神祇。他不得不借酒来抗拒山中的严寒和山岚瘴气，不得不用酒来消解漫长的孤寂和无话可说的长夜，不得不用酒来吓退从土里、从草里奔逐而出的各种各样的虫豸。
沟谷县党史办的老符告诉“我”的学生雨天，下乡调查没什么秘诀，多准备些酒，与民同乐，就OK啦！乌烈（还保持着族人民居的村庄之一）那边有喝晨酒的习惯。雅加高寒地气湿热，山岚瘴气，酒既能驱寒，又能祛寒气，却是山里族人除百病、健身养生的好东西。在访谈过程中，沉寂了一宿的王佬龙，在酒的悲壮中，脸上有了活气，酒使他回到人间。
小说中还有许多关于喝酒的议论：“但凡酒鬼既有可恨也一定有可敬之处”；“酒醉之人，必是豪爽之人”；“酒是人性的一种表达。世界上最名贵的酒，并不是人酿造的”；“饮酒的风格可知人的风格。”这样的议论非常精彩，令人拍案叫绝！
俄罗斯文学之所以在世界文坛中享有盛誉，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的作品之所以有震撼人心的作用，就在于他们作品中有一种深邃而博大的宗教精神，即赎罪意识和忏悔意识。而“我们这个民族太虚伪了，缺少一种真正的悲悯情怀和忏悔意识。我们的作家有一种‘扬善’的美德，但也有一种‘隐恶’的劣性。不敢叩问自己的灵魂，把自己的灵魂亮出来给人看，这是我们的作家最失败的地方。”“作为一个作家，有赎罪和忏悔的宗教情怀，证明他有一种求真、求善的人格力量，敢于解剖自己的灵魂，乃至民族的灵魂，自我反省、自我否定、自我救赎，最终走上自新之路。”[53]非常可贵的是，郭小东在这部小说中不但解剖别人，更是毫不留情地解剖“我”自己，小说中的忏悔和反思因素具有非常重要的思想价值。
作者在小说中追忆，每一次和坦桑对饮，“我”都只关顾自己的情绪，而很少能够体味坦桑在那样情状下的心灵折磨。这是“我”成人之后常常悔之莫及的地方。林通不值得坦桑这样的女人去爱。这个想法，“我”一次也没有对坦桑表达过。这是“我”此生最大的罪错之一。多年以后，“我”一直以我一到连部，就明显的疏远了她，她在那样的时刻，一定备感被人背弃，而深味人生的险恶。“我”真希望时隔多年，坦桑依然能听见我的这番忏悔。“我”对柳琴这位亦可算作同过生死的朋友、差点就阴阳两隔的女性，40年间却漠不关心。“我”实在没有什么理由和颜面，期盼邂逅她。
“忏悔是一种对以往铸成的错误，甚至罪恶的深刻认识。常带有强烈的情绪因素。因为忏悔者所面对的是无可挽回的既成错误，忏悔必然伴随着感情上的痛苦和灵魂的内在折磨。它是对自身恶行之顽劣性无可奈何的认可，因此又更多地带有主观上的自我谴责”[54]陈思和先生对忏悔的概括比较到位，郭小东小说中的忏悔给人印象深刻。
劳文斯、老单、林通等人也进行了忏悔，但相比之下，有些人的忏悔没有亚雷那样深刻和彻底，他们甚至有时并无悔意，或者虽有些悔意但又进行了辩解。
劳文斯在告解中，把自己比作偷牛贼。他自诩为偷牛贼，自然有他深刻的忏悔意味。专案组长老单是坦桑事件最后直接的当事人。他至今都没有丝毫的悔意，反而觉得自己成为一个受害者，为此愤愤不平了好些岁月。老单承认是他主导了对坦桑的陷害。他无中生有地编造了坦桑的罪行，他通过林通的嫉妒实现了对坦桑的出卖。他发现了坦桑的日记并对日记做出了上纲上线的诬陷……老单说，他请坦桑原谅，给她叩头，三叩九跪。他害死了坦桑，坦桑的事也害了他一生啊！他说那时的政治空气就是如此，恨不得以别人的反动，来证明自己的革命。(www.xing528.com)
林通辩解说，坦桑的死，与他何干？“文化大革命”，杀了多少人，追究谁了？轮到谁身上，谁心里痛就是了。谁是凶手？就算他（林通）一个吧！
不愿忏悔或拒绝忏悔，这种现象很值得我们大家研究。有人认为“缺少一种根本的价值理想、价值认定，以及与此相连的敬畏，是人们拒绝忏悔，甚至拒绝起码的反省的根本原因；而缺少对忏悔形而上意义的理解，把忏悔视为一种‘认罪服罪’、‘重新做人’的表态，更是许多人害怕、逃避乃至拒绝忏悔的潜在心理原因。”“忏悔是一种文化素质，而我们民族正缺乏这种素质。于是，在对‘文革’的反省中，自信道德上正直的人无须忏悔，自诩掌握真理、代表历史新潮的人无须忏悔，奉献了真诚的人无须忏悔，受害的人无须忏悔，受骗的人无须忏悔，总之，没有人需要忏悔。”[55]
《红庐》这部小说中的反思因素也非常震撼人心。据悉，“反思”一词，最早出现在英国哲学家洛克的著作中，他将“心灵内部活动的知觉”，称为“反思”。《现代汉语词典》中，“反思”的含义是：“思考过去的事情，从中总结经验教训。”在我国新时期文学史上，这个词却具有特定的意义，即对“文革”以至更早的历史事实进行思考，从而在意识形态、国民性等方面挖掘现实问题的根源，同时，在历史和自然的大的环境背景中展开对“人”的价值的思索。
作者在小说中剖析，坦桑不可能是一个孤立的存在，她被处以极刑的悲剧，也绝对不是她自己一个人便可导演出来。六连的每一个人，或许都有责任。那天枪毙她时，现场一万多人热烈欢呼，难道就没有任何干系？把一个年轻美丽的女子，活生生地送上断头台。老单无疑是主导，林通可能充当了帮凶，老雷与劳文斯呢？无形中成了同谋。而现场那万千欢呼的看客，灵魂深处便蒙上了共罪的灰尘。“我”的沉默与无为，自然也逃不了凶手的指控。历史一旦为疯子所利用，草菅人命就成为一种盛大的节日。大部分在“文革”中双手沾满鲜血，或有血债在身的人，往往逃避，耻于回顾，或心有余悸，不愿真实示人。现实似乎也不想对这些历史细节多加追究，故“我”的描述也就无从下手。
缺少反思，“文革”——我们这个民族的悲剧和梦魇，还会重现。“反思需要的是科学的理性批判精神，对重大历史事件的反思，本质上，或者说最有价值的，是集体的反思。”[56]往事并不如烟。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笔者认为把《红庐》与《獒》对照来读，会发现两部之间有许多相似的地方：《红庐》中的沼地是六连的鬼沼，也是六连的圣地。它是美丽的天堂，也是骇人的地狱。被人们称之为“深滂”的沼地中最危险的地带。雅加的枫树林、沼地，一年四季有着截然不同的姿态和风景。在雅加的原始森林里迷路，后果是很可怕的。在那里经常会碰到山洪暴发。在雅加，坦桑是“我”的精神导师。那里有坦桑的碉楼，它简陋却不失温馨，兰花和花树成了碉楼的主调。
《獒》中的中尉是“我”的精神导师，也是因为他把海南描述得如同人间天堂，“我”后来才毅然前往海南。海阳有饮马滩，有中尉的灯塔，有寮居的海边，还有金碧辉煌或破败没落的马家祠堂，以及令人窒息的空间和久久挥之不去的隐晦之气。中尉和“我”喜欢的是灯塔、大海和藏獒。海边无声无息的涨潮犹如雅加突如其来的山洪暴发。
《红庐》中的老雷，在淮海战役中杀敌无数。后来原本高大伟岸的他，被大火烧伤，从大腿根部齐齐截去双腿，成了一个双手垫着皮套，坐在蒲团上的侏儒，成为一个知青墓区守墓人。《獒》里的中尉也是从淮海战场上走来的一个战斗英雄。《獒》中的“无脚蟹”，他原来是这一带几座寮居的船老大，一次海难，他的双脚被倒下的桅杆当场砸断。他的结局和老雷极为相似。
《红庐》中坦桑的儿子龚伟10岁，是个智障儿童，有点脑瘫，他是六连最自由的人。他的快乐和愤怒的根源就是本能。龚伟是知青快乐的源泉。龚伟高兴的时候，会引吭高歌。他只会唱一首歌，那就是：“我爱北京天安门”。他永远只唱这一句。《獒》中的八相近乎白痴和傻子之间。经过“我”家门口，他通常都会引吭高歌，无非是“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嘹亮”，他只会这两句，反复地高歌，走调，如同干吼，但他唱得很用功很快乐。八相是海阳城里的一个活宝。
《红庐》披露在雅加的夜路穿行是一件极为危险的事，猎人会启动一切捕猎野兽的索套铁夹。神奇的老白水牛救了龚伟一命；《獒》中的藏獒远方在涨潮的大海中救了“我”一命。亚雷也曾在饮马滩的污泥中，救了中了“山猪夹”袭击的远方。雅加生性灵敏机警的水鹿，竟然会成为龚伟的朋友。龚伟失踪以后，“我”在40年以后终于找到他；《獒》中的夏谷，40年过去了，一直杳无音讯，不过亚雷坚信一定能够找到他。
《红庐》中的“信宜老鬼”李前平，现在改名叫高化，他成为兵团战士的经历富有传奇色彩。改革开放后，他成了信宜首富，他的派头是十足的港台黑社会的模样，他应该属于官商勾结的那种生意人。《獒》中的唐九（唐永佳）小小少年，几次偷渡香港，九死一生，改革开放后作为富商荣归故里，他们的结局都非常相似。
两部小说都写到了抄家、批斗、陪斗、陪斩、看客。《獒》中郭校长曾被陪斩。《红庐》中的王亚龙也被陪斩。《红庐》中的坦桑，新时期被称作“雅加的张志新”。她的枪毙与平反，乃至最终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好像这些都与她的家人无关。她连向世人作最后的告白的权利也被剥夺。这和现实中的张志新的遭遇非常相似。《獒》中专案组找到中尉，告知他的未婚妻已被枪毙，并且收取枪毙这个女人的子弹费——五分钱人民币。这与现实中林昭的遭遇一模一样。
两部作品中，有如此多的相似之处。笔者认为，郭小东先生是有意为之的。因为在那个荒唐的年代，许多人的言行举止，许多匪夷所思事件的发生，几乎都如同一辙。那个时代，毛泽东一个人的思考代替了许多人的思考。
《獒》中有许多关于饮马滩景物描写的段落如散文一般的优美，《红庐》也有许多优美的写景段落，比如：
雅加的枫树林是世界上最壮观最唯美最飘逸的枫树林。
春天的枫树林，满是葱郁的鹅绒绒的嫩绿，那种绿翡翠般的颜色在春雨里娇羞欲滴；夏天的枫树林，那些阔大的三角枫叶，浓绿如同烧蓝溢着沉沉的釉色，庞大的树冠遮蔽日月星辰，承担天地；秋天的枫树林由黄渐红，退却了所有承受的厚重，黄的轻飏，红的飘飞，为河谷的土地铺垫上金红的金黄的地毯。冬天的枫树林，似战士的刀戟，落尽枫叶的树干向天空张扬着虬枝铁骨。（第六章）
小说中还有许多像《獒》中出现过的诗性化的抒情段落，比如，
我写下了那么多过去时代令人忧伤和痛惜的事情，写下了那些在乱世难以自持无法告白的命运，写下了一种集体力量下的人性残杀，这是人类历史无法避免的人性自赎，这种自赎在雅加自有人类以来就一直绵延着存在着，蛰伏在人心的历史里，封冻在严冬里，等待着春天的到来，以病象的方式，以救赎的方式，呼之欲出，它曾经受到肯定并享有无上光荣，以傲慢的姿态横空出世，引无数英雄竞折腰。何解？（第十章）
这样充满诗意和激情的段落，给读者以欣赏散文诗般的美感。郭小东早在十多年前就出版过一部反响很大的散文集《南方的忧郁》。可见，写散文对他来说，是驾轻就熟，熟门熟路的。
《红庐》与《獒》也有许多不同之处，毕竟这是两部完全不同的小说。比如这部长篇小说题名的寓意和作品的整体结构就大有深意。在题叙中，作者谈到了《红庐》的寓意：“坦桑留给我最丰美最深刻最清晰的印象，就是她穿着的那件藏在军装里的红背心。红得像血似的红背心。她在雅加的碉楼，也是由年深日久催老的红色，红色金丝楠和红色黄花梨建造的。里面终日点燃的是雅加红色的沉香。那时人间最为高贵的宫殿，那是万千年来万千人所追逐的红庐，红色的屋宇。”在“跋”中，郭小东谈到了小说的象征性结构问题，他说：“雅加的血河，血河之上的古老碉楼，无边的沼地无边的花海，隐藏着的无边的杀机，百年蕴结的灵异沉香，孩子憧憬中逆行的钟表，尤其是那首潜行始终、期待始终的鲍勃·迪伦的歌《答案在风中飘》，这些物事自然连接，形成一个出人意表的总体象征结构。这个结构激活了小说中的人物和故事，似乎使同样也是象征意向的‘红庐’，有一种无与伦比的意味与意绪。”作者在题叙和跋中的解释，有利于读者更好地理解和欣赏这部小说。
笔者欣喜地发现，作为思想型、学者型的作家，郭小东在《红庐》中有着大量的哲理性、格言式的句子，比如，“死是生者的痛苦，是死者的幸福。”再如，“有梦想的人从来都是叛逆的，尤其是内心的叛逆。”“对现代人而言，不存在拯救的问题。一切拯救都应该是自我救赎。”“我的伤感就是沉默。无言是最好的良药。”在谈到《红庐》这部作品时，郭小东说：“在我的多部知青小说中，这样的设计仅仅是一种思想倾向。而在《红庐》中，思想化成了人物。”“思想化成了人物”这种努力和尝试，增加了小说的思想内涵和思辨色彩。他还说：“《红庐》是我在寻找之路上一个自己的里程碑，它终于可以在某种意义上圆满了。”[57]笔者完全赞同他这个论断，因为读者可以发现他在这部小说中有了新的尝试和新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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