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阶级的成长与特征

三、工人阶级的成长及其个性特征

世界各国的工人阶级都是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中社会化机器大生产的产物，它只能伴随着新式工业的出现而产生。中国当然也不例外。鸦片战争后不久，外国资本势力就在中国直接经营新式企业，从而出现了中国最早的一批产业工人。

1845年，英国人柯拜在广州黄埔兴建船坞，即已开始雇佣中国工人。以后，1853年英国人在上海建造董家渡船坞;1867年、1877年英国的北欧轮船公司(即后来的太古公司)和印度中国船运公司(即后来的怡和公司)先后成立;美商也于1862年成立了“上海轮船公司”(即旗昌轮船公司)。外商在华经营的航运业发展甚快，1865～1894年间，其商船吨位数增加了3倍以上，其中70%～80%航行于中国沿海各口岸及内河^[57]。在此前后，外人在华建立了许多船舶修造、原料加工及其他轻工企业。到1894年甲午战争前夕，总计外国资本先后在中国设立的工业企业有191个，雇佣工人约3.4万人^[58]，约占当时中国产业工人人数的35%～40%。从这一过程中不难发现，中国工人阶级最早出现于外资企业里，且一开始在船舶及航运业中具有较大的优势。

从19世纪60年代起，洋务派之军工、民用企业次第兴起，商办(包括买办创办或投资的)民营工业亦开始出现，从而形成了第二、第三批的近代中国产业工人。因此，中国工人阶级是伴随着外国资本、官僚资本、民营资本这几种资本而产生的，这与一般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产生途径略有不同。据统计，当时中国产业工人的人数在不断增长：19世纪70年代大约仅有1万人左右，80年代已增至4.5万人，到1894年大约有10万人左右^[59]。这约10万的产业工人主要分布于外国在华工业、清政府的军用民用工业以及新式矿业和民营资本的工业中。此外，当时社会上还存在着一定数量的海员、航运工人、市政工人和搬运工人。但就总体而言，由于中国新式工矿企业在甲午战前发展有限，因而工人的数量也还不大。

从甲午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随着外国资本在华纷纷兴建企业，以及中国民族工业的初步发展，中国工人的人数有了较大的增加。根据粗略的估计，到1913年，全国中外工矿企业中的工人总数，当在50～60万之间。也就是说，在20年内，工人人数增加了四五倍^[60]。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欧美帝国主义国家忙于战争，暂时减少了对华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获得了进一步发展，中国工人阶级也相应地成长壮大起来。关于1919年前后中国产业工人的总人数，有几种不同的估算数字，而且出入较大。如刘立凯、王真的估计为260万人(其中包括铁路、邮电工人近20万)^[61]，张宗仁的估计为190万人(其中包括邮政、电政、铁路工人近18万)^[62]等。造成上述数字差距较大的最主要原因，客观上是由于不少企业部门缺乏完备的统计数字，便不得不靠人为地推测，难免会有偏高偏低的现象;主观上则还存在着一个对“工人阶级”如何定义及以何种标准进行估算的问题。但不管是260万还是190万，比起1913年的数十万来，短短几年间工人总数的增长，总归是相当可观的。

考察中国工人阶级产生、成长以至壮大的历程，便不难发现，中国工人阶级除具有世界上所有无产阶级的基本共性外，还有着自己独具的个性，即某些特殊性。第一，就中国产业工人的来源看，破产的农民、手工业者、手工业工人、城市居民(如店员、小贩、苦力、佣工、退伍士兵)等，构成了产业工人阶级庞大的后备军，其中绝大多数产业工人则源于破产的农民。当然，由破产农民和手工业者而成为产业工人，需要有一个较长的转化过程。事实上，直到进入20世纪，中国工人阶级中固然已经形成了一部分“不再到农村去”的经常工人，或者是“世袭的无产者”，部分产业工人也已逐渐脱离了农村经济的韧带;但就工人阶级的整体而言，由于他们大多来自于乡村，与农民有着天然的联系，因而这种联系绝非短期内所能割断。据刘心铨和吴知等人的调查，即使到了1931年，中兴煤矿的985名产业工人中，兼有土地或兼营农业者仍有235人，占23.8%^[63]。另外，许多流入都市的做工者，他们与故乡的亲朋、乡邻等社会关系本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这种传统联系有着极强的稳定性与传承性。因此，多数来自乡村的工人常常每月要给老家寄钱，夏收等农忙季节旷工现象就较普遍，节假日则会回乡探亲，对工厂生活不适应的工人往往会舍弃工厂工作而回到家乡农村，一部分工人死后也会归葬故土……都说明中国工人阶级无法割断同农村的联系。

第二，中国工人阶级自诞生后，虽然其人数增长较快，但与全国人口总数相比，所占比例仍然很低。据有关统计，从1895年到1930年，全国人口增长了2300余万，增长幅度不算很大;而同期工人人数却增长了十几倍^[64]，速度不可谓不快。然而，由于中国人口基数过大，新式工业的发展又受到种种主客观条件的制约，因而产业工人在全国总人口中所占比例就很小了。如果再将中国与英、美、德等国工人占总人口的比例加以比较的话(见下表^[65])，其差别更是显而易见。

第三，受近代中国工业的地理布局与行业结构不平衡性的影响，中国工人阶级的分布和构成也很不平衡，兼具面上的分散与点线上的集中程度都很高的特点。由于工业的地理布局不平衡，与之相应，中国产业工人也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各省与水陆交通沿线的大中城市里。如江苏、浙江、广东等省，上海、广州、天津、武汉、青岛等市，而西北各省则很少或几乎没有真正的产业工人。据估计，1894年时，仅上海、广州、汉口三大城市的工人，就占了全国工厂工人总数(不包括采矿业工人)7.8万的76.7%，其中上海一地竟占46.4%^[66]。另据法国人谢诺的统计分析，中国工人阶级主要集中在六块地区：上海地区和长江口;广州和广东内地以及香港;华中的湖北、湖南;山东的低地中心区;直隶的东北边区;东北平原的南部地区^[67]。至于行业上的分布，中国工人阶级则主要集中于轻工业部门，如1912～1920年间，仅棉纺织工人即约占工厂工人总数的1/4。另外，矿山、铁路、邮电和航运业的工人也较集中。

若从大型厂矿企业雇佣工人的情况来看，中国工人阶级又多集中于少数大企业里，尤其是外国在华厂矿企业里。下面是1900～1910年间雇佣500名以上工人的厂矿工人人数的统计表^[68]。

由表中可知，13个省的156家大型工矿企业共雇佣工人24万余人，约占同期全部产业工人总数的30%～40%。其中雇佣千人以上的有65家，共有工人15万余人。外国在华厂矿企业有40家，占25.6%;雇佣工人达10.9万人，占45.5%。其实，这种情况并非自20世纪初年始，此前1894年的统计资料表明，当时全国雇佣500名以上工人的中外官私厂矿共有39家，却雇佣工人达6.2万人，占全国工人总数的62%。

第四，中国工人阶级不仅遭受本国封建主义及处于资本原始积累中的资产阶级不同程度的剥削和压迫，而且还深受外国资本势力的剥削和压迫。中国工人阶级因其身上有这三重枷锁，故所受的剥削、压迫的严重性与残酷性，是世界各民族中罕见的。从工资水平来看，甲午战前，普通男工的平均日工资为1角5分到2角，熟练男工最高不超过3角;普通女工的工资大致每人每天1角到1角6分，有些纱厂最低的女工工资每日仅4分6厘。甲午以后至民国初年，历年工资指数略有上升，但幅度极小。如1914年版的《中国财政》称：“即使是现在(1913)……普通工人一天所得到的……大约为0.15至0.25元。纱厂中非技术工人的平均工资，一个月约为6至7元。”^[69]虽然在各地区之间、各工种之间、各产业之间，工资标准差别较大，年龄、性别等因素也会影响到工资的高低，但中国工人工资低却是一个普遍现象。这一点，只要我们把中国与资本主义国家工人工资加以比较，就可一目了然。据美国绢业协会的调查，20世纪的最初10年间，各国一般织工日工资(单位：元)可对比如下页表^[70]。表中除日本工人工资高出幅度不大外，其他各国工人工资大体比中国工人高出5倍、15倍至25倍。另外，剩余价值率的高低程度最能反映出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程度。下表系1900～1918年间，部分企业在某一时期内剩余价值率(×100)年平均值的零星统计情况^[71]。(www.xing528.com)

由表中可知，在清末民初，上列3家企业的年均剥削率都在200%以上，最高达383.1%。而在20世纪的最初10年里，美国本土工业中的剩余价值率为84%～94%，两相对比，便不难看出中国工人受剥削之深。

中国工人的工资本已够低微了，中外资本家和封建把头还要用各种名义进行盘剥，如对工人罚款、采用奖罚制度(实则得奖机会极少)、强迫工人“存工”或储蓄、迟发或拖欠工资等，使工人的实际收入更要低于其名义工资。另外，计时工资和计件工资、直接工资与间接工资的区别，物价上涨与工资增长幅度极小的矛盾，货币贬值及币制的紊乱等因素，也都加重了中国工人贫困的程度。

中国工人的工资收入如此菲薄，而劳动时间却长得惊人。19世纪八九十年代，一般工厂每日劳动时间多在10小时以上，个别的如宁波通久源轧花厂，每个工人操纵一台轧花机，而“这些工作很吃重，工人时常得把全身力气都放在踏板上。他们每天操纵机器18小时”^[72]。20世纪初年，中国工人每日劳动时间有增无减，一般都达到12～16小时。许多厂矿交通企业星期日也不休息，如广东士敏士厂“窑炉终年不息火，不停工，无星期礼拜之说，每月亦无放工”^[73]。上海的不少纱厂“都不许为了休息或吃饭而停车，因此，工人们只是在最饿时才吃饭，一边看着织布机或者守着缫车或纱锭，一边吃一两口饭”^[74]。

至于中国工人劳动条件之恶劣，导致灾害事故之严重，更是骇人听闻。厂房狭窄，设备简陋，缺乏阳光，空气污浊，几乎成了各厂矿企业的通病。由于劳动条件恶劣，劳动时间过长，劳动强度过大，工人在劳动中伤亡事故经常发生，工人的疾病与伤痛亦得不到厂方的治疗。即使在如此恶劣的劳动条件下，中国工人阶级不仅在法律上得不到作为自由劳动者应享有的保护，而且还要遭受封建把头的人身压迫甚至鞭笞、枷拷之类的封建刑罚。厂矿企业中几乎普遍都存在着体罚现象，工头、监工可以任意鞭打或笞杖工人，他们“常手拿白木棒，立于工人身旁，稍有怠息，即挞楚随之，甚至有至死者”^[75]。各工厂还借口“防止丢失”，大多实行搜身制。据一个日资纱厂工人的报告称：“工人放工的时候，一走到厂门，身上都要搜过，恐防偷了他的东西。来搜查的人，是厂里专门雇来搜查用的。……搜查的法子，是在门口做起七弯八弯的栏杆来，工人出厂，要一个个从这栏杆里出来;到出口的地方，就须站住听凭搜查;从头摸到脚，袋子里，裤带上，都要摸得清清楚楚，才放你出来;弄得工人面上，个个都似血红一般。”^[76]而在“官办”“官督商办”的企业里，一般都驻扎有封建军队，用以“弹压”“监督”“管束”工人。一些外资厂矿则私设矿警和卫队，或“持枪督工”，或任意拷打工人。

第五，还应该指出的是，中国工人阶级的队伍中，女工和童工一直占有较大的比重。在缫丝、棉纺织、火柴、造纸、卷烟等部门中，都曾长期普遍地大量使用女工和童工。据北洋政府农商部的统计，1912～1920年间，女工人数占全国职工总数的百分比为33.7%～44.7%^[77]。随着新式工业的发展，使用女工和童工的现象更加普遍，到1930年，女工和童工差不多已占到全体工人的60%左右^[78]。女工和童工的大量使用，既扩大了被剥削的雇佣劳动者的范围，又起着降低一般工资水平的作用。与此相类似的是，中国工人的绝大部分是非技术工人，只有很少的一部分属熟练工人。由于机器的使用和生产过程的简化，普通工人所需要的技术水平常比工场手工业要低，因而随着没有什么技术的工人大量涌入劳动力市场，工资水平下降得更低，这在采矿、船舶修造、棉纺、缫丝、火柴、卷烟等部门中尤为明显。除此之外，中国工人阶级因受其生活状况、工资收入等条件的制约，大多数缺乏文化知识。据日本人西川喜一的调查，上海某日资纱厂工人的文化程度如下表所示^[79]。另据北平社会调查所杨西孟1928年对上海工人家庭人口的调查，在填表的978人中，男子文盲共299人，占全数518人的57.7%;女子文盲451人，占全数460人的98%;18岁以下的男、女童入学受教育的比率分别为15.3%和2.1%^[80]。上海如此，其他中小城市和交通、文化闭塞落后地区的工人，则可想而知!

中国工人阶级在其成长过程中所形成的上述特点，直接决定着它的政治性格及其在政治活动中的优点与不足。就一般意义而言，中国工人阶级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者和体现者，它身受外国资本势力、本国封建势力和初始资本主义的三重压迫，又与最先进的经济形式相联系，不占有任何生产资料，因而富有组织性、纪律性和革命的彻底性。再者，中国产业工人在点线上的高度集中性，也使其易于就近联合起来，形成为一支坚强的战斗团队，“有力量承担比他们在全国人口的数量比例上更大、更重要的责任”^[81]。但从另一个角度看，数量有限的产业工人过分集中于距离较远的几个大城市里，而其在面上或地区间的流动性又受到不少客观限制，则难免会给工人团体间的交往以及斗争中的相互支援造成诸多困难。

中国工人阶级同广大的农民阶级有着一种天然的联系，便于在斗争中结成比较紧密的联盟。然而，在某种意义上或一定条件下，优点往往同时蕴含着缺陷与不足。瞿秋白曾指出，中国“无产阶级因商业交通偏颇的发展，运输工人居多，其中一部分仅是苦力搬运夫，没有受大工业的组织训练;手工业小工业居多，工业中的无产阶级很少很幼稚，大半不脱宗法社会思想的遗毒。”^[82]通常，小农经济是滋长专制主义、个人崇拜、绝对平均主义等思想的温床，而农民阶级作为小生产者，其思想观念和各种弱点便不能不或多或少地影响到其他社会各阶级，工人阶级自然更不能例外。

另外，中国工人阶级中女工和童工所占比重过高、熟练工人太少、整体文化素质低等特点，对于工人运动的开展也会产生正负两面效应。一方面，工人阶级即便是基于单纯的阶级感情、民族感情与切身体验，也容易产生强烈的革命性与斗争性。而另一方面，工人的实力与战斗力较弱，组织训练的程度较低，对各种思想、观念的理解与是非的分辨有一定的难度。尤其是“僧多粥少”，非熟练工人极易被替换，企业可随时雇佣新的劳动力来代替罢工工人，这对于工人的斗争(特别是坚持长期斗争)非常不利。

总之，随着机器工业几十年的初步发展，中国工人阶级所占比例尽管很小，但数量毕竟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他们处于社会的最底层，既为推进中国的经济转型和现代化贡献了自己的力量，也举行了一些自发的反抗斗争。如1903年，云南个旧锡矿工人因反对法国侵略者修筑铁路而引发起义，包括会党、游民在内的响应者达万人以上，曾一度攻占临安、石屏等地。1904年9月，成都官办兵工厂工人为抗议克扣工资而举行了持续达16天的罢工。1905年4月，上海集成纱厂工人因反对工头压迫而举行罢工，参加者达4600人。这些斗争都显示了一个新的进步阶级的勃勃生机。但毋庸讳言，由于时代的局限，此时的工人阶级在数量、质量等方面存在着不少的缺陷与不足，难以分清各种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及利害关系，整体上还处于相当幼稚的阶段，行动既带有盲目性又多与切身生计有关，尚未成为一个觉悟了的独立的阶级力量登上政治舞台，还只能充当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主要是新型知识分子)的政治追随者。正如时论所说：“独中国罢市以外，罢工罕有闻焉。”^[83]因此，与当时欧美工人阶级已拥有越来越多的政治发言权相比，中国工人阶级在政治上的作用与影响微乎其微，以至引不起社会精英们的重视。这种状况，直至辛亥革命期间也没有多大改观。

国内工人阶级的状况已如上述，而大批漂泊海外的华工也不应忽视。华工是华侨的重要组成部分，占华侨的绝大多数，但又不同于一般的侨民，而是西方殖民主义、资本主义对外扩张和对华侵略的直接产物，是在国外遭受奴役和剥削的中国工人。自16世纪以来，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除了一部分农民、手工业者及小商小贩因破产失业而自愿出洋谋生的华工外，也包括一部分亡命海外卖身做劳工的秘密会社成员和太平天国义士，更多的则是被诱骗、拐卖或强行掳掠出国的契约华工(即所谓的“猪仔”)。到20世纪初，华工的足迹已遍布东南亚、大洋洲、拉丁美洲、北美、欧洲、印度洋群岛、南非、西伯利亚和远东等世界各地，总人数至少在千万人以上。作为“海外孤儿”，他们受尽了当地统治者的歧视、虐待、迫害和杀戮，又得不到本国政府的关照和保护，成为中华民族挥之不去的耻辱和苦难的象征。作为最廉价的劳动力，他们的血汗和泪水几乎洒遍了全球，为西方一块块殖民地或处女地的开发建设(如修建横贯美国东西的大铁路等等)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在很大程度上促进并加速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驱，他们曾在当地掀起过一次次武装抗暴斗争，参加过一些国家的独立战争，也曾不断地积极资助或回国参与孙中山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中有不少人在欧洲和俄国首先接受并向国内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成为中欧、中俄革命者及共产党人之间相互联系的媒介与桥梁^[84]。这一切，都是有史籍可鉴的，后来者更不应该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