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集群治理体系研究的背景和意义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1．1．1　研究背景

1．1．1．1　现实背景

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些老工业区在全球化竞争中逐渐衰落，而另外一些地区却显示出独有的竞争优势，究其原因，人们发现，在这些地区出现了一种颇具特色的区域产业组织形式——产业集群。鉴于产业集群在全球范围的成功示范效应，集群现象日益受到理论界和实践界的广泛关注，众多国际组织也极力倡导并推广集群战略，鼓励通过制定集群政策促进区域产业集聚和经济发展。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并不是所有的产业集群都能持久保持竞争优势。例如，曾经一度非常繁荣的美国底特律汽车城，由于没能经受住石油危机以及日本小型汽车产业的冲击，加上次贷危机的影响，已经成为一个人口锐减、犯罪率和失业率居高不下的“老工业区”；浙江永康的保温杯产业集群由于过度竞争，产生了“柠檬市场”效应和信用危机，从1994年萌芽到1996年的消失，前后仅仅维持了不到3年的时间；江西景德镇的陶瓷产业历经百年发展，但近几年，日用陶瓷产业在全国的比重日益下降；等等。从宏观统计数据看，2009年，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发布了“2009年中国百佳产业集群”的获选名单，其中排在前三位的为浙江省（24个）、江苏省（15个）和广东省（13个）；山东省（11个）、福建省（7个）和河北省（6个）分列四至六位；其他各省市占24个。相比2008年，浙江、江苏和广东的获选集群数量分别减少了5个、8个和7个。由于百佳产业集群的衡量指标涵盖了产业链互补功能、创新能力、区域品牌等多项指标，能够综合反映集群的竞争力，因此，这一结果显示，我国部分产业集群存在衰退收敛的趋势，特别是沿海地区的部分集群受金融危机的影响，集群整体衰退现象更为明显。由此可见，产业集群的可持续发展并不是一种常态（Bergman，2002）。

事实上，波特（2000）早在《簇群与新竞争经济学》一文中就曾指出，集群产生以后就处于动态演化中，集群一旦开始形成，就具有自我强化的特征，但集群需要升级，集群可能因为外部威胁等以及内部僵化而失去竞争力，甚至衰亡。北京大学的王辑慈教授（2004）也曾指出，虽然大部分理论研究关注产业集群对提升区域竞争力的正面效应，但是地理靠近的集群也有可能成为内向孤立的系统，产业集聚也有可能成为区域竞争力下降的原因，例如西欧的一些造船、纺织、钢铁等老工业区都为我们敲响了警钟（王辑慈，2004）。

总之，虽然产业集群是一种相对稳定的产业组织形式，但集群也并非没有风险，产业集群的市场和创新系统失灵需要集群成员采取积极的、协调成员利益冲突的集体行动。而作为具有多重联结的网络组织，其协同效应的产生，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就是集群治理。此外，在发达国家产业集群的演进过程中，企业和政府包括中介组织在内，在比较完善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已经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动态均衡，多元化治理相对而言比较成熟。而在发展中国家产业集群的演进中，集群治理结构尚不合理、治理机制尚不健全。这些都需要开展对集群治理的系统研究，探讨实现集群良好治理的途径，以实现对集群风险的规避和化解，促进产业集群保持竞争优势和可持续发展。

1．1．1．2　理论背景

（1）产业集群理论研究创新需要跨学科的交叉研究。产业集群理论在国际上形成热点是在2001年——OECD国家在法国巴黎召开的部长级会议以后，而我国的研究从20世纪90年代就已经开始，2001年北京大学的王缉慈教授等出版《创新的空间——企业集群与区域发展》后形成研究热点，基本上和国际研究处于同步状态。近年来，学术界和公共管理部门从各自的研究视角展开了对产业集群现象和内在运行机理的研究与应用，有关产业集群的重要文献已非常多。但是，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集群研究开始陷入低迷，对产业集群理论的关注度开始下降。其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相关领域的研究已经比较成熟，包括典型案例分析和定量分析的手段都已经比较成功地运用于产业集群的分析；二是产业集群研究的重点开始逐渐从单纯的理论研究向具体的集群规划等实践应用方向发展。鉴于目前的状况，单一的某个学科很难在产业集群领域的理论研究方面实现新的突破，此领域的研究创新需要展开跨学科的交叉研究。

（2）治理理论成为当代重要的方法工具和分析框架。“治理”的原意是指控制、引导和操纵的行动或方式，主要用于管理国家公共事务领域。20世纪90年代以来，“治理”被西方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赋予新的含义，广泛用于政治和社会经济管理的各个领域，包括公司治理、城市治理、区域治理、全球治理、公共治理等概念层出不穷，展示出治理内涵的延展性。“全球治理委员会”（The Commission on Global Govenance）在1995年联合国成立50周年之际发表了题为《我们的全球之家》的行动纲领，将“治理”界定为各种公共或私人机构得以协调并采取联合行动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治理”提供了一个解释和描述现实世界的相当宽泛的理解，强调通过上下互动的管理模式以及合作、协商、伙伴关系的确认，确定共同目标实施对共同事务的管理。

治理理论的兴起源于许多社会科学出现的范式危机^[1]以及由此造成对现实世界解释和描述能力的不足。长期以来，许多学科的研究都陷入了简单的二分法（如市场与政府、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民族国家与国际社会）的困境，近年来，学术界对这种简单二分法的批评之声迭起，进而开始调整学科的研究方向，“治理”成为各学科交叉研究的汇集点^[2]。从相关学科和学术体系的转变情况看，治理似乎被视为缺失了的第三项，既可以批判二分法，又可以补充其不足。特别是社会经济资源配置中市场和政府的双重局限，是治理理论兴起的直接原因。20世纪70年代以前，市场调节和政府控制是两个相互对立的维持经济社会秩序的方式。市场调节具有程序理性，依托价格调节机制，用经济手段追求利润最大化；而政府控制则具有实体理性，依靠政府的行政命令，追求一个又一个价值合法化的明确目标。然而，这两种机制都存在一定的缺陷，市场机制在面对有限理性、机会主义、信息不对称、垄断、外部性时表现出自身的缺陷，“无形的手”存在内在的局限性。随着理论上对完全信息等假设的放松，人们开始关注政府在矫正市场失灵上的作用。然而，政府时常陷入“寻租”困境，无法避免低效率的经济政策、经济问题政治化、政策滞后等现象。正是鉴于市场和政府的双重失灵，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寻求新的经济社会管理方式，期待通过“治理机制”的完善能更有效地协调社会经济事务。新制度经济学等学科采纳治理理论的观点，强调市场必须由制度创造和维持，城市治理、区域治理等研究的兴起都印证了这一点。总之，治理范式的兴起反映了人们在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之后对更有效的社会、经济、政治协调机制的期待和探索（卓凯、殷存毅，2007）。治理范式所强调的参与、多元、互动、协调等理念以及治理内涵本身所涉及的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和管理学理论背景，将为集群理论的跨学科研究提供新的方法工具和分析框架^[3]。(www.xing528.com)

（3）产业集群治理的研究亟待建立完整的理论体系。正如前文所述，集群治理问题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实践意义，但集群理论发展至今，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却仍不充分。国内外许多学者从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政府作用、社会资本、网络治理、全球价值链治理等方面不同程度地涉及到了集群治理问题，但关注的重点仍然是集群的制度特征、竞争优势、影响集群发展的因素以及政府集群政策，集群治理问题只是诸多研究领域的“边缘成果”，现有的研究中关于集群治理的正面研究并不多见，集群治理研究尚未建立统一的分析框架，甚至对集群治理的核心问题，包括治理结构、治理机制和治理模式等，并没有达成共识。对产业集群治理问题的研究，需要打破现有的研究框架，借助治理理论，同时采用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充分考虑发展中国家产业集群的特殊性，构建符合产业集群系统特征的分析框架，建立完整的理论体系。

1．1．2　研究意义

1．1．2．1　理论价值

我们之所以把产业集群看作是一种治理形式，就是因为很多学者把产业集群组织看作一个单一的实体，而治理一词更确切地体现了产业集群各行为主体参与、互动、协调的过程和机制。产业集群治理的定义实质上把产业集群这种静态的组织形式和动态的治理机制与行为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产业集群治理的静态属性等同于产业集群的网络组织形式，是介于企业和市场之间的一种治理形式；产业集群治理的动态属性则是指产业集群治理机制和行为的动态演变过程，正是产业集群治理的动态过程塑造了集群组织的静态属性^[4]。从这个意义上讲，将治理理论引入产业集群分析，必将为创新产业集群理论研究提供新鲜血液，为该领域的研究提供一个新的分析框架。

1．1．2．2　实践意义

首先，治理理论强调治理是一个持续的互动过程，治理结构和治理机制不断变化，这就为我们理解产业集群衰败的原因提供了一种解释——缺乏完善的治理结构或治理机制以及集体行动的失败等。产业集群治理理论的研究将为我们提供一个实现产业集群“良好治理”的途径，包括结构的完善、机制的优化、行动决策的科学化等，将为集群保持竞争优势、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借鉴。

其次，治理理论并不否定政府的作用，相反，治理理论对政府如何提供公共产品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政府将是产业集群治理过程中的重要因素，集群治理机制的建立和完善需要政府的积极参与。北京大学的王辑慈教授曾在地方产业集群网上说：“政府的集群规划，其实质就是集群治理”，虽然这一论断还值得进一步商榷，但却说明了集群治理对政府进行集群实践的重要性。我们将探讨如何将公共政策的正式规则植入本地经济社会的非正式规则，并展开对集群治理绩效的评价，这将为地方政府制定完善的集群政策提供决策依据。

最后，作为与产业集群这种中间组织形式相适应的制度安排，“治理”内涵的进一步诠释，将加深对政府与市场在集群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的认识，提高对中介组织重要性的认识，为进一步推进中介组织特别是行业协会的发展提供重要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