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汉水上游文化崇祖意识对区域发展的影响

论汉水上游文化中的崇祖意识与该区域的发展

姚秋霞⁽¹⁾

汉水（汉江）上游地区位处西部，以陕南为主，北有秦岭，南有巴山，是秦岭和巴山这样东西走向的山脉和这两山脉之间狭长的盆地、峡谷、河谷地带。汉水上游地区的独特地理环境，尤其是其内部的盆地、河谷地带使这里有了一定的回旋余地，即使不与外界联系，人们同样可以生存、繁衍并发展，这就使这一区域具有相对的封闭性、稳定性。但汉水上游文化是复杂多样的，独特的地理位置使汉水上游文化既具个性，又在与周边文化的交流、碰撞中显示出巨大的包容性。不仅如此，汉水流域文化还为荆楚文化、巴蜀文化、秦陇文化的形成和三大区域文化的交汇提供了一个契机和一定的资源、环境。自古以来该区域就有着自己独特的特征：较好的生态环境，独特的生存模式，较为典型的崇祖意识等，这些都使汉水上游的人们在寻求发展及建构生活时具有自己的思想理念。这其中，崇祖意识的发展与流变尤其值得我们注意。崇祖意识就是在人们的思维和行动中自觉不自觉地崇拜、赞赏、模仿祖先或古人的意识。文化中的崇祖意识会在人们有意、无意间呈现出“圣”化（神圣化）特点，汉水上游文化中的这种崇祖意识使其盆地文化色彩更为浓重，并逐渐销蚀着移民背景下的多元文化色素，这不仅增强了这一区域相对的封闭性，也无形中制约了它的发展。

一、崇祖意识在陕南移民背景下的凸现

以陕南为主的汉水上游地区地理位置较为独特。它东邻鄂豫，南接川蜀，西与陇右相交，北同关中接壤。尽管北有秦岭，南有巴山成为屏障，但这并没有使它完全封闭起来。千百年来，它的文化特征一直是呈现在移民大背景上的。自秦汉以来，这里就成为一个主要的农业生产区域，自愿或被强迫而进入陕南的移民不计其数。以汉中为例：三国时期因战争就从甘肃迁入大批移民，因招募劳动力又从贵州平越、云南罗平、四川涪陵迁入五千余人；蜀汉建兴六年从甘肃天水迁入汉中、南郑一千户；晋惠帝元康年间因饥荒从关西迁来数万户；晋永嘉年间因灾荒从甘肃武都迁来两千余户；晋建兴年间因战争从湖北郧阳、襄樊迁来三千余户……⁽²⁾另外，从属地来看，春秋初期，陕南的汉中、安康一带先属秦，后归蜀，战国初又归秦。秦惠文王十三年（公元前312年），秦攻取西起旬阳，东至丹江口间六百里地，置汉中郡，百姓杂居已经很突出。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复杂的居民构成，使陕南在语言文化上呈现多彩之势，其历史文化、民间艺术的积淀都十分丰厚。现今陕南的洋县、城固一带关中移民居多，秦文化的色彩浓重，他们更多的是尊崇北方文化的传统，注重功利，关心垦荒、攻伐、农事等与国计民生关系密切的事，进取意识浓厚，较少注重仁义礼乐。汉中地区的镇巴县、西乡县、南郑县、宁强县则较多承传了巴蜀文化的特点，巴蜀文化以成都平原为中心向四周扩散，因物产丰富，故留意饮食，注重享受等等。而安康地区受湖南、湖北的影响较多，自然烙上了楚文化的烙印。楚地是道家的发祥地，楚文化中的超逸之气也给陕南人带来了浪漫的情怀。许多人追求个体的价值和精神自由，对生活持乐观态度，但对于区域总的发展却不太关心。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在多种文化杂陈的状态中，崇祖意识逐渐显露并占据了主导位置。这主要体现在北方文化对陕南人的影响日益深广上。北方文化的主流是儒家文化，其突出的特点之一就是崇祖意识浓厚。在陕南，我们随处可见北方文化的印记。从陕南洋县现存的民歌来看，受《诗经》的影响较大，明显承传了北方文化的特点。如《放羊歌》中“白天放羊夜绩麻”，绩麻一词，原见于《诗经·豳风》：“二月载绩”。比兴的修辞手法也比比皆是，如《十劝郎》：“九月菊花黄，鲤鱼奔长江。听我唱本十劝郎……”。内容上除了日常的祭祀、劳动、生活、婚姻恋爱之外，还有大量流传于北方的人物、故事，如《天门阵》中杨宗保、穆桂英的故事；《十二月花》中梁山伯祝英台的故事，刘、关、张桃园结义的故事，薛仁贵东征，杜康王造酒，孟姜女哭长城，王祥卧冰等等；《十个葫芦》中西天取经的故事、张良辞官的故事；《百戏图》中的三国故事，崔莺莺的故事，杜十娘的故事等等⁽³⁾，不一而足。从人们的习俗来看，如汉中人最早无戴帽习惯，三国时以青白布帕裹头，言为诸葛亮戴孝，此习蔓延时久，直到“民国”六年（1917），知县阮贞豫行禁，才大大减少。诸葛亮是儒家文化中的理想典范，百姓此习正体现出对儒家文化的认同。历史上，陕南的儒学也曾达到极高的水平，《后汉书》中就记载了汉中郡的李法、李颉、李郃、李固、李燮、李历等儒生的事迹。其中李固最为著名，他出身儒学世家，主张实行德治仁政并赞赏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再如，过去陕南各级府、州、县都曾按照规定建造了无数的孔庙和文庙，以祭奉孔子尊崇儒家。明太祖二十五年就曾命大儒方孝孺为汉中府学教授。清乾隆四年，汉中知府朱闲圣等人又共同创建“汉南书院”，使汉水上游的儒学得到较大的发展。从资料可知，汉水上游地区保留下来的文庙以明清两代居多，且多集中在汉中府、金州府、洋县、城固县、洛南县等陕南政治文化的中心地区，如现在陕南的洋县一中、四中仍有文庙的遗迹，可以说是儒家文化的一种象征。建庙无非是为教化百姓，垂训后代，可见明清时期，北方文化已在这一地区基本占据主导地位。时至今日，我们仍可以从许多民俗民风中看到它的影响，如戏曲中的“秦腔”体现的是北方文化的色彩，却较受陕南人的喜爱，洋县等地的百姓在平日的婚嫁丧葬及节日中以及大年初一、初二、初三仍要演出“秦腔”。北方文化在陕南的主导地位日益明显，而其固有的崇尚祖先、崇尚传统的意识也就凸现于该区域。

崇祖意识能够凸现出来，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原因有两个：其一，汉水上游地区地处内陆腹地，基本位于中华版图的中心位置，其间又有汉江及其支流串起了大小不等的平坝盆地，而刘邦又曾称王汉中，且最终统一中国，还以汉中的汉字做王朝的名称──汉朝。从此，人们无形中就把汉中、汉水、汉朝、汉民族和汉文化联系起来。汉中又是陕南最富裕的一片土地。这儿的文化又代表着该区域的主流文化。汉中人，也包括所有的陕南人，他们的自豪感是不言而喻的。于是，很自然地对汉民族的主流文化产生了认同感，久而久之，便觉得祖宗的东西都是好的，崇祖意识日益浓厚。其二，中国封建社会的主流文化、传统文化是儒家文化，而这又是以北方文化为基础的。从代表北方文学开端的《诗经》开始，重集体、重人伦而轻个体的内容由于符合统治要求，而得到统治阶层的提倡，从而走向圣化，北方文化也就逐步成为封建社会的主流文化。这种文化由于被“圣”化，其崇祖意识十分浓厚。而汉水上游的官方文化即是北方文化，朝廷派往这一地区的士大夫往往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传播儒学，弘扬儒家学说。由于统治者不遗余力地大力提倡与推行，北方文化对百姓的教化就逐步大于其他文化对百姓的影响，随之而来的崇祖意识也日益根植于人们的心中。

二、崇祖意识的表现样态及误区

崇祖意识在汉水上游地区虽呈主导之势，但它并不像儒家学说那样一统中原呈现绝对的优势。这里的地理位置与移民背景使它与多种文化元素互相交融渗透，从而影响人们的生活与习俗。这也决定了这里的人民虽崇尚祖先，喜沿袭旧制，古风犹存，但生活与人生也不乏多姿多彩。在汉水上游，由于崇祖意识较重，致使不少古老的习俗得以流传下来。如“朝山”的习俗，春夏时节善男信女们不辞辛劳携带祭品前往本地各处的“圣山”朝拜以求神灵佑护，驱灾祈福。婚丧嫁娶更需依“礼”而行。这个“礼”就是儒家文化中的“礼”，讲究孝行及教化之功，民俗文化始终受传统文化的制约。经济上也尊崇祖制抑商重农，人们普遍安于现状，习惯于过四平八稳的日子，加之楚、蜀文化的影响，使人们贪图眼前的享受与欢乐，寻求精神的充实与自由。儒家文化中兼济天下的慷慨激昂、建功立业的人生价值以及重国家重集体而忘己私的道德规范便被消解于平淡凡俗的生活中。秦以后陕南出现的济世英才寥寥可数，而在饮食等方面却较为讲究。《隋书·地理志》中称陕南人“性嗜口腹，多事田渔，虽蓬室柴门，食必兼肉”。精神层面上，儒、道、佛三教互相杂糅互补起来，伊斯兰教、基督教也与之并存。但独特的生存模式却从来没有销蚀掉根植于人们心中的崇祖意识。移民背景下的多元地域文化终究没有让汉水上游地区被抛弃在历史的文明进程之外，崇祖意识也曾将中华古老文明的精华带入到这偏僻一隅。但面对当今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的快速发展，崇祖意识带给人们的误区与制约也是显而易见的。崇祖意识让我们对祖先留下的东西满怀崇敬，认为古老的东西尽善尽美。这势必呈现两个最直接的问题：一是抱住旧有的东西不肯扬弃，缺乏对传统东西的反省及尖锐的审视态度；二是形成不思变革的思维模式，从而缺乏创造性，即使是模仿也因崇尚祖宗而眼光狭窄范围有限。我们知道，中国很早发明了印刷术，在木板上刻方块字的工艺的确很精美，但很快西方的活字和铸字就比我们优越得多，可我们不愿采用西方的先进方式，而长时间地迷恋于那古老的方法，其弊不言而喻。这种意识造就了我们盲目的良好感觉，也造就了我们的保守与墨守成规。清王朝的关闭自守就是前车之鉴，“中国被紧密地封锁着，知识界不但不可能向外国学习，也根本不了解中国以外的情况。资本主义的欧美诸国日新月异，而封建的中国停滞不前，依然故我，越来越落后下去。”⁽⁴⁾《国富论》的作者亚当·斯密在分析中国问题时就认为中国是个特别重视农业的国家，而轻视工业和商业，这就造成了国家的静止和停滞不前，“在今日中国的情形下，他们除了模仿他们的邻国日本以外，却几乎没有机会模仿其他外国的先例来改良他们自己”。⁽⁵⁾崇祖意识导致的汉水上游人民在文化、生活中的保守性始终制约着这一地区的发展。移民的背景一度带来了多元文化的并存，带来了发展的生机，可也迷惑了人们的眼光，它使人们很少意识到自己的保守，很少意识到崇祖意识已占据主导。过去的汉水上游地区从来没有走在时代的前列。

三、崇祖意识的消解与汉水上游地区的发展

一个城市或区域的文明与这里的风俗文化、人文理念是分不开的。汉水上游地区在西部大开发这个历史机遇面前也应当以更先进的文化来支撑它的经济发展。这需要重新审视旧有的文化，消解不利的因素。旧有的文化并非都是腐朽的，崇尚祖先、崇尚传统的儒家文化既有它好的一面，也有它不利的一面。从孔子提出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到孟子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我们看到的是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而这种态度曾使汉水上游人民在面对大的自然灾害及灾难中能相濡以沫，安受苦忍渡过难关。但过于崇尚传统，也会让人举步不前，缺乏创新，思想被囿于原有的框架中而逐步落伍，故而我们必须去消解那些不利因素。崇祖意识中不利因素的消解应当注重两个方面。(www.xing528.com)

其一，要走文化开放之路与外来文化进行交流碰撞，在碰撞中寻求好的发展模式。纵观历史，无论是看国外、看中国、还是看汉水上游地区都会发现文化的碰撞会促进或加速文明的进程。古希腊的文明对西方文明产生过重大影响，但希腊文明的篇章也源自于文化的交流与碰撞。公元前8世纪至前6世纪，希腊的海上贸易（也包括殖民）使希腊人及时吸取了东方文明历经数千年才取得的丰富成果，对东西方文明全面传播与迅速发展起了重要作用。美洲大陆也曾是荒蛮的化外之地，但大量移民的涌入改变了土著人原有的生活，各处移民在文化的交流中淘汰了落后的东西，加速了文明的进程。中国古代的丝绸之路造就了古楼兰、古敦煌的文明，那里本来只是货物的交换地，但伴随而来的是西部各民族，以及东西部民族文化的交流与碰撞，无形中便成就了文明。后来丝绸之路的中断也阻碍了文化的进一步交流，加之其他一些因素，终使这历史繁华之地失去往日的辉煌。汉水上游区域也一样，大量的移民带来的文化交融使其基本跟上了历史的步伐，汉水上游文化与巴蜀文化、荆楚文化、秦陇文化交汇、交流，其结果是汉水上游区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仅没有落伍，而且保持了较为和谐繁荣的经济社会形态。但我们要走得更快，就必须去消解不利因素。加大区域文化与外界文化的交流必然使人们的眼界开阔，先进文化的介入会使旧有的文化受到冲击、震荡，这样，崇祖意识才有消解的可能。

其二，辨证地扬弃。通常，一种本土文化或区域文化在与外来文化相遇时，如果自己本身处于强势则会以开放的态度取他人之长，如果自己处于劣势，则往往容易全面拿来，不分良莠，甚至在价值取向上向其倾斜，这就容易造成混乱。现今，正处于社会、文化的转轨时期，决不可使自己处于进退失矩、无所适从的困惑茫然中，也不可贸然盲从、全面拿来。应针对外来文化相对优势的方面，回过头来审视自己的传统，挖掘自己的优势，开启本土有但未得到注意和发展的东西，扬弃本土有但已带着腐朽气息或消极因素的东西，从而积极主动地学习、效仿外面先进的文化，走科学发展之路。文化的整合有继承、有断裂、有增生，对于汉水上游文化中占重要位置的崇祖意识来说也情同此理，合理的扬弃而不是抛弃更为恰当。

汉水上游地区的文化蕴涵着丰富的思想。它不仅源远流长丰富多彩，而且，个性鲜明有自己的特点，其复杂多样中新旧杂陈、良莠不齐，尤其儒家思想早已深深积淀于汉水上游地区人们的文化思想中，里面优秀之处当发扬光大，不足之处也应理性对待。面对历史的发展机遇，既不可故步自封，也不可盲从，而应以史为鉴，因时而变。在不断强调、践行与外界文化的交流中学习、掌握更多的现代文明成果，合理地消解区域文化中的崇祖意识，以寻求出路。中国古代源于农业的文明在现代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已经开始受到挑战，原有的文化语境已不能很好地表达自己并为社会服务。作为其中一部分的汉水上游文化也应重新阐释自己，并介入到外界的多元文化中，以更好地为本区域的发展服务，从而促进区域的经济、文化的发展，构建和谐社会。

【注释】

(1)姚秋霞，女，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及地方文化研究。此文原载于《广西社会科学》2007年第11期。

(2)汉中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汉中市志》，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版。

(3)洋县民间文学集成编辑委员会：《洋县歌谣集成》。

(4)戴逸：《简明清史（第二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5)忻剑飞：《世界的中国观》，学林出版社199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