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一代又一代“宁波帮”艰苦创业，开拓奋进，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涌现出了一大批享誉海内外的工商巨子和社会名流。“宁波帮”之所以经久不衰、生生不息，最根本的原因是广大“宁波帮”人士在艰辛的创业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精神品格，这种精神品格是宁波人民的宝贵财富。“宁波帮”精神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树高不忘根的赤子情怀；二是不甘居人后的开拓精神；三是大海容百川的开明思想；四是至实而无妄的诚信品德；五是励业重义理的互助风格。这种精神也更多地支撑了当今宁波精神“诚信、务实、开放、创新”的形成与发扬。
多年来，历届宁波市委、市政府都非常重视对宁波精神的提炼概括，有关部门多次组织讨论，广大干部群众纷纷参与。在尊重民意，遵循民主决策、科学决策程序的基础上，经过市委常委会讨论，于2008年上半年正式确定了“宁波精神”的内涵：诚信、务实、开放、创新。
诚信——宁波长期的商业传统形成了“宁波帮”以诚信立业的风气，也体现了宁波商贸文化的独特内涵。
务实——宁波人长期受浙东学派熏陶，提倡“低调办事，不事张扬”的精神。
开放——宁波自古以来就体现了开放性的特征，改革开放以来，宁波更致力于对外开放，反映出宁波人大海般的胸襟。
创新——宁波人有不守摊、敢创业、求发展的优良传统，创新也是时代的要求与呼唤。
一、“宁波帮”文化
宁波商帮文化是我国传统的儒家文化、浙东传统商业文化与宁波所具有的海洋文化的有机结合。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仁、义、礼、智、信”等是儒家文化核心的思想本源。宁波商人把中国的儒家文化和自己的实际经营活动巧妙地结合在一起，总结出了富有智慧的经商理念，如对自己要求“诚信真善、义利并举”，崇尚“诚信之德”、“真善为本”、“以德治商”，等等。这些富含儒韵的经商理念被运用于经商实践，成为宁波商人经营的法宝。因而宁波商帮文化体现了儒魂商魄。
另一方面，由于宁波濒海，宁波商帮文化又体现了显著的海洋文化特质：开拓进取、审时度势、敢于冒险。反映在宁波商人群体上，则主要体现为：勇于拓展、善于创新、敢于冒险、同舟共济。
宁波也是浙东文化的发源地。民国《鄞县通志》载：“商业为邑人所擅长。”宁波乡民多谋业商界，民间敬贸崇商习俗源远流长。浙东学派一个很大特点就是务本求文思想，自汉时的王充开始，就大力强调学以致用；明代思想家王阳明倡导“知行合一”，主张要在实践上下工夫；以黄宗羲为代表的浙东学派提倡“经世致用”的学术思想，主张要学习对现实社会有用的东西，研究学问要和社会实际相结合，反对空洞说教，同时还提出了“工商皆本”的经济思想，主张工商业同农业一样，都是百姓安身立命之本。影响深远的浙东文化造就了一代代务实诚信的宁波人，构成了近代宁波商帮经营理念的最重要的思想基础。
综上所述，“诚信立业、务实进取、开拓创新、团结互助、爱国爱乡”的宁波商帮精神是儒家文化、海洋文化与浙东文化的有机融合，如图1-1所示。
图1-1 “宁波帮”文化的实质——儒家文化、海洋文化与浙东文化的有机融合体
二、“宁波帮”与海洋文化
宁波自古以来即为重要的港口城市，与海洋有不解之缘，对中国海洋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贡献卓著。尤其是外出经商的“宁波帮”，在征服海洋和接受海洋陶冶的过程中，形成了“四海为家”、“敢于弄潮”、“风雨同舟”、“守信如潮”的文化方式。在中国乃至世界的海洋文化领域，宁波都是以一个不可或缺、特色鲜明的因子而存在。
河姆渡遗址的考古证明，早在7000年前，宁波先民就已懂得“刳木为舟，剡木为楫”，开始了水上航行，向海洋索取生活资料，开拓对外交流空间。1982年，在渤海湾海底发现一件侈口陶釜。这种陶釜，在山东半岛、辽东半岛一带的史前文化中均未见到，但与河姆渡遗址发掘出来的陶釜类同。它表明宁波先民曾经到达渤海湾，其远航能力可称当时之最。这同时也意味着，中国海洋文化正是由河姆渡人肇始的，宁波是中国海洋文化的发源地。
海洋文化，通常被定义为人类依赖征服海洋而生活的一种文化方式。有人认为，海洋文化的核心是航海能力与造船水平。倘若此说成立，那么古代宁波人对海洋文化的贡献尤其卓著。
西周时期，宁波工匠已能制造木板船，并从宁波古港出发，沿海岸北航，然后溯河而上抵达周都镐京。这就是《竹书纪年》所载的“成王时于越献舟”。前些年宁波出土的战国铜器上，有“羽人竞渡”纹饰，更是当地人民以超凡的勇气和先进的船只征服海洋的珍贵物证，甚至可以看作当时海洋文化的结晶。唐代的宁波（明州），凭借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成为中日间“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宁波海商驾驶着自己制造的大船，从明州（望海镇）放洋，用三昼夜时间横渡东海，到日本的值嘉岛那留浦，再进入博多津；返回时由日本太宰府鸿胪馆起程至值嘉岛，历经四昼夜横渡东海，抵达明州（丹石岙）港。这在1200年前绝非易事，那时指南针尚未发明，完全“听天由命”，任凭大洋环流和季候风带往目的港。在这样的生死搏斗中，宁波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航海家、造船家，其代表人物李邻德、张支信、李延孝等人的业绩，甚至记载于正统史书。被称为“唐商团”的李邻德家族，曾在明州港与博多津之间往返百余次；张支信则是中国航运史上公认的大航海家、造船家，以日本肥前松浦郡港为基地经营海运业，参与其事的有37人；而李延孝商团更是多达43～63人，活动于明州港和值嘉岛。
北宋宣和五年（1123），宁波工匠奉宋徽宗旨意，建造了两艘神舟，与六艘客舟一起从镇海起碇出使高丽。徐兢在《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中称：“客舟长十余丈、深三丈、阔二丈五尺”，“大樯高十丈、头樯高八丈”，“可载二千斛粟”。而神舟的长、阔、高、大、人数及器用什物，“皆三倍于客舟也”；在海上航行时，“巍如山岳，浮动波上，锦帆鹢首，屈服蛟螭，所以晕赫皇华，震慑夷狄，超冠今古”。书中还明确提到，神舟航行时使用了指南浮针。这是目前世界上用指南针航海的最早记录之一，比1180年英国的奈开姆记载要早数十年。由此可见，当时宁波人的航海能力与造船水平，足以傲视寰宇，独占鳌头，有力地推动中国海洋文化走向世界巅峰。
不过，笔者更倾向于把人类在依赖、征服海洋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非物质、形而上的精神品格视为海洋文化的核心。黑格尔断言，海洋文化是使西欧区别于东方诸国的文化特征，显然也是着眼于“冒险、进取”等搏击大海的精神品格，认为这是西方的专利或西方文明的标志。毫无疑问，黑格尔的这一结论是偏颇的，反映了如此博大精深的学者也对中国极其无知。其实，至少在外出谋生的“宁波帮”身上，海洋文化是鲜明而又突出的。他们在征服海洋，海洋也在陶冶他们，天长日久，凝聚成一种生活方式，具体表现至少有如下四个方面。
（一）四海为家
黑格尔的上述结论，是基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产生于农耕经济而与海洋无关的误解。他在《历史哲学》中声称，对于东方人来说，海只是陆地的中断，陆地的无限；他们和海不发生积极的关系。应当指出，连中国一些著名的社会学家也有类似的看法。费孝通关于“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的论断影响深远，他认为中国的农业文明孕育了中国人浓厚的乡土观念，安土重迁，不轻易离乡，更不敢漂洋过海。但事实上，中国幅员辽阔，区域个性相当复杂。就沿海地区特别是宁波而言，人们早就形成了四海为家、落地生根的习惯。
宁波三面临海，又有天然良港，“靠海吃海”者古往今来不知凡几，其中尤以“宁波帮”为最。据南宋《宝庆四明志》统计，当时明州共有民船7619条，由此推算，靠海洋生存的人数以万计。而海洋的浩渺无际与常动不息，养成了宁波商帮豪荡的心胸。他们不依恋于乡土的一草一木，也不满足于一时一地的成就，总是乐呵呵地背井离乡，成群结队，前赴后继，只要有利可图，不管天南地北，敢认他乡作家园。他们还以城市为跳板，北上、西进、南下，从城市到城市，从沿海到内陆，从祖国到异国，随处都可见甬人经商的足迹。光绪《鄞县志·风俗》称他们“四出营生，商旅遍于天下，如杭州、绍兴、苏州、上海、吴城、汉口、牛庄、胶州、闽、广诸路，贸易甚多。或岁一归，或数岁一归。……甚至东洋日本、南洋吕宋、西洋苏门答腊、锡兰诸国，亦措资结队而往，开设廛肆，有娶妇长子孙者”。这就是清末民谚“无宁不成市”的由来。
总之，黑格尔所谓“和海不发生积极的关系”的论断，对于宁波商帮是大谬不然。他们四海为家，追逐利润，只要能有一片落脚的土地，便可以落地生根，并很快焕发出旺盛的生机。正是与海洋的积极关系，促使“宁波帮”养成了四海为家的文化品格，从乡土社会走向城市，走向异国。安土重迁的传统观念在宁波没有市场，连家庭妇女也热情地支持丈夫“出门做生意”。请听宁波民谣《小白菜》：
小白菜，嫩艾艾，丈夫出门到上海，
上海末事（指东西）带进来，邻舍隔壁分点开。
小白菜，嫩艾艾，丈夫出门到上海，
廿元（指钞票）廿元带进来，介好丈夫哪里来？
（二）敢于弄潮
西方人一直以为，进取、冒险的海洋文化是他们的专利或西方文明的标志，中国人不具备这样的精神气质。其实，同在汪洋中的一条船上，国别或人种绝不是什么决定因素。长期在惊涛骇浪中搏击奋斗的“宁波帮”，早已铸就了“恬风波而轻生死”的精神气质。所以，当他们置身于同样险恶的商海，同样敢于站在潮头积极弄潮，争创第一的观念格外强烈。
当五口通商，西潮东卷，资本主义新型商品经济汹涌而入时，出身内陆、以传统文化为本的徽商和晋商，都因无法适应而衰败没落。“宁波帮”则紧紧抓住国门洞开的历史机遇，顺应潮流，立于潮头，以积极奋进的姿态应对挑战。他们不怕冒险，创新求变，或用渗透法，或用转轨法，或不惜新立门户，终于成功地超越传统，完成了自身的现代转型。譬如在金融界，宁波钱庄原先略逊于山西票号，晋商抱残守缺，拒不改革；甬商却主动去吃第一只螃蟹，参与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的组建并掌控实权。发展到1935年，国内共有147家民族银行，其中47家由中央和地方当局开设，余下的100家商业银行中，由宁波人独资经营的11家，为主经营的13家，参与经营的28家，占据了半壁江山。反观山西票号，却已灰飞烟灭。
“宁波帮”不仅锐意改革，超越传统，而且敢为人先，勇于开拓，以浓郁的兴趣和超人的胆略，涉足西潮东卷所带来的新兴行业，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如保险、证券、信托投资等现代金融业，均为“宁波帮”捷足先登。其他的新兴行业如钟表眼镜行、印刷出版业、电影娱乐业和电灯、电话、煤气、自来水等公用事业，也是他们率先投资，创下了许多第一。“宁波帮”在经营活动中常领风气之先，其冒险、进取的海洋文化品格并不输于西方人。
（三）风雨同舟
风雨同舟，和衷共济，是海洋文化的经典特征之一。凡是在海上讨生活的人，都知道团结互助的凝聚力是战胜困难的法宝。旅居在外经商奋斗的“宁波帮”也深明其理。上海四明公所在1874年、1898年的两次血案，是他们最早、最有影响的出色表现，也是上海乃至中国城市人民反抗外国殖民主义者的第一次“民气压倒洋气”的胜利。稍后，虞洽卿眼看沪甬之间的海上交通长期被外国船公司垄断把持，不断提高票价，大肆盘剥，而且颐指气使，虐待乘客，于是他挺身而出，发起创办宁绍轮船公司，投入“宁绍”、“甬兴”两轮与之竞争。外商自恃财厚势雄，竟将票价由1元跌至0.2元，企图挤垮宁绍公司。这时，宁波旅沪同乡会毅然伸出援手，组织宁绍航业维持会，捐集现洋10多万元给予贴补；而沪甬两地的宁波人，情愿多花钱也要乘坐宁绍轮。宁绍公司成了“以华商名义，使用大型轮船，面对外国侵略者强大竞争压力，在一条航线上坚持下来取得胜利的第一家民族轮船企业”。在沧海横流的时代，正是风雨同舟的海洋文化支持“宁波帮”渡过了一次次危难，在激烈的商业竞争中得以立足和发展，其团结互助的力量尽人皆知。所以，《鄞县通志》称甬人“团结自治之力，素著闻于寰宇”。
在大海中航行，需要大家风雨同舟、和衷共济，更需要舵手审时度势、临机应变。航海的冒险生涯，培育了“宁波帮”“性机警，有胆识”的特征，表现在经营之道上，就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善于调查研究市场状况，在掌握和分析了大量材料和信息的基础上，以敏锐的眼光和超人的胆识，抓住机遇，果断地作出常人难以想象的决策，不仅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而且财力陡增，事业腾飞。1980年，包玉刚跃居世界上拥有船只吨位最多的船王。但是，正当这如日中天之时，他以其独到的警觉发现了兴旺背后的“泡沫”，预见到世界航运业即将衰退的趋势，于是当机立断，决定弃舟登陆。他以低价卖掉了手中的大部分船只，甚至不惜拆卸超级油轮作为废铁出售。而第一个猎物竟是没人敢碰的英资怡和系的九龙仓——包玉刚奇迹般地在三天之内调集了21亿元现款，使他手中的九龙仓股权增加到49%，成功地控制了香港最大的码头和仓库，开始建立其庞大的陆上王国，从而避免了20世纪80年代世界航运业大衰退的沉重打击。正是这种“弄潮儿向涛头立”的雄胆伟魄，托起了“宁波帮”的历史丰碑。
（四）守信如潮
汪洋大海，尽管变幻莫测、凶险异常，然而潮起潮落，恒久不变，准时涨潮，准时退潮，永远为依赖、征服海洋的人们提供准确无误的信息和便利，于是有了“守信如潮”的海洋文化。这对“宁波帮”的影响也至为深远，他们意识到诚信是利益追求中所必须遵循的道德原则。没有诚信，正常交易就无法进行，市场经济就难以维系，商业则变成了欺诈的代名词，诚信应当贯穿于经济生活的整个过程和各个方面。因此，诚信是“宁波帮”最为看重的品格，恪守“诚信为本”的原则，讲求诚信待人与诚信立业并举。
清末民初，中国有一种不同于官府邮驿机构的民间邮递机构——民信局，又称信局或民局，业务遍及海内外。当时社会上有“票号是山西人特有，民信局为宁波人独占”的说法。而“宁波帮”所以能取得这样的成就，全凭“守信如潮”。诚如潘子蒙在《中国钱庄概要》中所言：民信局“为宁波之专业，资本甚大，信用亦佳，凡一经民信局保险之信札，内中银钱汇票，倘有遗失等情，一概由该局赔偿”。又据《宁波金融志》记载：“长期以来，宁波钱庄业握经济之枢纽，居社会最重要之地位，各业需款多由钱庄融通，其对象主要介乎商人与商人、地区与地区之间的批发商，平时以信用方式，……有‘信用码头’、‘多单码头’之称。”也就是说，正是凭借良好的信用，宁波的钱庄业才能做大做强，才能称雄于金融界。再如“宁波帮”支柱之一的西服业，红帮裁缝也始终以诚信作为立身之本，越是重质量，就越是重承诺，他们宁可拒绝十次，绝不食言一次；宁可赔本道歉，也绝不让一件次劣商品出门。他们就是靠一诺千金赢得了大批订户和订单。即使在生活、行为方式越来越远离传统的当代国际社会中，众多的“宁波帮”仍然认为人无信不立，应当守信如潮，这在商业道德上关系很大。
作为意识形态的海洋文化，也许是“宁波帮”数百年来不封闭、不保守、纵横于中外商界长盛不衰的根本所在，至少也是“宁波帮”精神中的重要因素。(www.xing528.com)
三、“宁波帮”与浙东文化
浙东学术文化史流派纷呈，人物迭出，虽无严格的师承授受关系，但客观上存在着内在一致的精神气质、思想观念、治学方法、价值追求和学术主张。这种一脉相承的精神气质，以明清浙东史学为轴心，向上可以追溯到先秦和越文化、两汉时期的王充和南宋时叶适、陈亮、吕祖谦的事功之学，向下可以在清末民初领风气之先的浙籍著名思想家的学术思想和言行中得到印证，也体现在今天浙江人务实创新的创业精神之中。
先秦越国范蠡和计然的商品经济思想，就体现了不尚虚功、求实利的风格，他们甚至提出了“农末（商）俱利”的政策，让农民和商人实现双赢，共同获利，发展经济。汉代王充秉持“实事疾妄”的学术宗旨，主张凡事应讲“验证”和“实效”；宋代陈亮、叶适的事功学批判“空谈性命”的程朱理学，主张“义利并立”、“义利双行”、农工商并重；强调“通商惠工”、“农商一事”、“有无相通”，“事上理会，步步着实”，“务实而不务虚”；讲求实事事功、开物成务，关心百姓日用和国家社稷。王阳明主张知行合一，反对“冥行妄作”或悬空思索，明确反对各种“侵商”、“困商”的行为，呼吁“独商人非吾民乎”。明清浙东经史学派以讲世务为己任，崇尚实学，认为朱陆“性命之说，易入虚无”，而史学则“切于人事”，比较贴近实际，有实用价值。黄宗羲明确认为，治学的目的，“大者以治天下，小者以为民用”。黄宗羲弟子万斯同说：“经世之学，实儒者之要务。”所谓经世之学，就是“尽取古今经国之大猷而一一详其始末，斟酌其确当者，定为一代之规模”。
浙东学派是清初最有影响力的学派之一，他们的思想不仅在当时形成了一股风潮，而且在中国的历史上源远流长，是中国文化中一以贯之的思想传统，是中国知识分子实现其价值目标和道德理想的内在精神。经过几百年的浸染，浙东学派的“经世致用”思想已经渗入人们的血液骨髓，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是浙东地方人文精神的实质。“宁波帮”浑然不自觉中也深深刻上了“经世致用”思想的烙印，强调个性、个体、能力、功利，注重实际，已经成为他们的主导思想。在致力于经济发展的同时，他们也加强自身文化素质的提高，注重学习对实际有用的文化知识。“东方船王”包玉刚即是“经世致用”思想实践者的典型代表，他不仅创办了世界上最大的航船运输业，而且自奉节俭，乐善好施，投资于教育事业的发展，并设立了包玉刚中国留学生奖学基金。在他投资5000万元创建的宁波大学的六座教学楼中，其中有一半是以黄宗羲等浙东学派的代表人物命名的，这足以说明学校从建校开始就一直在倡导浙东学派的“经世致用，实事求是”的精神，同时也是包玉刚“经世致用”教育理念的具体体现。
四、“宁波帮”文化中的传统精髓
近代以来，宁波商帮以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和杰出的经营才能称雄于中国工商界，至今雄风犹存——海外“宁波帮”活跃在港台地区乃至世界各地并享誉海内外。“宁波帮”的成功，固然在于它们抓住了近代中国对外开放的历史机遇，学习和借鉴了国外先进的技术与管理经验，同时也在于它们把传统文化资源与近代经营活动有机地结合起来，创造出了富有生命活力的企业精神与经营之道。正如法国学者白吉尔所说，近代中国新兴资产阶级“并没有与传统断绝关系，而是把它用来为新的目标即近代化的目的服务。工业化前驱者的革新精神是与勤劳、节约和对家族的忠诚等旧道德实践结合在一起的”。
宁波商人在近代经济活动中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运用，是由其主客观因素促成的。中国以儒家为主干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它经过长期的发展演变，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深深地积淀于意识和文化心理结构之中，形成了一整套观念的习俗，深刻地影响着每一个炎黄子孙的思想与行为。宁波更不例外，宁波一地传统文化底蕴深厚，历代文人辈出，两宋以来私家藏书蔚然成风，有中国东部地区的文化要地之称。从秦汉时代起，宁波就直接处于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原文化的覆盖影响之下，两宋以后成为中国学术文化的一个中心，此后宁波地区更是名儒辈出，学派林立。进入近代，尽管传统文化在宁波受到很大的冲击，但传统观念和习俗仍然根深蒂固，传授经史礼义的书塾，仍是多数宁波人的启蒙学校，有的人即便由于种种原因没有进过私塾等传统学堂，但通过耳濡目染，父承母教，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传统文化的熏陶和影响。近代许多宁波人包括享有盛誉的企业家都十分重视对其子弟的传统文化教育，如20世纪40年代曾担任上海总商会副理事长的蒉延芳“家庭课子以治经为先”。可以说，大多数“宁波帮”企业家主要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和影响之下成长起来的。
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极具人文精神的一种文化类型，以善于处理人际伦理关系为其显著特点。近代宁波商人根据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和市场竞争的需要，对传统文化加以利用和改造，使之服务于自己的工商活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热爱乡土、实业救国的民族精神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更是中华民族历经劫难而生生不息的精神之源。如果说近代宁波人开始涉足工商业多是出于谋生的无奈，而推动他们事业进一步发展的动力则无疑是强烈的爱国情怀。面对多灾多难、落后挨打的祖国，宁波商人多有一份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心。他们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生存和发展与祖国的命运息息相关，从而萌发了反对外国侵略、振兴中华的强烈愿望，并将毕生的精力投入到实业救国的行动中去，为发展民族工商业呕心沥血，顽强拼搏。近代著名“宁波帮”实业家刘鸿生原为英商开平矿务局买办，佣金收入达100余万两。但他觉得“中国之所以受气，是因为没有工业，没有科学，因而就想利用口袋中的现钞做点事”。为此他不顾外商的威逼利诱，毅然放弃唾手可得的巨额佣金收入，冒着巨大的风险，倾其全力投资民族工商业，相继举办了几十家企业，有“企业大王”之誉。而他所办的煤矿、火柴、水泥、纺织等企业，无一不是冲着洋货的倾销狂潮而奋力前行的。特别是他以大中华火柴与瑞典、日本火柴相抗衡。尽管他每迈出一步，都遭到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侵略者的压迫和摧残，但他毫不畏惧。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主持的章华毛纺织厂，把生产的薄毕叽取名为“九一八”，立志不忘国耻，产品推出后即被抢购一空。中国人民高昂的爱国热情也有力地推动了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刘鸿生后来回顾说：“真正使我第一个企业成功的原因，是那时的爱国运动，推动了这个企业的发展，因为当时每个人都愿意买国货。”作为资本家，宁波商人从事工商业，当然要取得利润，但当国家这个“大义”与个人利益尖锐对立、不可兼顾时，他们往往深明大义，为此不惜倾家荡产乃至牺牲生命。抗战时上海沦陷后，当时活跃在上海工商界的许多“宁波帮”企业家如刘鸿生、方椒伯、包达三、俞佐宸等不为敌伪高官厚禄所动，坚决拒绝有关“合作”的邀请，不惜抛弃大批家产，或远走他乡，或隐姓埋名，深居简出。即使人们颇有争议的虞洽卿，当敌伪要其出任上海市长一职时，也不顾年老体弱，设法远走重庆。
（二）见利思义、诚信为本的商业道德
仁、德、信、义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们所遵循的道德标准，是人修身立世的行为基础，也是商业道德的根本基石。宁波商人在经营价值观上主张兼顾义利，见利思义，不谋不义之财，不赚昧心钱。宁波谚语所谓“上半夜忖忖自己，后半夜忖忖别人”，意思是做生意不能只想着自己的利益，也要为别人考虑。因为商业活动是互利自愿行为，利人是利己的前提，损人最终会损己。
“宁波帮”的商业道德主要体现为信誉为重，货真价实，诚实不欺。宁波商人大多以诚信为本，把信誉看作是立业之本，认为信誉好就会招徕生意，牌子硬客户会自动上门。信誉好即使破产了也可以重新来过，而失去信誉的人，则一文不值。为此宁波商人恪守信用，重于然诺，甚至为顾信用甘愿吃亏吃苦。在近代中国工商界，宁波人的信用有口皆碑，名声卓著。宁波人开设的钱庄，以其信用卓著而闻名于世，人称“信用钱庄”。清咸丰年间，宁波人独创过账制度。历史上，宁波有“赊销码头”和“过账码头”之称，商品买卖多凭信用放账，大大方便了商品流通，使众多客商都乐于与宁波商人打交道。清光绪二十六年，宁绍道台在呈浙江巡抚文中称：“溯查十数年来，宁绍钱庄虽闻有亏本歇业，他人欠该庄者虽未能按户收足，而该庄欠他人者必如数归还，绝无侵吞捕逃情弊，此不独为本郡商人所共信，且为各处商人所共信。”正是由于有了良好的信誉，使宁波钱庄拥有众多的客户而实力大增，一直称雄于上海钱庄业乃至整个金融界。
货真价实、诚实不欺是保持信誉的关键所在。重信誉的宁波商人无不视质量为企业的生命。方液仙认为：“我社（指旧中国最大的日用化工企业——中国化学工业社）所以能够立于不败之地，一是靠社会上的信誉，二是靠产品的优质廉价。”为此他特别重视产品质量，层层把关，坚决不让不合格的产品出厂。他说：“一支不合格的牙膏出厂，不仅断了买主，而且还会影响全厂的信誉。”许多宁波商人创办的老字号企业之所以经久不衰，享誉中华，靠的就是质量和特色以及优质的服务。由慈溪药材商乐氏在清康熙年间创办的北京同仁堂自成立以来，在制作上务求精益求精，在选料上货真价实，从不卖假药、次药，务求真货而不惜重金，配方不许有丝毫差错，炮制不敢省工，配料不敢减药，先后创出十大名牌，享誉海内外。尤为可贵的是宁波商人还十分注意群体形象问题。1904年天津道胜银行买办、宁波人王铭槐私自挪用银行库银20万两，事情败露后，一时市上议论纷纷。此时在津宁波同乡孙仲英、陈协中、周星北等富商，恐因此影响“宁波帮”信誉，乃集资相助，将所亏之款还清，始寝其事。
在传统价值观的影响下，宁波商人在经营方式上大多不谋暴利，而是从长计议，坚持薄利多销，长期稳定经营，积少成多，成就自己的事业。事实证明，在贫穷落后、消费水平很低的近代中国，这是一种成功的经营方针。
（三）克勤克俭、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勤俭是古老的训诫，所谓“克勤于邦，克俭于家”，“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宁波商人继承了中华民族的这一传统美德，他们勤奋工作，艰苦创业，以此作为同困难环境作斗争并求得生存和发展的有力武器。宁波境内地少人多，历史上人地关系一直处于紧张状态，生计颇为不易。生存处境的艰难铸就了宁波人不怕艰苦、顽强拼搏的性格。在外创业的近代宁波人多从零开始，白手起家。所谓宁波人出门时是“铺盖（包袱）、雨伞、我”，几乎一无所有。但他们就是凭着自己一双勤劳的手，历经艰辛，苦干实干，一步一个脚印，成就自己的事业。上海开埠后，大批涌入的宁波人，多是从最卑微的苦力活做起，学徒、伙计、木工、水手、裁缝、车工等，无所不干。所谓“吾甬人以冒险之天性，斩荆披棘，经营所业，期间筚路蓝褛，艰苦卓绝”，就是当年宁波人在上海滩创业的真实写照。即使后来名声显赫的“宁波帮”巨子朱葆三、叶澄衷、虞洽卿等，也都是由于家境贫寒，早年由同乡人或亲戚带往上海谋生，从零开始创业的。近代宁波人深知“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的道理，为此即使财大气粗的家族财团，其重用亲友也不是一下子把他们放在重要位置上养尊处优，而往往让他们从做伙计当学徒开始，以便经受磨炼，增长才干，从而为他们日后的成功奠定坚实的基础。所以，在“宁波帮”中很少有“败家子”现象。譬如后任上海总商会主任委员的俞佐庭，是镇海望族李家的表亲，就是李家从学徒提拔上来而崭露头角的。近代宁波商人经营的一些优势行业，也是靠众多宁波人不辞辛劳、苦心经营而获得的，如宁波商人独领风骚近百年的药材业。宁波本地药材资源并不丰富，这是众多宁波药材采购商多年开拓经营的结果。他们不畏艰辛，常年跋涉在高山峻岭、大川险滩，采购各种药材，足迹遍及全国各地，使宁波药材业得以长盛不衰。
宁波人的勤奋还培养了一种可贵的敬业、乐业精神。许多宁波人尽管文化程度不高，却都有强烈的敬业精神，他们干一行，钻一行，勤奋学习，刻苦钻研，不敢懈怠，经过日积月累，往往成为一些行业和工种的行家里手，有不少人更练就了一手过硬的基本功，如布店店员的“一尺准”、肉店师傅的“一刀准”、中药店营业员的“一手撮”及账房先生的算术能力，其功夫之深令人叫绝。“凭手艺吃饭”是众多宁波中小商人的立足之本和基本精神。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正是这种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孕育了宁波商人强烈的开拓进取意识。近代宁波人耻安守家业，他们宁愿背井离乡，到广阔的外部世界拼搏创业，而不愿在狭小的家园抱残守缺，碌碌无为。他们敢于冒险犯难，到处为家，勇于在外省外域创业，落地生根，从而为自己的发展开拓了广阔的空间。
勤以增收，俭以节支，勤与俭是密不可分的。中国传统文化向来是尚俭莫奢。宁波人的节俭是相当出名的，“业从勤俭起”是宁波人教育其子弟的座右铭。进入近代，由于中外反动势力的双重压迫，使白手创业的宁波商人资本积累十分困难。他们只能靠自己克勤克俭，精打细算，生活上节衣缩食，积少成多，逐步扩大经营规模。这种精于计算、以小见大的习性也培养了众多宁波人的理财能力和商业天赋。尤为可贵的是，宁波商人创业有成后，即使家财万贯，仍能保持克勤克俭的创业本色。他们富而若贫，俭朴自守，所以在旧社会商界有“宁波人门槛精”的名声。他们在生活上自奉甚俭，力戒奢侈，事业上则精于计划，长于理财，这无疑是他们事业得以兴旺发达的一个重要原因。
（四）家族团结，同乡扶助的团队精神
儒家思想在社会伦理观上以群体为本位，以家庭为中心，由小而大，由近而远，由亲而疏，延伸扩展，形成社会关系的网络，同时提出以伦理为基础，以“忠”、“孝”为主要原则协调人际关系，强调个体对群体的义务与责任，家族关系及其与之相关的同乡关系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组织的基石。这种观念不仅在广大民众中根深蒂固，而且广泛渗透到社会政治经济的各个领域。此不独宁波人为然。“宁波帮”的成功就在于，他们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和要求，把这种传统的家族、同乡关系与近代经济活动有机结合起来，从而产生出巨大的能量和活力。这是近代“宁波帮”对中国传统文化运用得最成功、也最具有影响的一个方面。
近代“宁波帮”是一个以血缘家族为核心、以地缘关系为纽带的范围广泛、组织松散的企业家群体，强烈的血缘和地缘色彩是近代“宁波帮”的一个显著特点。这种由家族、同乡关系所形成的团结力量和群体互助意识，是近代“宁波帮”能到处扎根、得以发展壮大的重要原因所在。家族的团结和同乡的忠诚，是新兴资产阶级赖以发展的基础。亲邻相帮和同乡扶助的习俗不仅推动大批宁波人走上工商之路，而且为他们日后的成功创造了条件。对此法国学者白吉尔夫人指出：“乡谊情感是个人只身跨入竞争环境的前提。”她说：“有多少大亨在他们于数年或数十年前到上海时，还是光着两只脚的！据他们的正式传记称，他们所以获得成功，应当主要归功于他们的智慧和勤奋。然而实际上，他们是得到早在上海定居下来的家族和同乡的具有决定作用的帮助的。”在创业过程中，近代“宁波帮”借助家族、同乡关系，相互支持，相互依存，同舟共济，大大增强了抵御经营风险的各种超经济因素干扰的能力，特别是在抗衡列强经济侵略方面发挥了独特的作用，使他们在近代中国险象环生的社会环境中得以度过艰难险阻，获得成功和发展。这方面的典型例子是1911年的“宁绍轮船公司事件”。当时经营沪甬航线的英商太古公司为了搞垮刚成立的宁绍轮船公司以便垄断这一航线，进行削价倾轧，致使宁绍公司亏损日甚，难以为继。为此旅沪宁波同乡会发起组织“宁波航业维持会”，集资予以补贴，并发动宁绍两地人士不乘载外轮，此举得到广大宁绍同乡的大力响应和支持，最后迫使英商妥协，宁绍公司不仅转危为安，而且还添了一条新轮。在以亲族同乡员工为主体的企业内部有比较牢固的凝聚力，从而成为对付各种风险的坚强屏障。“宁波帮”企业家在把传统家族、同乡关系成功地转化为近代企业雇佣关系的同时，事实上也就把受雇者对家族、故乡的忠诚转化为对企业的忠诚。由于雇佣关系与家族、同乡关系融为一体，使员工对企业有一种认同感和归属感，企业利益成为重视的目标，人人都为此勤奋工作。特别是在企业陷入困境时，能形成一致对外的力量，有利于企业的稳定和摆脱危机。
不可否认，“宁波帮”企业家在重视和依靠传统家族、同乡关系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门户之限、畛域之分和“近亲化”现象。但这是在近代中国社会陷入深刻危机的情况下，无所适从的民族资产阶级企业家为了对付险恶的社会环境和防范经营风险，借助团体的力量和优势联合起来，以求得自我保护和发展的反映，而且宁波商帮的家族、同乡关系及其组织并非是封闭的宗族组织，而是一种日益与时代同步的、开放的，能随时容纳各种社会力量的联合体，其核心是强调团体和联合的力量。这种传统的家族、同乡关系之所以在近代民族工商业中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此。
（五）以人为本，以和为贵，以德为范的管理思想
中国传统文化十分重视伦理道德在管理中的运用，力求和谐，避免对抗，同时强调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人和”被视为处理人际关系的最高准则和取得事业成功的最重要因素。对此，近代宁波商人也深信不疑，并努力运用到企业管理实践中。在企业管理上，宁波商人十分重视学习和借鉴西方先进的经营管理方法。在近代中国，“宁波帮”是最早把西方先进的管理方法引入企业经营活动的人士之一，但他们并没有照搬照抄西方的东西，而努力与中国社会的实际结合起来，从中国传统管理思想中汲取营养，博采众长，从而形成了颇有中国特色的企业管理模式，使其企业具有较强的竞争力和生命力。
为了弥补在资金、技术等企业发展“硬件”上的不足，“宁波帮”企业家十分重视人的因素和作用，注重企业内部人的组织和管理，努力调动全体员工的积极性，充分挖掘企业内部潜力。他们深知“善用人才者胜”，因而视人才为企业兴衰的根本，不惜重金聘用，大胆使用。同时他们注意提高一般员工的文化和技术素质，发挥其在生产和经营上的作用。学徒制是近代宁波人培养人才的一种成功方法。在近代宁波城乡，一个长到十来岁（大多为初小毕业）的孩子，无论其家庭贫富，一般都要被送到外地店铺拜师学艺。他们在师傅那里学做生意、习手艺，也学为人处世之道，从小受到严格职业训练，以至于“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拜师学艺，成为众多宁波子弟跨入商界的必修课。在近代“宁波帮”中，无论中小商人还是巨商大亨，多是学徒出身。在用人上，“宁波帮”企业家认为关键在善任与厚待，对人做到善任之，又厚待之，才能使之尽心竭力地为己所用，同时也才能使上下之间和谐协调。他们努力把中国人传统的厚道温情融入制度化管理，在企业中他们多以长者自居，进行家族式管理，关心员工的生老病死，搞好员工的福利待遇。他们重视对员工的精神教育，在鼓励员工学习各种技术和管理知识的同时，十分重视对员工进行道德的教化和爱企业的教育，在企业中提倡勤俭、务实、忠诚、守信等传统道德，力戒赌博、偷盗、懒惰、不孝等陋习。他们本人更是身体力行，许多“宁波帮”人士被称为具有中国传统美德的企业家。在他们的企业中，先进的技术、科学的管理与传统的道德实践是并行不悖的，现代的经营手法与传统的道德行为在大多数“宁波帮”企业家身上比较完美地结合起来。
由于“宁波帮”企业家注重对员工的感情投资，刻意营造和谐、有序的企业氛围，努力调动全体员工的积极性，所以在这些企业里，劳资关系融洽，员工有良好的精神状态，对企业有一种强烈的向心力和归宿感，进而激发出生产经营上的积极性与创造力，成为企业蓬勃发展的内在动力，特别是在社会动荡或企业经营发生严重困难时，企业上下一心，有很强的凝聚力，充分显示了这一管理模式的独特魅力。
除了以上几个方面，“宁波帮”企业家在广告宣传、市场谋略、企业及产品取名等方面都成功地运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和智慧。限于篇幅，在此不再一一展开。
综上所述，中国传统文化勤奋、节俭的创业精神，诚信为本的商业道德，互助合作的团队意识，以及以人为本、以和为贵、以德为范的管理思想等，对“宁波帮”的成功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其中不少成分作为东方管理文化最有华彩的瑰宝，仍将在现代化的管理中显示出其特有的魅力和光彩。当然，面对迅速变化的经济活动，我们不可能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现代化管理的现成答案，我们只有根据新的情况，对传统文化有所扬弃，有所创新，同时大力吸收西方文化中科学合理的成分，扬长避短，博采众长，才能创造出面向新世纪的现代化商业文化。
【注释】
[1]魏友棐：《十年来（1921—1933）上海钱庄事业之变迁》，《钱业月报》1933年第1期。
[2]刘鸿生：《救济新工业应提倡同业合并》，《工商问题之研究》，中国工商管理协会，1931年。
[3]刘鸿生：《一年的国产煤业》，《中国国货年鉴》，国货事业出版社1935年版。
[4]钟树元：《江浙财团的支柱——“宁波帮”》，（香港）《经济导报》1948年第4期。
[5]［日］西里喜行：《清末的宁波商人》，《东洋史研究》1967年第9期。
[6]坐办：清制，凡非常设的机构中负责日常事务的人员称为坐办，略次于总办和会办。
[7]《上海总商会日报》卷2，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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