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翻译文学与本土文学的互动关系研究的现代化成果

文学是文化这一大的多元系统中至关重要的一个因子，文学的现代性无疑会影响到整个文化多元系统，导致整个社会文化的现代化发展。事实上，早在中国近代时期，著名改良主义文学家和政治家梁启超就已经认识到了翻译文学对一个民族文化的现代化发展的影响，他在《翻译文学与佛典》中指出：“凡一民族之文化，其容纳性愈富者，其增展力愈强，此定理也。我民族对于外来文化之容纳性，惟佛学输入时代最能发挥。故不惟思想界生莫大之变化，即文学界亦然。其显绩可得而言也。”[51]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至今，佛学输入时代中国翻译文学对民族文化的影响早已成为昨日辉煌，中国近代、现代直至当代翻译文学对本土文化的影响一路走来，愈演愈烈，促生并加快了中国本土文学和文化现代性的发生、发展和成熟。在中国文学和文化史上，中国翻译文学影响本土社会思想和文化进化的方式渐渐地由自发变为自觉，中国近代开始的对西方自然科学类作品的译介，到西方社会科学类作品的译介，再到西方文学艺术类作品的译介，就充分说明了中国文化思想界有意识地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以启蒙和革新中国封建腐朽的思想文化意识的自觉性努力。特别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通过译介西方文学输入西方现代思想文化成为新文学作家和翻译家们自觉的追求，也是他们从事文学翻译活动的目的所在，正如郎损曾经在《新文学研究者的责任与努力》一文中指出的：“介绍西洋文学的目的，一半果是欲介绍他们的文学艺术来，一半也为的是欲介绍世界的现代思想——而且这应是更注意些的目的。”[52]中国五四时期对西方文学的译介，除了文学上的目的之外，更重要的是要赋予翻译文学思想启蒙和改造的责任。在中国翻译文学的影响下，中国的社会文化也日趋步入现代化发展的轨道。所谓现代化，主要是指对传统社会的根本变革，包括发达的市场经济和工业化，政治的民主化和相应的文化变革等等。中国翻译文学在中国本土社会文化的现代化历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近代中国文学翻译的繁荣，特别是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著作的译介，以及政治小说、科幻小说、教育小说、侦探小说等文学艺术作品的译介，首先为中国社会文化引入了科学和民主两面大旗，成为中国社会推翻封建社会落后的社会生产力和封建专制统治，以科技治国，建立公平、民主、法制的社会文化体制的导向标。此后，中国社会就开始走向了推翻封建专制体制，科技兴国，思想启蒙，建立公平、民主、有序的法制社会的道路，向现代化迈出了重要一步。五四时期的中国社会文化，由于翻译文学的持续繁荣而吸纳了更多西方先进的社会文化思潮，特别是人文主义思想的引进，从思想和精神层面上为中国社会思想启蒙和文化进步提供了动力，为中国社会文化冲破封建礼教的桎梏，培植人人平等、人性解放、人的个体价值和尊严得到充分尊重的人文主义精神传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五四以来的中国人民，特别是中国青年勇敢地追求生活理想、幸福爱情、个性解放和人格尊严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国社会文化，在以俄苏无产阶级文学为主要内容的翻译文学的影响下，逐渐由崇尚人性的自由解放转变为崇尚积极的战斗精神、高昂的革命热情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政治和革命充斥着整个战争时期的中国社会文化语境，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达到了极致，政治斗争和阶级斗争成为当时整个中国社会文化生活的关键词。“文化大革命”后的社会主义新时期，由于思想和文化禁锢被打破，中国社会迎来了翻译文学的又一次发展高潮，不同于以往的是，这次的翻译文学高潮是以欧美现代主义文学的译介为主。欧美现代主义文学中蕴含的反传统的、实验的、创新的文化内涵正好契合了刚刚经历“文化大革命”时期思想的全面禁锢和压制，要求自由、反抗和解放的新时期中国社会文化语境和民族文化心理，狭小封闭的、局限于政治革命的文化视野被大大地扩展开来，域外文学和文化以更为直接、及时的方式通过文学翻译被传递进来，这极大地加强了中国本土社会文化接触、学习和吸纳世界文化的速度和力度，加速了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接轨，促进了中国社会文化与世界文化的交流与沟通，中国文化也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参与到全球化的进程中，丰富和充实着自身，不断地得到发展和完善。时下的中国社会已经进入了21世纪，21世纪的中国正是承载着改革开放的累累硕果，奔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中国社会经济水平不断攀升，中产阶级正在崛起，并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21世纪初《哈利·波特》系列、《魔戒》系列和《达·芬奇密码》等通俗类翻译文学的繁荣又一次积极推动了中国当下的以信息化和商业化为特点、以中产阶级为消费主力的消费型社会文化的发展，中国社会文化的现代化进程正在更为迅速地推进，中国的经济和文化正在以更为开放、积极、有效的方式加入到世界文化的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去。正如王守仁教授指出的，“纵观百年来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外国文学曾先后作为反传统的话语、政治革命的工具、观看外部世界的窗口参与中国社会变革，对中国社会现代价值观的形成与确立直接或间接产生了影响。在全球化时代，外国文学通过帮助人们增强本土文化认同感、培育国际意识、开拓全球视野，继续对中国社会现代价值观的构建发生影响和作用”。[53]这里所说的“外国文学”就是翻译文学。

[1]本节所探讨的“社会文化”，如非特别说明，均指的是译入语国家的社会文化。

[2]罗贝尔·埃斯卡皮：《文学社会学》，王美华、于沛译，安徽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31页。

[3]方梦之：《译学辞典》，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45页。

[4]罗贝尔·埃斯卡皮：《文学社会学》，王美华、于沛译，安徽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81页。

[5]［以色列］伊塔马·埃文—佐哈尔：《多元系统论》，张南峰译，《中国翻译》2002年第4期。这里所谓的社会文化因素实际上更多的是指译入语国家一定时期的社会主流意识形态。

[6]同上。

[7]Andre Lefevere，Translation，Rewriting，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London：Routledge，1992，p.19.

[8]姜秋霞、刘全国：《翻译文学与社会文化的关系——20世纪初与20世纪末我国翻译文学主题和来源的调查与分析》，《外语教学与研究》2005年第1期。

[9]冯至、陈祚敏、罗业森：《五四时期俄罗斯文学和其他欧洲国家文学的翻译和介绍》，载罗新璋编《翻译论集》，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495页。

[10]张德明：《翻译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人文杂志》2004年第2期。

[11]王友贵：《意识形态与20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1899—1979）》，《中国翻译》2003年第5期。

[12]郭延礼：《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5页。

[13]孟昭毅、李载道：《中国翻译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3页。

[14]陈平原：《中国现代小说的起点》，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3—44页。

[15]马祖毅：《中国翻译简史——“五四”以前部分》，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8年版，第343—345页。

[16]马祖毅：《中国翻译简史——“五四”以前部分》，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8年版，第365页。

[17]参见马祖毅《中国翻译简史——“五四”以前部分》，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8年版，第382页。

[18]张伟：《晚清译介的三种特色小说》，《中华读书报》2001年2月9日。

[19]张伟：《晚清译介的三种特色小说》，《中华读书报》2001年2月9日。

[20]参见谢天振、查明建《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1898—1949）》，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378—379页。

[21]张伟：《晚清译介的三种特色小说》，《中华读书报》2001年2月9日。

[22]阿英：《晚清小说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86页。

[23]王友贵：《意识形态与20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1899—1979）》，《中国翻译》2003年第5期。

[24]冯至、陈祚敏、罗业森：《五四时期俄罗斯文学和其他欧洲国家文学的翻译和介绍》，载罗新璋编《翻译论集》，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478页。

[25]查明建、谢天振：《中国20世纪外国文学翻译史》（上卷），湖北长江出版集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97页。

[26]冯至、陈祚敏、罗业森：《五四时期俄罗斯文学和其他欧洲国家文学的翻译和介绍》，载罗新璋编《翻译论集》，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486—487页。

[27]王友贵：《意识形态与20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1899—1979）》，《中国翻译》2003年第5期。(www.xing528.com)

[28]马士奎：《文革期间的外国文学翻译》，《中国翻译》2003年第3期。

[29]参见马士奎《文革期间的外国文学翻译》，《中国翻译》2003年第3期。

[30]同上。

[31]查明建：《文化操纵与利用：意识形态与翻译文学经典的建构——以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的翻译文学为研究中心》，《中国比较文学》2004年第2期。

[32]宋炳辉、吕灿：《20世纪下半期弱势民族文学在中国的译介及其影响》，《中国比较文学》2007年第3期。

[33]姜秋霞、刘全国：《翻译文学与社会文化的关系——20世纪初与20世纪末我国翻译文学主题和来源的调查与分析》，《外语教学与研究》2005年第1期。

[34]姜秋霞、权晓辉、杨芳：《论社会文化对文学翻译的影响》，《外国文学研究》2003年第6期。

[35]王友贵：《意识形态与20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1899—1979）》，《中国翻译》2003年第5期。

[36]孟昭毅、李载道：《中国翻译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18页。

[37]周宪：《读图，身体，意识形态》，载陶东风等编《文化研究》（第3辑），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74页。

[38]陆洋：《视觉文化与翻译》，《中国翻译》2003年第4期。

[39]同上。

[40]张旭：《也谈网络翻译文学》，《中国比较文学》2002年第2期。

[41]严锋：《超文本和跨媒体的文学》，《中国比较文学》2002年第4期。

[42]近年来也有一些网络翻译文学通过纸媒的形式予以发表，在形式上与纸媒化的翻译文学并无不同。

[43]查明建：《译介学和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的新课题》，《中国比较文学》2002年第2期。

[44]叶舒宪：《人类学想像与新神话主义》，载王宁主编《文学理论前沿》（第2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6页。

[45]表1中的数据统计来源为谢天振主编，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的《21世纪中国文学大系——2001年中国最佳翻译文学》（2002年第1版）、《21世纪中国文学大系——2002年翻译文学》（2003年第1版）、《21世纪中国文学大系——2003年翻译文学》（2004年第1版）、《21世纪中国文学大系——2004年翻译文学》（2005年第1版）、《21世纪中国文学大系——2005年翻译文学》（2006年第1版）、《21世纪中国文学大系——2006年翻译文学》（2007年第1版）。

[46]杜拉斯的小说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在中国译介。1980年王道乾翻译的《琴声如诉》是中国译介的第一部杜拉斯小说。村上春树的代表作《挪威的森林》也于1989年由林少华首次译介到中国。

[47]海英：《中国对翻译作品的需求增加》，《国外出版瞭望》2002年第4—5期。

[48]罗贝尔·埃斯卡皮：《文学社会学》，王美华、于沛译，安徽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51—52页。

[49]同上书，第44页。

[50]孟昭毅、李载道：《中国翻译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7页。

[51]梁启超：《翻译文学与佛典》，载罗新璋编《翻译论集》，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63页。

[52]朗损：《新文学研究者的责任与努力》，《小说月报》第12卷第2号。

[53]王守仁：《现代化进程中的外国文学与中国社会现代价值观的构建》，《外国文学评论》200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