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传统安全在国家安全战略中的重要地位

非传统安全在国家安全战略中的地位

高　辉

从16世纪近代民族国家形成直到冷战结束，国家安全问题主要指一国军事安全、国防安全，亦即所谓传统安全。冷战结束后，非传统安全才正式敲开国家安全战略的大门，被人们上升到战略高度，纳入国家安全战略范畴，与传统安全并列，成为国家安全战略的两大支柱之一。21世纪，非传统安全在各国国家安全战略中的地位还将进一步上升，在某些国家，甚至可能上升为国家安全战略的核心内容。

一、国家安全战略内涵的历史变迁

国家安全战略虽然是20世纪才出现的明确战略概念，但作为一种客观存在，却是古已有之，其内涵也随时代的变迁而变迁。曾任美国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的美国战略学专家约翰·柯林斯把国家安全战略与“大战略”划等号，并给国家安全战略下定义说：国家安全战略是“在各种情况下运用国家力量的一门艺术和科学，以便通过威胁、武力、间接压力、外交、诡计等其他可以想到的手段，对敌方实施所需要的各种程度和各种样式的控制，以实现国家安全的利益和目标”。^[1]

约翰·柯林斯是冷战时期最活跃的战略学专家，其对国家安全战略所下的定义带有那个时代的明显烙印，也是对几千年来国家安全战略内涵的集中表述。按照约翰·柯林斯的定义，国家安全战略的内涵主要是指国家如何应对传统安全威胁，即军事安全威胁，“实现国家安全的利益和目标”。这显然已落后于时代，不能反映冷战后、尤其是21世纪战略形态及国家安全战略的新变化。事实上，国家安全战略经历了从单纯关注传统军事安全到同时关注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变化，冷战结束是这种变化得以发生的转折点。

理论上，自古到今，不论人们主观上是否有明确认识，国家客观上都是由三大构件组成的：人民、国土及政府。在冷战结束前的数百年甚至前溯数千年，对“国家三大构件”的主要威胁来源是外敌军事入侵。争夺人口、领土、政权是数千年来世界上各类战争的主要根源。所谓国家安全，就是保障“国家三大构件”的安全。国家安全战略的主要内容就是如何以军事、外交及其它手段，战胜某一个强大敌国，保障“国家三大构件”安全，亦即保障人民、领土和政权安全。^[2]因此，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国家安全战略主要是个军事安全与国防安全问题，堪与国防安全战略划等号，各国因而把军事安全视为国家生存与发展的保障和生命线。

在中国古代，战略学高度发达，《武经七书》堪称中国战略学的总成，同时它也是古代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的总成。争城夺地、争夺政权，这就是中国古代国家安全战略的基本内容。孙子所谓“兵者，国之大事，生死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实际上也是把用兵之法与国家安全战略划了等号。

欧美近代以来数百年，军事学、战略学著作也极其发达。直到冷战结束前，欧洲所有的军事学、战略学著作，从约米尼的《战争艺术》、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拿破仑的《拿破仑军事文选》，到鲁登道夫的《总体战》、利德尔·哈特的《战略论》、约翰·柯林斯的《大战略》等，甚至包括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1950年推出的《NSC－68号文件》，也无不把与敌国的战争视为国家安全的全部内容，把军事战略、国防战略与国家安全战略划等号。如《NSC－68号文件》就提出当时美国国家安全面临的主要危险来源于苏联的军事威胁和政治威胁，美国的应对措施就是“号召武装起来”，建设“占优势的，随时都能动员的联合军事力量”，遏制苏联，保障美国的国家安全。^[3]因把军事安全、国防安全与国家安全划等号，欧美近代数百年以战争求安全，历尽劫波，大小战不断，人员死伤以千万计数。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全球化的发展、现代化流弊的暴露、美苏关系的缓和、爆发新一轮世界大战的危险性不断降低，战略大师们开始认识到国家安全的威胁源已不限于军事威胁。他们发现非军事因素对人类安全、国家安全构成的威胁已不容忽视，并将其纳入国家安全战略的视野。非传统安全问题开始登上战略舞台，成为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1987年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提出，美国要“援助那些反对国家支持的恐怖主义的斗争；援助反对国际贩毒的斗争”；1988年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进而更直白地提出，美国要“有效地对付”国际恐怖活动“对美国和美国公民的安全构成的威胁”。^[4]

1990年10月，两德实现统一，冷战结构开始崩溃；1991年12月，前苏联解体，冷战终于结束，后冷战时代由此启动。因冷战结束，世界大战的危险性进一步降低，各国国家安全所面临的传统军事威胁也随之进一步下降，全球军费开支从1985年冷战高峰时期的1.2万亿美元削减至1999年的8090亿美元。^[5]俄、美、欧等主要实力中心竞相裁减军事力量。俄常规力量由冷战高峰时期的数百万人很快裁减至100万人左右，美常规力量也从200多万人裁减至约140万人。冷战后欧洲军费开支一直低于GDP总量的2％。美、俄核力量裁减尤其令人瞩目。经过几轮裁减，美、俄核弹头数迅速从冷战高峰时期的万枚以上裁减至数千枚，并计划在2012年以前进一步裁减至1700—2200枚^[6]。俄、美战略导弹、战略潜艇、战略轰炸机等核运载工具的数量也大幅裁减。

但是，传统军事安全威胁的下降并没有使世界变得更安全。冷战结束后，受美苏军事对峙制约、压制，实际上一直在随全球化和现代化发展持续上升的非传统安全挑战对各国国家安全的威胁迸发出来，并上升到战略高度，成为各国国家安全的战略性威胁。各国在传统军事安全威胁并未解除的情况下，不得不面对日趋严重的非传统安全威胁。各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开始由单纯关注传统军事安全威胁转向既要继续关注传统军事安全威胁，又不得不迅速增大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关注。

二、非传统安全上升与国家安全战略内涵与外延的变化

冷战后率先把非传统安全威胁置于国家安全战略范畴的是美国。1991年，美国政府在当年出版的第一份冷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第一次比较系统地提出了美国所面临的非传统安全威胁，包括“非武装冲突以外的对美国及其公民的安全和利益的威胁”，如恐怖主义威胁、核生化武器扩散、国际毒品贩运走私、环保和地球承受力等。^[7]1994年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更明确提出：美国在安全方面还面临“非军事性质的危险”，“对于美国目前和长期的政策来说，诸如恐怖活动、毒品走私、难民潮等跨国现象也与安全有关系。一系列新出现的跨国环境问题正在越来越影响到国际稳定，最终将对美国的战略提出新的挑战。”^[8]

在1994年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美国开列的非传统安全威胁的类别不仅包括前几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开列的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毒品、环境等问题，还开列了难民潮、“洪水、暴风、旱灾和其他灾害”等自然灾害、种族战争、人口压力、可持续发展、资源能源总量的有限性、生物多样性等。不仅如此，此前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对非传统安全问题只是点到为止，象征性几句话，而在1994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却使用大量版面详细论述非传统安全各领域，如环境、可持续发展、反恐怖、反毒品走私等问题。在其数十页的报告中，有关非传统安全问题的篇幅约占1/5，单是反恐怖就占用了两三个版面，^[9]这是前所未有的。此后美国历年发表的《国防报告》、《四年防务评估》等战略报告，也以大量篇幅论述各类非传统安全威胁，把非传统安全问题纳入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范畴。“9·11”后，美国更把恐怖主义及恐怖主义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相结合视为美国最现实的战略威胁。2002年9月问世的美国最新版《四年防务评估》宣称美国面临的最严重的危险是“极端主义与技术的结合”。^[10]

美国的战略思维转向经常在国际上、尤其是在西方战略界起领军作用。紧随美国的战略安全思维转换，世界各主要国家也调整安全思维，开始重视非传统安全问题，把各类非传统安全问题纳入国家安全战略范畴。俄、日、英、法等主要大国纷纷出台各类安全战略报告，就如何应对各类非传统安全问题作出具体规定。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对各国国家安全的挑战，属于战略范畴，开始成为冷战后的国际共识。而共同应对非传统安全问题则迅速成为国际安全合作、尤其是大国安全合作的一个重要平台。

由于非传统安全威胁上升，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成为国家安全战略的两大有机组成部分之一，单纯解决好传统军事安全问题并不能保障国家的长治久安，21世纪各国国家安全战略因而就比以往任何历史时代都更复杂，更无所不包，更具有综合性、动态性及内部安全与外部安全、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相互融合的特点。

所谓国家安全的综合性，是指在非传统安全重要性上升的条件下，国家安全战略不再限于国防、外交及传统军事安全领域，不再等同或局限于以军事手段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等“国家三大构件”的安全。一方面，因国家还存在，国家之间还存在“天然的”利害冲突关系，国际政治中的“零合”规则并没有、也不可能永久退出国际舞台，国家安全战略中的传统因素依然起作用，用传统军事手段维护“国家三大构件”的“硬”安全依然是国家安全战略的基本内容。

1994年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依然规定保卫美国的“人民”、“国土”和“生活方式”安全是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主要任务”和“责任”，并要求“用准备好进行战斗的军事力量，可靠地维护”美国的安全。^[11]美国因而继续维持其强大军事力量。2003财年，美国由五角大楼支配的防务预算达3640亿美元，再加上单列的本土安全预算377亿美元，实际防务开支达4017亿美元。布什政府2003年2月3日提交国会的2004财年预算案提出将年度防务预算和本土安全预算分别增至3799亿美元和413亿美元。如得到批准，其实际年度防务开支将超过4200亿美元。到2009年，美国由五角大楼支配的防务开支将进一步增至4840亿美元，加上单列的本土安全开支，实际防务开支总额将接近6000亿美元。^[12]美军还刻意加强其远程投送、精确打击、数字化建设和海、空作战及后勤保障能力。其他各主要大国，也没有放松军事力量建设。

但另一方面，随着全球化的深入、现代化的推进，科学技术的发展，国家安全的内容也更复杂，更无所不包。国家安全战略不仅要考量传统的军事安全，即考虑“国家三大构件”的“硬安全”，还要考量各类非传统安全，如经济安全、政治安全、社会安全、生态安全、人文安全、科技安全等。其下还有更多的分支，如经济安全包括经贸安全、能源安全、粮食安全、水资源安全等等。凡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如人口、科技、能源、信息、粮食、环境、生态、海洋、天空、毒品、传染病、自然灾害、文化垃圾、跨国犯罪、恐怖主义等，无不纳入国家安全战略的视野。

所谓国家安全的动态性，是指随着非传统安全挤入国家安全的战略领域，上升为战略问题，国家安全环境不断变化、调整，国家安全的内涵不断深化，外延不断扩大，国家没有绝对的安全，国家安全战略也要适应变化，不断调整。美国每隔几年就要重新厘定其国家安全战略，就是为了适应飞速变化的安全环境。全球化和高科技的飞速发展，使世界、国家、人类及其安全环境和安全观每时每刻都在变化。曾经属于经典国家安全领域的内容，今天或明天可能不再重要。曾经不属于国家安全范畴的内容，今天或明天可能成为国家安全的核心内容。国家安全越来越只具有相对性，绝对的国家安全是不存在的。^[13]维护国家安全的成本不是降低而是在增大，维护国家安全的任务也不是变简单，而是更复杂。国家安全观、对国家安全利益及其内容的界定，尤其是国家安全战略，必须依据不断变化、调整中的国家安全环境，作相应的调整。

所谓内部安全与外部安全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相互融合，是指非传统安全的重要性上升使国家安全不再仅限于外部安全，不再仅限于以军事或外交力量维护“国家三大构件”的安全，更不限于国内的警察治安行动，而是国内安全与国际安全的统一。国家安全战略必须既考量国家的外部安全，也要考量内部安全；既要考量生存安全，更要考量发展安全；既要考虑其他国家、尤其是潜在敌国对自己国家安全的传统军事威胁，也要考虑与其他国家、包括潜在敌国合作，应对共同的非传统安全挑战。

在21世纪，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快速和高度发展，使世界各国、各地区越来越相互依存。分散发展的世界越来越趋向于整体发展，形成一个完整的世界体系，或者叫“地球村”。“国家安全已日益带有国际政治乃至全球政治的色彩”。^[14]所有主权国家都是“地球村”的成员，形成相互依存的整体安全关系。非传统安全威胁的上升使国家安全更具有普遍性、国际性。不少非传统安全挑战是各国共有的世界性难题，如贩毒走私、跨国犯罪、恐怖主义、资源紧张、人口失衡、环境保护、自然灾害等，要求各国合作共同解决。国家安全涵盖国内安全、国际安全甚至全球安全。脱离国际大环境的一国安全是不存在的。以美国之强大，也不能单独应对国际恐怖主义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这证明一国的国内安全已与国际安全、全球安全、人类安全不可解脱、无可避免地融合在一起。一国安全依赖于他国安全及国际安全。国家安全战略已不能单以一国安全为出发点，也不能凭一国的力量单独实现国家安全。

由传统安全威胁上升引起的国家安全战略内涵与外延的变化，要求各国国家安全战略从综合安全、合作安全的观点出发，作适应21世纪变化的全面调整，实现三个结合，即：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相结合；内部安全与外部安全相结合；一国安全与国际安全相结合。

三、非传统安全与21世纪中国国家安全战略

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鉴于近代百余年来一直落后挨打，长期面临亡国灭种威胁，以及因外敌入侵不断丧师、失地、赔款、辱国的惨痛历史教训，也鉴于长期面临强大敌国入侵威胁的复杂、险恶国际安全环境，中国一直以军事、国防安全为国家安全战略的基本内容，甚至是全部内容。“深挖洞，广积粮”、“备战备荒”、“要准备打仗”等战略宣示在当时的中国可以说是“深入人心”。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国际战略形势及中国的国际安全环境有了很大的改善，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险性大幅降低，中国的综合国力大幅上升，中国与美、苏、日、印等历史上的敌国或“潜在敌国”相继建立起正常关系，中国所面临的传统军事安全威胁明显下降。在此同时，中国面临的各种前所未有的非传统安全威胁开始露头，其中不少带有中国“特色”，如人口压力、资源紧张、环境污染、传染病成灾等。因此，中国21世纪的国家安全战略，一方面要继续从军事安全压倒一切的高度紧张状态中放松、解套，另一方面，也要从战略高度，认识非传统安全威胁已经叩开了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大门，成为中国国家安全的战略性威胁。中国必须认清非传统因素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威胁，将如何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纳入国家安全战略的范畴，辩证地处理好各类安全关系。

首先，要处理好内部安全挑战与外部安全挑战的关系。21世纪初，中国面临诸多内部安全挑战，在如何确保政治长期稳定、社会长治久安、经济可持续发展、公民道德及思想文化始终积极向上等方面，中国尤其面临不少挑战。对这些挑战如不积极、有效地应对，即使我们挡住了外部安全挑战，也会大树中空，不战自败。历史经验表明，在没有外部威胁、外力作用的情况下，中国完全可以凭借自己的力量，消弥内部威胁，战胜内部挑战。因此，能否战胜内部安全挑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有没有一个较为宽松的外部环境。

在内部安全挑战上升的同时，中国的外部安全挑战依然存在，外部安全环境并不宽松。所谓外部安全挑战，是指中国在与外部世界交往时必然遭遇的安全难题。它一般被划入传统安全挑战范畴。中共“十六大”报告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提出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要比2020年翻两番，在本世纪头20年建成惠及十几亿人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这意味202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将达到4万亿美元，仅次于美日，居世界第三。如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届时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将咬紧美国、超过日本，居世界第二。国际上不少权威分析家都认可中国经济总量将在2020年前后跃居世界第二的评估。^[15]一个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二或第三的中国将对亚洲及世界产生何种影响？将在亚洲及世界舞台上占据何种地位？外部世界将如何看崛起的中国？世界与中国将如何相处？对这些问题的不同答案将对21世纪初中国的国家安全产生决定性影响。

中国领导人在各种场合曾反复宣示，中国即使强大起来了，也决不称霸。这一宣示既符合中国的国家根本利益，又是一种道德选择，也符合中国的战略文化和对外政策传统，因而将是中国的长期国策。但外部世界在多大程度上相信中国的宣示，接受中国的崛起，依然是一个未知数。事实上，不论崛起后的中国是否称霸，中国的高速发展客观上不可免会“挤占”其他国家的国际利益份额，改变世界政治、经济版图和地缘政治结构以至世界历史进程。如2010年，中国外贸总额将超过1万亿美元，超过日本，居亚洲第一，世界第三。2020年，中国外贸总额将达到2万亿美元，超过德国，居世界第二。中国外贸份额的增大就意味其他国家份额的缩小。在能源、资源、投资及其他领域，中国的国际份额也会增大，中国与其他国家份额的消长变化关系也大体如此。(www.xing528.com)

面对中国的崛起，外部世界的反应及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将面临两种发展模式可供选择。第一种模式是外部世界以平和的战略心态，接受中国战略崛起的事实，与一个崛起的中国和平共处。第二种模式是外部世界对中国的战略崛起持敌视、防范立场，视中国的崛起为战略威胁，结成制约、防范、遏制中国崛起的国际体制，在极端情形下，甚至动用武力，“先发制人”，强力阻止中国崛起。

总之，在21世纪，中国的内部与外部安全挑战将长期同时存在，且二者相互作用，甚至可能产生共振，威胁中国的崛起。因此，21世纪中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必须使内部安全挑战与外部安全挑战并重，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单打一，只关注外部安全挑战，只认为外部安全问题有战略意义。在继续关注外部安全挑战的同时，还必须从战略高度认清内部安全挑战，战而胜之。历史经验也表明，一国如不能战胜内部安全挑战，也就无力应对外部安全挑战。

其次，要处理好非传统安全挑战与传统安全挑战的关系。21世纪初，非传统安全挑战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威胁将持续增大，成为战略挑战，如毒品犯罪、艾滋病、环境恶化、水资源短缺、人口老龄化、男女比例失调、邪教泛滥、带恐怖性的刑事犯罪、腐败等，都将对中国的国家安全构成战略性威胁。但是，对中国国家安全的传统安全挑战仍然存在，不容等闲视之。

中国的传统安全挑战主要来源于三大方面，一是地缘战略挑战。中国周边大国环峙，北有世界第二军事大国俄罗斯，东有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日本，西有世界第二人口大国印度，南有对中国抱有战略疑虑的东盟，美国的战略影响更是无处不在。虽然中国与周边各大国及与美国的关系近年改善很快，但不能因此高枕无忧，因为周边各大国及美国对中国加快崛起各有各的担忧，不能完全排除因突发性事件或在中国崛起进程的某个关节点上，出现周边大国默契制华的可能性。二是国土安全挑战。中国拥有“960万平方公里陆地疆域，300万平方公里海洋国土”和22800多公里陆地边界，有20多个陆海邻国。^[16]由于历史、地理和技术原因，中国与周边不少邻国存在领土、领海划界分歧。虽然目前周边各国都谋求与中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愿意以合作姿态和平解决这些分歧，但也不能完全排除在特殊国际背景下，某些国家的特殊利益集团影响政策，刺激矛盾，挑起争端的可能性。三是统一问题挑战。尽管统一是包括两岸中国人在内的全球华人的共同心愿，大陆在综合实力上对“台独”势力享有优势，国际主流社会也承认一个中国原则，时间在大陆一边。但“台独”势力也在发展，在一定的特殊背景下，有急速膨胀的可能。两岸渐行渐远的可能性始终不能排除。中国除在经济上致力于发展，扩大对台优势、政治上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外，军事上也要部署到位，作好应对不测事件、遏制台独气焰的准备，为和平统一创造条件。

在21世纪初，非传统安全对中国国家安全挑战的严重性仍不可能大于传统安全挑战。军事安全、外交安全、战略安全、国土保安、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促进国家统一等属于传统安全范畴的挑战仍然是中国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但这不等于说我们可以忽视非传统安全挑战。如忽视中国的国情，照搬美欧战略思维，因非传统安全挑战上升而忽视传统安全挑战，是战略上的幼稚。但是，如不看到非传统安全已上升到战略高度，开始向战略敲门，我们就会落后于时代，犯战略短视症。二者都将危及国家安全。

最后，要处理好非军事安全挑战与军事安全挑战的关系。一方面，冷战结束以来，中国所面临的非军事安全挑战，包括经济安全、金融安全、环境安全、资源安全、文化安全等在大幅上升，成为中国国家安全的直接战略威胁。并且，随着中国进一步发展，融入国际的步伐进一步加快，中国所面临的非军事威胁也会进一步增大。中国国家安全战略不能不增加在非军事安全领域的投入，积极应对各种非军事安全挑战。

另一方面，21世纪初，中国仍将面临严峻的军事安全挑战，主要表现在四大方面：一是各国增加军备开支引起的军备竞争挑战。美国年度国防开支约占全球同比的40％，“比排名紧随其后的其余20个世界军事大国的国防开支总和还要多”^[17]。俄罗斯2003年军费开支约百亿美元，较上一年明显增多。法国2003年军费开支增至310亿欧元。日本军费开支将持续高达500亿美元左右。二是核军备竞赛带来的挑战。世界上的有核国有五个集中在中国周边。中国周边还集中了主要的所谓“核门槛”国家，如日本、朝鲜、韩国等。美国已正式废除《反导条约》，加快研制、部署NMD步伐，这对刺激核军备竞赛尤其影响巨大。三是高科技军备竞赛带来的挑战。科索沃战争和阿富汗战争突出了“数字差距”对国家军事实力优劣、强弱的影响。美国的“数字”优势已引起包括俄、欧在内的各军事大国的忧虑，各国因而普遍加大高科技军备投入。今后五年，法国用于购置军事装备的资金总额将达887亿欧元。英国则斥资数百亿美元，着手建造两艘新型航母。四是中国周边军事大国云集，包括美、俄、日、印、越、朝等，已成为军备竞赛的重灾区。

军事安全依然是立国之本，依然是各类安全问题中的首要问题，对中国尤其如此。其原因，一是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面临“西化”压力。二是中国的现代化建设需要长期的和平环境。而和平不是乞求的产物，需要强大的军事实力作后盾。罗马人的格言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仍然不会过时：“为了和平，就要备战”。三是中国还有一个统一问题，强大的军事力量是促进和平统一的有力保障。四是中国的国土安全也要求保持常备不懈的强大军事力量。

综而论之，外部安全挑战、军事安全挑战皆可纳入传统安全领域；内部安全挑战、非军事安全挑战皆可纳入非传统安全范畴。21世纪初，中国的外部安全挑战、军事安全挑战等传统安全问题依然突出，但内部安全挑战及非军事安全挑战等非传统安全挑战将不可免要持续上升，成为战略问题。中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必须兼顾两大类安全挑战，坚持两条腿走路，在继续重视传统安全挑战的同时，要从战略高度增大各种投入，积极应对迅速增大的非传统安全挑战。

(作者系军事经济学院马列教研室教员)

【注释】

[1]约翰·柯林斯著，军事科学院译：《大战略》，战士出版社，1978年，第47页。

[2]夏保成著：《国家安全论》，长春出版社，1999年，第1页。

[3]Edited by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vol.1，pp.237—251，Washington，1974.沃尔特·拉弗贝著，游燮庭等译：《美苏冷战史话》，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107—108页。

[4]梅孜编译：《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汇编》，时事出版社，1996年，第9页、第75页。

[5]陆忠伟主编：《国际战略与安全形势评估：2002/2003》，时事出版社，2003年，第114页。

[6]陆忠伟主编：《国际战略与安全形势评估：2001/2002》，时事出版社，2002年，第93—97页。

[7]梅孜编译：《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汇编》，时事出版社，1996年，第9页、第194—196页。

[8]梅孜编译：《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汇编》，时事出版社，1996年，第9页、第253页。

[9]梅孜编译：《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汇编》，时事出版社，1996年，第243—292页。

[10]The White House：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 merica，September 2002，p.1.

[11]梅孜编译：《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汇编》，时事出版社，1996年，第243—244页。

[12]Peter Speigel，Pentagon wins cash for cutting－edgy hardware，Financial，Times，Tuesday，February 4，2003.And Paul Kennedy，Time for an A merican Recessional？Newsweek，Issues 2003.

[13]赵英著：《战争之外的对抗与选择：新的国家安全》，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76页。

[14]李劲松：《安全概念的变化冲突焦点的位移》，载《现代军事》，1999年，第27页。

[15]Herald International Tribune，December 19，2001.

[16]程广中：《地缘战略论》，国防大学出版社，1999年1月，第212、215页。

[17]Charles Krauthammer，The Unipolar Moment Revisited，The National Interest，Winter 2002/2003，p.7.And Paul Kennedy，Time for an A merican Recessional？Newsweek，Issues 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