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历次人口普查总人口数及其增幅

图2-1　全国历次人口普查总人口数及其增幅

（2）人口地区分布不均。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东部地区人口占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常住人口的37.98%，中部地区占26.76%，西部地区占27.04%，东北地区占8.22%。与2000年人口普查相比，东部地区的人口比重上升2.41个百分点，中部、西部、东北地区的比重都在下降。其中，西部地区下降幅度最大，下降1.11个百分点；其次是中部地区，下降1.08个百分点；东北地区下降0.22个百分点。按常住人口分，排在前五位的分别是广东省（1.04亿）、山东省（0.96亿）、河南省（0.94亿）、四川省（0.80亿）和江苏省（0.79亿），青海省（562.67万）和西藏自治区（300.22万）最少。

（3）人口的老龄化。中国人口老龄化呈现出一定的阶段性：1982—1990年为初露端倪阶段。总体上，当时中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还不高，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时只有4.9%。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中中国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中，0～14岁人口为2.22亿，占16.60%；15～59岁人口为9.40亿，占70.14%；60岁及以上人口为1.78亿，占13.26%，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1.19亿，占8.87%。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0～14岁人口的比重下降6.29个百分点；15～59岁人口的比重上升3.36个百分点，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2.93个百分点，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1.91个百分点。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说明随着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和医疗卫生保健事业的巨大改善，生育率持续保持较低水平，老龄化进程逐步加快。

（4）人口素质的两极分化以及低素质人口的比例增加。第六次人口普查，与2000年人口普查相比，每10万人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由3 611人上升为8 950人，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由11 146人上升为14 032人，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由33 961人上升为38 788人，具有小学文化程度的由35 701人下降为26 779人。文盲率（15岁及以上不识字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4.08%，比2000年人口普查的6.72%下降2.64个百分点。各种受教育程度人口和文盲率的变化，反映了10年来中国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大力发展高等教育以及扫除青壮年文盲等措施取得了积极成效。但是，我国的高等教育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如据2006年2月19日中央电视台报道，一项调查表明我国具有基本科学素养的人口比例仅为2%，而美国为20%以上。

（5）男女性别比例失衡。我国人口男女性别比例显著高于其他国家。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为104.88，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为103.88，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为107.15。世界婴儿出生的性别比正常范围是102～107，由于男婴死亡率略高于女婴，这样到婚龄时期男女性别比例就基本持平。而我国1989年男女婴比例为114︰100，2000年生一胎的性别比例为107︰100，生二胎的为152︰100，生三胎的为159︰100。2005年我国城市男女婴性别比为112.8︰100，乡镇为116.5︰100，农村为118.1︰100。据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目前全国男女出生性别比为116.9︰100。全国有11个省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高于120，其中，江西、广东、海南、安徽、河南等5个省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甚至高达130以上，广西、湖北、湖南、陕西、福建、江苏等6个省份为120～130。海南省出生婴儿男女性别比为135.64︰100，居全国最高水平。据专家估计，到2020年我国将有3 000万～4 000万处于婚龄的男青年不能娶妻。男女性别比例偏高将是导致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男性人口为6.87亿人，占51.27%；女性人口为6.53亿人，占48.73%。总人口性别比（以女性为100，男性对女性的比例）由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106.74下降为105.20。

（6）人口过多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农村地区。与城市相比，由于经济和社会的原因，农民人口增长具有潜在的动力，计划生育下强制地控制人口增长，一旦放松增长潜势巨大。以家庭为基本生产单位的小农经济结构有一种扩大人口容量的自然冲动。马克思认为“贫困会产生人口”，因为在小农经济条件下，农业生产技术水平不高，生产是低水平的重复，低水平的劳动投入是生产的主要手段。另一方面，在整个农村地区还相对比较落后的情况下，生产劳动力的成本（即生育、抚养、教育等费用）远低于城市。农村人口庞大、素质低、转移困难是农村长期贫困的主要原因。

（7）人口流动性大，农村剩余劳力多。第六次人口普查，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所在的乡镇街道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为26 139万人，其中市辖区内人户分离的人口为3 996万人，不包括市辖区内人户分离的人口为22 143万人。同2000年人口普查相比，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所在的乡镇街道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增加11 700万人，增长81.03%；其中不包括市辖区内人户分离的人口增加10 036万人，增长82.89%。这主要是多年来中国农村劳动力加速转移和经济快速发展促进了流动人口大量增加。

4. 中国人口问题的对策

马寅初、孙本文等早在1957年就提出了中国最适宜的人口数量是7亿～8亿；之后很多学者对中国适宜人口进行研究，多数结果为6.3亿～10.0亿。目前，我国的人口已远远超过这一数量，且在以后很长时间内人口数量还要进一步增加，导致人口与环境、资源的关系相当紧张，必须予以高度重视。

（1）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高度进一步抓好计划生育工作。我国有些地区目前已经实现了比较稳定的低出生率，人口数量的控制几乎处于极限状态，特别是东部经济发达地区。但中、西部地区人口控制的难度仍很大。由于人们生育意愿与生育管理方面还存在不少薄弱环节，工作一旦放松，就可能出现生育反弹现象，人口总量就难以控制。因此，要通过各种渠道使全民特别是管理干部充分认识到人口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发挥个人的主观能动性，自觉参与到计划生育中来，只有这样才能最终实现人口与社会的持续。(www.xing528.com)

（2）努力提高人口质量。提高人口质量是发展经济的需要，也是变沉重的人口负担为宝贵的人力资源的关键。人口质量下降，现在有两个方面的表现：一是在严格控制生育的情况下，人口素质高的城市生育率下降，人口素质低的农村超生，从长期来看可能损害中国的人口素质；二是把人口政策主要归结为控制人口数量，没有把教育列入人口政策。因此，未来应努力提高人口质量，具体的工作包括开展优生优育工作，大力发展教育工作，积极开发农村人才资源。由于我国农村人口比例高且素质相对低，多渠道、多层次地开展培训工作，是提高农村人口素质和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需要。

（3）完善老年社会保障制度。目前中国开始步入老龄化阶段，必须妥善解决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乐的问题。中国人口老龄化的主要特点是：第一，人口老龄化提前达到高峰。20世纪后期，为控制人口的急剧增长，国家推行计划生育政策，使得人口出生率迅速下降，加快了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进程。由于21世纪前半叶人口压力仍然沉重，还要继续坚持计划生育的国策，其结果将不可避免地使中国提早达到人口老龄化高峰。第二，在社会经济不太发达状态下进入人口老龄化。先期进入老龄化社会的一些发达国家，目前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2万美元以上，呈现出“先富后老”态势，这为解决人口老龄化带来的问题奠定了经济基础。而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约为3 000美元，呈现出“未富先老”态势，由于经济实力还不强，无疑增加了解决老龄化问题的难度。第三，在多重压力下渡过人口老龄化阶段。21世纪前半叶，中国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改革和发展的任务繁重，经济和社会要可持续发展，社会要保持稳定，各种矛盾错综复杂，使得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相对发达国家和人口少的国家难度更大。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开展多种形式的资助活动和献爱心活动（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发展敬老院，办好老年活动中心，建立养老保险制度，强化家庭养老服务功能，全面普及农村合作医疗。

（4）加强人口问题的综合治理。人口与经济、社会、环境发展关系密切，它们之间相互作用、相互依赖，因此必须实行综合治理。首先，各级政府是对人口问题进行综合治理的直接责任者，要从政策上鼓励晚婚晚育、少生优生。其次，要督促有关部门履行自己在计划生育工作中的职责，协调各个部门齐抓共管。再者，发挥社会团体的作用，配合政府做好工作。同时，要广泛认真地加强宣传教育，这一点既是解决出生性别比失调问题的根本，也是解决这个问题的重点。只有从根本上转变人们的思想，才能使问题更快更好地解决。流动人口和剩余劳力问题，这也是中国新的人口问题。2003年1月中旬，中国国务院发布了一项通知，要求废除对进城打工农民实行的差别待遇政策，督促各有关部门“保护民工的权益”。过去二十多年来，民工对中国发展的贡献并不只局限于对沿海城市那些令人难忘的高楼大厦等物质方面的建设。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定期给家人的汇款对那些备受忽略的农村人口来说已经成为唯一的经济生命线。尽管如此，农村民工仍旧是社会上地位低下、受歧视的人群。他们多数在艰苦、危险的低薪行业或沿海制造业工作，却基本享受不到诸如教育、补贴等的基本社会服务。如何妥善解决民工就业、拖欠工资、子女上学等一系列问题，仍是政府面临的紧迫任务。

三、人口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

关于人口与发展的问题，在国际学术界历经几百年的争论，却至今没有达成共识，并逐渐形成了壁垒分明的两大派别——悲观派和乐观派。1948年，美国生态学家和人口学家威廉·福格特出版的《生存之路》，被认为是悲观派的早期代表作。而1968年和1970年，由美国著名的生态学家斯坦福大学的保尔·额尔利奇出版的《人口炸弹》和《人口、资源、环境》则被看作是悲观派的代表性著作。保尔·额尔利奇认为，人口增长造成了资源危机、能源危机和环境污染，人类已经面临着资源耗竭的危险境地。所以，他将人口增长看作是比原子弹爆炸还要危险百倍的“人口炸弹”。保尔·额尔利奇自出版《人口炸弹》一书后蜚声世界，该书已售出200万本之多，他本人除了在斯坦福大学执教外，还四处讲学，并频频在美国电视节目上露面，成为悲观派的代表。但是，以经济学家为主体的乐观派则抱有截然相反的观点。自1776年，被誉为“现代经济学之父”的亚当·斯密斯出版《国富论》，经济学脱离哲学成为一门独立的社会学科以来，研究者渐多，且日趋成熟，已经成为社会学科中的研究热点。经济理论是用来解释人类社会经济现象的一个简单的逻辑体系，和其他任何社会学科的理论一样，经济理论来自于对人类社会经济现象的观察和总结，必须随着人类社会的演进而不断创新；经济学的理论也必须不断经受各种过去的和新发生的现实经济现象的检验，才能知道什么可以被接受或是被摒弃。美国马里兰大学的经济学教授西蒙是乐观派的代表人物，他认为，通常我们只看到资源被利用的一面，而往往忽视了人类需求可以引导我们创造资源的一面。当人类面临现有资源稀缺的时候，就会努力去寻找新的替代资源或者是尽可能去保护它，而这些就是煤、石油等资源被发现和利用的历史发展过程。他认为人类发展到现在比过去任何年代都明显享有更多的可用资源，因而，人类没有理由怀疑这种部分是由于人口的增长所引起的资源开发过程在可预见的将来不会继续下去。1986年，美国国家科学院“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课题组发表了《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对若干政策问题的思考》一文，支持了这一观点。

事实上，科学技术确实能帮助人类解决当前或者是未来面临的所有资源、环境等问题吗？显然，这其中隐含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从定性上看，我们不否认有这样一种机制存在，人类通过努力实现了很多古人想都不敢想的奇迹。但是，从定量上看，资源替代速率未必跟得上由于人口过快增长所造成的资源消耗速率。因为人口如若不加以控制，就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膨胀，而市场经济调节机制也好，人的发现和创新能力也好，都有一个相对滞后的过程，这就势必造成资源消耗速率与替代速率的差距，从而逐步形成所谓的资源危机。在这种背景下，人类必然会自觉地控制人口增长，这也是一种适应性战略，一种人类为适应环境资源的自我约束机制。

辩证地进行分析，人口增长过快或者过慢都不利于可持续发展。过快的人口增长会阻碍可持续发展；过慢的人口增长，也会对经济社会发展不利。人口增长过快加速现有资源使用速率，引起资源、环境、粮食等一系列问题。人口过分稀少，缺少内在的刺激经济发展的动力，同时，由于人口的过慢增长特别是负增长会导致社会老龄化。那么，合意的、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人口规模就是适度人口。“适度人口”（Optimum Population）思想很早就已经出现，在古希腊思想家柏拉图的《理想国》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中就有人口与土地资源相协调、人口与生产相适应的思想，我国春秋战国时代商鞅也提出了类似的思想。现代适度人口论则是在19世纪中叶，由英国经济学家坎南提出，后经道尔顿、索维等人发展，将人口数量、预期寿命、文化教育、健康状况等引入适度人口研究，提出获得最大经济效益的“经济适度人口”，国家获得最大实力的“实力适度人口”等学说。法国人口学家索维认为，欠发达国家的人口过快增长和经济发展不足，使其人民生活水平极度低下。由此，他提出了适度人口的理论，认为适度人口是使社会发挥最大效率的人口。其含义主要是，人口再生产实现最低限度的扩大，生育受到控制，人口结构得到协调，人寿命得到延长，人口素质不断提高。从基本立足点上观察，这些适度人口研究主要限于人口的数量方面，国内的研究也基本限于数量范畴。中国社科院田雪原提出的“全方位适度人口论”，则突破人口数量界限，定义为“相对于一定历史条件下的资源、环境、经济和社会发展来说，人口的数量是适当的，质量是稳步提高的，结构是比较合理的，即能够促进人口与其他发展因素协调发展的人口”。依据这样的定义，当今世界和中国人口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基本点是：继续控制人口的数量增长，提高人口的质量，调整人口的结构，实行“控制”、“提高”、“调整”相结合，当前以数量控制为重点的方略。人的因素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无限制地减少人口和让人口无节制地增长一样，都不利于可持续发展。尽管一些国家，如中国、印度等国的生育率正在下降，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生育率仍大大高于其“适度人口”水平。为此，发展中国家必须采用各种特殊而有效的政策措施控制人口增长，这是实现经济发展，摆脱贫困，缓解生态恶化、资源耗竭的需要，也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可见人口压力实质上是一个影响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问题。不加限制的人口增长构成的压力，对自然资源和环境的要求可以压倒为实现可持续发展所做出的任何努力。因此，必须积极稳妥地实现对人口过快增长的控制。

第二节　粮食问题

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随着人口的不断增长和消费水平的提高，未来很可能导致严重的全球性粮食危机。作为人类最基本的生存要素，粮食安全问题始终是关系到社会安全稳定的头等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