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有追求劳动的本性”、“实现大同世界必须实行公有制”，这是西方人文主义的一大发明创造，而马克思接受继承了这种发明创造，写下了《共产党宣言》，提出了建立共产主义的理论。这种理论大大改变了世界的历史进程。以后，非常喜欢托尔斯泰等俄国人文主义文学作品的列宁，接受了马克思的想法，建立了世界第一个公有制社会。而中国也正是因为马列主义的传播和苏维埃政权的影响，在中国建立了公有制社会。
上面所描述的乌托邦的信念和做法，自然会使我们联想起中国从1949年解放到1978年改革开放前的那一段生活。人人都有劳动的义务，热爱劳动，特别是体力劳动，成为判断个人品德的一个标准，而对“地、富、反、坏、右”以及“臭老九”都强调通过体力劳动来“改造思想”。人们的基本生活由政府通过供给制或配给制来保障。农村人到城市来住宿需要人民公社开出的介绍信，在外吃饭需要粮票。如果想到北京去，必须凭单位介绍信才能买到去北京的火车票。这些现象非常接近于《乌托邦》中所描述的现象。也就是说，乌托邦社会的特征，在1949年至1978年之间的中国社会中得到足够体现。因此有理由说，西方的人文主义思想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社会进程。
虽然是这样，但如果站在全球化的历史进程来看，可以看到另一个侧面。关于西方人文主义和东方文明的关系，有人提出了以下的看法：
十六世纪欧洲人文主义者的知识扩展，得益于时代进步。大航海以后，出现了大批的游记文学，这使得学者们在东方的语言、历史、风俗、制度、人种、生物、地理方面的知识大大增加。中世纪以后，欧洲一直有一种赞美东方的传统。摩尔曾说道：“若是我们相信那些记载，那么，我们这儿（西方）还未出现人以前，那儿（东方）就已经有城市了。我深信不疑，即使我们比那儿的人更聪明，我们远不如他们实干和勤奋。”西方人文主义者对东方的想象，大大地推动了人类的知识交流。《乌托邦》继承了《马可·波罗游记》以来的奇异旅行的传统，在对东方的想象之上，建立他们的社会理想。西方人文主义者对东方的想象基本上沿袭了各种游记对东方的赞美，赞美东方人的勤劳、智慧和富裕。(www.xing528.com)
马可·波罗在十三世纪写的游记引起了欧洲人对中国的向往。而十六世纪以后来过中国的耶稣会的教士们也写了大量有关中国的书简，把中国描写为一个理想的国度[6]。在那个时代，东方和西方的关系到底如何，摩尔的《乌托邦》中的理想有多少来自于东方的中国，不可而知，要弄清楚这个问题需要大量的论证。而这里只仅仅作为一种联想和假设提出问题。
如果西方人在设计“理想国”时借鉴了中国传统道德，那么可能借鉴了哪一方面的东西呢？“他人”。如果在强调理性的乌托邦的社会中，来自上帝戒律被取消了，那么为了保持“自己”和“他人”之间的内在平衡，就需要对“追求物质享受”这一本性采取一种新的约束。而这种约束如果不能凭空造出来，就很有可能采取孔子的“以他人为重”的原理，用社会整体利益来制约个人利益。具体说，就是从当时的英国工业社会退回到农业社会，而这种农业社会在生产和分配方面模仿了中国的家族共同所有制。
如果中国的传统道德是西方人文主义者创造出乌托邦的原型之一，而马克思和列宁又根据乌托邦的构思发展出了社会改造理论并付诸于实践，那么中国人就没有理由不偏爱西方人文主义，乐意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因为他们所提倡的那个乌托邦在很多方面就是我们自己的东西，只不过西方人把孔子的思想加以发展，发扬光大，推广到世界而已，而在对个人物质利益追求上的压抑方面，青出于蓝胜于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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