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潮起伏看美国
布什执政六年多来，经历了从狂妄扩张到落入泥潭的过程。去年的中期选举反映了美国的民心，老百姓不想打仗。相应地在政治思想界也出现了一些明显而深刻的变化，从中可以看出美国今后政策变化的端倪。
新保守主义从张狂到失势
随着美国在伊拉克的失败，一度气焰嚣张的新保守主义已萎蘼不振，这标志着鼓动美国用武力推进“民主”“自由”的极端势力已遭重创，一时难以东山再起。
新保守主义最早可追溯到上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里根任期内得意了一阵，其核心成员是一批犹太知识精英。他们极力鼓吹在美国外交政策上加上“道德”的印记，为了把美国的价值观强加给别人，使用武力是正当的。他们总是埋怨美国政府不够“狠”。例如一个名叫尼尔·弗格森的历史教授就认为：美国之所以没有打赢朝鲜战争，是因为杜鲁门总统反对麦克阿瑟将军把战火烧到中国，没有在中国扔50枚原子弹！
这么一批狂人却自认为是道德的代表，他们代表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要把上帝的理性之光普照大地。到了上世纪90年代，苏联的瓦解和东欧的剧变，使他们大大地兴奋起来，认为时机难得，要赶快行动。他们推出了一批代表作，例如查尔斯·克劳萨默的《走向单极世界》、保罗·沃尔福威茨（后任国防部副部长）的《防务政策指导方针》以及保罗·克里斯托尔和罗伯特·卡根的《新美国世纪计划》等。90年代中后期呼吁建立“仁慈帝国”的舆论很有市场。
2001年“9·11”给了这批人千载难逢的机会，他们可以在反恐名义下动用武力了。此后的出兵阿富汗和伊拉克只是他们宏伟计划的一个开端，按他们的想法，先实现“大中东民主计划”，控制世界能源，再挥师向东，解决伊朗、朝鲜乃至中国这样一些心腹之患。
形势并没有按他们的如意算盘发展。他们开始认识到自己的雄心与现实之间差距太大。
以“历史的终结”论名噪一时的霍普金斯大学教授弗朗西斯·福山现在明确同新保守主义划清界线，公开表示反对伊拉克战争。他在去年2月写道：“现在需要的是美国如何与其他国家相处的新思想……”
但是应该看到，新保守主义不会死亡，在一定条件下还可能重新活跃起来。美国报纸曾刊登读者来信，对中期选举的结果不满，呼吁选出“更凶狠”的领导人来。
从炫耀硬实力到强调软实力
在90年代，美国不少政界人物和智囊都讲过一句类似的话：“美国有这么强大的军事力量，为什么不用？”前面提到的那个克里斯托尔就说：“冷战后我们已经是无可争议的世界领袖。但是，美国却白白浪费了这样的机会在世界上伸张自己的权力，就像个身体迅速发育的青少年，对突然长出来的一身肌肉不知道如何使用。”
于是，他们用了。他们本以为入侵伊拉克是“一次健身散步”，当地居民会像欢迎解放者一样来欢迎他们。谁知等待他们的是残酷无情的现实。在这种情况下，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2002年推出的“软实力”概念，广受关注。他认为，一个强国如果只有军力而缺乏影响力，是不可能居于领导地位的。随着伊拉克局势的恶化，他的理论已被许多人接受。就连国务卿赖斯2005年初访问巴黎时也说：“我广义使用‘软实力’这个词，因为比军事实力更重要的是思想实力、同情实力和希望实力。”
约瑟夫·奈最近在文章中提出“将‘硬’的军事力量与‘软’的吸引力融合成为那种赢得冷战的‘灵巧’的力量”。在这种思想影响下，面对伊拉克败局，去年9月在美国推出了一个“普林斯顿计划”，它是在开了9次研讨会、征询了国内外数百名专家之后，由威尔逊学院院长安妮-玛丽·斯劳特主持写成的。她可能担任要职。“普林斯顿计划”篇幅很长，中心思想是美国要在硬实力支持下用软实力领导一个“法治条件下的自由世界”。认为中国现在还不是威胁，如果把它当威胁对待，到头来就成了威胁。
从理想主义摆向现实主义
在美国的政治光谱上，有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这对概念。还有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这对概念。具体到个人，这些分野不是那么清楚的。
从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这一概念来分析，新保守主义属于理想主义，他们在张扬了二十多年之后，政治钟摆现在又摆到现实主义这一边了。
霍普金斯大学国际问题高级研究院常驻学者詹姆斯·曼去年4月17日在英国《金融时报》上撰文道：“几十年来，共和党人在对外政策上一直分裂为两个阵营：第一个阵营是现实主义者，如尼克松、基辛格和斯考克罗夫特。他们注重国家利益，而不是理想，强调维护稳定和力量平衡等考虑。他们的反对派——今天的新保守派，即共和党内曾经由里根领导的一翼——主张美国应当在对外政策方面专注于与暴政作斗争。”
理想主义者第一次把新保守主义推到了动用武力这一极端，并遭到了重挫，所以，政治钟摆又摆了回来。正如华盛顿外交政策评论杂志《国家利益》编辑尼古拉斯·格沃斯杰夫说：“由于明白了事情不会完全随着美国的意志和决心而改变，这使得理想主义的成分减少了，现实主义的成分增加了。”(www.xing528.com)
现实主义大师基辛格去年12月4日见报的一次专访中发出了忠告：“如果是预言家，他会说，理想是全球通用的，必须立刻将其实现。如果是作为国家领导人，那么理想虽然有效，但必须在特定条件下才能得到充分的实现。预言家的问题是，他们可能造成严重的摒弃和巨大的灾难。而国家领导人的问题是，他们可能造成停滞不前。找到一条折中的道路——这就是诀窍所在。”
全球化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结果，也是大势所趋。美国从全球化中得到了很大好处。但是，美国《商业周刊》2006年11月20日的文章说，到今年某个时候，美国人“花在进口商品和服务上的钱将超过联邦政府的收入，这在人们最近的记忆中还是第一次。换句话说，美国人给外国人付的钱不久就会超过他们付给国家政府的钱”。这篇文章根本不提美国人在国外赚了多少钱。
美国人的另一个担忧是“全球化压倒了华盛顿控制经济的能力”。有人发表文章说：“不管你是共和党的支持减税的供应学派，还是华尔街哪个党的要求削减赤字的鹰派，还是硅谷电子行业的专家，你造成的经济政策的杠杆不像以往那样有效了。”
随着中国、印度、巴西、南非以及俄罗斯等一些新兴经济体的发展，美国人的担心越来越重。
从金融霸道到有点心虚
不少专家认为，美国之所以强大，体现在军事上、科技上、人文上，但最重要的，是在金融上。他们称当今的美国为“金融帝国主义”。随着80年代里根掌权，配合“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是实行金融帝国主义，或称金融霸权主义。
美国作家迈克尔·赫德森2005年发表的著作《全球分裂》指出：“新自由主义否定了20世纪70年代以前第三世界希望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努力。美国利用自己的金融霸权摧毁它们的自主发展能力，并以金融手段接管这些国家，从而在全球重建以美国为中心的食利者经济。金融资本固有的特征是食利性、投机性和腐朽性。它以金融自由化的名义接收第三世界的资源、不动产，或夺取水、电、交通等公共服务的垄断权，以牟取暴利。从最深的经济层面来看，美国政府代表着金融资本的利益。”
在美元与黄金脱钩以后，美国如鱼得水，可以随自己喜欢印刷美元。前面提到的尼尔·弗格森教授2005年12月对记者说：“华盛顿政府知道自己的独特处境：它借债使用的是自己的货币，同时这也是世界货币。美国可以继续借债，如果需要就制造通货膨胀。反正承担代价的是外国人。”
不过美国人在暗暗自喜的同时，近来也对自己的金融垄断地位感到担心。由于世界上一批国家的经济实力上升，美国地位下降，随时可能发生一些对它不利的事。墨西哥《今日报》2006年5月31日的文章说：“如果有一天世界主要石油生产商要求以欧元为每桶石油计价，将不啻于投下一枚金融核弹。”美国必须保护它在石油交易中的垄断地位，不然就将失去美元作为世界储备货币的优势。现在伊朗、叙利亚已不用美元为石油定价，美国恨在心头。弗格森也提醒说：“美国当前正潜伏着一场金融危机。”
美国圣路易斯联邦储备银行行长威廉·普尔去年向人透露了一个惊人的秘密：2001年9月11日纽约惨剧爆发后，美国的支付系统差一点就陷入了瘫痪。美国人也在思考自己的金融系统是否能永远独霸天下、固若金汤。
从“文明冲突”到“文明对话”的思考
1993年塞缪尔·亨廷顿发表了轰动一时的文章《文明的冲突？》，文明冲突成了美国当政者思考国际问题的重要理论根据之一。亨廷顿此论的出台背景，是要在冷战之后为美国找到新的对手和敌人。军工集团正担心生意清淡，军方正担心削减预算，所以他们需要这样的理论。
现在亨廷顿也改了口风，他明确表示反对伊拉克战争，他在2004年4月对记者说，针对伊拉克人民的战争，“美国人是永远也打不赢的”。他解释说：“我所期望的是，我唤起人民对文明冲突的危险性的注意，将有助于促进整个世界上‘文明的对话’。”
美国《新共和》杂志前主编彼得·贝纳特去年10月26日在一篇文章中写道：“美国无法靠宣扬本国美德来鼓舞这个世界，而要靠让本国变成更好的国家……今天，新一代美国人必须理解的一点是，美国强势地位的讽刺之处在于，只有当我们承认生来并不比别人强时，美国才能领导世界并得到世人的赞叹。”
美国现正处在调整政策的十字路口，但称霸的雄心未变。在世界变得越来越小的今天，人们还是希望美国走好。
2007年2月1日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