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管理与寺院经济:世界佛教通史第9卷

奈良时代续建、重建了飞鸟、白凤时代的重要寺院，还新建了一批寺院。其中一些著名的寺院保存至今，在日本佛教史和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持统天皇八年（694），持统天皇迁都藤原京。藤原京效仿长安建设，分左京和右京，是日本第一个固定的首都，一些飞鸟时代的著名寺院，如大官大寺、法兴寺也随同迁入了藤原京。平城京（奈良）建成后，这些寺院又大多随同迁入了平城京，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有大安寺（大官大寺）、药师寺、元兴寺（法兴寺、飞鸟寺）和兴福寺（山阶寺）。迁都奈良以后陆续兴建的著名寺院有东大寺、唐招提寺、西大寺和西隆寺。据养老四年（720）的统计，当年奈良一地的寺院已经达到了48所。

大官大寺的前身是舒明天皇营建的百济大寺，天武天皇将其自十市郡迁址于高市，称高市大寺，后更名为大官大寺。大官大寺在天武天皇的支持下获得大力发展，成为最高级别的官寺。天武天皇之后，由于皇位继承权完全控制在天武系统之下，大官大寺的地位进一步巩固。此后，大官大寺更名为大安寺，平城迁都时随同迁入了平城京。到东大寺建成为止，大安寺一直是奈良最高级别的寺院。自唐留学归来的道慈主持了大安寺迁入平城京的重建工作，据记载，该寺是道慈模仿其所住的长安西明寺设计建造的，惜今不存。

药师寺建于天武天皇八年（680），是天武天皇祈愿皇后病愈建造的。持统天皇十一年（697），举行了本尊药师像的开眼仪式，一直到文武天皇二年（698），全部工程才告结束。药师寺的布局较为新颖，打破了此前一伽蓝一塔的惯例，东西各立一塔。平城迁都时寺院随同迁入，但在飞鸟仍有部分保留，称为本药师寺。本药师寺今不存，唯有东西双塔和金堂遗址（橿原市城殿町）。奈良的药师寺发展成为法相宗的大本山，南都七大寺之一，寺内金堂供奉的药师三尊像保存至今，风格独特，既不同于飞鸟时代的作品，也不同于奈良时代的样式，被认为是白凤文化的代表作，享有盛誉。

元兴寺原名法兴寺，原本是苏我氏的氏寺，也是日本最古老的寺院之一。由于苏我氏在政治斗争中倒台，法兴寺没有获得官寺的地位，但是天智和天武朝都破例赐予了该寺与官寺类似的特别待遇。迁入平城京后，法兴寺更名为元兴寺。藤原镰足曾对法兴寺予以特别关照，进入奈良时代以后，元兴寺与藤原氏的关系进一步密切，势力更胜往昔。

兴福寺位于平城京外京，其前身是位于山阶（山科）的山阶寺。山阶寺是藤原氏的氏寺，由藤原镰足的夫人兴建，供奉有藤原镰足发愿铸造的释迦三尊像。壬申之乱后国都几次迁移，山阶寺也就随之迁移到了平城京，更名为兴福寺，享受官寺待遇，但实际上仍具有藤原氏氏寺的性质。藤原不比等在世前后，兴福寺获得发展。养老四年（720），核心建筑中金堂作为官方工程开工，其后又兴建了北圆堂、东金堂等建筑物。同七年（723），兴福寺设立了施药院和悲田院（收容病弱饥寒者的福利设施），藤原氏施封户50户，水田100町，稻13万束（《扶桑略记》）。寺院开展慈善福利事业，自四天王寺以后，有明文记载的这是第二次。作为第一个由臣籍封后的皇后，光明皇后竭力提高藤原家族的地位，再加上她本人又是虔诚的佛教徒，对扩建兴福寺不遗余力。天平二年（730），在她封后第二年，她就敕命修建了五重塔，这一建筑保存至今^[17]，成为奈良的象征。她还对施药院和悲田院予以支持。天平六年（734），光明皇后为了给她的母亲三千代荐福，又兴建了西金堂。现保存于兴福寺国宝馆的佛像群也雕凿于此时，是天平时代佛像雕塑艺术的代表作。

白凤时代颁布的《僧尼令》确立了国家佛教的基本管理制度，奈良时代对《僧尼令》进行了进一步的细化与完善。

《僧尼令》的核心是通过治部省所属玄藩寮和僧纲，即俗官和僧官将佛教的管理纳入律令体制。玄藩寮和僧纲代替了大化改新前后出现的寺司、寺主和法头。僧纲分为僧正、僧都、律师三级，但在实际操作中，僧正还出现了最高级别的大僧正，僧都则又细分为大僧都和少僧都，律师之下还有佐官、威仪师和从仪师。《僧尼令》明确规定：僧纲以身作则，为全国僧尼之表率，直接统领全国的僧侣、寺院，但僧纲需接受玄藩寮的管理。

《续日本纪》说，养老四年（720）正月“始授僧尼公验”。《令集解》说：

凡僧尼给公验，其数有三。初度给一，受戒给二，师位给三。每给收旧，仍注毁字，但律师以上者，每遣任有告牒，不在收旧之例也。

公验^[18]是奈良时代开始实施的一项重要制度，是对度僧制度的完善。如上所示，其中规定僧人在受度、受戒及获得师位（高级僧人）三个阶段时，政府颁给其作为证明的“公验”，以旧换新，但荣登律师即成为僧纲后，赴任有告牒，不再收回旧公验。

同年八月诏补充说：

治部省奏，授公验僧尼多有滥吹，唯成学业者一十五人，宜授公验，自余停之。（《续日本纪》）(www.xing528.com)

明确表示颁发公验要与僧人的学业挂钩，滥竽充数者不录。神龟元年（724）十月，治部省上奏请示说：“勘检京及诸国僧尼名籍，或入道元由，披陈不明，或名存纲张，还落官籍，或形貌志魇，既不相当。惣一千一百廿二人，准量格式，合给公验，不知处分，伏听天裁。”治部省检阅京城和各地的僧尼名籍后，发现此前出家的1000多名僧尼有出家缘由不详等问题，对是否给他们颁发公验不能定夺。对此，诏书批复说：“白凤以来，朱雀以前，年代玄远，寻问难明，亦所司记注，多有粗略，一定见名，仍给公验。”（以上《续日本纪》）表示对历史积压问题不再深究，凡见诸名籍的一律可以颁发。上述事例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当时颁发公验的实际情况。

奈良时代后期，以道镜为首的僧人弄权，《僧尼令》的精神遭到破坏。《僧尼令》和相关的朝廷敕令曾明确规定，度僧和管理僧人的权力在六省之治部省玄藩寮，度僧需要逐层申报治部省、太政官批准（印鉴）。而道镜当权后无视此规定，《续日本纪》说：“自天平神护元年（765）以来，僧尼度缘，一切用道镜印之。”度僧只需要用道镜的印鉴，经他一个人同意即可，可以想象度僧泛滥到了何种程度。

平安时代弘仁四年（813）治部省的奏折回顾这段历史称：“承前之例，僧尼出家之时，授之度缘，受戒之日，重给公验。据勘灼然，真伪易辨。胜宝以来，受戒之日，毁度缘、停公验，只授十师戒牒。”（《日本后纪》）这说明自天平胜宝年间（749—757）以后，因圣武上皇和孝谦女皇佞佛，度缘和公验的制度遭到了破坏。这样的情况在平安初期才得以更正。

天平六年（734），太政官就度僧尼一事上奏曰：

佛教流传必在僧尼，度人才行实简所司。比来出家不审学业，多由嘱请，甚乖法意。自今以后，不论道俗，所举度人，唯取暗诵《法华经》一部，或《最胜王经》一部，兼解礼佛，净行三年以上者，令得度。

对此前度僧完全依靠举荐的方式予以了否定，强调出家者必须具备暗诵经文、礼佛、净行等条件。其中净行与戒律直接相关。此前朝廷曾展开延请戒师来日的讨论，此后相继有道璿和鉴真来日传戒。关于道璿等人的事迹，详见本章第四节“律宗”部分，在此我们主要介绍一下提倡戒行与奈良时代佛教管理的关系。

养老三年（719），朝廷表彰神叡和道慈，称赞他们：“并以戒珠如怀满月，慧水若泻沧溟。倘使天下桑门智行如此者，岂非殖善根之福田，渡苦海之宝筏。”同六年，批评“近在京僧尼，以浅识轻智，巧说罪福因果，不练戒律”，对僧尼轻视戒律的行为予以责难，要求整顿僧团。此前提到的天平十三年（741）建立国分寺诏书中特别强调：“两寺（僧寺和尼寺）相共宜受教戒。……其僧尼，……每至月半，诵戒羯磨。每月六斋日，公私不得渔猎杀生。”同十九年“制令七道诸国沙弥尼等，于当国寺受戒，不须更入京”。（以上《续日本纪》）

天平胜宝八年（756）五月，敕曰：“禅师法荣，立性清洁，持戒第一，甚能看病。由此，请于边地，令侍医药，太上天皇（圣武）得验多数，信重过人。”持戒与看病历来被视作僧侣德行高尚的重要标志，而且二者往往联系在一起。同月表彰为圣武上皇看病的禅师126人，还特别表彰“和上鉴真、小僧都良辨、华严讲师慈训、大僧都法进、法华寺镇庆俊，或学业优富、或戒律清净，堪圣代镇护，为玄徒之领袖”。表明了朝廷表彰戒律清净僧的态度。

寺院的数量增加，寺院经济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寺院经济的基础是属于寺院的田产和封户（“寺封”）。官寺在兴建之初就由政府赐予土地和封户以维持日用，有特殊需求时还可以拨给额外的经费。天武天皇八年（679）曾经规定了各寺的田地和封户上限，但由于皇室崇佛，制度并未予以严格执行。再加上一些地方豪族施与的土地和寺院自己开垦、购买的土地，寺院的经济实力变得越来越雄厚。

先看田地。天平十三年（741），国分寺建立之际，政府规定施与僧寺水田11町，封户50户，尼寺水田10町，但同十九年又追加给僧寺90町，尼寺40町。天平胜宝元年（749）闰五月政府施与大安、药师、元兴、兴福、东大、法隆、弘福、四天王、崇福、香山药师、建兴、法华各寺田地各100町。同年七月规定，大安、药师、兴福、法华诸国国分寺，准许有田地各1000町，东大寺4000町，元兴寺2000町，弘福（川原）、法隆、四天王、崇福、新药师、建兴、下野药师、筑紫观世音寺各500町，诸国法华尼寺400町，其他官寺各100町。天平十五年（743）《垦田永年私财法》颁布后，农垦规模迅速扩大，寺院也加入了垦荒的行列，各寺的田产急剧增加。到了称德天皇时代，因天皇佞佛，寺院经济也迅速膨胀。天平神护元年（765）三月，朝廷禁止地方豪族再随意垦荒，但寺院除外。由此，豪族、中小地主纷纷以寺院的名义进行垦荒，然后将开垦的土地“寄进”给（名义上献给）各国的国分寺和奈良的大寺院，寺院从而又获得了一定的经济利益。

再看封户。封户是大化改新后给予贵族的一种特权，获得封户的封主代替国家向封户即农民征收租、庸、调。《大宝令》规定，原则上不给予寺院封户，在特别恩赏的情况下，寺院拥有封户的年限也不能超过五年。天平六年（734）三月，为了供四天王寺营造佛像，曾赐予该寺封户200户，年限为三年。同十三年（741）正月，赐予各国国分寺封户3000户，用于填补造佛像费用，也附带有年限。但孝谦天皇执政后，年限逐渐被免除了。天平胜宝二年（750）二月，赐东大寺封户5000户，无时限。据对《新抄格敕符抄》所记录的24所寺院封户的统计，全部封户加起来相当于十五六个大郡的农户数量，几乎与一国相等。可见寺院经济已经严重侵蚀了国家的财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