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政文化与政治文明建设的分析

第四节　组织建设角度下的政治文明建设

从组织建设角度看，政治文明建设是立党建党的根本。江泽民同志关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理论阐述，是新时期党建理论的新突破，为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持续健康发展，指明了方向。

一、执政党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核心力量

始终不渝地坚持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有序建设的根本保证，也是“三个文明”协调发展的必然要求。

按照路威（Robert H.Lowie）在《文明与野蛮》中的观点，人类政治文明建设存在“两难”，即“人类老是在两个交替办法之间翻来覆去。有时候他要想建立秩序，有时候他渴望自由；把秩序和自由合二为一，似乎在他们的力量之外”^[25]。而政治文明建设就是试图实现秩序和自由两者的契合，尽管要真正达到秩序和自由的完全契合是相当困难的，但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却必须是在有序的状态下进行。中国是一个传统大国，历史上缺少法治，多的是人治。在一个缺少法治传统的国家中，进行政治文明建设，要坚持的一个原则就是稳定、有序，而这种渐进有序的政治文明建设要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在中国，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是政治文明有序建设的制度性决定因素，离开共产党坚强而正确的领导，所造成的后果是灾难性的，国家的前途、民族的未来也将是无法想象的。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领导核心，是领导中国各族人民的核心力量，是人民利益最忠实的代表。人民当家做主，真正成为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人，只有在共产党执政以后才能成为现实。离开了党的领导，政治文明建设就不可能取得丰硕成果。党的领导最本质的内容，就是反映人民意志，代表人民利益，组织和支持人民当家做主。党的领导的核心地位同人民当家做主的地位相互贯通，相辅相成，依法治国是实现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做主的基本途径。这三者之间的统一性，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优势。

二、政治文明建设是政党领袖和历史现实的主客观有机结合

一个国家的社会制度，源自适当的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诸多条件，一切制度性展开都是被特定的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的。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基本观点。同时，不忽视人的主观能动性同样是符合在批判中成熟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在法国启蒙运动传统中呈现出来的“建构论唯理主义”认为：“人生来就具有智慧和道德的禀赋，而这种禀赋能够使人根据审慎思考而型构文明，……所有的社会制度都是，而且应当是，审慎思考之设计的产物。”^[26]该理论忽视传统习惯和经验的缺陷是显而易见的，但依据理性追求并设计一种适合个体情况的社会制度则是一种常见的做法。^[27]“人是文化的存在，是历史的存在，是传统的存在，也是现实的存在，有关社会制度的任何设计都必须考虑人的需要。”^[28]毋庸置疑，制度设计往往倾注了人们对理想社会的追求。

新中国成立前，我国曾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有着较为深厚的传统的历史文化沉积，新中国成立后又经历过多次政治运动，因而，对于我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大国来说，政治文明建设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任务。历史表明，只有不断加强政治文明建设，社会才能发展进步，反之就要遭受失败和挫折，甚至倒退。这是全党、全国人民付出惨痛代价之后才取得的政治经验，也是各民主党派、各阶层群众所达成的政治共识。可以说，没有政治文明的发展进步，就不可能有新中国。没有政治文明，就不可能结束十年动乱，也不可能出现改革开放的大好局面。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理论的提出和相关制度的设计包含着几代中国共产党领袖的艰辛努力。这一理论既是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使然，又是政党领袖发挥主观能动性、依据历史和现实境况、卓越智慧的创新性体现。

三、高度健康的政治文明是党发展壮大的根本动因

建党80多年来，无论是在土地和民主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改革时期，我们党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成就。党的民主集中制、“三大作风”、“三大法宝”等等，都是政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党先进的理论武器、优良的思想作风、严格的组织原则等，也都是构成高度政治文明的重要因素，是党建理论与实践得以不断创新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因此，没有政治文明，就没有党的先进性。丧失政治文明必然丧失政治威信，对于一个执政党来说，这是很危险的，也是极不正常的。

建设高度健康的政治文明，不仅能够提高党员个人的政治修养和思想修养，而且对于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十六大报告中提出“政治文明”这一概念，非常科学，也非常及时。科学之处，就在于它便于广大群众的理解和把握，对广大党员干部有着特殊的政治警示作用，对社会实践具有很强的指导作用。及时之处就在于它适应了历史和现实的迫切，鼓舞了人心，有效提升了执政党的合法性地位。

政治文明理论的提出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发展逻辑和社会主义实践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当前，加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从基本原理上体现了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从系统论角度体现了三大文明协调发展的需要；从组织建设上是立党建党的根本。我们有必要进一步探讨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新思路、新方法、新途径。

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就目前我国的现实状况而言，我们还只是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框架和体系，而要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还需要进行大量的探索和研究。人类在本性上是一种政治动物。^[29]理性伴随着政治动物的抉择。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性抉择。完成这一目标，需要生产力的进一步解放和发展，需要我国政治环境、经济环境、文化环境的进一步改善和提高，在政治文明的旗帜下，最终实现依法治国、以德治国、富民强国的宏伟蓝图。

【注释】

[1]杨海蛟：《政治文明：理论与实践的思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1—10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38页。

[3]著名德裔美国籍政治哲学家FnarcisLibeer曾在1848年指出:“高卢自由，乃是那种试图在统治或治理（goverment）中寻求的自由，然根据盎格鲁的观点，这实可谓找错了地方，因为在这里根本寻求不到自由。高卢观点的必然后果，乃是法国人在组织中寻求最高程度的政治文明，亦即在政府组织作出的最高程度的干预中寻求政治文明。而这种干预是暴政抑或是自由的问题，完全决定于谁是干预者，以及这种干预对哪个阶级有利。然而根据盎格鲁的观点，这种干预永远只能是极权政制或贵族政制，而当下的极权政制，在我们看来，实际上就是一种不折不扣的贵族政制。”转引自[英〕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上），邓正来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62—63页。

[4]参见刘学军：《政治文明的文化视角——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文化走向》，江西高校出版社2004年版，第26—33页。

[5]虞崇胜：《政治文明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23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1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6页。(www.xing528.com)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62页

[9]〔英〕拉尔夫•密利本德：《马克思主义与政治学》，黄子都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49页。

[10]《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82页。

[11]《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9页。

[12]《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61页。

[13]《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8页。

[14]《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85页。

[15]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1—32页。

[16]胡锦涛:《在首都各界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公布施行二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02年12月5日第4版。

[17]翟伟:《加强领导干部学习提高执政兴国本领》，载《人民日报》2002年12月27日第l版。

[18]胡锦涛:《在首都各界纪念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5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04年9月16日第2版。

[19]近年来，有学者对马克思恩格斯政治文明思想进行了较系统的研究，参见谢俊春：《试论马克思恩格斯的政治文明》，《政治学研究》，2003年第2期；四川省社科院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研究课题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研究的回顾与前瞻》，《社会科学研究》，2003年第3期。

[20]汉密尔顿等：《联邦党人文集》，程逢如等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55页。

[21]杨海坤：《宪法学基本论》，中国人事出版社2002年版，第15页。

[22]Benjamin Contant，Political Writings[M]，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Blancamaria Fontana，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 P175.

[23]孔斯坦同时认为人民主权要通过健全的法制、完备的机制和明确的范围来保证，以防人民主权演变成为少数野心家的工具；更进一步，他提出通过确立权利范围来保障公民的自由。本文作者从来都认为，西方政治文明发展历史上的经验和理论研究成果对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借鉴意义是不可忽视的。参见常士訚：《近代精神与孔斯坦的宪政自由主义》，孝感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

[24]需要说明的是，在人类社会演进过程中，人们会获得许多政治成果。这些成果并不都与历史前进方向相一致。与文化相比，文明是褒义词。野蛮、消极、反动的成果中潜藏着暗礁，当然属不文明范畴，毒害人类。——作者。

[25]〔美〕罗伯特•路威:《文明与野蛮》，吕叔湘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55页。

[26]〔英〕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邓正来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68页。

[27]从王韬、郑观应、康有为、梁启超、严复到孙中山等无不提出了自己对当时社会状况下理想政治的设计，“代表了那个时代的一批进步的知识分子对民主宪政思想或朦胧或明确的追求”。参见殷啸虎：《中国近代宪政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1页。

[28]任喜荣:《宪法典的意义》，《法学评论》2003年第3期。

[29]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