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岳霖：穿的旨趣与金石为开

26　穿的旨趣

与吃一样，金岳霖是讲究穿的。这讲究，得有条件，金岳霖的条件，一是见得多。他的父亲是清朝的三品官，金岳霖说：“官虽小，衣服可多。”按，清朝的三品官，拿到今天，起码也是正厅级，不算小了。从孩提起，金岳霖就被各式各样的官服包围。他说：“其中有特别怪的，例如用切成了一寸或半寸长的空心小竹，用丝线穿连成三角形或四方形的图案织起来的贴心小褂。穿上这样一件小褂，当然等于不穿。可是在这样一件衣服上面可以穿上蓝的铁线纱袍，黑的铁线纱马褂，这两件衣服也都不会沾上汗水。冬天的衣服没有特别怪的，可是数量多。其中袍子和普通袍子不一样，它的袖子是马蹄袖，下部不只开左右两衩，而是左右前后共开四衩。我特别欣赏花衣。花衣是上面有盘龙图案，下面有海水图案，左右前后都开衩的马蹄袖长袍，冬夏都有。”穷人家的孩子，哪里能见识这些呢。金岳霖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官僚家庭，长期耳濡目染，对服装和色彩的感悟，自然要高人一等。

其次，是个人的爱好，金岳霖是有抱负有专长的文人，他丰富的内心世界，他独特的个性、气质，必然要在外表上有所物化，有所体现。人说“文如其人”、“字如其人”，其实还可加上一句“衣亦如其人”。

金岳霖很小的时候，对衣着就有了明确的美丑观。他回忆：“我爱母亲，从来没有反抗过她。可是也有例外。有一次她带我出去做客，要我穿上绿袍红马褂，我大哭一场硬是不穿。”绿袍，红马褂，外加一条长辫子，这是清人的流行装扮，隐隐也带着身份的象征。金岳霖小小年纪，就已生长出叛逆心，他讨厌那种陈腐的社交礼服，向往穿得自由，随意。

后来长大了，到北京上清华，清华是洋学堂，洋装是时髦。再后来留学美国，游学欧洲，就更是西装革履的天下。穿得多了，穿得久了，身心也渐渐西化。这就是存在决定意识，环境造人。1925年底回国，头衔是洋博士，伴侣是洋佳人，讲授的是洋文、洋人的历史，衣冠自然是一袭洋派头。1926年10月，徐志摩和陆小曼结婚，金岳霖是伴婚人，按照当时国人的礼节，礼服必须是长袍马褂，清朝虽然灭亡了，马蹄袖消失了，但长袍和马褂还是保存下来，地位不降反升。徐志摩、金岳霖是穿惯洋服的，哪里会有长袍马褂，不得已，转向别人借，徐志摩借的谁，不清楚，金岳霖是借自陆小曼的父亲，想来小曼的父亲身材不矮吧，要知道金岳霖身高一米八0，太小了他没法往身上套。

长袍马褂流行，离不开民国时期的社会背景。二三十年代的知识分子，尤其是大学教授，独钟长袍马褂，蔚为风气。有人从美学上论证，说长袍马褂特别符合中国人的身材，穿上去，既修拔，又潇洒。不信你从记忆深处请出民国早期的那帮名士，譬如胡适、鲁迅、蔡元培等等，其历史定格，都是长袍随风、飘然出尘的。金岳霖归国日久，慢慢也习惯了长袍。他穿长袍也有讲究，首先是质地，北京冬天气温低，惟皮长袍可以御寒，因此，他置了两件皮袍。金岳霖怕冷，其中一件，是用所谓萝卜丝羊毛制成的，冬天里日夜不离身。另外一件，是以喇嘛红色的局绸为面子，以白的猞猁猻为里子。这件很珍贵。买袍面的时候，年轻的伙计告诉他：“这是局绸。”强调其高档。金岳霖要他解释何谓“局绸”，伙计也说不出所以然。直到有一天，请教对文物和服饰素有研究的沈从文，对方告诉他，“江南织造局本局织造的叫局绸。”这才知道那袍子的袍面是古物。古物当然要保存下来，敬古物而远之嘛。从此，金岳霖就不穿它了。

江南织造局起源于明代，是专为宫廷和官府制造各类纺织品的。清康熙二年，曹雪芹的曾祖父曹玺被康熙从北京派遣到南京，担任江宁织造，以后历经祖父、伯父、父辈，在这个任所经营了65年。也有人说，《红楼梦》中的大观园，就是以江宁织造府为原型的。难怪金岳霖要把那件“局绸”作袍面的袍子，恭而敬之地供起来了。

以上都见于金岳霖本人的叙述，那么，在他人的眼中，金岳霖又是一副什么模样呢？

三十年代初就读于清华哲学系的任华回忆：“他当时眼睛不太好，一年四季戴着遮光眼镜。他有时里面穿西服，外面又穿上长袍。”

1933年夏天，在上海和金岳霖邂逅的于光远回忆：他当时从北平到上海来过暑假，“高高的个子，穿了一套颇为讲究的西装，戴了一副墨镜，头上还戴着一顶遮太阳的鸭舌帽。”

三十年代末在西南联大任教的任继愈回忆：“他夏天穿西装，不系领带，冬天穿棉袍。昆明号称‘四季如春’，实际冬天相当冷，陈寅恪、刘文典两位先生都穿皮袍。金先生眼睛怕强光，不论冬夏，都戴一顶网球动动员戴的遮阳帽。冬天戴着遮阳帽，显得很特殊。金先生冬天戴遮阳帽与朱自清先生冬天穿西装外披一件昆明赶马的驮夫披的白色（虫多）斗篷，成为西南联大教授中引人注目的景观。”

同期在西南联大求学的汪曾祺回忆：“金先生的样子有点怪。他常年戴着一顶呢帽，进教室也不脱下。每一学年开始，给新的一班学生上课，他的第一句话总是：‘我的眼睛有毛病，不能摘帽子，并不是对你们不尊重，请原谅。’他的眼睛有什么病，我不知道，只知道怕阳光。因此他的呢帽的前檐压得比较低，脑袋总是微微地仰着。他后来配了一副眼镜，这副眼镜一只的镜片是白的，一只是黑的。这就更怪了。后来在美国讲学期间把眼睛治好了——好一些了，眼镜也换了，但那微微仰着脑袋的姿态一直还没有改变。他身材相当高大，经常穿一件烟草黄色的麂皮夹克，天冷了就在里面围一条很长的驼色的羊绒围巾。联大的教授穿衣服是各色各样的。闻一多先生有一阵穿一件式样过时的灰色旧夹袍，是一个亲戚送给他的，领子很高，袖口极窄。联大有一次在龙云的长子、蒋介石的干儿子龙绳武家里开校友会，——龙云的长媳是清华校友，闻先生在会上大骂‘蒋介石，王八蛋！混蛋！’那天穿的就是这件高领窄袖的旧夹袍。朱自清先生有一阵披着一件云南赶马人穿的蓝色毡子的一口钟。除了体育教员，教授里穿夹克的，好像只有金先生一个人。他的眼神即使是到美国治了后也还是不大好，走起路来有点深一脚浅一脚。他就这样穿着黄夹克，微仰着脑袋，深一脚浅一脚地在联大新校舍的一条土路上走着。”

汪曾祺是极具影响力的作家，他笔下的金岳霖——头戴遮阳帽，眼镜片一只白一只黑，身材高大，脑袋微仰，穿一件烟草黄的麂皮夹克，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联大校园的土路上——业已定格为金岳霖的招牌形象。

27 亲昵而博爱的“金爸”(www.xing528.com)

金岳霖的童年缺乏顽伴，常常一个人对着蓝天白云发呆，由此而滋生了玄想。随着年龄增加，阅历丰富，他并没有从少年老成走向严肃的中年，枯燥的晚年，不，恰恰相反，倒是岁数愈大，愈能和小孩玩在一起，疯在一块。这，是不是也是上帝的一种补偿？

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北京（北平），金岳霖认识几位小京官。比方说通过徐志摩，他认识了陆小曼一家，小曼的父亲在财政部做事，前文说过，徐志摩和陆小曼结婚，金岳霖当伴婚人，身上穿的礼服就是临时借的陆小曼的父亲的。又比方说他通过徐志摩、陆小曼，认识了唐在章一家，唐在外交部供职，太太是社交圈的名人，参加过辛亥革命，而后转向兴办女学。徐志摩和陆小曼没有孩子，而唐在章家有三个孩子，这也许是更加吸引金岳霖的原因。一段时间，他常往唐家跑。金岳霖一去，很快就同三个孩子打成一片，他擅于讲故事，尤其是福尔摩斯的侦探案，很得孩子们的欢心。唐家三个孩子，两头的是女孩，中间的是男孩，最小的女孩叫“老薛”，为什么叫这么一个名字，金岳霖始终没弄清楚。金岳霖回忆，一次，“她曾说我是她最老的小男朋友，我听了高兴极了”。那时金岳霖已经三十大几，堂堂清华教授，能被小女孩当作“小男朋友”，足见他和孩子们的亲密程度。“老薛”回忆，金岳霖有时出绝招，他能让耳朵上下移动，那么高的个子，那么滑稽的举动，简直让大家笑破肚皮。

后来，唐家搬去上海。有年暑假，金岳霖赴沪，顺便到唐家玩。在那儿，他见到了时年18，正在唐家做家庭教师的于光远。63年后，已届81岁的于光远回忆说：“不久前，他刚去美国休假了一年，讲了不少见闻。小孩子们，还有我，听得津津有味。我对他的印象很好。那个星期天就这么愉快地过去了。”

小“老薛”，大名唐笙，晚年也写过一篇回忆金岳霖的文章。她说，最早跟金先生认识，是因为母亲带她去跟美国小姐秦丽莲学英文。本书前面交代过，秦丽莲和金岳霖“试验结婚”，正住在一起。“老薛”那时尚未上学，秦丽莲给她上课，金岳霖坐在大书桌边看书，下课后，金岳霖就扔开书本，带“老薛”到小院里玩，让她看新出生的小鸡。“老薛”问小鸡是从哪儿来的，金岳霖说是李妈孵的。“老薛”不信，金岳霖又把她带去下房，拉开李妈炕上的被子，里面果然有一些空蛋壳和鸡蛋，被窝还是温温的。这下，“老薛”信了。她觉得金先生懂得很多，蛮有本事。

50年代，唐笙曾向金先生问起过那位美国小姐，金说早就失去联系了。对所谓“试验结婚”，唐笙还有一段回忆：“那是另一位大哲学家罗素提倡的，金先生年轻时很佩服罗素。我在剑桥读书时见过罗素，他有请外国学生去他家吃茶的习惯，我曾和一批新生去见过这位哲学家。那时他已很老，和一位红头发的中年妇女在一起。据说这是他第三位夫人。后来我把罗素对我们的接见讲给金先生听，他说可惜他没有学罗素那样继续试验下去。他幽默地一笑，不说话了。”

西南联大时，日机时常空袭昆明，许多教授举家住在乡下龙头村。金岳霖初住在梁思成、林徽因家，梁家迁渝后，便移居到老友钱端升家。钱夫人陈公蕙也是金的老朋友，但是她忙这忙那，顾此失彼，很少带孩子玩耍。哲学家从城里授课回来，孩子就有了“头儿”。陈公蕙讲了这样一则轶事：“我的两个大孩子，一个乳名‘都都’，一个叫‘弟弟’。老金一见到他们，就用他们的乳名哼出马赛曲，‘都都……’、‘弟弟……’，或者以口哨吹出马赛曲，立刻就把孩子吸引住了。他常常抱起两个孩子，逗他们，给他们讲故事，有时也带孩子去散步。因此孩子一看见他，就高兴地叫起来：‘金爸、金爸……’”

在西南联大，是金岳霖最为率性，学术上也最辉煌的时期。许多师生都知道，他不仅养了只大斗鸡和他一起吃饭，而且孩子性十足。他到处搜罗大石榴、大橙子、大梨。买到大的，就拿去和同事的孩子比，比输了，就把它们送给小朋友，然后再去买。

抗战胜利后，金岳霖和梁思成、林徽因一家都搬回清华园，他对梁家的两个孩子——梁再冰、梁从诫——视若己出。当时，姐弟俩在城里念书，每逢星期日，哲学家就要进城去陪两个孩子逛上一天，然后再带他们回家看父母。翻译家文洁若（当时她是清华大学外语系的学生）还记得，有一次她在骑河楼上校车返回清华时，恰好和金先生同车。车上的哲学教授，一反平时在讲台上的学者派头，和身边的两个孩子说说笑笑，指指点点——原来他们正数从西四到西直门之间的电线杆子玩儿。那两个孩子，当然就是梁再冰和梁从诫了。文洁若从心底发出由衷的赞美：“我十分崇敬金教授这种完全无私的、柏拉图式的爱，也佩服梁思成那开阔的胸襟……这真是人间最真诚而美好的关系。”

60年代，金岳霖移居学部在东城干面胡同的大院，大院的特点就是人多，小孩自然也多，小孩爱玩，经常聚在院子里嬉闹。楼里有些老先生觉得太吵，影响工作和休息，发起联名信，让有关部门出面管一管。联名信到了金岳霖那里，他不签，说：“以后建设社会主义还要靠这些孩子们呢”。

而廖元嘉的例子，更见其伟大的慈父之心。廖元嘉是金岳霖的学生，她50年代初考进北大哲学系，因为数学成绩好，金先生建议她选学逻辑专业，并认为她是形式逻辑和数理逻辑的好苗子。廖毕业后，由于不可抗的政治运动，荒废了专业，直到80年代初才重新捡起。1984年8月，即金岳霖去世前两个月，廖元嘉拜访久违的金先生，诉说二十多年的坎坷遭遇，自觉有负师恩，惭愧之极，说着说着便哭起来了。金岳霖静静地听着，末了出言安慰，说：“这不是你的错，不要哭。你还可以做个好逻辑教师，还可以为中国逻辑与语言函授大学尽力。”为了给学生长精神，金岳霖强撑病体，唱了一段壮怀激烈的京剧《满江红》。

金岳霖终身未婚，他心内是有悔的。金岳霖不止一次地告诫自己的学生：“结婚是人的规律，自然界的规律。结婚是人性，是人性的完成。不结婚是违反自然规律，是人性的缺陷。”在一次学生的婚礼上，他透露：“过去我参加过许多婚礼，当听到结婚进行曲时，我心中总感到一点点忧愁……”六十年代初，在民盟中央的学习活动中，金岳霖和著名的女记者浦熙修过从甚密，日久生情，论及婚嫁。据当时的民盟负责人李文宜回忆：“这确是一件出人意料的喜讯。不巧的是，此时金老因病住院，浦熙修也确诊患了癌症。当时正在批判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彭德怀是浦熙修的妹夫——笔者注）。同时得知浦熙修的女儿恰好又是彭德怀爱侄的未婚妻。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我考虑到这两代人的婚姻可能为政治问题所牵连，并且金老是党员，又很单纯，不一定了解这些情况的复杂性。于是，我在去医院探望金老时，婉转地劝他‘不要急于结婚，再考虑一下’，并将浦熙修的病情和她女儿与彭德怀侄子的关系告诉他，供他参考。他听后立刻严肃地说‘这是件大事’。他出院后便去看望浦熙修，这时，由于病情发展很快，她已卧床不起了。金老终于没有结婚。”其实，浦熙修的政治问题，远不止受彭德怀株连，她还牵扯上大右派罗隆基。1957年7月1日，毛泽东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直接点出：“严重的是文汇报编辑部，这个编辑部是该报闹资产阶级方向期间挂帅印的，包袱沉重，不易解脱———文汇报驻京办事处负责人浦熙修，是一位能干的女将。人们说：罗隆基－浦熙修－文汇报编辑部，就是文汇报这样一个民盟右派系统。”最高领袖点名，浦熙修在劫难逃，后来也被划成右派。罗隆基、浦熙修同属民盟，民盟中央的整风运动，金岳霖自始至终是参加了的，因此，他对浦熙修的“旧账”，应该是了如指掌，彭德怀的问题，也不会完全懵懂，至于查出直肠癌，倒是个麻烦，事情遂急转直下，最终没能走到一起。

写到这儿，笔者想起一则八卦：浦熙修当初和罗隆基相恋，一心要嫁给他，作为至亲和共产党的高级领导，彭德怀、浦安修夫妇坚决反对：“罗隆基可以做政务委员，可以担任部长，就是不能做共产党的女婿！”曾几何时，彭德怀也落到和罗隆基同样悲惨的境地。宦海险恶，祸福无常。

回到金岳霖：自浦熙修之后，再没动过找个老伴的念头。所幸的是，文革后期，梁思成、林徽因的儿子梁从诫一家，搬来和金岳霖一起住，使他的老怀有所寄托。1983年12月，陈宇随陈钟英拜访金岳霖，交谈中，听老人突然提高嗓门喊保姆：“从诫几时回来啊？”隔一会儿又亲昵地问：“从诫回来没有？”他的心境和情绪，全然没有单身老人的孤独常态。金岳霖对客人说：“过去我同梁思成林徽因住在北总布胡同，现在我和梁从诫住在一起。”陈宇听从诫夫人叫金老时都称“金爸”。梁家后人以尊父之礼相待，难怪他不时显出一种欣慰的神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