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理教育课程体系的问题与再研究

文理教育课程体系的问题与再研究

文理教育课程体系的问题与再研究^[1]

2002年教学培养方案开始时，就想腾出精力加以跟踪研究，但由于诸多原因未能做到。这次请各位老师来帮助会诊，看看前一阶段的工作是不是合理，有什么问题、该如何进行下去，这是原来在计划中而没有做的工作。

本科课程体系确实不是一个人可以做下来的工作，它是一个不断完善的、专业性非常强的研究工作。今天我受教务处委托，向各位汇报一下前面工作的大致思路，把我们的工作问题和想法都摆出来。各位都是教育学专家，有理论知识，教务处虽然有很多实践经验，但确实缺乏系统理论的指导，两者结合起来比较好。

一、课程体系的要素以及关系

首先理清一下基本概念。这次的题目是课程体系研究。课程体系或者说课程结构调整，内涵大约包含两大要素，一个是内容体系，本科生从入校到毕业的全部教学内容是什么？内容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这里内容相当多。另一个是这些内容如何组织成课程？同样的内容可以组织成不同的课程形态。内容体系和课程组织构成了课程体系的内涵。

影响内容体系的因素有很多，最主要的就是人才培养目标。这直接涉及课程的内容。而课程组织的主要影响因素除了人才培养目标外，还有学校管理制度因素，学校、院系、教师个人等因素都会影响到课程。因此，对课程的研究涉及全校，向前涉及培养目标，向后涉及管理体制、教师积极性、校院两级职能等等。我们这次关注的是课程本身，关注直接影响课程的因素，有必要的话，以后再扩展出去。

评价我们现在的课程做得怎么样，可以有很多参考的依据。从体系的角度看，可以分析一些关系是否正常，是否合理。判断大学的办学是否成熟，课程体系是否成熟，我想有以下几个方面可以考虑：

1．人才培养的目标和内容体系是否高度一致，培养怎样的人和设计怎样的教学内容，这两者应该是一致的。

2．开设的课程和设计的内容体系是否具有相关性，如在“人文科学”类别下，开出的课程应该是在“人文科学”的领域中，而不游离其外。像哈佛的核心课程，大都经过高度提炼，课程的规定性很强；而我们现在的随意性就比较大，如公选课科目无限制地增加，忽视了新增课程与既定内容体系的相关性。

3．课程组织与管理体制的一致性。如我校现在的管理体制和我们的学分制课程组织是否一致，我们的管理制度是否有利于推动学分制的课程组织。这两者之间应该保持一致性。

4．管理体制与培养目标的一致性。培养什么样的人和采用怎样的教学管理制度，这两者是否密切一致，这是最大的问题。一所大学内部的培养目标和管理制度应该是一致的。管理制度本身也是教学资源，我们在这两者之间的一致性显然还不够，制度要不断完善。

评价一个大学课程体系是否成熟，涉及以上四个方面的相关性。我认为应该以此来评价我们现在的课程体系。

二、前期工作概况

2002年版的教学培养计划是在“全面推进学分制”的总体精神下产生的。在学分制的概念下，有选课制、教师聘任制度等等，我们应该从哪个方向去抓学分制呢？讨论多次后，我们认为应该有一个核心任务，这个任务能够牵动学校学分制建设的各个方面，那就是课程。几乎所有先进大学的教学改革，都是从课程抓起，这是个基本概念。所以，我们就以课程结构调整为切入点来做全面推进学分制的工作。

这次的课程调整对推进学分制相当重要。在2002年的寒假召开的“红顶会议”上，教务处提出了“关于全面推进学分制建设的基本内容讨论稿”，比较集中地表达了当时的意图。在2002年暑期的党委扩大会议上提交的交流材料“本科教学的回顾与展望”，因时间仓促没有经过全面的讨论。

整个课程结构调整的意图是：（1）使培养目标更准确；（2）使课程结构更合理；（3）使选课更开放。学分制模式本身很简单，国外大学做了那么多年，但它们还在不断进行改革，改的都是课程内容与培养目标。所以，完善学分制，一方面要使选课制更为完善，另一方面培养目标必须符合当今社会的新观念。课程结构调整要有培养目标的内涵，当初想把培养目标研究得更准确，然后把结构调整好。

调整的结果就是《2002版的教学培养方案》。原来叫“教学计划”，选课制很难叫什么计划，我们改去了“计划”两字。我觉得这个方案与原来的意图还是有着比较明显的差异。当时，2002年新生要用新的教学方案，但到4、5月份的时候，还在讨论课程结构，还不知道课在哪里，非常着急。在这样短短的几个月里，必须马上进行全校性的讨论研究，马上形成具体的课程、安排学分、制定教学方案、排课运行，全世界恐怕还没有一个大学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完成从全校讨论目标到开课的所有事情的。可以想象，这个过程不会很成熟，里面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也不用回避。很明确地说，做好后感到许多不足。

三、培养目标

首先，我们来看培养目标通过调整是不是更准确了。培养什么样人、怎样培养的问题，这是指导思想，是高校最关心的问题。它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而是需要不断修正。借用一位教育家说过的话，就是“教学改革天天要搞”。因为大学做的是面向未来的事情，大学的判断发生一次偏差，影响就是4年。对此，我们确实有过考虑，文本中也有些反映，但讨论不很充分，过早进入到了课程安排程序里面去，应该经常花时间不断地修正，才能逐步成熟。让我们回顾一下当时的想法。

一是我们的学生应该具有崇高的道德品质和社会责任感，这是一个优秀人才的基本素质。崇高到什么程度，就看我们的教育。二是学生应该能够适应剧烈变化和竞争，这是针对当今社会发展提出的要求，如果学生不具备这样的能力，那么不论是他崇高的品质还是社会责任感，都很难真正实现。三是学生能够积极进取、开拓创新，有勇往直前的勇气，这是一种素质，也是创新能力的核心精神。要创新的人如果经常为失败患得患失，那就没有精神。四是学生应该熟悉科学原理与方法、具备科学思想。原理和方法我们讲得很多，但要强调的是科学思想教育。一个大学生没有科学思想，连迷信和非迷信都分不清，对科学的真正内涵都不了解，这很悲哀。五是学生应该具有修养、爱好与生活情趣。这关系到一个人是否热爱生活。但这显然不在专业教育范畴里。六是学生应该能够与人协作交流。这是当今教育特别强调的一个很好的概念。学生有没有很好的合作精神，决定了将来能否取得很大的成就。七是学生应该具备综合分析、判断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些谈得比较多，但这个能力怎么去培养，还是个老问题。八是学生应该具备终身学习的能力，这也是一个新概念，我们的办法不多。

以上8点，是我参考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一些大学的教育理念后归纳的，写在当时的文本里，其中有一些是时代需要的东西，有一些是传统的东西。看来要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深入讨论。讨论的过程有时比得出结论更重要，没有讨论的过程，我们的思想发育会迟缓。大家都说学分制很重要，但真正做到具体工作，涉及行动的时候，用的还是一些陈旧的思想。

同时，我还觉得眼下学生的实际状况，也很值得讨论。其中问题不少。看他们的行为及造成的结果，有的很荒唐，与我们前面考虑的培养目标完全是两回事。急功近利的思想渗透到学生生活的各个方面，不是个别，而是一部分人在想怎么作弊，想怎样投机取巧弄成绩等等。有人认为这是学生思想政治工作考虑的问题，但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和教学不应该分开，学习问题和思想品德问题是一回事，我们要承担教育责任，尤其是在学习观、成才观方面的教育。我们的学生将来不能成为胸无大志、自私狭隘、贪图功利、骄傲自大、因循守旧、孤傲冷漠、偏执迷信、轻信盲从的人。我们怎样去帮学生提高自觉？我觉得这是个大问题。

更新培养目标既是重要的，难度又非常大。专业教育的思想正在向职业教育靠拢，学生除了学校课程的学习，还要参加各种资格证书考试，职业意识越来越强，专业和行业对应起来，使得这种意识越来越刚性。这样的观念下，怎么实现培养目标，是不是培养专业人才，我认为这是值得讨论的问题。要明确的是，专业人才就是专业人才，高级专业人才就是高级专业人才，而完全教育就是完全教育。素质教育在国内就是难以推行，国外的大学确实比较有办法，它们善于把素质的提升融入教学中去，但我们观念上的阻力实在很大，我们没有真的弄清楚这些问题，我们需要讨论，一边讨论一边改革，否则大学就没有自己的精神。我在耶鲁大学短短一天的参观，感触就很深。校长、院长和教师，都向我们介绍说“耶鲁是培养领袖的”。全校都在说这句话，他们很自然，没觉得自己狂妄。耶鲁确实培养了很多领袖，在各种领域里都有。耶鲁现在很大的问题可能是缺乏工科优势，获得资源的机会相对比较少，但它仍然坚定地认为自己是培养领袖的，这就是一个大学的精神。

1993年普林斯顿大学有一个本科教育战略计划委员会，对培养目标提出12条要求。比如，学生的思维、谈吐、写作的能力。如果说思维能力很难评价的话，谈吐、写作的能力应该不难评价吧。我们的学生毕业的时候，写作水平到底怎么样？我们没有为学生提供过专门的写作训练计划。

“面向21世纪的教育”国际研讨会上，提出了衡量素质教育培养的7条标准：积极进取、开拓创新；崇高的道德品质和责任感；在剧烈变化的竞争中具有较强的适应能力；有宽厚扎实的知识基础构成的基本技能；学会学习，了解各个知识领域的综合化；有多种个性和特长；具有与他人协作和进行国际交流的能力。

我觉得我们要进一步研究以下这些问题。一是我们到底培养什么样的人？我们的要求是什么？这里包括大学的基本任务、素质教育和专业教育的关系等基本问题。每个大学都有自己决策的平衡点，我们怎样考虑？

二是在强调培养什么样的人的问题上，一个是社会需求，一个是时代需求，这两者是有差异的。我们要与时俱进，跟上时代的发展，但人才培养应该更多地考虑到社会的将来。不仅是中国的将来，还有世界的将来。这需要一个预设，难度更大。我们必须保持和世界一流大学在观念上的交流，如大学的公正性问题、与职业界的关系等问题。如果观念跟不上，我们很难做到在培养目标上，看到世界，看到将来。

这两点我们都在探索，也做过些尝试。如对于现在的人才选拔制度过于单一的问题，我们就破格招几个学生，但这不具有普遍性。大学选拔的标准就是学生能力，本科教育如想有所突破，必须在选拔标准上有所建树。我们如果有50%的自主招生权，如何选拔学生？是考数理化还是按社会上习惯的标准？培养观念真正更新的时候，我们才能有很好的突破，而不是靠我们诸多没有长效的个别措施。(www.xing528.com)

培养目标应该有大学特色，而且要把它确定下来。我们原来以什么著称？“狮城舌战”是后话了，早期我们就以演讲出名，人人训练演讲，这是我们的传统。演讲是综合训练，它要求思路清晰，是综合能力的表现。开个玩笑，我们以后招生是否也能尝试，同等情况下加试演讲，看谁的思路更清晰，或许也不失为一种方式。完全不顾个性的选拔，意味着学校也没有个性。

另外，现在全校70个专业，全校培养目标与专业多样性之间是怎样的关系？专业需要有特殊性，学校应该怎样对待？我们需要的是很具体、有针对性的思考。

四、课程结构

我们课程结构是否更合理。原来是三大板块，一是全国家规定的普通教育课程，二是按类教学课程，三是专业课程。这次调整是意图，从概念上将课程结构分为两大部分，一块是全校性课程，另一块是专业课程（主修科目）。但遇到的问题是基础教育的课程放在哪一块，后来就把全校性课程又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综合教育课程，不管文理专业学生，都要学习；另一部分是文理基础课程，医科也包含在里头。设想学校以后主要就管全校性课程这部分，专业课程由院系去管，但没想好院系具体怎么管。

综合教育课程调整的目标，一是把知识领域拉宽，使学生在前期能够接触到比原来普通教育课程更广泛的知识领域。二是课程内容有所分类，使学生在人文学科、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领域里都有所涉猎，在低年级的时候接受各方面的教养。但到底设哪几个领域？当时参考了国外10所大学的核心课程，形成大家意见分歧最少的四块。

文理基础课一块很难做，定位很难，一不小心就成了专业基础课。当时的意图是让学生在进入专业学习之前，先接受学校良好的基础教育资源，并与原来的按类教育有一个衔接。但在实践中有些乱了，专业课程纷纷进入这个板块，院系在专业教育这一块排不进去的课程都争取补在这里，现在的课程与设计意图差异很大，其中的课程差不多也是原来的。还有就是文理基础课程的性质到底是什么，是专业基础还是素质教育？或者是什么？如果我们能够有更好的模式，就可以使这部分课程既能有很好的教学质量，又能够有灵活的管理组织。

所谓课程结构的合理与否，就看它和目标的关系是否对应。我们参考一下耶鲁的通选课计划，它目标“不是为了职业，而是为了生活”。耶鲁把全校性课程分成覆盖好几个领域的四大组，保证学生接受不同的课程及观念、思想和方法，从而巩固或开拓学生的学习兴趣。每一门课程开出，都注重与目标之间的逻辑关系。如学生应该具备树立宽容、忍让、尊重、公正和坦诚的精神，为此，耶鲁推行人文教育计划；耶鲁认为不善于表达就不可能会思想清晰，为此，它要求学生必须选写作课程；耶鲁认为语言和思想的训练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阅读质量，为此，它要求学生必须选英国文学课程；耶鲁认为掌握外语的人可以克服地理与语言障碍，获得更多的机会，为此，它要求学生必须选外语听说读写的课程；耶鲁认为学生要学会超越自己看自己的时代，为此，它要求学生必须学习古代或外国文化艺术；耶鲁认为数学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基本语言和研究工具，不掌握这个知识不算是受过现代高等教育的人，为此，它要求学生至少要学习微积分课程；耶鲁认为只有懂得科学，才能具备对科学与欺骗的判断力，并欣赏到自然世界的和谐美妙，为此，它要求学生必须选两门自然科学课程；耶鲁认为学生要具备思考人类命运的见识和能力，为此，它要求学生必须学习一门社会科学等。这些都是非常理性的分析。我们的工作少了这么一个程序，目标没有细化到课程上去。我们只讲到综合教育课程的几个目标，至于每一组课程到底是怎样要求，人文科学与艺术课程组的目标到底是什么等，没有很明确。理论上讲，只有具体课程的目标都明确了，课程结构才能说是合理的。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目标不够细化，课程实施中比较盲目。这次如果能改善这个问题，得益匪浅。

大家可以审核一下，知识领域或是素质领域，到底包含几块教育内容。现在这几块够不够？是否涵盖了我们的目标？国外大学的体系是怎样的？我们有没有遗漏？如果课程结构和目标如果对应起来，素质教育一块，专业教育一块，很清楚的两大块，那么文理基础教育应该归到哪一块？从课程管理上来说，我们也必须花不少力气管理好这一块。

如果我们分类明晰了，那每一类里应该有什么课程？最好能细致到具体的课程，应该有怎样的要求和限制？这也是为管理提供依据。国外大学在这方面很有差异，也很有意思，给我们很多启发。1929年芝加哥大学的赫钦斯校长有个计划，就是所谓的美国20世纪高等教育第一次伟大的改革。他把所有的院系分成四个分部：人文学科、社会科学、生命科学、物质科学。每一部分开设一门必修的基础课程，学生听不听无妨，但必须通过综合考试。这和我们的模式差异很大。后来他有提出伟大的经典著作计划，就是把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一起改革。我们是否能够通过这次进一步的调整，使培养要素更完善，课程的目标更准确，这目标中包括对教学方法的要求。这样我们就容易管理课程。

还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如果全校有这样一个完整的内容体系，是否适应于全校各专业？我们现在有很多专业性学院，如法学、医学，它们自己占的教学任务很大，我们的内容体系如何深入适应全校专业的差异，我们是否承认这差异？这实际上也是高等教育的一个基本问题。“康奈尔计划”把大学分成两部分：明确职业目标的学科叫特殊文理部，还有就是基础文理部。它有措施使其专业目标和整体目标有对口的关系。我们应该怎么做？希望这次会有所收获。

这些都是课程结构方面的问题，也是我们研究中最核心的部分。我们一方面要论证它的合理性，另一方面要论证基础教育的架构以及具体课程的要求。如果这些问题明确了，所谓课程结构的调整也就基本到位了。如果不明确，那么调整只能停留在框架上。

五、课程管理

我们的目标是使得选课更加开放。调整以后，我们就该问一下现在的课程组织是否更有利于学生自己选择呢？这个结论还不是太明确。原来意图是，按照学分制课程体系，课程按目标与内容分块，每块设若干课程，学分按块规定，学生选择课程的余地就有了。每一块里的课程同等重要，教学质量和水平都接近，学生得到的教育也很接近，包括内容与方法。当时那样想，现在也是按此来做的。

学分是统计标准，学分问题比课程内容更涉及具体利益。无论如何，我们要抓好两头。一头是更加推进选课制，使学生的选课余地更大，但前提是课程结构合理，使选择不会游离于目标之外；另一头就是怎样把学分设置得更为合理，这在当初思考得不很充分。

我们的选课规则与目标不太对应。我们的修读计划是为了使学生无论怎样选课都得到同样的教育效果，享受到的课程质量应该是一致的。但是，学生中确实存在着避难求易拿学分的念头，规则给偷懒学生钻了空子，因为同一类课程的难度差异大，而难易的程度是教师个人把握的，这在管理上不严密。发展下去会使人对选课制产生怀疑。

总体上，我们现在的课程组织在价值观上还是偏向专业化，没有把素质教育和专业教育的关系想好。很多专业性课程已经放到全校性课程中去了，让学生提前修读，课程设置成了朝三暮四的游戏，给选课制带来麻烦。这是课程结构不严整的表现。学分导向还没有起到作用，学生和院系都在把综合教育中的学分尽量用到专业课程中，这确实是课程组织管理上的大问题。如何在组织管理上进行限制，对学生还有怎样的要求等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

对课程开放程度的影响大都是具体管理的问题。院系在对学分和学时关系上的理解上有偏差。我们已经调整了教学管理的思路和办法，经费、编制等计算都以课程为单位。但学时数与学分数的关系，还要更科学一点。如有老师提议，教学实习是否不必算学分。在我们推进学分制的过程中，学分意识还不是很端正，这是很现实的问题。如何准确、全面地去认识学分，管理上要把学分和个人利益脱钩，按教学要求组织课程，不因人安排课程。现在课程满足教师吃饭问题的情况还是很多。在中国大学管理制度下，我们如何运用学分制，真正为学生考虑，这是管理上很大的课题。

此种问题还有，专业课程的总学分多少适度？与全校的学分数、国外大学的情况比较，我们有什么依据？管理对课程开放的有什么影响？学分来自不同院系的课程，开放是非常困难的，如何认定课程及学分的有效性。学生毕业的时候，院系在审核学分时可能就会遇到这个问题。毕业资格审核如果还是以原来的教学计划为标准，而学生选课是开放的，从课程名称上看不出是专业课还是基础课，似乎总学分到了就完成了，如果里面重复性质的课程多了怎么办？或者是选的课程杂乱无章怎么办？课程与行政单位、利益分配、修读规则的关系都十分密切，修读规则如何修订得更严密，既开放，又有明确制约，选课规则如何更明确？怎样审核、认定学生选课的有效性，都是将来要面对的问题。

关于学分制环境下学生自主学习的意识问题，我们已经反复呼吁，既要求教师理解学生的选择权力，又要求学生遵守规则。选择机会增加后，对学生最大的锻炼就是如何学会合理选择，如何学会对自己的选择负责，包括承受失败。学分制中确实有一个管理效益的问题，这个制度是想帮助学生学会选择，但怎么真正去实现？没学会选择而学会了投机怎么办？我们的制度中应该再加强什么？学生如何去面对选择的失败？目前的学籍管理条例是否合理？学生是否已经能够充分享受到了机会？比如，学籍管理条例中规定学生每学期必须修满20学分的课，修不满怎么办呢？现在没有规定。关于学生退学问题，对某些偶发因素，管理依据也不严密。我们的规则既要使学生有机会，又要有压力，使选择更加理性。如果做不到这些，学分制恐怕会受到很大的挑战。

六、文理教育的目标

我们的学分制建设目标的实际效果，简单地评价，就是学生入学是否可以不分专业，或入学以后可以自由地申请选择专业，是否可以自由地选择课程，这是很大的挑战。我们的学籍管理模式一定也要重构，我们将怎样为学生提供选择专业的机会。让学生怎样去选择，是大有讲究的。如果学生选自己的课，可以不经过院系，那么选择课程就可能成为选择专业了，要做到这样，对我们来说是全方位的挑战。如果有的学生进校时就选定专业，有的是进校以后再选专业；有的是进校时选定了专业后来要转换，有的学生进校两年以后再选专业，他们怎么进入选课程序？应该算哪里的学生？当我们开放到一定程度时，本科学籍管理的架构必然发生变化，学生进来后没有专业属性，他们应该在哪里接受指导？无非是两个地方，宿舍和教室。国外大学有住宿学院，不可能再是同专业的学生安排住在一起，这也是很大的挑战。如何进行低年级学生的选课指导与学习指导？导师制的形态是怎样的？学生选课与学校管理制度如何建立？在课程建设方面，全校性课程学校负责建设，教务处应该承担责任，但教务处并不一定是全校性课程的课程管理单位。哈佛有文理学院，就是组织和设计课程的。而如果专业课程由院系建设，学校和院系教学管理的任务如何区别界定？管理包括内容、工作量、经费以及人员、质量等等。我们怎样去分工？全校的教学资源管理制度是怎样的？怎样有序地把权利和义务分配到位？想到的问题太多了。

七、对研究课题的建议

第一，我们以课程结构调整为抓手，但一抓起来就涉及学校的各个方面，这次研究边界在哪里？建议重点还是放在课程体系本身形态的研究。培养目标与管理制度要涉及，但要抓住重点任务。

第二，研究立足于应用实施，议论和评价点到为止。可以有另外的论文，但不要在报告里占得太多，这次主要是满足进一步调整操作的需要，需要向前推进。

第三，如果需要提供参考模式，应该以先进的大学为依据。国内大学稍微看看就可以了，因为它们有它们的难处，我们有我们的难处。我们要抓紧做的事情就是为了领先，使得我们的教学管理体制能够适应学生，这样我们才能创造一些新的经验。能够做到学分、教师、课程、院系、利益和学生，谁都不属于谁，各自独立，然后有明确的规则来运作所有这些因素，这样我们才能真正进入一个比较高层次的模式。这个任务还是很艰巨的。希望通过这次讨论，使得我们向国际化方向推进。

2003年6月

【注释】

[1]根据在复旦大学教务处与高等教育研究所2003年6月23日召开的“文理教育课程体系究”课题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