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视野看中国，海外有关中国之研究及教学

——《多学科视野中的中国》序

● 冯崇义   

　　部分门人为弘扬学术，将其著述结集出版，闻之倍受鼓舞，欣然命笔为序。本书所收录之论文，均取诸博士学位论文之章节，或从学位论文引申而来。各篇论文之共同点，在于“问题意识”，不揣浅陋探讨当代中国种种有特别意义之现实问题，就教于学界同仁。至于专业范围，则不拘一格，遍及人文社会科学各个学科。同门弟子，学科专业范围涵盖之广，前无古人，后或有来者。

　　余素来以为，将学问细分为各学科门类，乃是为了研究者治学之便。人文社会科学各门学问本身，则没有界线分明之畛域。学问做到高深处，往往需要融会贯通，而且亦能收触类旁通之效，此乃交叉学科或边缘学科日益发达之根由。尽管因精力所限，个人有生之年学术贡献多局限于某个或某几个领域，但所动用之知识资源，绝不仅仅局限于某一个学科门类。大有所成者，学问根底往往伸展甚宽，所呈现之成就多为厚积薄发。

　　余本历史学科班出身，本科、硕士和博士三级学位均为历史学。然多年于海外执教鞭，学科门类改为中国研究或中国学(China Studies或Chinese Studies)，治学范围实已漫无边际，举凡有关中国之学问，囊括无遗。所幸吾辈之治学范围，于大学时代起便一直涉猎甚广。人文学科之文、史、哲及社会科学之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等等，均用功甚巨、获益良多。吾国先贤治学，崇尚义理、考据、辞章三者兼优，本亦无自我设限。

　　海外有关中国之研究与教学，大抵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界分为两大阶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海外关于中国或中国人的学问被称为“汉学”（Sinology），研究之焦点为中国之语言、历史、哲学及古代典籍，类似近代中国之“国学”。按照当代之学科分类，几乎全部属于人文学科。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汉学变为中国学，绝非仅为名称之变，而是伴以内容之全面更新。中国学之范围，除了原来汉学之中国语言、历史、哲学、宗教及古代典籍等人文学科，还包括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外交等当代社会科学所研究之对象及领域。而且，伴随着研究范围之扩大，治学方法也为之大变，广泛应用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等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诸如数据统计分析、田野调查、深度访谈、参与观察等等。还有非常重要之一点，汉学于其时乃外国人对古代中国及其典籍之研究，中国研究或中国学则是中外各国或全球学人对古今中国之全盘研究，而不再有中外界限。

　　余执教于澳大利亚，门人之学位论文却用中文写作，于此当有所交代。悉尼科技大学之中国研究学科，允许研究生选择中文写作学位论文，此一项目为英语世界高教系统之首创。在西方名牌大学中，将中文提高到与英文同等之地位，于中国文化之传播，功莫大焉。众所周知，学位论文或学术论著之水平高低，本来就不取决于用何种语言文字来表述。然而，世界上之语言文字，就象国家民族一样，被人为地划定了等级。现代以来欧美各国主要语种取得了平等地位，因而在各国大学中对某一国家进行研究时使用该国语种来写作有关对象国之学位论文，早已不成问题，而且往往被视为一项更高成就。在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英语国家，研究德国之论著用德语写作、研究法国之论著用法语写作、研究西班牙之论著用西班牙语写作，均在倍受推崇之列。包括中文在内之“发展中国家”语种，则低一等级，而没有取得与欧美各国主要语种平起平坐之地位。各原住民及种种“方言”更处于语言等级之底部、频临绝种。澳大利亚多年来提倡多元文化，各族群及社区之平等，本是题中之义。但主流社会之“多元文化观”，仍然将同化作为长远目标，仍然要求各晚来入伙之非英裔移民族群“认同主流文化”，而不承认各语言之平等地位。认真落实泰勒等人所提倡之多元文化诸原则，实现各族群语言文化间之平等，庶几符合人类之大同理想，为吾辈所梦寐以求。(www.xing528.com)

　　中国社会正在经历亘古未有之大转型，从指令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从一元专制政治转向多元民主政治、从静态文化转向动态文化、从封闭国家转向开放国家、从农业社会转向工商业社会。吾辈恭逢其盛， 自当秉承古来中国士人以天下为己任之传统，将观察与研究之心得形诸笔墨，以贡献于社会。更进一层，深度阐释、分析当前中国大转型之种种实然状态及其内在理路，并对转型之应然形态有所论列，也有可能促进这些转型沿着合乎天理人心之方向顺利发展。

　　书中有三篇论文从政治经济学角度论述区域经济问题、特别是市场化及私营经济发展问题。中国向市场经济之转型虽然硕果累累，却也因为宪政改革之迟缓而远远未克全功。因为基本法律框架及所有制结构都还有待确定和完善，由“体制尚未理顺”而来之磨擦、困惑、苦恼、损耗在所多有。广东省于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先行一步”，得开风气之先而曾经成为其它省份学习之先进榜样。戈顿关于广东之研究，追述广东私营经济之来龙去脉及发展模式，而且揭示了该省私营经济所经历及面临之困难，给人启迪甚多。广东为先进省份，而且毗连港澳得天独厚，其私营经济尚且荆棘丛生、前路坎坷，其它省份之困难重重可想而知。对于广东经济未来之发展远景，戈顿开出政府与市场平分秋色之药方，而非西方由市场主导之常轨，似大有可商榷之处。王永明以内陆省份四川省私营经济发展轨迹为依据，论证当前中国之所以出现公有制经济与私有制经济共存与兼容，乃是根源在于私有制产权结构与公有制产权结构存在着互补性差异。正是这种差异性导致了两种所有制的产权结构具有不同功能，从而具有互补性而无法完全相互替代，形成道并行而不悖之局面，实为持平之论。云南省为经济相对更为落后之边疆省份，市场化建设、特别是金融市场和资本市场建设困难更多。王宇所选择之视角为云南银行业商业化改革。他以交通银行昆明分行面临之棘手问题入手，引出客户经理制推广实施之必要性。在此基础上，系统地评析客户经理制之概念、产生、及其在国内外实施过程。然后针对云南省实际清况，重点论述了客户经理制之难点及应对措施：包括应具备之理念基础、组织结构、人员基础、技术基础及客户管理系统建设等等，并结合云南省特点提出了银行客户经理提升市场营销层次之一系列策略与措施。

　　接下来三篇论文探讨中国会展经济这一新课题，读来令人耳目一新。刘松萍关于穗港澳会展业联动发展研究一文，探讨穗港澳经济一体化向会展业延伸之现状与前景。潘文波关于国际资本对我国展览业发展的影响与对策研究一文，依据他作为第一线从业人员实际操作之丰富经验，以会展业典型个案为例证，鞭辟入理地分析外资进入中国服务行业这一激动人心而又带来忧虑之新课题，展示以积极迎接挑战之态度加强国际合作、实现优势互补多方共赢这一富有全球眼光之新思路。郭牧运用会展经济学及政治经济学等学科所提供之理论，对义乌国际小商品博览会之发展轨迹以及对区域经济之推动作用作了深入分析，探讨会展业对促进区域经济发展、调整产业结构、推动周边地区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程度之积极作用，并依据义博会之成功经验提出适合中国中小城市发展会展经济之义乌模式，为各界人士探讨与瞻望中国中小城市发展会展业之有效出路大有裨益。

　　有两篇论文探究中国文化之变迁。刘学着眼于中国建筑文化变迁之历史回溯。他考察汉民族移民与地域扩张对中国西南边疆民居形式之深远影响，通过研究中原合院式民居“原型”与云南合院式民居“基型”源流和谱系关系，富有创造性地理清了云南合院式民居之源与流；而且更进一步从建筑类型学角度将云南合院式民居解读为“坊坊相接型”和“紧凑生长型”两大基本类型及其衍生形态，从而成功地将云南合院式民居建筑文化区域划分为两个文化核心区和四个文化亚区，使人们对云南合院式民居之来龙去脉一目了然。鉴于学术文化界长期以来为先入为主之种种概念所累、对少数民族之民俗及文化密码误读误传之积弊甚深，熊术新以“影像民俗志”这一崭新形式成功解读分析两个少数民族村落文化之原汁原味，对学界更加准确无误地把握少数族群文化提供了一条新路径，也有助于政学两界对强势主流文化与弱势少数族群文化之互动模式有更加清醒之认识。

　　又有两篇论文属于美学或文艺评论。朱大可关于吾国古来居家及市镇文化之论述，以其特有之诙谐、机智及犀利，探赜索隐并给人带来审美愉悦。林宋瑜则通过对富有代表性之三位女作家之深度访谈与解读，对当代中国女性主义写作与女性文学作了清晰分梳，特别提请人们注意文艺批评界那种将极为丰富多彩之女性文学偏狭僭妄地误读为女权主义写作之不良倾向。

　　文集收录法学、社会学、教育学、旅游学论文各一篇。张云从法律社会学之视角，深入探讨当代中国离婚问题。中国文化崇尚“恩爱夫妻”、以报恩为维系情爱之支柱，生死相许方为情。一旦情缘已绝、不再以生死相许，便只好分手离异。离异当然带来痛苦与诸种不便，法律界有责任努力合情合理地减轻这些痛苦。张云研究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意在促进离婚立法之改革与完善，以期建立一套既合乎逻辑，又具有可操作性之离婚制度，力图找到一条对当事人权益保护之最佳途径，以减轻离婚对当事人及社会之伤害。

　　郭海亮依据他本人几十年来从事行政领导扶贫之经验，探讨中国开发扶贫之“吕梁模式”：“六基一空”（改变农业基本生产条件、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发展农村基础产业、提高农民基本素质、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落实国家在农村的基本政策、严格控制人口增长）加“一主三化”（以发展私营经济为主、全面推进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于相对保守之“革命老区”，较早提出“以发展私营经济为主”，显然需要见识与勇气。

　　于燕京著文探讨关于中国高等学校领导体制改革问题。历史发展有诸多黑色幽默。党、政双重领导体制，本是第一个共产党国家苏维埃俄国之一个应急措施。当年布尔什维克“革命”意外成功，但没有训练有素之职业军官指挥“党军”作战，只好大批征用投诚新政权之白俄军官，但对这些白俄军官又不能完全信任，因而委任政委、党代表、指导员对军队实行双重领导，而且自然地授予党干高于职业军官之权力。这种应急安排在俄共立国后便向政府等其他部门延伸，而且为其它共产党国家所模仿，中国尤甚。这种制度在其发源地因为不合时宜而早被抛弃，而在中国仍在照本宣科。于燕京清理了“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这一制度之来由沿革，并探究其得失利弊，发人深思。

　　叶文所撰之其学位论文，主要探讨旅游规划之价值取向。旅游目的地之资源开发素来有一悖论：人文资源旅游目的地往往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发展旅游成为一条致富之道；然而，人文旅游资源如果开发不当，又会侵蚀当地之人文特色、甚至于给当地居民之生活方式带来毁灭性后果。叶文试图将旅游学研究推向一个更高层次，从价值取向角度立论，论证超功利之人文价值是旅游题中应有之义，即使从可持续发展之功利立场出发，也应力求良方以克服旅游开发之负面后果。他探讨问题国家公园之文章，乃从其学位论文引申而来，意在将旅游规划中之人文价值取向落实到国家公园建设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