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形成，社会文化也是影响性别差异形成的重要因素

一、Horney的神经症理论

图5-7　Horney

Karen Horney(1885～1952)出生在德国汉堡的一个犹太人家庭，她相貌不佳，得不到父母的关爱，后来的婚姻也很不如意。终其一生，她似乎都在寻找爱和安全感，并为摆脱自身的困境而斗争。1913年，她获得了柏林大学医学博士学位。1914年到1918年间，她在柏林接受了正统的精神分析训练，1932年受邀前往美国，担任芝加哥精神分析学院的副院长。因为她对Freud的理论持有异议，1941年被纽约精神分析学院开除。此后，她成立了美国精神分析研究所，以非凡的勇气和深邃的洞察力创立了新的神经症理论，并成为精神分析社会文化学派的领军人物。

(一)神经症的社会文化因素

Horney的研究是围绕神经症的病理学而展开的。她发现德国患者与美国患者差别很大。如果人格仅受生物因素影响，那么处于不同文化中的人之间不会有如此大的差异。这让她看到社会文化因素的重要性(黄坚厚，1999，p.128)。她发现，面临经济萧条，病人的问题主要与失业、无钱付房租、无钱购买食品、或无钱支付医疗费等问题有关，而不是潜意识里的性冲突。Freud的理论可能适用于他所处的文化和时代，但对大萧条时期美国民众的难题却毫无作用。但Horney并没有完全抛弃Freud的观点，她也认为童年经历对人格有重要影响，只是在影响的内容和如何影响的问题上坚持社会因素的作用。

(二)安全需要和基本焦虑

童年时期，安全需要是最重要的。只要父母让儿童体验到安全感，他的人格就能正常发展。也就是说，Horney认为并不存在像俄狄普斯情结那样的不可避免的童年冲突。儿童的冲突产生于父母破坏其安全感的行为，如不公正的惩罚，不信守诺言，嘲笑、羞辱孩子，将孩子单独关起来等等。这些行为使儿童愤怒，但又因无助、惧怕、渴望爱以及负罪感等缘故，不得不压抑内心的敌意，进而导致基本焦虑(basic anxiety)，这是一种在充满敌意的世界中所感受到的、无处不在的孤独感和无助感(Horney，1937)。

(三)神经症需要

为了摆脱焦虑，神经症个体逐渐形成了自我保护机制。这些机制是一些潜意识的驱动力量，Horney称之为神经症需要(neurotic need)，她认为有10种常见的神经症需要：(1)对友爱和赞许的需要；(2)对主宰其生活的伙伴的需要；(3)将自己的生活限制在狭窄范围内的需要；(4)对权力的需要；(5)对利用他人、剥削他人的需要；(6)对社会认可和声望的需要；(7)对个人崇拜的需要；(8)对个人成就和野心的需要；(9)对自足和自立的需要；(10)对完美无缺的需要。这些需要的内容本身并非神经质的，健康人也有这些需要，但神经症个体盲目地偏执于一种或少数几种，而不能根据现实条件的变化来选择适当的目标。

(四)神经症倾向

Horney相信，这些自我保护机制将成为稳定的生活态度和交往风格，一直保留到成年，形成神经症倾向(neurotic trends)。她区分了三种倾向，分别是顺从型(compliant type)、敌对型(hostile type)和退缩型(detached type)。顺从型的行为方式是接近他人(moving toward people)的。这种人强烈需要被接纳，强调无助感是他们应对焦虑的方式。他们认为自己渺小、无助，而别人比自己优越。为了得到爱和保护，他们往往表现得体贴、讨人喜欢，对他人总是很顺从；敌对型的行为方式是对抗他人(moving against people)的。在敌对型者的世界里，每个人都有敌意，不可信赖，与人建立关系不过是为了从中获利。主动出击是他们应对焦虑的方式。他们相信适者生存，优胜劣汰，所以他们渴望强大。他们会全力投入工作，以提升自己的声望和财富；退缩型的行为方式是回避人(moving away from people)的。这种人与周围的人保持情感上的距离，没有爱也没有恨。离群索居是他们应对焦虑的方式。他们只信赖自己，压制对他人的情感，精心保护自己的隐私。

在正常人身上，这三种行为方式可以根据条件的改变而改变，或顺从他人，或据理力争，或独善其身，三者相互补充。但神经症病人缺乏变通的能力，往往僵化地运用其中一种来应付一切生活难题。结果不仅不能克服焦虑，反而陷入更深的焦虑。

(五)神经症自我

Horney还从自我的层面对神经症的实质进行了分析。她认为每个人都是独特的，具有内在固有的潜能，这是人的真实自我(real self)。只要有适宜的环境，人人都能实现潜能。但童年期父母的粗暴对待使儿童丧失了安全感，不得不使用防御机制；这样，儿童的真实自我不能自由表达，就无从发展自身潜能了。然而，人毕竟是需要同一感和价值感的，所以理想自我(ideal self)便应运而生。正常人的理想自我是建立在对自己真实的能力的认识之上的。而对于神经症患者而言，它是一种无法达到的绝对完美的幻觉。在理想自我的左右下，他们觉得自己是全知全能的圣人，“应该无私、有预见力、不依赖任何人、不知疲累、从不失败”(Horney，1950，p.65)。Horney称这类强迫性需要为“应该”的专横(tyranny of the shoulds)。神经症患者偏执地追求完美，却注定失败，因为他们此时此地的现实自我(actual self)在理想自我面前，永远相形见绌。理想自我与真实自我、现实自我间的冲突使他们体验到更多的焦虑。

二、Fromm的社会性格和社会潜意识论(www.xing528.com)

图5-8　Fromm

Erich Fromm(1900～1980)生于德国法兰克福一个正统犹太人家庭。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从小受犹太教义熏陶的他无法理解人们何以如此疯狂和残忍(Fromm，1962)。带着这种困惑，他进入海德堡大学，并开始对精神分析产生兴趣，专程到柏林精神分析研究所接受精神分析训练。Fromm一生著作颇丰，代表作有《逃避自由》(1941)等，他在著作中深入探讨了现代人的心理困境以及通往幸福的途径。

(一)存在的矛盾

Fromm关于人的处境的观点是其整个思想体系的逻辑起点(郭永玉，1999，p.45)。他通过对文明史的分析，指出了人类面临的两难处境。一方面，人具有生物学意义上的软弱性，与其他动物相比，人类婴儿是最无能的；另一方面，进化使人拥有了自我意识、理性和想像力，这些能力使人类超越自然，有力量掌控自身的命运，是人作为万物之灵的资本，但也成了人存在的矛盾性的来源。存在的矛盾性有三重含义：一是个体化与孤独感的矛盾。摆脱本能控制的人类获得了自由，却与自然不再和谐，成为“永恒的流浪者”(孙依依译，1988，p.57)。远古时代，人类通过成为部族的一员来获得归属感。随着文明的发展，人类开始反抗从属于群体的地位。每段历史都是人不断离开群体、成为个体的历史。尽管拥有了更多的自由，个人却与自然、与他人、与真实自我相疏离。二是生与死的矛盾，了解自己早晚得死会让人感到不安和恐惧。三是自我实现与生命短暂的矛盾，人生苦短，人总会在充分诞生(自我实现)前死去(Fromm，1955)。三个矛盾中，个体化与孤独感的矛盾最具实质性，是Fromm理论的基石。这种矛盾也可表述为自由与安全的矛盾，个体化使人走向自由，但孤独使人失去安全感。古代人安全而不自由，现代人自由而不安全，所以现代人会逃避自由。

(二)人的需要

处在孤独、疏离的处境之下，现代人就会产生与自然、他人和真实自我建立联系的需要，这种需要不像与生俱来的生理需要，它作为人对生存处境的反应，是后天习得的(Ewen，2003，p.131)。Fromm区分了五种需要：(1)关联的需要(relatedness need)。人失去了与自然的原始联系后，就需要与他人建立联系。与他人建立联系的方式有很多种，最理想的方式是创造性的(productive)爱，这是一种对所有人、对这个世界、对生命的热爱(Fromm，1956)，与Adler所说的社会兴趣有相似之处(Even，2003)。人人都具有爱的能力，但要使它完全发挥并非易事，倒是很容易陷入自恋，只关注自己的感受和想法。(2)超越的需要(transcendence need)。人不满足于动物般被动地活着，想要超越，成为具有创造性的个体，达到自由的状态。这不仅是指艺术作品和思想的创造，还包括物质生产，孕育生命等。当创造无法实现时，就可能产生敌意和攻击。(3)寻根的需要(rootedness need)。人与自然相疏离后，就需要成为某个群体(如家庭、民族、国家等)中的一员。儿时依恋母亲，长大后以不妨碍自身理性和独立性的方式与他人相处，都能满足人们寻根的需要。而不健康的满足方式是在成年后仍过于依恋母亲或母亲的替代物，比如狂热的民族主义情绪。(4)同一性需要(identity need)。拥有自我意识后，人需要成为独立的个体，并接受和认同自己。人们可以通过发展自己的独特才能来满足这种需要，有时也会通过认同某个群体的方式来满足。当认同意味着必须顺从该群体时，真正的“我”就会黯然失色，进而蜕变成群体中随波逐流的一分子。(5)定向的需要(frame-of-orientation need)。这也源于人的理性与想象的能力。人需要形成一套框架来感知和理解周围世界，找到终极人生目标并为之献身。一套理性的框架能让人客观地感知世界并找到合理的人生目标，而非理性的框架会成为人认识世界的障碍并使人误入歧途，如相信某种图腾动物的力量、某种神的启示、某种迷信、某种使人沉溺的诱惑等，甚至为之献身。此外，Fromm后来还提出过刺激的需要(excitation need)，认为人需要刺激丰富的环境，否则索然无味的生活会使我们缺乏创造力，甚至采取暴力的方式回避厌烦。

(三)人格的形成与类型

上述个体化与孤独感的矛盾也存在于每个个体的生命历程中。婴儿完全依赖父母，当成为独立的个体后，他就要独自面对周遭的危险(Fromm，1941)。在这种处境中，人都会产生五种基本需要，以何种方式来满足需要则因人而异。这种差异是由什么因素导致的呢？Fromm认为是社会文化环境。年幼时，父母作为社会的代言人影响着儿童人格的形成。如果父母对儿童是关爱的，儿童对自身能力的信念就会与孤独感的增长保持同步，人格也就得到正常发展。但如果父母以错误的方式对待孩子，比如总让孩子依赖自己，阻止他独立，就会让孩子以不健康的方式来满足需要。成年后，社会文化对人格发展的影响会更直接。另一个问题是，人格的发展方向有哪些呢？Fromm从人与人和人与物的关系角度，划分了同化和社会化过程中的人格取向。同化是指人对物体的获取，描述人与物的关系；社会化指人与他人发生联系，描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同化和社会化过程中各形成五种人格，而且有一一对应的关系。

在同化过程中，接受取向(receptive orientation)者总是依赖他人，希望从外部获得自己需要的一切；剥削取向(exploitative orientation)者会使用强迫或欺骗的手段，去占有他人珍视的东西；囤积取向(hoarding orientation)者无意创造新东西，只是尽力保存已经拥有的东西，保护着他们的金钱、物质、感情和思想不被夺走；市场取向(marketing orientation)者觉得自己的内在品质并不重要，关键是要有好的包装，以迎合他人的口味，从而在人力资源市场上找到好买主；创造性取向(productive orientation)是一种理想人格，是人类充分发挥自身潜能的状态，这种人只关心作为人的爱与理性潜能的充分实现。

在社会化过程中，受虐(masochism)倾向者通过屈从他人或成为某种势力的一部分来逃避孤立无援的处境；施虐(sadism)倾向者追求权力，通过使他人屈服和痛苦来显示自己的强大，克服自己的不安全感；破坏(destructiveness)倾向者由于害怕自己营造的世界被侵犯而主动地非理性地去摧毁对象；迎合(automation conformity)倾向者会放弃自己的个性，有意无意地同化于他人，根据社会的要求去塑造自己；自发性(spontaneity)倾向者积极表现人的情感和理性潜能，既保持自我的独立和完整，又与自然、社会、他人融为一体。

Fromm(1964)还从病理学的角度，将人格分为堕落综合症(syndrome of decay)和成长综合症(syndrome of growth)两种。前者表现为被死亡、腐朽的东西所吸引，冷酷，好用武力和权力，自视甚高，过于依赖母亲及其象征物；后者表现为被成长、创造和建设所吸引，希望用爱和理性影响他人，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大部分人会或多或少同时具有这两种类型。最后，他从价值观上将人的生存方式区分为重占有(having)的生存方式和重存在(being)的生存方式(Fromm，1976)。前者关注的是占有对象(包括物、人、精神)。我不是我自己，而是我所占有的对象所体现出的我。重存在的生存方式则关注生命的存在本身，以人的潜能(爱和理性)的实现为生存的目的。

(四)社会性格和社会潜意识

既然社会文化环境决定人格的形成和发展，那么身处同一社会的人们必然在其人格中有着某种共同之处。当以上所分析的各种需要、性格不仅存在于个体身上，而且存在于共同生存处境下的群体身上，那么这些需要和性格就不仅是个体心理现象，而是社会心理现象了。Fromm(1955)分别用社会性格(social character)和社会潜意识(social unconcious)的概念来说明社会中绝大多数成员所具有的基本性格结构和被压抑的领域。Fromm力图在马克思与Freud的学说之间建立关联，他认为，马克思并没有阐明经济基础是如何决定上层建筑的。在一定经济基础所决定的社会环境中成长的人，其社会性格也受制于这种经济基础，具有这种社会性格的人又会提出特定的思想体系或意识形态，反过来，一定的思想体系或意识形态又强化了相应的社会性格，获得大众的支持并通过大众的行为对社会的经济基础发生影响。同理，在一个社会中，那些与特定经济基础不相符的经验被压抑为社会潜意识，相符的经验则上升为意识形态，而意识形态又会进一步强化压抑机制，巩固经济基础。可见，社会性格和社会潜意识都是人们在一定的处境下，为了满足与世界建立联系的需要而形成的，是为了逃避孤立和排斥而形成的心理机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