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事时间的平均化处理的分析

3.叙事时间的平均化处理

早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就曾提出，在西方语言系统中，“历史”和“故事”这两个词在词源上有着极大的相似性和一致性。这一点提醒我们注意，对历史事实的陈述是有技巧的。这种技巧首先源自于真实的历史时间流程与虚拟的故事时间流程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往往在史实确定的情况下是一个常量，而后者则是一个变量。这里的变量主要是故事时间的疏密程度的不同处理。这也是包括电视剧在内的所有叙事艺术都非常注重的一方面。

《三国演义》全书共120回，描述从黄巾起义（公元184年）到三分归一（公元280年）的百年历史。其间出现了两个明显疏密度高、时间进展慢的叙事段落。一是官渡之战，二是赤壁之战。这里，作者分别以8回和17回的大篇幅详细描述了实际时间跨度仅一年左右的两大历史战役。突出这两个高潮段落，显然是为了分别凸显曹操和诸葛亮这两大奇才的雄才伟略，详尽展示这一过程中的戏剧性。这一点也是《三国演义》作为以情节取胜的古代章回小说的重要特点之一。

如果把“历史”广义地理解为“过去发生的事”的话，那么《九·一八大案纪实》也属于一种宽泛意义上的“历史剧”，同样也要用故事来讲述历史。然而与《三国演义》之类的历史故事明显不同的是，创作者没有刻意地对某一历史时间流程作高密度的处理以延缓其叙事时间流程的进展，而是采取了一种平均化的处理方式。也就是说，尽管不可能做到绝对的整齐划一，但创作者尽量在力图保持两者在时间进展上的一致。比如说，剧中追捕几名主犯的段落处理就和一般警匪片不同。通常这样的戏往往会被当作高潮大加渲染，极力铺陈，但在该剧中它很快就过去了。除了在叙事时间上的“吝惜”之外，甚至在视听语言（包括音乐、音响、画面造型）的处理上都没有什么特殊之处。相反，许多在破案这一主线中并不起什么重要作用、没有直接结果的段落却被“一视同仁”般地纳入了叙事时间流程之中。这些段落在剧中比比皆是，如民工听车声的试验到许昌追缴文物、追捕文西山，开封干警和武汉同行在街头吃夜霄等等。除此之外，甚至一些明显与主情节一点关联都没有的段落，如主犯刘农军在被押解途中的小解，都没有被忽略，依然被镜头一一记录在案。

纵观全剧，创作者成功地营造了在叙事时间上的一种“流水账”式的节奏。这不禁让人想起了日本的一部纪录片《典子5岁》。这部片子表现主人公从出生到5岁之间的内容，而整部片子的拍摄也差不多用了5年。尽管这只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却反映出纪录片注重过程记录的价值取向。大量的优秀纪录片都是创作者长时间蹲点跟踪对象的结果。对观众来说，这种叙事时间的平均化是与自己的现实生活经验相一致的。尤其是在时间感的体会上，每个人都无法控制时间的进程，人的生命总是在被分配好了的一天24小时中度过的。这种处理的另一结果就是仿佛让人感到创作者没有强行要观众去看什么，去关注什么。这就好比是让观众去逛一个超市，你可以随意选、随意看，而不是外卖窗口，给你什么就是什么。这也是《九·一八大案纪实》之所以给人强烈真实感的又一原因。用巴赞的话来说就是“它是把生活在各个具体的时刻串联起来，彼此无主次轻重之分，本体上的平等从根本上打破了戏剧性的范畴。”换句话说，就是把生活中戏剧性时刻作为片断插入叙事的情节中，把经过选择、概括、提炼、加工而形成的戏剧性契机——悬念、危机、冲突和规定情境——统统抛弃，以真实细节的叙事单元替代传统省略法叙事结构，从而“使生活本身变成有声有色的场景”。(www.xing528.com)

综合以上阐述，我们不难发现，以陈胜利为代表的这些“纪实性电视剧”与上一时期以《新闻启示录》为代表的“纪实性电视剧”相比，二者表现出相当大的一种差异性。这种差异归结到一点，就是创作者的态度正从主观激情趋向客观冷静。

80年代以来，因为“剧作者在剧中对其事件和人物的明确的褒贬态度”，从而使得“纪实性电视剧这一艺术样式受到中外电视工作者和电视观众青睐”^[34]的观念已经不适应新时期的观众审美习惯。新一代的电视剧工作者大胆借鉴了纪录片的纪实手法，采取了以“掩藏主观性”为主旨的创作态度。也就是说要“尽可能地把主观性隐藏于完全客观的社会现实中，把判断权交给观众，以视觉感觉引导心理感受，最终达到观众自觉认同的目的”。^[35]这种呈现“客观的社会现实”与“视觉感觉”的手法与《新闻启示录》、《大角逐序曲》里的那种思辨与论证形成了一种鲜明的对比。用陈胜利自己的话说就是“真实便是一种深刻，只要讲好这一过程，把事实交给大家，那么深刻也在其中了”。^[36]

在这种态度区别的背后，我们还看到电视本体的一种重新认识。如果说以往的“纪实性电视剧”创作者仍自觉不自觉地把电视剧视为广播的延伸、语言的图解的话，到陈胜利那里，创作们开始意识到，应该把电视语言作为自己的本体语言，全面运用电视纪实手段以逼近“生活原态”。因此，是否可以这样说，以往的“纪实性电视剧”比较注重的是在内容层面，即是否确有其事，其事是否确有新闻价值。《九·一八大案纪实》与《黑槐树》的成功表明在表达形式上，如何表现纪实性开始受到重视。重视的体现就是借用纪录片的拍摄手法，让观众在所见、所听、所感上充分体会到真实感。

但这种对“纪实性电视剧”的理解并非十全十美。《九·一八大案纪实》本身就存在着许多失误之处。如风格不够统一，有自然主义倾向等。随着邯郸学步者的增多（之后出现了一批类似的作品如《犯罪升级》、《中国大案纪录》、《12·1枪杀大案》等，几乎成了中国电视剧的一种类型片），这方面的问题更加突出，因此值得理论界注意。这里首要的一点就是应处理好纪实性与自然主义的关系，对此本书将在第5章加以详细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