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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俗生活剧对现实的遮蔽与误读

时间:2023-05-06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个人隐私在不对他人生活造成侵害的时候,具有存在的合法性。当耿林和娄嘉仪相识之后,他们的情感世界在平静的生活背后发生了剧烈的变化。

世俗生活剧对现实的遮蔽与误读

四、世俗生活剧对现实的遮蔽与误读

1.私人生活的放大对情理真实原则的僭越

私人生活存在的空间与公共生活存在的空间是有区别的。个人隐私在不对他人生活造成侵害的时候,具有存在的合法性。即使这样,个人生活的内容,也不完全是受自然性支配的内容。电视的媒介特征决定了它的公共性,在现实题材电视剧中,有一些电视剧把本来是私人空间的生活置于公众视野之下,过度地表现人的物质欲望、亲热场面、床上镜头、人性中丑陋的一面,成为电视剧欣赏的一种公害。由于电视剧较之文学语言更具有直观性,因此无遮拦地表现欲望真实的影像叙事,更具有危害性。

弗洛依德的心理分析从分析梦开始,在《创造作家白日梦》中,为了替欲求找到宣泄口,弗洛依德提出通过以替代性满足转移利比多过剩,弗洛依德找到的这个宣泄渠道就是审美。

这样,电视剧无限放大私人生活,倡导享乐主义的个人成功的价值观与这种理论不谋而合。在这种理论指导下的电视剧,认定电视剧炮制的白日梦能抚平精神的创痛,能够让不能展示的欲望通过电视剧的欣赏得到补偿。我们不妨看看《你的生命如此多情》、《让爱作主》这类电视剧对个人的欲望表现,《你的生命如此多情》在用情感来抗拒利益的表层叙事中,表现出的还是对利益和欲望的追逐。情节的设置就表现了权力与金钱的结合。才思敏捷的年轻女记者林星,为完成采访任务,踏进了本市赫赫有名的大企业“长天集团”总裁吴长天的办公室。林星的男友刘文庆为刺探长天股市走向,竟不惜用女友的美貌来接近长天集团的上层人物。愤怒的林星找到了一个报复刘文庆的办法。这便是身边多了一个自称是林星男朋友的吴晓。只是穷困潦倒的穷乐手吴晓,竟是长天集团总裁吴长天的独生儿子;梅市长的独生女儿梅珊,也疯狂地追求着吴晓;吴长天希望儿子的婚姻能够扭转一个集团的命运。在产权界定的关键时刻,梅市长的女儿自然要比林星合适得多……叛逆的天性使吴晓和林星迅速靠拢。走到一起时,两人突然发现彼此的生命中都离不开对方,一曲爱情的“绝唱”也悄然奏响。这样的故事的确是一场“白日梦”,表面上看是纯情记者和落难公子的生生死死的爱情,但作为背景时时刻刻提醒观众的是对财富和权力的拥有。如果吴晓只是一个穷困潦倒的穷乐手该多好,这样,梅市长的独生女儿梅珊还会那般疯狂地追求他吗?如果真的是这样,吴晓和林星爱情的“绝唱”才不受权力和金钱的干扰,才会更具动人的魅力,也许正是因为电视剧过分张扬的这种权力和金钱对人的作用,我们才难于见到电视剧中真正的诗意的存在。《让爱作主》讲述的也是一个错综复杂的感情纠葛的故事。某卫生局副处长耿林和医生刘云是一对结婚数载的夫妻,刚刚走出大学校门的娄嘉仪和肖天海则是一对即将分手的恋人。当耿林和娄嘉仪相识之后,他们的情感世界在平静的生活背后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即将步入中年的耿林和刘云,在事业的成功与物欲的诱惑面前,都试图在对方身上寻找真爱,结果却是由爱而恨,家庭也走向了危机。让什么样的爱作主是批评界对此类电视剧提出的质疑,在耿—刘—娄间的三角关系中,十年的平淡日子使耿林与刘云之间的情感交流逐渐减少,感情不再似前如糖似蜜。此时娄嘉仪登场,耿林在最初略微做了些抵抗的姿态后就迅速投入了娄的怀抱。在耿的天平上,刘、娄孰重孰轻,观众是一目了然的。在这三人的两组爱中,到底要让哪一种爱作主呢?电视剧《让爱作主》致力于探讨让欲望左右爱情还是让道德伦理引导爱情这一社会敏感话题,然而让观众从中感受的不是婚外情的浪漫,而是这个美丽的阴影对中国传统的家庭观、爱情观、伦理观提出的挑战。类似的电视剧还有《爱到尽头》、《再见爱人》、《拿什么拯救你,我的爱人》、《爱情宝典》、《不回家的男人》所表现题材关注,过多的三角戏婚外恋题材都试图“示范”和“导向”现代家庭生活,他借助于欲望的无遮拦和她的自然真实的存在,颠覆情理真实原则。意识是存在的反映,但艺术既反映存在,也反映意识。在现实生活中,在物质存在与精神存在之间,将艺术的价值指向精神和指向物质是完全不同的路径,抹杀艺术作为精神存在的真实维度导致了这类电视剧的“贫血”,理性是文明社会的象征,因此社会最大的真实应该是理性的真实存在,因此,有学者对电视剧放弃责任、表现自己的欲望的浅薄、庸俗的倾向提出了要用历史理性和人文关怀的光束来照亮。[61]也就是说我们的电视剧中看不到过去艺术熟悉的社会理想,看不到普遍的人文关怀,看不到人的价值,我们从这类电视剧中读到的更多的是个人欲望,在儿女情长中宣扬的多是一己的悲欢,这种欲望遮蔽了读者对历史的认识。

文化商品化、消遣化和娱乐化“不过是一种表面现象而已,大量的文化工业产品看似‘丰富了大众的文化生活’,貌似‘无害’,仅仅给人以‘娱乐’和‘消遣’,实质上却灌输给人一种低级趣味和情调,不但无益于人的思想情操、文化素养和审美品位的提高,而且消磨着人的意志,导致享乐主义,导致理想和信仰的丧失。”[62]现实题材电视剧中大量存在的这种私人情感欲望的真实和非理性情感的表现,遮蔽了艺术产品是意识形态、精神和思想的载体应该起到的提高人的文化素质、陶冶人的精神、激励人的思想、提高人的审美情趣的作用,混淆了艺术与生活的界限,给电视剧艺术创作带来了诸多不利的影响。

2.日常生活的真实与艺术真实的悖离

从理论上讲,日常生活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之间并不必然存在一致的对应关系,即表现日常生活的真实并不一定导向艺术的真实,而且艺术的真实也不是一定要呈现为日常生活的真实。在日常生活的真实和艺术真实之间,存在既表现了日常生活的真实,又达到艺术真实的情况;同时也存在日常生活表现得很真实,但达不到艺术真实的高度,造成日常生活的表现与艺术真实背离的现象。这里专门把日常生活的表现当作一个美学问题看待,并将它与传统美学区别开来,是因为当前某些世俗生活剧所表现的日常生活,已经不同于以往诸种艺术以日常生活作为表现对象来导向对社会历史的认识的美学规律和特征。作为不同时代最为普遍的艺术现象,将日常生活的真实上升为艺术的真实,从日常生活中发现人生的意义,体现了传统艺术的基本精神。只是鉴于90年代以来现实题材电视剧创作向日常生活回归的生活化趋向——电视剧所表现的生活出现了“艺术与生活的同格化”、“审美的日常生活化”趋向,在世俗生活剧的创作中,出现了诸如“现象的真实”对“本质的真实”的消解等一些需要澄清的理论问题,日常生活的表现作为一个美学问题才被突出出来。具体表现为将日常生活的真实等同于艺术的真实,放弃艺术主体对生活的评判和对艺术应有的责任,一味迎合大众的审美需求,把表现大众的欲望和浅层精神情感需求等同为艺术真实的追求,导致表现日常生活的真实与艺术真实的悖离。电视剧通过影像符号对日常生活的复制、模仿使观众反而觉得电视剧表现的日常生活不是百姓的日常生活,远离了百姓的日常生活。因应了恩格斯在批判《城市姑娘》时指出的细节的真实与典型的真实的矛盾。另外,在对待日常生活的艺术真实问题上,由于对西方“后学”的误读,也使艺术表现现实生活走进了美学的误区。在此,本文将从电视剧表现的日常生活的真实与艺术真实的悖离这一现象的考察出发,探讨现实题材世俗生活剧在对待真实问题上存在的理论误区。

从现实题材电视剧的发展历史可以看出,当前现实题材电视剧除了表现发生在生活中的重大事件外,表现最多的还是以世俗生活剧为代表的、发生在当代社会的百姓的日常生活。肯定美在于生活的真实性、物质性,将美视为客观对象对人的本质的体现,是现实主义的美学追求,捍卫现实题材电视剧的现实性和理想性,成为电视剧创作的主流。这种现实主义追求体现在直播时期的电视剧,尽管有浓重的宣教色彩,但不可否认,它是在现实生活,即工农兵的平凡生活中发现素材,对于素材的把握也是集中在普通人的日常生产活动和与社会生活相关的家庭生活等具有社会公共性的日常生活领域。不同于当下某些电视剧仅仅将日常生活理解为饮食男女、生老病死。直播时期的现实题材电视剧对日常生活的关注,从《一口菜饼子》在妹妹日常生活的吃饭问题上生发革命传统教育主题,《桃园女儿嫁窝谷》以农村婚姻观念的转变来体现新社会尊重劳动、通过劳动改变贫穷落后面貌,以及老一代农民年轻一代农民婚姻观念差别的喜剧化表现,都体现出浓厚的生活气息和艺术从工农兵生活来的美学理想。其他如《娶了个好媳妇》、《新来的保育员》、《相亲》、《养猪姑娘》、《家庭问题》表现的都是百姓生活中的日常事件,但这些电视剧,在典型化的创作中,一方面强调了和当代政治生活的密切联系,另一方面,这些平凡生活中的典型以艺术的形态出现的时候,仍然可以看到它高于生活的一面,成为革命现实主义创作的范本。发展时期的世俗生活剧创作,如《巴桑和他的弟妹们》、《大马路小胡同》、《山不转水转》、《篱笆·女人和狗》、《辘轳·女人和井》和《古船·女人和网》等以表现日常生活为主的电视剧,艺术创作依然遵循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注重至下而上的表现现实生活和对生活的提炼、加工,通过日常生活的细微变化表现改革开放带来的心理、观念、生活方式的巨大变革,因此,结合广阔的社会背景来写日常生活成为艺术家的一种自觉的追求。另外,受整个时代新启蒙主义、人道主义和理想主义文化氛围的影响,这一时期的电视剧创作包含着浓厚的人文理想因素,表现对各式普通人在社会大变革中的变化,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统领下,典型理论得到进一步的深化,主体论美学推进了电视剧艺术形象的典型创造。这一时期,日常生活作为艺术表现的对象还没有成为美学的问题。(www.xing528.com)

问题的出现是90年代《渴望》、《编辑部的故事》、《北京人在纽约》的轰动,引发了电视剧通俗化的浪潮, 1993年5月在北京雁栖湖甚至专门召开会议研讨电视剧通俗化的问题。在现实题材电视剧中,日常生活被演绎为具有商业属性、传媒属性的内容,而且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审美的日常生活化成为大众文化兴盛的理论旗帜,日常生活意义得到空前放大,这固然是90年代艺术向生活回归的结果,但它在给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赋予了许多新的意义和内涵的同时,所带来的美学问题也日渐突出。从美学的真实问题来看,同样是对日常生活的表现,《渴望》、《编辑部的故事》与《皇城根儿》、《爱你没商量》、《京都纪事》、《请拨315》、《海马歌舞厅》的命运遭遇完全不同,前者因为真实地反映了时代和社会生活,受到褒扬,后者则被公开评定为“胡编”、“乱侃”违背了生活的真实受到批判。因此,对日常生活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的关系如果不能从艺术真实性上作出分析与回答的话,我们是无法对现实题材世俗生活剧的本质及相关美学问题做更加深入的探讨的。

问题的关键是创作中表现的某些日常生活的真实如何进入审美领域、实现艺术的真实,即电视剧艺术表现的真实的日常生活如何符合审美的真实原则问题。从发轫之作《渴望》通过日常表现的社会道德关注以及《编辑部的故事》、《嫂娘》、《孽债》、《空镜子》、《牵手》、《不要和陌生人说话》、《大哥》、《大姐》、《当家的女人》、《母亲》、《婆婆》等表现日常生活的优秀作品来看,作品所表现的生活都不是作家随意拿来任意“打扮”的日常生活,而是从日常生活中抽取的具有典型意义的日常生活,编导所寻求的,是把对这种生活意义的认定放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背景中思考,较好地将电视剧的艺术真实与日常生活的贴近性联系在了一起,实现了生活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的统一。这些电视剧不同于文坛新现实主义提倡的主体的退隐和零度感情的介入,也不同于“审美与生活的同一”从美向丑的大逃亡对于艺术的非美学性质的“充分”强调。这些电视剧表现出的创作主体的立场绝不是作为一个日常生活的普通个体的人生感悟,而是作为社会的代表者和对日常生活进行理性思考的原则化身出现的。即便从“美在生活”来看,艺术表现的生活也不是杂乱无章、毫无意义的生活,而是“对有益于任何人类事物的欣赏”,这就是说,把美建立在内容的基础之上,强调了艺术表现的生活对人类的正面价值,这一原则对电视剧表现日常生活仍然有用。苏珊·朗格认为,“一切艺术都是创造出来的表现人类情感的知觉形式”,艺术作品表现的生活情感是人类的普遍情感,不是艺术家一己的情感。从现实主义的典型理论来看,日常生活能够成为美学对象,是日常生活可以作为一面镜子,映照出整个社会,并从日常生活中发现时代社会生活的意义。这就是说,真,除了是一个认识论的问题,还是一个价值论的问题。从价值论视野看待日常生活的真实问题,正如李德顺《价值论》所言:“把真当作一种价值来理解时,它是从一个特定的角度——主体在何种程度上接近于客体的角度,所看到的一种综合的价值。具有真的性质的,既可以是物的价值、精神现象的价值、人的价值,也可以而且主要是他们的统一;既可以是他们的物质价值,也可以是他们的精神价值,而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物质价值和精神价值的统一。”表现日常生活、发现日常生活美的这些作品,正是强调了生活与艺术在真实上的统一。

同样是表现日常生活的电视剧,为什么《皇城根儿》、《爱你没商量》、《京都纪事》、《请拨315》、《海马歌舞厅》、《让爱做主》、《让爱随风》等电视剧落得个不真实的命运?从真实的问题来看,潘知常是较早提出并探讨“生活和审美的同一”的学者之一,“生活和审美的同一”作为后现代文化理论主张,[63]反映为电视剧最为核心的问题,还是它们在对日常生活的真实表现中,没有让观众体验到人的价值、精神现象的价值、物的价值的统一,或没有让读者感受到物质价值、精神价值的统一,他们要么强调了人的物质性,要么否认或消解人的价值,要么脱离物的价值让精神现象的价值无所依附,否定或有意无意忽略了物的价值与精神价值的统一。现象的真实遮蔽了对生活本质的认识。因此,从价值论的视野来看电视剧,也许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这类电视剧的弊端。

从表现日常生活电视剧的成功的范例来看,《嫂娘》、《空镜子》、《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牵手》、《不要和陌生人说话》、《当家的女人》、《大姐》等电视剧都是在对日常生活的描绘中,在物质与精神的矛盾中,寻求二者的统一。《嫂娘》表现了作为平凡、普通人物的“生也真,死也真”,通过剧中的主人公张敏和五个弟妹之间的一段人间亲情的表现,来强调人的精神对贫乏的物质生活的超越,十年“文革”中,年仅19岁的张敏在父母双双遭到迫害致死后,自己被发配回原籍“劳动改造”。通过讲述张敏走进客家人聚族而居的围屋成家,到家庭破裂,再到为了重新撑起一个寡母和五个弟妹破碎的家留在了围屋,把五个弟妹都抚养成人、培养成了大学生而自己长眠在围屋的故事,完成了人类超越日常生活的精神意义的叙事。《大姐》表现的也是一些生活琐事,没有什么中心事件,在“导演阐述”中对电视剧的要求也是“要统一到‘生活化’上来。尽量去掉那些过于雕琢的表演痕迹”。《大姐》中的大姐雅梅,父母双亡,她用自己柔弱的肩膀挑起了家庭的重担,含辛茹苦,把弟妹们抚养成人。剧中重点描写的血肉相连的亲情,无疑是这部电视剧的意义所在。《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对张大民日常生活的描述,从主人公的无奈和近似精神胜利法的苦中作乐中,表现的是平凡、普通人的人生价值。《空镜子》的意义是通过孙燕、孙丽姐妹的生活轨迹,来表现这个社会造成的物质追求与精神背离的人生体验,这一点在姐姐最后对孙燕与潘树林喜结良缘若有所思的笑声中得到阐释。这些电视剧在对日常生活的典型化处理中,努力从日常生活中寻求普通人的人生意义,通过日常生活反映时代风貌,真正实现了美学的真实和生活的真实同一。

但充斥电视剧荧屏的有很多却是达不到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统一的作品。这些作品有意模糊艺术真实和生活真实的界限。在表现日常生活的真实上,错把现象的真实当作生活的真实,忽略日常生活的真实主要建立在现象和本质的统一的基础之上的基本原则。另外,过分关注日常生活中非理性的畸形情感要素和人的生理层面的欲望,这些,尽管并不违背生活的自然真实,但当它进入到艺术传播领域的时候,却破坏了人的健康的审美情趣,或者污染了电视荧屏。电视剧艺术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是从电视剧成为日常生活的一个活动来理解的,欣赏电视剧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与日常生活就是艺术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命题,艺术与“日常生活”的同格化模糊了艺术与日常生活的界限,品尝日常的平凡、欲望、游戏可以是日常生活的真实但并不就是艺术的真实。

3.将“日常生活”理解为琐碎的生活对生活本质的遮蔽

一些电视剧对日常生活现象的认识,由于缺乏从总体上关照生活,或者排斥总体性,导致对生活的片面认识而使艺术失真。电视剧表现的日常生活“不是当下中国人日常生活的全部美学现实——城市贫民的低工资、低收入,进城干活的民工拿不到应得的报酬,多年来农民的收入增长缓慢,都使得这些被称为弱势群体的广大人群辛苦地徘徊于贫困的边缘。”[64]如果仅仅只是描述普通百姓的现实处境中的一些表面现象,而不去探寻这其中的社会历史原因,缺乏艺术批判精神和美学探寻的勇气,是难以从艺术表现的日常生活中领略到新的时代精神的,也难以从全新而密集的社会信息中捕捉到、挖掘出生活本质,并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因此,电视剧欣赏的一种普遍印象就是过目就忘,真正是“一次过”,它遮蔽了读者对生活的认识。当代审美文化隐含着对于美学和艺术的非美学和非艺术性质的充分强调。其中的关键是:把现实生活理解为“日常生活”,进而把日常生活理解为琐碎的生活,造成对生活本质的遮蔽。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改变,从根本的意义上讲,就是因为这一类的创作有意否认审美是生活本质的表现和它的原本的存在。“审美与生活的同一”这种转变又可以转换为从深度模式到平面模式、从审美到审丑、从创造到复制、从对象化到非对象化、从超越到同一、从无功利到功利、从有距离到无距离等艺术美学问题,这样就使得电视剧表现的生活,往往连日常生活的真实表达都没有做到。从90年代出现的商战题材电视剧来看,与现实生活中涌动的商业大潮相呼应, 90年代的电视荧屏上也是“商战”频频,应该说,反映商战抓住了社会生活的热点现象,也抓住了社会的审美神经。但电视剧提供给观众的却不是观众迫切需要了解的商业故事,或现代商业现实。《住别墅的女人》、《都市平安夜》、《商城没有夜晚》、《与百万富翁同行》、《洋行里的中国小姐》、《朋友你到底要什么》这种猎奇的眼光,使得电视剧在观众眼前不断晃动的,不过是些华美虚幻的、灯红酒绿的生活,平庸的故事和模式化的人物关系,为观众创设的只是一个个白日梦。《住别墅的女人》中的女记者方梅华能够摇身一变成为一家港资公司的总经理,日常生活的描写充满了传奇的色彩,董事长林大维偏偏对其情有独钟,他惟一用心干的事就是不断向她求婚。由于这种人物身份的设置过于简单,导致艺术创作的前提失去了生活的基础。而前提的失真必然导致艺术真实问题的全面突现。

纵观现实题材电视剧的真实追求,不难发现,在以现实主义为主导的真实观的创作原则指导下,多样化的艺术真实在满足多元文化需求的同时,非理性主义潮流在电视剧中的出现,给社会造成了较大的负面影响。由于缺乏历史的和美学的尺度,贬低了人的社会性和人性的真实,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成为艺术表现真实存在的一大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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