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报告文学新论：李炳银等的感悟和随想

第二节　李炳银等的“感悟和随想”

一、李炳银

李炳银是新时期以来从事报告文学研究与评论最早、影响较广泛的报告文学评论家之一，也是“最为典型的职业化的报告文学研究者之一”^[7]。继20世纪90年代的评论集《当代报告文学流变论》之后，他于近年又出版了评论集《中国报告文学的世纪景观》和《中国报告文学的凝思》。其中《中国报告文学的世纪景观》收集1996～2000年的各种评论文章29篇，内容包括理论探讨、作家作品评论和年度述评等。这些文章基本上保持了他以往的风格与特色，即“重心还是落在实证式的研究上”：“以多视点观照报告文学创作的态势与特征。既有微观的作家作品的具体透析，有中观的对某种文学刊物所刊载的报告文学进行分析，还有基于一个时间维度，对报告文学作年度或更长时段的评论”；它们“大多能是是非非，实话实说，表现出一个批评家应有的品格”。^[8]总的来说，他的批评表现出以下三个特点，即“对社会效应的重视”，“对报告文学家主体人格的关注”和“对理性精神的张扬”。^[9]然而，他的实证研究“特别是一些创作综述中有一些成了创作现象的陈列和若干作品的题解，对创作现象和作品缺乏有深度的分析”；“比较而言，李炳银更擅长于对作家作品作社会历史的批评，他比较善于通过考察现实生活、文本与主体的三维关系，挖掘作品历史的、社会的或政治的价值，评判作家主体的人格品格，而比较弱于对创作进行艺术分析”。因此，其研究“一方面有不乏新意深度的力作，但另一方面也可见一些泛化随意的感悟式的评论”。^[10]这也正如李炳银自己所说：“我时常感到有不断的创作现象需要面对，有许多现实的事情要做，放弃对这些鲜活的创作现象的研究，我总认为是一种不易补救的损失。结果，顾此失彼，对于报告文学就只有了感悟和随想，只有收获的喜悦忧患和不断的记录。我有时感到自己就像一个负责报告文学管理的账房先生，记录下的都是一些有关收入支出的流水账。”^[11]这虽是自谦，却也在某种程度上说出了实情。

不过，应该指出，正是由于李炳银有如此清醒的“自知之明”，他也一直试图改变和超越自我，一直在为构建报告文学的理论大厦而努力。这一点，他近年发表的几篇有影响的文章即是明证。在《当代报告文学思考》和《报告文学论》等长文中，他力图将自己长期积累的感性经验上升为理性认识，从而全方位、多角度地对报告文学进行了系统论述，其中不乏独到的真知灼见与理论质素。如认为“报告文学是对新闻的弥补、延伸，也是对新闻的监督和挑战；是对传统文学的丰富、变革，也是对文学的现实社会作用的强化”；“文学自理想走向现实，从虚构移向写真，这是文学的一次醒悟，是文学切实自觉地参与生活变革的一种实际努力”；“报告文学功能的发挥，并不简单地表现在歌颂或是批判上，而在于是否适应了对社会生活对象作全面准确的报告”。^[12]此后，他又进一步补充、发挥了他对报告文学文体的全面思考，认为“报告文学是建立在真实信息背景上的文字、图片书写，是在作家真实观察、发现和理解的基础上对于事实和人物的文学表达”；“真实信息是报告文学的生命，文学的独立判断精神是报告文学的灵魂，形象艺术的表达是报告文学的翅膀”；“报告文学是一种在最现实的社会生活环境中生长的文学，现实性越强，作品传递的社会变化和思想认识的信息越密集新鲜，它受欢迎的程度就越高，社会作用影响也就越大”；等等。^[13]李炳银的这些论文，连同他后来发表的有关论述报告文学“刚性品格”、“时代品性”等问题的文章，均被收入评论集《中国报告文学的凝思》（作家出版社，2009年）中。也就是说，该书除重复选编了前两个文集中的部分文章外，还收入了近年的某些重要之作。

总之，李炳银的这些论文，涉猎广泛，论述全面，集中表露了他一贯强调的关于报告文学的理性、现实性、批判性与真实性等思想，代表了他对报告文学评论与研究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其中不仅有对创作现状的批评，也有对现实争议问题的回应；不仅有对传统理论的探讨，也有针对创作实际而提出的新见。应该说，他的不少见解因接触到了创作主体、文体本质等某些前沿理论问题而闪耀着智慧之光。然而，遗憾的是，他的这些成果虽然超越了“旧我”，但总的来说，还属于“感悟和随想”的范畴。它论述全面而失之笼统，感悟新鲜而流于浮泛，思想敏锐而欠深刻——总之，还缺乏学理的深度与系统的建构。也许，长期在报社、作协机关从事编辑、组织等工作的阅历，决定了他只能当一个“杂色”的评论家而不能成为“精深”的学者吧？

二、周政保、何西来与傅溪鹏(www.xing528.com)

除李炳银外，还应提到的是周政保、何西来与傅溪鹏的评论。周政保继上世纪末的《非虚构叙述形态》（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9年）后，新世纪以来又出版了《苍老的屋脊》（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年）与《周政保报告文学评论集》（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两本评论集。对于这些内容略有交叉与重叠的著作，有人作了这样的概括与提示：

与大多专注于某一领域的评论家不同，周政保文学批评的范围几乎涵盖了所有文学门类：诗歌、散文、小说、戏剧、影视、评论（即对评论的批评），涉及西部文学、军事文学、少数民族文学多种领域，甚至染指画论和音乐评论，当然还有为数不少的序跋。使人饶有兴趣的是这样一种现象，即周政保在切入一个新的批评领域之时，往往是该领域于表面的繁荣中显露出病灶的当口，他首先是带着强烈的问题意识介入其中，为其望闻问切，开方诊治的。……这一特点在报告文学评论方面，表现得比上述领域更加明显罢了。^[14]

的确，他的这些评论主要属于与文坛尤其是与作家（又主要是军内关系较密切的作家）的对话，显得较散漫、芜杂，也主要停留在“感悟和随想”的层面，而缺乏严格的理论体系与逻辑论证：他的确不属于严格的“学院派”学者而只是客串的“杂色”评论家。这一点，他与雷达有相似之处。不过，值得肯定的是，他也和雷达一样，其评论虽缺乏严密的体系与系统的论证，但绝不是应景、敷衍之作，而是实事求是、客观理性，坚守自己的独立品格与学术道德，因而其字里行间不时闪耀着深刻、睿智的理论光芒。如他“痛感文学界潜意识中文体尊卑观念的作祟，理论界对小说理论、诗歌理论、散文理论，乃至文学批评本身，都投入了很大精力，甚至不乏创建‘体系’的尝试，可对于报告文学，却因为怀有某种经院式的文学偏见，因为其不够‘文学’而少有涉足”，因而将“非虚构性”视为报告文学安身立命的前提，并进而提升到文学操守乃至于社会公信力的高度；他将社会责任感视为报告文学作家的“第一素质”与“第一修养”；认为“现实感”和“前沿精神”是报告文学的灵魂，等等^[15]，就是很值得珍视的独到之见。

在老一辈报告文学评论家中，何西来是至今仍十分活跃的一位。收在《纪实之美》（作家出版社，2009年）中的50篇文章，虽然内容较杂——除报告文学外，还有传记、散文、理论和对其他纪实文学作品的评论等，但毕竟报告文学占了绝大多数，且又以新世纪以来的为主。其中除重点评论了何建明的《根本利益》、《精彩吴仁宝》、《国家行动》和王宏甲的《政通则人和》、《贫穷致富与执政》、《中国新教育风暴》等新作外，还评了张雅文的《生命的呐喊》、党益民的《用胸膛行走西藏》、杨黎光的《瘟疫，人类的影子——“非典”溯源》（以下简称《瘟疫，人类的影子》）、徐剑的《东方哈达》、焦祖尧的《黄河落天走山西》、梅洁的《西部的倾诉》与赵瑜的《革命百里洲》等。这些评论，除表露了作者对报告文学等纪实文学的热爱外，的确体现了如他自己所说的“批评理念”，即“就其主导面而言，是现实主义的，重视作品的社会历史价值、人生价值和伦理价值，持积极入世的态度”，但也“非常重视和强调作品的审美价值，艺术欣赏价值”，因而可归入“社会历史的和美学的批评一脉”。^[16]然而，相比之下，他毕竟不及李炳银“专业”，他和雷达等一样，报告文学只是其“关注的主要领域之一”，因而该书中的有些评论篇幅较短、分量较轻，是出席研讨会或约稿的“应景”之作——从严格意义上说，也还停留在“感悟和随想”的层面。

傅溪鹏集作者、组织者、传播者和评论者“四位一体”，其报告文学评论集中于《深·秋》文集（作家出版社，2011年），共47篇。“这些评论大多不是学院式的高头讲章，而是鲜活灵动、锋芒直露的时评和短论，它们或概览某个阶段（年度）的创作状况，或就重要的作家作品发表看法，有理论思考，也有感性文字，有建立在对报告文学文体特征深刻认知基础之上的艺术评价，更有植根于传统和主流价值观的明确判断。”^[17]总之，“从批评的类型来看，傅溪鹏先生无疑属于‘作协派’的印象式评论，言说并不求取学理的论证，但感悟作品真切，善于抓住对象的特点，出入其间而得大端，并从作家作品的具体评说中，指出报告文学创作中被忽视的重要常识，如‘精短创作’、‘重视文学性’、‘报告现实’等，都是一些有的放矢之说”。^[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