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报告文学新论：丁晓原与王晖的超越

第三节　丁晓原与王晖：坚守中的超越

一、丁晓原

与李炳银等不同，丁晓原和王晖是典型的学院派学者。他们长期从事报告文学的评论与研究，曾单独或合作写过不少有影响的论文。他们的专著《文化生态与报告文学》和《百年报告文学文体流变与批评态势》均是在博士论文基础上改写的用力之作。其中丁晓原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已发表数十篇论文并出版了《20世纪中国报告文学理论批评史》等专著。他的文论，除具有学院派批评“所普遍具有的严谨、扎实文风和规范性与学科化之外，较强的系统意识和文体意识是其中突出的特点。他试图通过自己的阐释，勾勒报告文学理论发展的轮廓，辨析与确证报告文学文体最具原点意义的特点”^[19]。《20世纪中国报告文学理论批评史》“无意营构编年体式的‘史性’体系，而是着力于通过对每一个时段具有某种史的价值的理论批评成果的提取与论述，从总体上把握特定的历史时期理论批评内在的特征。……力图从点、线、面三个维度，描绘20世纪报告文学理论批评史的立体图景和内在的历史性”^[20]。因此，人们除肯定它填补空白的开拓之功外，还充分肯定它所构建的叙述体系和“对1990年代以来报告文学作家作品论平中出奇、淡中出新的有力推进”^[21]，等等。他的《文化生态与报告文学》（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正如标题所示，其突破在于运用生态学的方法，从文化的角度——尤其是从政治文化的角度，对中国报告文学进行外部环境与内部形式相结合的整体观照，从而提出了许多敏锐的新鲜见解。如将百年中国报告文学的发展史分为“自发期”、“自立期”与“自觉期”三个阶段；认为报告文学是一种“典型的知识分子写作方式”，是“近代知识分子借助于其他文化条件所新创的一种具有显性社会意义的独特文体”；报告文学“成在政治”“也败在政治”；“政治或政治文化，是我们研究30至70年代报告文学不可或缺的一个关键词”。而自新时期以来，“报告文学作家的自主性正在生成，写作由屈从于某种号令的被动态，变为作家参与现实的一种主动方式，由一种代言人式的社论体制作，变为具有个人风格的有意味的创造”；“报告文学作家对于自我的隆重张扬，是新时期报告文学有别于此前此后同类创作的重要的标志之一”。同时，“从外在的形态可以看出，报告文学的结构由微小转至宏大，这象征着作家观照世界已从微观走向宏观”；“中国当代文学所出现的轰动，其实主要并不在于文学本体，而是文学对主流话语——政治同化的一种认同与回应”。总之，作者的评说既有理论的高屋建瓴与观照的全方位、多视角，又有对作家作品的悉心体察与对文体性质的独到发现，可见出其扎实的研究功底、严谨的写作态度与较好的学术素养。

相对而言，丁晓原的《中国现代报告文学论》（百家出版社，2004年）主要属于“内部研究”，“其中有关于‘发生期’、‘解放区’等某一时段或空间存有的报告文学的论析，有关于某种类型作家的报告文学创作评论，最多的则是对报告文学作家作品的细析解读”^[22]。如对女报告文学作家群体和梁启超、周恩来、瞿秋白、邹韬奋、范长江、黄钢、刘白羽与巴金等作家的论述，就是针对报告文学研究的薄弱环节而为。同时，其论述中也伴随着对报告文学本体的思考，不时闪耀着独到的思辨之光。不过，无论是作家论还是本体论，都还应提升理性，加强深度。《文化生态视镜中的中国报告文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上编虽是对《文化生态与报告文学》的扩展（实际上是对原博士论文的还原），下编却是对新世纪报告文学的追踪研究。当然，说是“研究”还有些勉强，实际也是“感悟和随想”——正如他自己所说：“下编的文字，以多种方式留存着我对新世纪报告文学的记忆。其中有与同学王晖教授为《文艺报》所写的关于报告文学存在状态分析的年度或时段性的对话，有作为春风文艺出版社《21世纪中国文学大系·纪实文学》主编，为“年选”作的序言，还有的是发表在学术刊物上的几篇论文。对话和序言写得自由散漫，系统性似乎不见，但随心所欲，倒是记录了当时真实的阅读感知，从中大约也可以领略新世纪报告文学的现实场景。”，^[23]这样，也就带来该书整体结构上的一个缺陷，即上下编体例的不一致：上编结构严谨，下编“自由散漫”。同时，由于下编是由“年度分析”、“时段性对话”和“论文”三部分组成，因而其内容就不可避免地存在某种重复。不过，值得肯定的是，在这种“自由散漫”的“感悟和随想”中，仍贯穿着他的“知识分子”独立立场和“文化生态”的观察视角，仍在其对报告文学文体本质与前景的探讨中透露出作者的睿智和敏锐。此外，丁晓原还有论文集《中国报告文学三十年观察》（作家出版社，2011年）。它分5辑，选录了作者20多年来有关报告文学作家、文体、发展与理论的评论40余篇。

最后，还须指出，近年来，丁晓原在主编某些纪实文学“创作年选”的同时，其研究领域又从“现当代”“报告文学”扩展到了“晚清至五四”“散文”等：除发表的系列论文外，2011年获准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现代转型中‘五四’散文与晚清散文的关联研究”是其标志。这或许预示着作者学术事业的更广阔前景吧！

二、王晖

相对而言，王晖的研究虽不及丁晓原的领域宽广，却自有其专精之处。他长期关注报告文学的发展动态，能敏锐发现和提出某些问题，也能不时对一些新作进行评论。他的论文集《现实与虚构——当代文学文体批评论》（作家出版社，2005年）收录了他自1985年以来的部分评论文章，其中有关报告文学与非虚构文学方面的内容约占一半（其中5篇与南平合作），包括对创作现状的评论、对本体特征的思考和对作家作品的个案分析，其中不乏独到的新鲜之见。不过，这些论文毕竟是他早期的成果，其论述还不够系统、深入、精致，显得不够厚重、成熟，一些短文似有“应景”之嫌。相对而言，《百年报告文学文体流变与批评态势》（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则显得较厚重、扎实。该书的创新与学术意义，正如范培松在《序》中所指出的：(www.xing528.com)

王著的最大特点是力图在中国报告文学前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构建新的报告文学阐释体系，以实现形式批评与价值批评的整合，显示21世纪报告文学研究的新视野与新维度。它以文体学为基本框架，在同时兼容了叙述学、文化学与传播学等理论在内的言说平台下，对19世纪末至20世纪末中国大陆报告文学的文体流变和批评态势，做出了全方位的、颇具开拓性意义的理论阐释。通过对中国报告文学的体裁与语言体式、叙述模式、文化语境、制作与传播、批评态势等层面的考察，独特而清晰地勾勒出这一文体历经百年的变迁画卷。

的确，与某些同类著作相比，该作内容更丰富，方法更多样，资料更翔实。它不仅从文化学而且从叙述学、文体学、批评学和传播学等多种角度和不同层面，对百年中国报告文学进行了内外结合、纵横交织的反复言说。其内容涉及报告文学的文体性质、发展规律、美学形态、传播方式和批评标准等诸多方面。由于作者也是长期从事报告文学研究的专业学者，且试图建立自己独特的阐释体系，因而在论述时，他尽量与研究对象保持距离，旁征博引各种资料，努力增大其理论含量与提升其学术品位。这样，其论述就不时闪现出新鲜与独异的理性之光。如认为：对于文体流变，可用“附庸而独立，一体到多元”来概括；“文体规范由非虚构性、文化批判性和跨文体性三元素构成，它们分别从客观呈现、主体诉求与艺术表现三层面支撑着这一规范”；百年中国报告文学文体从其言说的对象及其文体面貌中所折射出来的意味，传达出其与以现代性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深度整合、互动，即对“现代性的追寻与反思”；等等。总之，该作不仅是奠定作者学术地位的较厚重之作，而且是标志着近年报告文学研究水平与质量提升的代表作之一。然而，尽管如此，该著也只是试图建立自己的“阐释”体系而不是“理论”体系，它毕竟不是报告文学的“本体”研究，因而其理论发现与贡献也就受到限制。而对报告文学的研究来说，目前最需要也最缺乏的是对报告文学的“本体”研究，即对报告文学进行美学定位，建立报告文学“自己的”“理论”体系。可以说，目前报告文学创作、编辑、评论和评奖中的某些混乱，学术界和理论界对报告文学的不够重视，其原因均出于此。正是如此，我们不仅见出了刘雪梅的《报告文学论》与周淼龙的《非虚构叙事艺术》的弥足珍贵，而且也看到了王晖在这方面的自觉追求与不懈努力。这一点，我们从他的新著《时代文体与文体时代——近30年中国写实文学观察》（人民出版社，2010年，以下简称《时代文体与文体时代》）即可窥见。

综观《时代文体与文体时代》可知，王晖的自我超越在于：他不但在研究领域和范围方面不断拓展，而且试图在理论方面有所突破和创新——他试图在较广阔的学术视野和较深远的学术背景上，构建以“新自然主义”为核心理念的、全新的“写实文学”理论体系。应该说，这是本书最大的学术亮点与价值所在。具体来说，作者认为，以往报告文学理论研究之所以贫乏、落后，其重要原因之一是就报告文学论报告文学，而没有跳出文体本身，站在跨学科、跨文体的更高视点上，从整个文艺理论建设的高度，来建构报告文学的独立理论。因此，作者不但提出了以建构“新自然主义”为核心理念的“写实文学”理论设想，而且对此进行了具体阐述，其中包括“写实文学”符码阐释的历史性与当代性、“写实文学”整体研究的对象与方法、“写实”的多义性符码在不同文体中的显现以及“写实文学”的核心原则与价值体现等。应该说，作者的这些思考与论述是相当前卫的，为我们研究复杂多变的中国现当代文学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和学术方法。它启示人们：一、文学的“虚构”与“纪实”不但不是对立的，而且是相辅相成、彼此依存的，两者之间没有截然的分界线；二、“纪实”是“虚构”的基础，许多小说等“虚构”文学就是从“纪实”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三、“写实”概念大于“纪实”，“写实”已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重要母题，它为文学史的“重写”与报告文学理论的建构提供了新的思路与视角。因此，作者以新写实小说为重点，结合其他文体与作品，对此进行了具体说明。其次，该书的自我超越，还表现在对研究领域的拓展与整体把握文学现实的努力上。这一点，除表现在上编对“20世纪末”写实文学的“整体研究”外，还具体表现在下编“21世纪初中国报告文学的全景考察”中。正是这上下两编的合作与互补，才体现了全书副题的意旨：“近30年中国写实文学观察”。也就是说，一方面，作者继续追踪和关注新世纪以来的报告文学发展，并试图在现状描述的基础上进行理论总结；另一方面，又试图将新时期至今的30年历史作为一独立单元进行整体研究。^[24]

但著作也存在一些值得探讨的问题。如关于“写实文学”，基本上还停留在“提出”问题的层面，而对其体系的具体“构建”则明显不够。因为，要建立一个新的理论体系，不但要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深入论述其存在的可能性、必然性与重要性，还要在其概念、外延、内涵、性质、特征与价值、意义等方面进行逻辑严谨的推理和论证。而要如此，就不但需要众多理论资源的支撑，而且必须全面、系统掌握其翔实的创作文本——尤其是从新时期到新世纪30多年来的创作。显然，作者在这方面的准备还不够充分。如单就文本资料而言，它不但未涉及新世纪以来的大量内涵丰富的创作，而且就论者所限的“20世纪末”而言，也只将重点放在“新写实小说”和报告文学方面，而基本上未涉及以叶永烈、权延赤、石楠、邓贤和余秋雨、章诒和等人为代表的，包括“传记文学”与“纪实散文”等在内的“纪实文学”之类。而其所论及的“纪实小说”与“口述实录文学”等，本来就量不大，且有争议，加之未进行数量统计与概念辨析，就更显得缺乏力度。在概念和逻辑方面，还未将“写实”与“纪实”、“报告文学”之间的关系论说清楚。因为，就专著的整体设计和论述而言，作者是将“写实文学”看成大于“纪实文学”的概念，即它除了“纪实”文学外，还包括“新写实小说”等部分“虚构”文学，且贯穿于“20世纪末”以来的整个文学实践。但在其具体论述中，作者不但将“新自然主义”看成与“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等并列的流派，而且认为它只是20世纪下半叶文学史上“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是存在于新时期文学中“批判现实主义”与“现代和后现代主义”之间的一种“文学生态”。那么，“写实文学”与“新自然主义”是什么关系？两者如何统一？“新自然主义”究竟是“写实文学”的核心理念还是一种文学流派？显然，这些都不是三言两语所能说清楚的。在这里，我们不只见到了理论创新的艰难，而且更体会到了报告文学等纪实文学研究的任重道远。

其次，关于“新世纪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的整体研究。如前所述，要建构“写实文学”体系或“报告文学一纪实文学学”，不但要深入研究新世纪文学，而且要将新世纪文学与“20世纪末文学”或“新时期文学”紧密联系，从整体上进行考察研究。因为，表面看来，新世纪文学还只十多年，而“20世纪末文学”却有二十多年。实际上，这不是简单的时间长短问题，而是直接关系到对整个文学历史、走向与性质等问题的评价和把握。作为新时期成长起来的纪实文学作家，如叶永烈、陈祖芬、石楠、胡平、赵瑜、何建明、李鸣生和邓贤等，他们的创作或高峰在新世纪，或新世纪以来有重大发展。也就是说，整个新世纪以来的文学是超越了前两个十年的。如果我们不能从整体上认识和把握这一现实，所谓“写实文学”体系或“报告文学—纪实文学学”的建构就缺乏坚实基础。正是在这一点上，我认为，《时代文体与文体时代》对包括“写实文学”在内的新世纪文学的把握还不够全面、深透。具体来说，一是上编所论的“写实文学”所包括的诸文体没有贯穿至下编的“21世纪初”，即下编的内容专谈报告文学而未包括“新写实小说”与“纪实小说”等；二是下编所论的报告文学内容也不够全面、系统，尤其是第七、八两章，采用“编年检索”与“对话漫谈”形式，更使其内容停留在“感悟与随想”的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