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报告文学新论：新时期向纵深发展

第三节　新世纪以来：向纵深发展

一、进一步向广度与深度多方扩展

史传报告文学发展的第三阶段：20世纪90年代末至新世纪以来，深化期；代表作家有胡平、张正隆、郝在今、沈卫平、于劲、王树增和黄传会等。之所以说是深化期，是因为该时期的创作无论在题材、体裁还是规模和形式等方面，都进一步向广度和深度发展，也更趋复杂与多样。尤为重要的是，它们在观念、风格和审美嬗变方面更趋成熟与深刻。具体来说，首先，长篇力作更多，篇幅更宏大。如《湘西大剿匪》（第2版）：40万字；《596秘史》：48万字；《苦难辉煌》：51万字；《西安事变的序曲》（李伶）：53万字；《解放大西南》：55万字；《中国飞天大传》：56万字；《抗日山——一个民族的魂魄》（王志章）：65万字；《中国地空导弹部队作战实录》（陈辉亭）：66万字；《8·23炮击金门》、《长征》与《远东朝鲜战争》：各67万字（修订版《朝鲜战争》56.4万字）；《上海1949》（于劲）：81万字；《解放战争》（上、下）：137万字；《中国海军三部曲》与《雪冷血热》（上下卷）：各107万字。其他各类“纪实”丛书则继续保持和发展了以往的规模。

其次，题材进一步向广度和深度扩展。首先是许多具有原创性的作品，披露了过去不曾为人所知的历史内幕。如《雪冷血热》（上下卷）首次全方位披露了东北14年残酷抗战的内幕真相；《驼峰航线》、《中国秘密战》、《英雄万岁》与《留美幼童》等长篇，分别披露了抗战期间中美联合开辟中印空中航线即“驼峰航线”，中国共产党所从事的情报、间谍、保卫、反特等秘密工作，东北航校与人民空军的创建以及中国最早的官派留学生等历史事实；《协商建国》、《八千湘女上天山》、《天路行军》与《8·23炮击金门》等，首次反映了中国共产党联合各民主党派召开第一次政协会议协商建国，为开发西部、建设新疆八千湘女上天山，为解放西藏千名女兵进行艰苦卓绝的又一次“长征”，以及1958年人民解放军炮击金门等鲜为人知的历史内幕；《牺牲者》与《最后的武斗罹难者墓群》首次披露了“文革”中群众“造反”组织的武斗与相互残杀的惨痛悲剧；《军统最后的暗杀名单》、《“蓝衣社”碎片》、《全球寻找“北京人”》、《双X档案》、《高岗饶漱石事件始末》、《死亡联盟》等，则首次披露了国民党逃离大陆前军统执行的暗杀计划，国民党特务组织“蓝衣社”的始末经过与事实真相，“北京人”的失踪与寻找，“阿波丸”的沉没与打捞以及“高饶事件”始末等。其次，有些作品的题材虽然原有创作也有所涉及，但更全面、系统、深入，且发现和挖掘了新的史料。如关于红军长征的题材，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等均有过描写与反映，但王树增的《长征》比以往这些创作史料更翔实、反映更全面、描写更深刻，同时也有不少新的史料发现与挖掘。而金一南的《苦难辉煌》则不仅以中共建党与红军长征为重点，剖析了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从“苦难”到“辉煌”的现代历史，而且从国际社会的高度与学术文化的深度，探究了其成败得失的经验教训与意义。关于朝鲜战争，《志愿军战俘纪事》与《板门店谈判》等从不同侧面进行过描写，而王树增的《朝鲜战争》超越以往之处，不仅在于其全面、系统、翔实，还在于其写作立场的客观、独立以及“科学性”与“文学性”的有机整合。此外，《血线》之于《大国之魂》、《血战》之于《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与《碧血黄花》、《中国海军三部曲》之于《海葬》，《磨难》与《“叛徒”何曼》之于《西路军女战士蒙难记》，《禅机》之于《反右派始末》，《湘西大剿匪》之于《湘西剿匪》等，均有不同程度的补充、超越与发展。

二、基本完成观念转变与文体革命

最后，尤为重要的是，这一时期的史传报告文学，其风格更鲜明、形式更多样，尤其是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其新的审美规范，基本完成了报告文学的观念转变与文体革命。如“学理性”问题，一方面，其“政治理性”与“科学理性”更加发展成熟，形成两种不同的鲜明风格，另一方面，更多的是两种理性相互交融、融为一体，且更加客观、冷静、深刻、睿智。如胡平的《禅机》既不同于叶永烈《沉重的1957》与《反右派始末》的客观再现，也不同于苏晓康《“乌托邦”祭》和戴晴《储安平与“党天下”》的简单、偏激，而是将人物放在整个中国历史、文化的大背景中进行立体考察和全方位透视，力求在新的理性高度上实现其客观、真实。尤其是他新世纪以来的《战争状态》与《100个理由》，反思与批判又进了一步：不再只是从某时、某地、某人、某事切入，以点带面地反思历史与现实，也不再只是一般地批判极左政治与封建主义，而是以深远的历史文化与广阔的世界视野为背景，从宏观上客观、冷静地探讨某些历史与现实问题。与此相关，这一阶段的史传报告文学与整个报告文学的发展新变同步，也进一步反映了作家们“从两极到中介”的思维变化。即作家们的思维方式和创作态度，既不是新时期前后的“两极对立”，也不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激情有余，理性不足”，而是价值中立，持民间立场与冷静态度，在许多问题上能进行独立思考，发出“自己的声音”。因而在理性启蒙与话语模式等方面，表现出持重与内秀的风格嬗变。^[19]如《革命百里洲》在探讨土地与农民即“三农”问题时，不仅深入生活底层，对其进行冷静、客观的远距离历史观照，并试图找寻其“与中国社会文化土壤的深厚联系”，而且努力跳出政治、党派、阶级的圈子，站在独立的民间立场进行科学审视，力图尽可能地还原历史真相，逼近历史本质。因此，作品表现了诸多对传统主流意识与权威话语的独立思考和质疑。

在这方面，《8·23炮击金门》、《西安事变的序曲》、《雪冷血热》（上下卷）和《朝鲜战争》、《解放战争》（上、下）等更有代表性：它们不但能以当代意识对历史进行“远距离观照”，而且能价值中立，持民间立场与冷静态度，表现出睿智的科学理性。如《8·23炮击金门》对炮击金门这场经典炮战的价值、意义与国际国内背景的分析，对中、美、蒋（台）三方复杂关系的把握，可谓透彻到位、丝丝入扣：蒋介石父子希望美国支持他反攻大陆，但不愿失去独立性而当傀儡，他们在“统一”、“爱国”这一点上与大陆是一致的；美国从自身利益出发，希望台湾独立并与大陆作对，但又不愿惹恼大陆而陷入国际纠纷——因此，美国对蒋的感情是又怜又恼，蒋对美国的感情则始终是又爱又恨：“爱、怜、恼、恨”是美蒋恋之曲的主旋律。毛泽东则利用金门这颗棋子，打打停停，收放自如，牵制美蒋。这就深刻揭示了金门炮战的政治、外交与战略意义。《朝鲜战争》也是这样，它不仅从宏观上分析和把握了中、美、朝、韩、苏等国对朝鲜战争的立场、态度及其相互间的复杂利害关系，而且客观描述了战争的进程、发展、变化及其胜败得失等；不仅写了中、朝两党两国的合作与友谊，也写了其中的分歧、矛盾与斗争；不仅客观写了毛泽东、彭德怀、金日成与麦克阿瑟等各方统帅决策正确的一面，也如实写了他们指挥失误、遭遇挫折甚至担忧、紧张、害怕的一面。即使在用词称谓上，作品也不用“我方”、“敌方”而用“中国士兵”、“美国军队”等。这样，作者就完全超越了政治、党派、阶级、民族的立场而站在全人类的高度俯瞰历史，从而表现出求真务实、探究真理的严谨科学态度——正如《中国秘密战》的作者所说：“本书涉及许多值得尊敬的人物，但是，我在文字中没有给任何人以任何尊称，同时，也没有给受到批评的人物以任何贬称。这是出于纪实的规范。一旦进入写作状态，我这个作者就变成读者的代表，有资格遨游天际，俯瞰人生。”^[20]因而除“远距离观照”国共两党的特务、情报工作外，作品也严肃正视和客观反映了共产党内的叛徒、失误与肃反、整风中的极左表现和惨痛教训等。《解放战争》（上、下）在客观反映历史、冷静揭示真相的同时，如实地描述了国共两党两军各自的是非功过及曲折、复杂的内幕与原因。

《西安事变的序曲》更是如此。它以确凿的史料与生动的叙述，提出和论证了一个重要的学术观点：1933年5月杨虎城与红四方面军签订的“巴山协定”是“西安事变”的序曲。正如作品所提示的：

本书以“从阎王爷枪口下抢救出的活材料”和大量的解密资料，诠释了许多前所未闻的重大问题：为什么说“巴山协定”是“西安事变”的序曲？为什么西安事变70多年后才有“序曲”之说？哪些人为因素致使这些重要史料长期湮没于尘埃之中？党中央和毛主席对杨虎城曾经有过哪些误会？这些误会是怎么解除的？为什么说疏于统战是西路军惨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宋绮云将军并非杨虎城的秘书，怎么成了众口一致的“杨虎城的秘书”？9岁烈士“小萝卜头”为何与杨虎城同葬一个陵园？^[21](www.xing528.com)

同时，作品还指出，将“巴山协定”定位于“西安事变的序曲”有三点理由：一是序曲与主歌基调的一致性，二是事态发展的渐进性，三是促成因素的同源性。为什么“西安事变”70多年后才有“序曲”之说？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重要的一点是与张国焘的错误有关。即张国焘出于向党中央分庭抗礼，贪天之功据为己有，自然不愿提及杨虎城对川北红军的大力支持。还有，张国焘、陈昌浩等红四方面军领导回避西路军全军覆没的真实原因，故而掩盖了“巴山协定”的本来面目，致使“巴山协定”长期湮没在雾障之中。^[22]

当然，在这方面，《苦难辉煌》更为全面、厚重：它不论在史传报告文学的创作方面，还是在“新五性”的综合表现方面，都可以说是集大成之作。它超越以往之处，不仅是在“主体创作的庄严”、“题材选择的开拓”、“文体本质的非虚构”与“文史兼容的复合”等方面，更突出、重要的是在“文本内涵的学理性”方面。即它不仅立足点更高，视野更开阔，掌握史料更全面，而且与胡平的“学术体”一样，论由史出，史论结合，挑战经典，颠覆传统，对毛泽东、蒋介石以及斯大林、李立三、王明、博古、李德、林彪等历史人物作了实事求是的辩证分析，从而证明：“历史是兴衰，也是命运”，“辉煌是财富，教训也是财富。甚至是更值得珍惜的财富”，“伟人从来不是不犯错误的人，而是犯了错误能够迅速及时纠正的人”，“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与非凡，毛泽东作为这个党的领袖的伟大与非凡，并不在于那种充满佛光禅意的被神化的计划或预言，而在于它的实践”，等等。（该作在第三编有关史传报告文学的论述中还有具体分析，此处从略。）正是如此，该书初版一年后即7次印刷，发行突破百万，被认为是“二○一○年度最具影响力的图书”，也是“中宣部中组部要求全体党员干部学习”，“众多高层领导争相阅读大力推荐的”“史诗性作品”，并已获第二届中国出版政府奖、第三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等。^[23]

关于“文学性”问题的探索，这一阶段的创作也有长足进展。如《战争状态》等“学术体”作品，虽然“形象性”不够，但提出了“思想美”的命题。胡平认为，“思想美”具有“历史脊椎骨的分量”，具有“大快大畅大奇大雄的审美意义”，因而“思想新颖，思想饱满，思想深刻”是他所“感兴趣”和“看重”的美学追求。^[24]这确是值得重视和探讨的新观点，对解决某些作品因“理”伤“情”而出现的“思”、“诗”矛盾提供了新的理论资源与途径。然而，毕竟这种作品“曲高和寡”、影响阅读快感，因而更多创作还是继承和发展叶永烈的传统，以严谨求实的态度，将题材选择与写作技巧相结合，全力挖掘和展示作品本身的“可读性”、“趣味性”。如《8·23炮击金门》“有壮观宏阔、摄人心魄的场景，有驾驭这台大戏的从领袖、将帅到士兵的叱咤风云、栩栩如生的人物群像，有构成这精彩一幕的感人且意味深长的细节、‘诸元’”^[25]。尤其是《中国秘密战》、《中国海军三部曲》、《双X档案》与《驼峰航线》等，可以说是“历史的科学性”与“文学的形象性”即文与史有机融合的典范，为解决“倾向性”与“真实性”、“思”与“诗”、“人”与“理”等报告文学创作中普遍存在的矛盾提供了宝贵的新鲜经验。如《中国秘密战》首次以中国共产党的情报、保卫工作为对象，也涉及统战、联络、外交等方面的秘密工作内容，其题材本身就具有强烈的神秘性、传奇性。如作者没有严肃认真的态度与对历史高度负责的精神，很容易滑向媚俗、浅薄的“戏说”之途。然而，作者却在采访、写作中“下了最大的功夫”：“写作时间有十四年之久。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搜集素材，采访当事人；二十一世纪初撰写初稿，反复修改”；同时，严格考证史料，采用“时空交织”与“立体描写”等方法，力求学术性、真实性与可读性的高度统一。^[26]

《中国海军三部曲》也是这样：第一次以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和生动形象的文学语言，系统梳理与理性反思了中国海军一百多年来的不平凡历史，可说是一部名副其实的“史诗”。它的写作时间长达十年，其间除调查采访外，还大量阅读了清史、近代史、民国史、共和国史与世界海军史、造船工业史、海军兵器发展史、东亚国际关系史等，同时研究了中国一百多年来的政治制度、思想文化、社会风俗的变迁，等等^[27]，其准备之充分、态度之严肃、写作之艰难，由此可见一斑。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它对史传报告文学文史融合的探索，对报告文学“文学性”问题的全新认识，再次给我们以深刻启示。作者在写作中体会到：“在历史本身的生动性面前，文学家的想象力原来特别苍白”；“很多历史人物的生命本身就非常‘文学’，而其非逻辑’行为中又总是隐含着历史逻辑的巨大力量”；“文学和史学都不应当囿于分类，好的史学读物应当能写出鲜活的个体生命的悲欢，而好的文学读物也应当具有历史的穿透力”；“我们坚信它的可读，是因为坚信历史本身的力量。历史不都是有趣的，但大多数真的历史却是有趣的。……像李鸿章、丁汝昌、萨镇冰、陈绍宽这样的人物，一生跌宕起伏，本身就是历史、时代、文化、个体命运的矛盾冲突聚合点。我们不是为了‘有趣’才去挖掘他们生命历程中的种种细节，恰恰相反，是通过这些细节才真正认识了他们”。^[28]总之，在“大写的人”与“真实的人”这一点上，文学和历史达成了内在的高度统一。这也正如有人所说：“‘文学性’绝不是一个简单的审美范畴，也不可能是一个纯粹的理论问题——它比我们的想象或演绎要复杂得多、丰富得多。或者说，一部报告文学作品是否具有‘文学性’，它只能是一种具体接受过程中的复合判断。”^[29]而这种“复合判断”或“文史统一”论，实际上也提出了新的重要美学观点，即“生活美”、“非虚构美”与“文史综合美”。而这些新鲜观点的提出，又使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在生活”与毛泽东的“生活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的论述，也不得不对“文学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准确性产生怀疑。实际上，纵观新时期以来的报告文学发展可知，这种认识并非孤立的偶然现象，而是其文体发展与观念变革的必然结果。因为，早在20世纪80年代，孟晓云在《胡杨泪》篇首以采访手记的形式感叹：“生活本身比文学更悲壮”；肖复兴在《柴达木传说》中抒情：“生活使一切虚构黯然失色”。至90年代，叶永烈谈道：他写《红色的起点》时，开始想以“纪实小说”的形式，后“考虑到七十年间无一部准确、翔实描述中共‘一大’的长篇报告文学时，便放弃了写成小说的念头”，而以“文学与史学相结合”的形式“真实、准确地向读者‘报告’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全过程”；同时，他在写作中发现，对中共“一大”代表们，他“没有着意‘塑造’，他们本身的性格便是十分鲜明的，一人一貌，彼此不同”。^[30]赵瑜则在《马家军调查》中说：“任何第三者的描绘都无法与生活的真实相比拟。”

至新世纪，《中国秘密战》、《中国海军三部曲》、《西安事变的序曲》与《湘西大剿匪》等，则将这种认识和理论趋于完善、明晰与系统。它们不但有如上所引的理论认识，而且将这种理论自觉贯穿于创作始终。如《中国秘密战》描写国共双方互用反间计，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错综复杂，波澜起伏，其历史本身比传奇故事更精彩、更吸引人；邓小平到情报训练班择偶卓琳，布鲁与吕璜的爱情浪漫多彩：“不须虚构，那些真实的故事就足够动人”；周恩来劳山遭遇伏击，本可写成国民党暗杀中共领袖的阴谋，而且这样写在情理上也不冤枉国民党，然而，虽然作家“总是难以遏制猎奇倾向”，但“延安的老保卫们，都肯定地对作者说：劳山事件没有政治背景。这些人真是老实，连国民党都不肯冤枉”，因而只能“尊重历史真实”，“从实写来”（见作品内容）。而《中国海军三部曲》中的李鸿章、孙中山、丁汝昌、萨镇冰、陈绍宽等人物，的确“一生跌宕起伏，本身就是历史、时代、文化、个体命运的矛盾冲突聚合点”，他们既是历史，也是文学。如邓世昌“是一个忠勇正直的军人，一位民族英雄，但你要想‘塑造’这样一个历史人物的‘文学形象’，绝不能凭空给他设计几段凄美爱情，而必须了解北洋海军所处的政治、文化环境，了解清末北洋海军中的乡籍派系关系，了解清末封建官场的‘明规矩’和‘潜规则’，这时，你就能看到邓世昌身上孤独、沉重的一面，这样‘塑造’出来的邓世昌，既是历史的，也应该是文学的”。^[31]的确，“无论是人的过程还是事件过程，很多‘细节’或‘情节’是想象不出来的；人事物理的生动性，以及它在传达这个世界的深刻性方面，生活的本相要比我们的想象更丰富、更奇特或更具‘戏剧性’，就看我们是否乐意作深入的采访调查了”。^[32]《西安事变的序曲》也是这样——

本书故事情节相当精彩。双重身份密使武志平，斡旋于国共两军之间，既要摆脱国民党特务分子的纠缠，又要获得共产党内极“左”分子的信任，更兼他这个中共地下工作者的处境，屡屡大祸临头，每每九死一生。他都靠忠勇和智慧，出色地完成了传递情报、输运物资、开辟红色交通线等重要任务，传奇故事引人入胜。仅就那份密电码和军用地图的来龙去脉，就足以让天才小说家为之钦叹！此外，本书还饶有情趣地描绘了那哀婉动人的爱情故事与极富悲剧色彩的人生之路，以及诸多人物的秘闻较事和配发的大量图片，再现了当年的历史风貌。^[33]

总之，史传报告文学与问题报告文学等的发展过程，实际也是整个报告文学观念变革的过程。纵观整个新时期以来的报告文学发展演变，我们发现：如前所述，关于报告文学新闻性、文学性、政论性的传统定义，是报告文学初级阶段的理论产物；它先天不足、后天失调、极不完善，根本无法规范和指导新时期以来的创作。而新时期以来的报告文学创作实践，实际上对其进行了全面颠覆，而逐渐形成了自己新的审美规范与理论体系，这就是如前所述的“新五性”。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一点，下面再以张正隆等的作品为例加以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