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报告文学新论：文本内涵的学理性

第四节　文本内涵的学理性

有人指出：“表现出哲理性深度，并非为报告文学所独有，但通过纪实性形象来显示和通过作者的主观评论来展示这一哲理深度，则成为报告文学的独特之点。”^[80]我认为，“哲理深度”的确是报告文学尤其是新时期以来的报告文学的显著特点之一，但还不足以概括整个报告文学的文体特性。在这方面，我认为用“学理性”更为准确：它主要指报告文学的理性；不只包含了以往的“政论性”，还包括学术性、资料性和知识性等。这一点，我们还必须结合报告文学的整个文体特性来进行探讨。前面提到，从创作主体来说，报告文学是一种典型的知识分子的“特殊”写作，即它典型地表现了知识分子“庄严虔敬”、感时忧国的历史使命感与社会责任感。这一点，表现在创作客体即作品中，就形成“文本内涵的学理性”，表现为审美特征则为“理性美”。它是报告文学与小说等虚构文学的最大区别。因为，按照经典文论，虚构文学的倾向性不能“特别指点”，而只能通过场面和情节“自然流露”，不然，就成了思想与观念的“传声筒”。而报告文学，其倾向性不但可以“特别指点”，而且是评价作品成败优劣的标准之一，因而“学理性”就成为其重要特征。而这种“学理性”与“理性美”，在价值观上又“直接”表现出鲜明的“功利性”，因而，报告文学又是一种具有鲜明、强烈的“功利性”的文体。以下从三个方面对此具体论述。

一、“学理性”与“理性美”的发展和表现

可以说，“学理性”与“理性美”是新时期以来的报告文学区别于以往创作的最大不同之处。如果说，新时期以前的报告文学侧重的主要是与现实政治密切相关的“政论性”，且其内容较单薄、肤浅的话，那么，新时期以来的报告文学，则不但将其潜在的批判理性与政治理性发展至新的阶段，而且还增加了批判传统、反思历史、文化启蒙与学术性、知识性等理性内涵，从而形成了以追寻“现代性”、高扬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为中心的“新理性精神”^[81]，即“学理性”与“理性美”特色。这一点，又以问题报告文学与史传报告文学表现最为集中、突出。

纵观历史可知，大凡思想解放的时代，必是理论活跃的时代；只有理论活跃，才能推动思想解放——两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如我国先秦时代是思想解放的时代，因而出现百家争鸣的局面，给我们留下了先秦理性精神与诸子散文的思想文化遗产；五四时期是思想解放的时代，因而也出现散文和问题小说等文学繁荣的景象，尤其是产生了鲁迅、郭沫若这样的思想家与文学家。而我国新时期也是继五四之后的又一思想解放与文学繁荣时期，这一时期也先后出现了问题小说与问题报告文学等文学样式。而相对于新时期初的问题小说而言，崛起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问题报告文学来势更猛，规模更大，探讨问题更全面、深入，干预现实更直接、有力，因而其理论含量更重，其理性精神更强。这一点，又主要体现为哲理思辨、文化启蒙、历史反思与现实批判等。总之，80年代中后期的报告文学从总体上来说，表现出政治理性、科学理性、历史理性与启蒙理性的有机融合。它以其知识分子的“特殊”写作方式，有力参与了中国的思想文化建设与现代化进程。但另一方面，它也表现出理性与“文学性”的冲突，即重理性而轻“文学性”。具体表现为人物服从于思想，形式让位于理论，艺术屈从于忧患。这是时代与文学的两难选择，也是观念与文体冲突、裂变时的必然表现。这一现象至90年代，随着时代审美思潮的变化和社会审美心理的调适，也逐渐得以平衡、融合。在90年代，虽然“文学艺术意义、价值的下滑，人文精神的淡化与贬抑”是一种“普遍现象”，但它“并不代表文学艺术的全部精神”，“一些人文知识分子正在寻找一个新的立足点，重新理解与阐释人的生存与文学艺术意义、价值的立足点，新的人文精神的立足点，这就是新理性精神”。^[82]这种“新理性精神”在报告文学创作中表现尤为突出。如胡平、赵瑜、徐刚、卢跃刚、何建明、陈桂棣和邢军纪等作家，自觉坚持操守、执著理想、抵排流俗，守望并解读“沉重”，的确从“大视野的历史唯物主义出发”，重新“审视”了“人的生存意义”，表现了对新的人文精神的坚守与追求。

而自新世纪以来，这种“新理性精神”不但没有丝毫消减，相反，却在新的时代环境和政治文化生态中发展到新的高度，并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与审美趋向。如歌颂与批判、倾向性与真实性、主旋律与多样化的进一步融合，忧患意识、社会责任感与求真务实精神的进一步强化，以及向现实人生的深入开掘与对底层民众的深切关怀，等等。具体来说，这种“学理性”与“理性美”特色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清醒、理智的态度与深邃、细密的分析。如果说，五四文学启蒙的重点是民主、科学和个性解放，反思的对象主要是盘根错节的封建历史传统，新时期文学的启蒙重点是继承五四传统，继续高举民主、科学与反封建旗帜，反思的对象主要是五四以来的历史尤其是“文革”等极左政治统治的历史，那么，新世纪以来的报告文学所表现出的启蒙，其重点则是人权、人性和人道主义，反思的对象主要是新时期以来的现行历史，呼唤的是新的政治文明和人的解放。因此，这次启蒙既是以往启蒙的继续，又是以往启蒙的深化。正如韩少功所说：“中国知识界在80年代初产生了关于现代化的想象。民主、科学、市场经济、人道主义等构成了这个想象的要点……人们当时根本无法想象后来遭遇的那些问题，比如官僚极权政治与消费主义文化的缠绕，比如全球经济一体化与民族文化多元性的缠绕”；“80年代的启蒙取得了成果，但也有缺陷，在敢于正视西方资本主义灿烂成果的情况下，一些焦虑和急躁情绪在所难免，‘摸着石头过河’的实践也需要一个过程。……到了90年代，很多中国人才会从生活经验中产生新的问题意识，一次再启蒙运动在知识界悄悄蓄积着能量。”^[83]总之，如前所述，新世纪以来的报告文学不再如80年代那样“激情有余，理性不足”，而是态度更客观冷静，思想更自由独立，分析更科学深邃。

二是历史、文化与现实的有机融合。即在题材方面，进一步向历史与现实的深层掘进，且着重从文化、体制等方面进行考察；在视角、形式方面，更重宏观鸟瞰与典型叙事，以当代意识观照历史，以史为鉴批判现实。这一点，我们从史传报告文学作家作品的大量涌现，尤其是从纪念改革开放30年所集中展示的众多作品中可以看出，而从“三农”问题与现代化等方面，更可得到有力证明。也就是说，除史传创作的持续升温外，新世纪报告文学在理性启蒙与“学理”方面的另一特点是，其内容大多集中于“三农”问题与现代化。它们有的从“退耕还林”问题入手，指出从古至今，中国农民问题最大，农民的吃饭问题最大，“不了解农民，就是不了解中国”（李青松《共和国——退耕还林》）；有的从“户口”问题切入，指出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户口一直是限制中国人自身迁徙流动、捆绑其手脚的无形绳索，其中受苦、吃亏的主要是农民（海默《横亘国人心头的——户口之痛》）；有的从中国共产党与中国革命的历史中总结：“三农”问题无论在昨天还是今天，都是中国大业成败的核心问题；一个政党的最终胜利，始终离不开农民的支持（赵瑜、胡世全《革命百里洲》）；有的认为农民外出打工并非劳动力“剩余”，也非“脱贫致富”的途径，而是因为贫穷不得不如此；实际上，农民大批外出致使耕地大片抛荒，孩子教育受严重影响，打工者受尽欺凌，处境可悲（胡传永《血泪打工妹》）。还有的通过个体农民的悲剧，反映了历史与现实给农民带来的深重伤害和灾难，我们不应忘记曾为中国社会做出过特殊贡献的农民（春桃《失忆的龙河口》）。尤其是有的作品，从如何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与建设政治文明的新的时代高度，将“三农”问题作为“执政党面临的最大的社会问题”进行全面、系统、深入探讨（陈桂棣、春桃《中国农民调查》）。当然，还有的作品，在揭示农村的贫困现状与农民工的悲惨遭遇时，通过“天灾”反思“人祸”，重新呼唤科学、民主，从而也表现出清醒、睿智的理性精神。如《拷问2003渭河特大水灾》（王新民）由现实而反思历史，说明渭河之灾、渭南之穷和黄河上游所出现的贫困、落后等，均因三门峡水库这一罪魁祸首所致；三门峡水库取得的效益，是以牺牲库区和渭河流域的利益为代价的。而长江的《矿难如麻》通过矿难事故所提出和反思的“资本原始积累”问题，更具理论和现实的启发意义：“当我们抓经济、奔小康的时候，历史上资本主义国家在发展经济，也就是在进行‘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中所走过的弯路，所付出的代价，我们有没有汲取？有没有研究透？我们在‘能不能避免’的问题上究竟动过多少脑筋？”“是否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还必须在‘原始积累’的‘血腥’中苦苦挣扎并继续付出从生命到精神的代价？”类似作品还有阮梅的《世纪之痛》、梁鸿的《中国在梁庄》、黄传会的《中国新生代农民工》与苗秀侠的《迷惘的庄稼——农民工留守子女调查》等。

三是“人”的重新发现。当然，“理性”也好，“启蒙”也好，说到底还是以人为本，是对人的终极关怀。因此，“如何建构和谐优美的现代人性，怎样重塑充盈着理想人性的自我人格，这是启蒙思想链条上继‘释放弘扬’与‘情理激荡’之后必然牵引出的新的哲学命题，也是启蒙文学思潮新阶段的重要使命”^[84]。有人认为，20世纪中国文学有过三次内涵不同的“人的发现”：第一次是五四时期，发现的是我国封建专制社会是非人的社会，我国的传统文学很大一部分是非人的文学，中国人从来没有获得过“人”的权利，而只是“暂时做稳了”和“想做而不得”的奴隶；第二次是“五四”以后的20年代到30、40年代，发现的是压迫者、吃人者与被压迫者、被奴役者，因而把人的解放从“个人主义”式的解放发展为被压迫者整个阶级的解放；第三次是新时期，即知识分子发现自己被排斥于工农之外，共产党人发现自己被置于工农的对立面，甚至工农自身也不在工农之列，因而重新论证人既不是高大完美也不是一无是处，既非神也非鬼，人就是人，人应回复到人自身。^[85]如果说，以上概括是基本准确的话，那么，我认为，新世纪报告文学创作中则表现出第四次“人的发现”：如果说，第一次主要是“发现”了“一群被中国封建专制压弯了的灵魂，一群在地狱中痛苦挣扎的带着死相的活人”，第二次主要“发现”了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第三次主要“发现”了被极左政治所异化的人，那么，这次则主要是“发现”了在改革开放的现代化进程中作出巨大牺牲而又被“遗忘”了的底层民众尤其是农民——包括他们生存的艰难、遭遇的不幸和精神的顽强。因此，目前他们最需要的，首先是人文关怀、人性抚慰与人权尊重。具体而言，首先是给他们以国民地位和平等待遇，让他们不再处于“奴隶状态”与“臣民状态”，然后才谈得上“改造国民性”之类的精神启蒙。因而不少报告文学所探讨和回答的，是“既然是亿万农民引领了中国改革的风气之先，现在怎么又会沦为如此难堪的境地”，至今仍是“二等公民”的问题。这种为农民等底层人“鼓与呼”的“民本”思想和人文精神，还集中表现在徐刚的《国难》和郭光允的《我告程维高》等作品中。

总之，“知识分子永远是最不安分的，总是不愿被某个固定的模式禁锢，即使他们已被定位在社会体制的某一环节上，仍然没有安身立命之感，总要不断地寻求着突破和更合理的归宿”^[86]。因此，启蒙对于他们来说，就是永恒的任务——不但要自我启蒙，而且仍然要担任改造社会、开启民智的任务。目前从问题报告文学新作中所表现出的“新理性精神”，就是知识分子忧患意识与社会责任感在新的历史条件和语境中的再次顽强表现。

当然，总的来说，在“理性美”的追求中，祖慰、胡平、麦天枢、李鸣生、王宏甲和傅东缨等作家最有代表性。如有人指出：“对智慧的探求”构成祖慰报告文学世界的“主要特色”；“他以智为真，以智为善，以智为美，并将智推荐给那些追求真善美的人们”^[87]。麦天枢则认为：“当思想的深度构成读者的对报告文学的普遍要求的时候，思想性就表现为一种美。”^[88]尤其是胡平，不但全面继承了问题报告文学的忧患意识、文化启蒙、现实批判与宏观综合等“理性”传统，而且将其发展为新的学术体。^[89]他明确提出：“思想新颖，思想饱满，思想深刻”是他所“感兴趣”和“看重”的美学追求；他第一次提到了“思想美”、“理性美”的价值、意义，认为它具有“历史脊椎骨的分量”，具有“大快大畅大奇大雄的审美意义”。^[90]傅东缨的“大教育文学”则将作者的教育理念和科研成果融入其中，使作品具有浓郁的学理色彩与厚重的理论含量。如《播种辉煌》（科学教育出版社，2008年）具体阐述了如下教育理论：①管理“三性”论：最好的学校管理应该把握三极即三性：刚性规范、柔性服务、活性激励。②名师“二三三”素质论：夯实良好师德和科学理念这“二本”；储备“三力”：渊博知识为磁力，奇妙艺术（方法）为魅力，厚实科研功底为伟力；张扬“三点”：扎实基本功为起点，高强能力为支点，鲜明个性为亮点。③教育十大境界论：大师无类、大爱无我、大道无为、大求无境、大净无色、大智无惑、大教无痕、大育无小、大法无术、大路无歧。等等。在这方面，还有如聂还贵的《中国，有一座古城叫大同》、邹瑾的《蜀道重光》和白描的《秘境——中国当代玉市场考录》等作品：它们或通过一座古城（大同），或通过一处遗产（蜀道），或通过一种文化（玉文化），全面、系统地挖掘和展示了中国在城市建筑、人文地理、旅游交通、宗教艺术、工艺美术以及风景名胜等方面的灿烂文化，其密集的资料、信息与厚重的学术含蕴，更构成其鲜明的“学理”特色。

二、“学理性”与“理性美”的价值和意义

笔者认为，报告文学“学理性”与“理性美”的价值和意义，一是在理论上补充和丰富了哲学社会科学，二是在实践上推动和促进了社会历史的发展，三是在精神上启迪心智、激励斗志、陶冶情操。

就理论意义而言，首先当然是史传报告文学等对历史学的贡献：它们通过调查采访与史料挖掘等，主要为中国现当代史，尤其是中共党史、军史、国民党等各民主党派史、文学艺术史以及科技、体育史等，提供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如金一南的《苦难辉煌》既是一部以国共两党为主角的现代政治史、军事史，也是一部中华民族从“苦难”走向“辉煌”的奋斗史、发展史；叶永烈的“红色系列”与“黑色系列”，既是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史，也是其党内斗争史；王树增与张正隆的“战争”系列，是有关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与抗美援朝的专门史或断代史；《中国革命斗争报告文学丛书》和《中国抗日战争纪实丛书》等，更是“中国革命斗争”与“中国抗日战争”的形象历史；何建明的《我的天堂》、《国色重庆》与《破天荒——中国对外开放的划时代事件》（以下简称《破天荒》），吕雷、赵洪的《国运——南方纪事》，陈桂棣、春桃的《小岗村的故事》和陈秉安的《大逃港》等，是中国新时期以来的改革开放史；邢军纪的《中国1997——香港回归》是香港从被屈辱割让到庄严回归的历史；郑万里等的《梦回东方——华侨华人百年心灵史》再现了近百年华侨华人的苦难史、奋斗史与思想史；而杨黎光的《中山路》也可以说，是从“中山路”的角度概括了中国近代以来追求现代化的不平凡历史；等等。此外，从徐迟、陈祖芬等人的科学家与知识分子系列，到李鸣生、徐剑等人的国防高科技系列与何建明、傅东缨的“教育”系列等，我们可看到中国当代科技与教育的发展历程；从鲁光、尹卫星等的体育系列到赵瑜的“体育四部曲”与孙晶岩等的“奥运文学”等，我们认识了中国体育的历史与现状；从黄传会、舟欲行的《中国海军三部曲》，我们了解了中国海军从创建到成长壮大的不平凡历史；从王家达的《敦煌之恋》、杨守松的《昆曲之路》和刘晓庆的《我的自白》等，我们在领略民族文化与艺术家风采的同时窥探了中国的古今艺术。如此等等，说明报告文学的巨大认识价值是虚构文学所无法比拟的。

其次，不少作品具有政治、经济、哲学、教育、社会甚至宗教、心理、考古、医学等学科的意义。如《包身工》等对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揭露，《阴阳大裂变》和《性别悲剧》等对婚姻性爱问题的反思，《大沉浮》和《中国农民调查》等对农村改革经验的总结，《唐山大地震》与《唐山警世录》之于防灾减灾，《神圣忧思录》和《中国新教育风暴》之于教育改革，《中国的“小皇帝”》与《东方大爆炸》之于计划生育，《灵魂何归》与《黑脸》等之于反腐倡廉，《第一种危险》与《中国基层选举报告》之于民主法制，《中国，有一座古城叫大同》和《蜀道重光》之于考古历史与地理文化，《人“妖”之战》与《给你败败火》等之于防病养生，等等，均是其例。其中如关庚寅的《审判》“不仅再现了当年查办慕绥新、马向东等贪官污吏的过程，而且深刻剖析了‘慕马’等人走上犯罪道路的心路历程及深刻的历史根源、社会根源，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喻世、醒世、警世的好书”^[91]；徐江善的《末路疯狂》“在一种平静的心理状态下对郑筱萸的犯罪道路进行仔细追问并寻找犯罪根源，有更多的情感、理性和学术包含”，“是一部既有明显指向的案件报告，同时又是一部大于案件本身思考的报告”。^[92]的确，这些作品从“慕马大案”与郑筱萸受贿案（还有一合笔下的李真案、李国庭案）等个案中所总结的经验教训发人深省，所提供的资料信息和所研究探索的对策措施等也启人心智。类似创作还有胡平的《战争状态》、《100个理由》与《情报日本》，王宏甲的《智慧风暴》与《中国新教育风暴》，以及赵瑜的《革命百里洲》、《牺牲者》与《篮球的秘密》等。尤其是《播种辉煌》，由于作家是长期从事教育且已出版了《教育大境界》等学术专著的专家，因而其作品蕴涵着丰富、系统、创新的教育思想与科学理论。正如有人所指出的：“东缨孜孜以求并奉献给读者的大教育文学超越了就教育谈教育的难免单薄、轻浅、偏颇之后，正是以历史的、时代的、艺术的、科学的大而化之的眼光，对教育以文学化创造，对文学以教育化充实，其作品的本质是科学的，内涵又是博大精深的，蕴藏一种罕见的魅力与磁性，确实开了我国真正大教育文学的先河。”^[93]正是由于不少作品和《审判》与《播种辉煌》等一样，越来越注重其现实意义与理论学术价值，因而报告文学越来越表现出向“非文学”扩张的“大文学”趋势。

就实践意义而言，报告文学对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参与，对中国改革开放与现代化进程的推进，“直接”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这一点，更是以潜移默化而“间接”发生作用的虚构文学所不可比的。如《西行漫记》等对中国共产党与中国革命的宣传，《谁是最可爱的人》等对志愿军战士和全国人民的鼓舞，《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等对党风与干部队伍的建设，《哥德巴赫猜想》等对科学与人才的呼唤，《淮河的警告》等对环保国策的制订，《强国梦》等对体育体制的干预，《落泪是金》等对大学教育的反思，《中国农民调查》等对“三农”问题的推进，等等，都是这方面的典型例证。还有近年来出现的一批干预现实、探讨改革的“学术体”新作，如杨晓升反思计划生育政策的《只有1个孩子》，胡平反思中日关系与文化的《100个理由》和《情报日本》，王宏甲和傅东缨探讨教育改革的《中国新教育风暴》与《播种辉煌》，以及张庆洲、李鸣生等就唐山与汶川大地震探讨有关抗震救灾或防灾减灾的《唐山警世录》与《震中在人心》等，也已经或正在对现实发生越来越大的影响与作用。在这方面，也许图们对《超级审判》的归纳更有代表性。图们认为，《超级审判》的独特价值表现在以下诸多方面：

一、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犯的判决已过去十年，十年后的今天，对在我国曾横行十载、乱我中华，给我们国家和我国各族人民造成极大灾难的这两个反革命集团，有的人已淡忘，更多的人已不了解。为了使付出沉重代价而换取的宝贵教训不被遗忘，使后代人牢牢记取，因此有必要出版这部作品。……书的内容并不局限在司法工作范围，不仅具有法律价值，而且还有政治价值、文化价值、文学价值，最重要的是历史价值，是一部国内外都非常关注的珍贵史料。

二、我们国家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不久就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它在当时的拨乱反正方面迈出了关键的一步，在依法治国方面起了示范作用。林彪、江青一伙是在“文革”中利用党中央领导工作上“左”的错误和只要人治不要法制的思想，任意践踏民主，破坏法制，酿成遍地冤假错案的惨剧。本书通过事实告诉人们：有法才能治国，无法一定乱国；法有权威则治，法无权威则乱，法律的权威不仅表现在法律的制定上，更重要的是对法律的贯彻执行。

三、这部书在记录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兴亡史的同时，记录了毛泽东、邓小平同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与林彪、江青一伙作斗争的过程，也记录了林彪、江青这一小撮丑类怎样兴风作浪以及自取灭亡的过程。这些活人活事可以为后人起到警钟和醒世作用。(www.xing528.com)

四、这个案件的审理是依法办案的范例。该书从纵向上描述了党中央决策层、司法机关、律师和被告的活动情况；从横向上描述了公安预审、检察起诉和开庭审判各部门、各阶段的工作情况以及公安、检察、法院三机关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情况，从中可以学到丰富的办案经验。

五、对“文化大革命”这样极为复杂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件处理得这样成功，我体会有五点做得好：……本书描写的正是由于上述几点的综合作用，才把这样一个罪犯地位高、权力大、罪行多，被告多，机密多，工作几经易手，工作难度极大，拖了八年（林彪集团）和三年（江青集团）的案件，办成为执法的典范，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案件。^[94]

就精神文明建设而言，报告文学对于启迪思想、激励斗志、陶冶情操，更是发挥了巨大的积极作用。如王家达的《敦煌之恋》之所以被认为是“一部具有强烈魅力的、激动人心的作品”，“读来令人回肠荡气，壮怀激烈”，是因为它“不是一般地写知识分子，而是写了一群艺术上的殉道者，精神上的民族魂，它也不是一般地写他们如何吃苦耐劳，默默奉献，而是写出了一条条殉道者们滴血的人生道路”。^[95]因此，他们的精神感天动地、撼人心魄。而《西路军女战士蒙难记》、《志愿军战俘纪事》、《胡风集团冤案始末》和《陈永贵沉浮录》等以当代意识反思历史的史传报告文学，也无不以深沉的理性启示人们正视“失败”、“战俘”、“冤案”、“失误”等政治、历史问题。如《西路军女战士蒙难记》认为：“没有失败就不会有成功；没有失败的历史是不完全的历史。不了解失败的历史就会患营养缺乏症。西路军幸存的英雄将士，没有死在敌人的屠刀下，有的却死在自己人手里。这个教训比西路军的失败还要惨痛！”因此，作品在肯定、歌颂西路军战士的不屈精神与历史贡献的同时，着重反思了我党在对待被俘战士问题上的失误，从而呼吁人们以唯物主义观点历史地、实事求是地看待失败和被俘。《志愿军战俘纪事》也认为，成为战俘并不是不光彩、丢面子的事，人们不应该忌讳和歧视。因为，就像战争要流血和死人一样，战争也必然会有人被俘；俘虏的多少既不能说明战争的性质，也不能说明战争的胜负。因而启示人们破除封建传统观念，正确认识和对待战俘。当然，在这方面，还有本著重点论及的《写给中国人民的故事》、《为了拯救生命》、《善良，让她如此美丽》、《第一种危险》，以及陈祖芬、胡平、李鸣生、何建明、王宏甲等人充满哲理诗情而又感人至深的众多作品——尤其是在“人杰宣传”派中提到的寒青的《真情宣言》、《爱，擎起一片天》和《起航，信义之船》等，其主人公——民警、弱女子与“信义兄弟”等，或以生命证明“诚信”，或以人格诠释“真情”，都以其独特典型与感人事迹，显示了传统美德在现代社会的发扬光大。可以说，它们不但具有鲜明、强烈的审美功能，而且在认识、教育功能方面，也是陶冶道德情操与提高思想修养的好教材。这一切的确再次说明：“艺术的本质是诗。而诗的本质是真理的创建”^[96]；报告文学则把“诗”和“真理”同时给了读者。

三、关于“学理性”与“功利性”、“文学性”等问题

至此，我们还须探讨的是：报告文学中这种功利性很强的“学理性”，能不能认定为“理性美”？怎样看待它与“文学性”的关系？这就不但牵涉到“文学性”与文学的价值观问题，而且关系到对当今整个文学的认识与评价问题。正如有人所说——

在现代中国，文学何为？这是告别古典文学理论“文以载道”的传统所必须首先考虑的一个理论问题。如果不是“文以载道”，那么文学究竟应该“载”什么，或应该什么也不“载”？——文学应该在现代生活中发挥什么作用，或根本无须承担什么使命？……

…………

从表面上看，文学理论启蒙话语在文学价值取向上是“功利主义”，抑或是“审美”、“非功利”，但从实质上看两者的区别只是实现“功利性目的”的直接与间接：两者都强调了文学艺术对于社会和人生的重要意义，只是两者设想的路径不同。功利论强调文艺的社会价值，其直接目的在于改进社会与人生，故其运思方式是通过影响人的心灵，使人获得自身主体意识的自觉，促使其参与社会变革，最终赢得自己的解放……而审美论强调文艺自身的价值，强调“无目的之目的”、“无用之用”，即反对直接的功利性，而不否认文学价值的远期社会文化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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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来中国文学理论现代性建构中，在文艺价值观问题上，始终是以“功利性”为目的的（不管是表述为“直接的”，还是表述为“间接的”）。尽管从表面来看，始终存在着重功利与重审美两种基本的文学价值取向，但在中国现代社会特殊的历史文化语境中，重功利的文学价值观由于其对现实社会人生的强烈关注而一直占有主导地位；重审美的文艺价值观则往往由于其企图疏离文学与社会政治的巨大联系的无限高蹈的理论模式，而难以在社会政治的每一变化都直接关系到人的生存与发展的现代社会获得人们的普遍重视与认可，或者最终转到“功利性”上来。^[97]

我认为，以上论述为我们重新认识报告文学等纪实文学的意义、特性与价值，以及建设“严肃文学”、“纯文学”与“通俗文学”的新的学科体系，有很大启发和帮助。可以说，以往我们对报告文学等纪实文学的不重视，以及纪实文学理论的落后等，很大程度上在于其文学的价值观，即对文学的功利性与审美性在认识上的“含混”。具体来说，即没有认识到“功利”与“审美”两者的“殊途同归”：“两者都强调了文学艺术对于社会和人生的重要意义”，都有功利目的，其区别只在于“直接”与“间接”、“近期”与“远期”的“实现功利性目的”的路径不同；同时，它们“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辅相成。的确，由于风云激荡、灾难频仍的特定时代与特殊国情，中国现代文学一直是“革命话语”和“启蒙话语”占主导地位，也一直是“客观再现抑制主观表现”。新时期开始后，出于对走向极端的“为政治”的“革命话语”的反感与反拨，人们试图强化“审美话语”、加强“纯文学”等“审美”建设。因而不但在文学史中肯定了徐志摩、沈从文、钱钟书、张爱玲等“纯文学”作家的地位，而且积极引进与吸收西方现代主义等形式、方法，在小说、诗歌、戏剧等领域掀起“探索”热潮。然而好景不长，形式主义等“为艺术”的“审美”探索不久便走入死胡同，代之而起的是“问题报告文学”、“新写实”小说与“纪实文学”等思潮和流派。实际上，这是以“为政治”的“革命话语”和“为人生”的“启蒙话语”为中心的“功利”文学观又占了主导地位。对于这种现象，我们的学术界——尤其是在文学史编写中，对“新写实”、“现实主义冲击波”等给予了热情关注与充分肯定，而对“问题报告文学”与“纪实文学”等则明显重视不够。究其原因，我认为，除了对纪实文学创作的现状认识与把握不够外，关键还是其包括价值观在内的文学观问题。表面上看，是文体观念问题，即对小说等虚构文学的重视和对报告文学等纪实文学的轻视——因“新写实”与“现实主义冲击波”等是小说而“问题报告文学”等是纪实文学，实际上，主要是因为报告文学是一种“功利性”很强的“特殊”文体，人们对这种“功利性”是否应充分肯定还心存疑虑；加之它在“为政治”的“革命话语”中曾充当过急先锋，比诗歌等虚构文学更“直接”地服务过“现实政治”，人们就更对其持怀疑态度了。因此，要确立报告文学的文学地位，就要理直气壮地承认其“学理性”或“理性”；要确立其“学理性”或“理性”，就要理直气壮地承认其“功利性”；而要承认报告文学的“功利性”，又要理直气壮地承认和正确认识整个文学的“功利性”——当然，还要充分认识和把握当今的报告文学“现实”，即它已不是过去的“散文附庸”和“政治化的新闻”，而是个性鲜明、内涵丰富的“独立大国”与“文化复合体”。实际上，正如有人所说——

注重文学价值的“功利性”，是中国文学理论现代性的一个重要理论特色。它表明，在中国现代性建构的宏大“工程”中，中国的文学家与文学理论家具有强烈的参与意识与建构意识，他们希望通过自己的“工作”来确证自己在中国现代性建构中的存在价值与主体地位，始终没有放弃人文学者应有的关注现实与人生的人文情怀。如果剔除“为政治”（政策）的理论褊狭，我们不能不承认，百年文学理论中对文学“功利性”价值的肯定，对于在文化生态、文学的生存方式与文学理论话语的表述方式等方面都已发生很大变化的今天，仍是一个值得草重与借鉴的传统。^[98]

事实的确如此。报告文学之所以表现出鲜明的“学理性”与“功利性”，我们之所以要“尊重和借鉴”中国现代文学的“功利性”传统，中国的文学家和理论家之所以“具有强烈的参与意识”与“关注现实人生的人文情怀”，其原因就在于存在决定意识。即：我们今天的时代仍是一个需要高扬“理性”，需要文学干预生活、服务社会、改造人生、重铸民魂的时代——无论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与生态文明的建设，还是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与现代化的推进，都是如此。正如有人所说：“今天的中国社会与巴尔扎克的时代——从封建制过渡到资本主义，在社会发展史的意义上有惊人相似之处。巴尔扎克给了我们一部卓越的法国社会的现实主义历史，一部‘人间喜剧’，而我们还什么都没有。今天的报告文学其实在勉强充任‘书记’的职务”——

是应该思考如何“回归文学本体”的问题，不过，这种回归只能在现实运动中，只能在能量转换、新陈代谢中进行。我认为，近代史上的救亡与启蒙的变奏在今天并未结束，它只是从军事战场转向经济战场。因而，文学是什么和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文学就依然是个摆不脱的难题。拿西方文学的尺子量出许多作品不是艺术是容易的，但又有多少中国普通读者理会这些呢？中国的确还没有进入真正的审美时代。这也许是当代文学本身无法克服的悲哀。^[99]

应该说，这些论述对于我们建构报告文学的理论体系，尤其是将“文本内涵的学理性”作为其本体特征之一，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的确，报告文学迅猛发展、丰富复杂与“思想大于形象”等“现实”一再提醒我们：中国还没有进入“真正的审美时代”，仍处在“思想性需求大于形象形式需求”的阶段，我们必须重新思考和认真探讨报告文学等非虚构文学的“文学性”、“学理性”、“功利性”与价值观等问题。从这里，我们也进一步理解了为何20世纪末以来史传报告文学方兴未艾的原因，即史传报告文学之所以青睐历史、“文史兼容”，是因为“史学，就其观察方式，是面向过去，但其出发点是服务当下，着眼未来”，“经世才是它真正的宗旨所系、要义所在”。^[100]正如有作品所写——

假如，我们只是把曾经犯过的严重错误和已经付出的惨重代价留给历史，而不痛定思痛、汲取教训，甚至再百般“掩理”以蔽后人，那么新的代价将不断叠加。

假如，新的代价继续消耗我们的“本钱”，而我们在遭受重复打击之下依然麻木不仁，那么等待我们的将是“弹尽粮绝”。

所以，我们不能忘记曾经付出的惨重代价，我们更不能容忍新的代价继续叠加，否则迎面而来的便是“灭顶之灾”。^[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