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桑塔亚那：神秘的哲学家与诗人

1.生平

1863年，桑塔亚那出生于马德里。1872年移居美国，1912年离开，1952年在罗马去世。他在哈佛大学获得各种学位，从27岁到50岁在哈佛任教。他的一个学生对他作了唯妙唯肖的描绘：

听过他的课的人都不会忘记他是一个神态端庄，有些矜持但又和蔼可亲的人。他的面孔像文艺复兴时期一位画家笔下的人物。他的目光令人感到神秘；当他微笑的时候，像牧师一样，满足中带有戏谑。他的声音抑扬顿挫、坦荡流畅，他讲的课都像诗歌一样深邃、丰富和完美，并充满了预言的深远意味。他不是对听众讲演，而是代表听众讲话，从灵魂深处激发听众的大脑思考。他像一个神明，那么遥远又那么有魅力，让人肃然起敬而不可捉摸。他是那么动人心弦，自己却又那么无动于心。^[2]

西班牙裔美国诗人和哲学家乔治·桑塔亚那

桑塔亚那对自己所选择的国家并不怎么满意。他知识渊博、性格温和；他那颗诗人一样敏感（因为他首先是诗人，然后才是哲人）的心饱受嘈杂而忙碌的美国都市生活的折磨。他本能地退缩到波士顿，似乎这样能离欧洲近一点，后来又从波士顿到迁哈佛。他喜欢离群索居，宁愿选择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而不要罗伊斯和詹姆斯。对同事们的名望他稍带挖苦地付之一笑；他不愿与人们交往，也不愿与出版社打交道，然而他明白自己是幸运的，能在美国大学独一无二的哲学院找到自己的位置。“那是理性生活清新的早晨，虽有云雾笼罩，但光辉灿烂。”^[3]

1896年他写出了第一部哲学著作《美感》。就连讲究实际的明斯特尔贝格都认为这部著作是美国人对美学的最杰出贡献。5年后，他写了一部章节更多、更可读的作品《诗和宗教的解释。接下来的7年，他像雅各服务于情人一样，默默地进行研究，只发表了一些诗作，同时撰写他的宏篇巨制《理性生活》。这一套5卷的巨著（《常识中的理性》、《宗教中的理性》、《艺术中的理性》、《社会中的理性》、《科学中的理性》）立刻使他名声大振。他以质量而不是数量赢得了读者。这是西班牙达官贵人的精神。它既有爱默生的典雅气质，又是地中海贵族精神和新英格兰个人主义的完美结合。更为重要的是，它从不理会时代精神，表现了思想的彻底解放。桑塔亚那好像一位古代亚历山大异教徒在发表演说，沉着和傲慢地观看我们这个小小的世界，并以冷静的推理和优美的散文打破我们的新旧梦幻。自柏拉图以后，哲学从未被打扮得这么漂亮。他的遣词造句充满了小说风格，结构精美巧妙，思想敏锐而富于讽刺的智慧。他既是用华美的隐喻吟唱的诗人，又是精雕细琢的语言艺术家。能够寻得这样一个同时感受到美的魅力和真的呼唤的人，实在值得庆幸。

桑塔亚那得到名望之后，感到十分满足，不再写作大部头作品，只写一些诗文和不怎么重要的小册子。^[4]但是，令人惊奇的是，在他离开哈佛大学移居英国后，在全世界都以为他已不再进行写作后，1923年，他出版了一部很有分量的著作《怀疑主义和有生气的信仰》，并轻松愉快地宣布这只不过是他的新哲学体系的导论，这个哲学体系将被称为“存在的领域”。令人欣慰的是看到一个60岁的老人在新的哲学海洋里继续航行，努力开拓，创作出了和过去一样思想雄健活泼、风格洗练典雅的著作。我们将从这部最新的著作开始，因为它是进入桑塔亚那思想的入口。

2.怀疑主义和有生气的信仰

作者在前言中开门见山地写道：“这里又出现了一个哲学体系。如果它能够使读者微笑，我愿意和读者共享这种微笑……我只是阐述读者在微笑时想知道的一些原理。”桑塔亚那非常谦虚，他知道除了自己的哲学体系，还有其他各种别的哲学体系存在。“如果有人喜欢其他哲学体系，我不强求他非遵循我的哲学体系不可。请他自己擦亮心灵之窗以便让色彩班斓的景象更加灿烂地展现在他眼前吧”。

在这部介绍性的著作里，他首先提出清除羁绊和阻挠现代哲学发展的认识论方面的紊乱。他在论述理性生活之前，用认识论者所喜爱的术语讨论人类理性的起源、效用和局限。他明白，思想的最大陷阱就是毫无批判地接受传统的假设。他不落俗套，尖锐地说：“批判使习俗怀抱中的灵魂惊恐不已。”他乐于怀疑一切：现实世界通过感觉呈现在我们面前，昔日的世界通过回忆呈现我们面前，这种回忆带上了欲望的色彩，是不可靠的。在他看来，唯一可靠的就是此时此刻的感觉经验——现实的颜色、形状、味道、气味、性质。这些才是“真实”的世界，感知到它们的存在就是“对本质的发现。”

理想主义是正确的，但是毫无重大意义。的确，我们通过观念认识世界，但是这个世界已存在了数千年，我们的各种感觉又好像是真实的，因此，我们便可以接受实用主义的标准而不必为将来担忧。“有生气的信仰”可以是对神话的信仰，但是既然生活比任何演绎推理都美好，那么这个神话就是美妙的。休谟的谬误在于他认为通过考查观念的起源，已经摧毁了这些观念的正确性。“他认为私生子是不合法的，他的哲学还不及一位法国太太的智慧，这位太太问，‘所有的孩子不都是自然的（natural）吗？’”在英语中，“私生的”和“自然的”可以用同一个词——译注。德国人在怀疑经验的真实性方面所作的努力几乎达到了病态的程度，就像一个疯子总是不停地清洗手上并不存在的污垢似的。然而，即使那些“在自己的思想中寻求宇宙存在的根基”的哲学家，也不真的相信事物不被感知就不复存在。

我们并不是要废除自己对自然界的观点，我们并不是要在日常生活中不再相信这种观点。只有在幻想的时候；我们是唯心主义者；在接触到现实的时候，我们仍然是现实主义者……赞成在没有经过辩论我就不相信的观点、应该感到羞耻。看别人的脸色行事。而放弃自己的主张，在我看来是不诚实的和怯懦的……因此，在我看来，在近代文人中，除了斯宾诺莎，没有一个是真正的哲学家……我已承认眼下的自然，在无边无际的沉思中，我的准则是我赖以生存的有生气的信仰。

桑塔亚那就这样结束了认识论。当我们读到他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宏大的重建时，觉得轻松多了。他把这个宏大的结构称为“理性生活”。显然，这个认识论的引论是新的哲学体系必要的洗礼。它是过渡性的退让。哲学仍然身着认识论的外衣鞠躬如也，就像劳工领袖有时在宫廷里穿着锦衣华服一样。总会有一天，当中世纪真正成为历史时，哲学就会从云雾中降下来处理人世间的事务。

3.科学中的理性

理性生活是“一切能被其意识结果证明具有合理性的实际思想和行为”。理性不是直觉的敌人，而是直觉成功的伙伴。理性是我们意识到的自然，它的光辉照耀着它自己的道路和目标。理性“是冲动和观念两者幸福美满的结合；如果它们离异的话，人类将变成野蛮人或疯子。理性动物是这两个怪物联姻的产物。他是由不再是梦幻的观念和不再是徒劳的行动组成的”。理性是“人类对神性的效仿。”

理性生活将自己坦率地置于科学的基础之上，因为“科学包含一切可以信赖的知识”。桑塔亚那深深明白理性的不可靠不稳定性和科学的易错性；他认为现代科学的分析方法仅仅是对我们从经验中观察到的规律的简要描述，而不是统治世界和永恒的自然的“法则”。即使作了这样的限制，科学也依然是我们唯一信赖的准则。“对智力的信仰……这是唯一能由其成果认可的信仰。”桑塔亚那决意去理解生活。像苏格拉底一样，他觉得没有辩论，人便不值得活下去；他更将对把“人类进步的整个过程”和人类历史的每一壮观场面进行理想的审视。

但是，桑塔亚那非常谨慎，他没有提出新的哲学，只是将以往的哲学应用于现实生活。他认为最早的哲学家是最优秀的，而德谟克利特^[5]和亚里士多德是其中的最杰出者。他喜欢前者朴素率直的唯物主义，欣赏后者的深沉冷静。借助于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和亚里士多德的中庸论，桑塔亚那勇敢地关注现实生活中的种种问题。

在自然科学方面，我是坚定的唯物主义者——显然是唯一活着的唯物主义者……但是我并不自诩知道物质本身是什么……我期待科学家来告诉我……但不管物质是什么，我会勇敢地将它叫作物质，就像我称呼我的同事史密斯和琼斯而不知道他们的内心秘密一样。

他不允许自己享受泛神论的奢侈——这不过是无神论的遁辞。我们并没有因为称自然为神而给自然增添什么。“自然这个词有浓厚的诗意，它充分暗示了我们栖身其中的自然界创造和控制的能力，无穷无尽的生命和富于变化的秩序”。永远墨守着那些形式上过于精美而实际上矫揉造作的陈腐观念，无异于堂吉诃德抱着破烂的盔甲进行勉强的修补。但是，桑塔亚那是诗人，他知道一个完全丧失神性的世界就像一个凄冷而不舒适的家。“为什么人类的心灵最终都背叛自然主义并想方设法恢复对神灵的崇拜？”也许是“因为灵魂同永恒和理想有相似之处”。它不会满足于现状，并渴望更美好的生活，一想到死亡，它就会忧虑重重，它总是希望有某种力量能使它在永远变化的世界中永存不灭。但是，桑塔亚那又断然指出：“我相信永恒的事物是不存在的……毫无疑问，世界的活力就是作用于我们的动力，就像大海的生命就表现在每一个波涛和浪花中一样。但它在我们中间穿过，即使我们拚命呼喊，它仍将继续向前。我们的优越之处就是在它前进时感受到它的运动。”

机械论是普遍的。虽然“物理学无法解释人类活动只是其中一部分的地球表面的运动和发展”，但是心理学中好的方法就是假设即使在人类心灵的最深处，机械论也在细微地发生作用。心理学只有在探寻各种思维运动的机械和物质的基础时，才使自己从文学发展为科学。即使是斯宾诺莎关于情感的煌煌巨著也只不过是“文学心理学”，是演绎的辩证法，因为它并不探寻各种冲动和情感的生理基础和机械动因。当代“行为学派”已找到了正确的途径，应该循此道勇往直前。

机械性和物质性贯穿于生命之中，以致意识没有什么因果性效力，因为意识不是一种物质，而是一种状态，一个过程。效力存在于推动大脑和身体冲动和欲望的热能中，而不存在于像思想一样的闪光之中。“思想的价值是理想性的，而不是因果性的”；这就是说，思想不是行动的工具，而是摄取经验的剧场，是道德和美感的承受者。

是大脑控制迷茫困惑的身体并协调引导种种生理习性呢？还是有一种内在的自动机制控制着这种奇特的运动，而大脑只是四处察看运转情况，时而愉快地追随其后，时而作点软弱无力的反抗呢？……莱兰曾经用望远镜搜寻天空却没有看到上帝，如果他用显微镜细心观察大脑，也看不到人的思想，无论谁都不会得到另外的结果……相信精神简直是相信魔术……心理学家观察到的唯一事实是生理方面的事实……心灵是动物体内精巧灵敏的组织，是从一个精子中生长发育出来的庞大的神经网络系统。

我们一定要接受这种轻快活泼的唯物论吗？令人惊奇的是像桑塔亚那这么敏锐的思想家，这样超脱优雅的诗人，竟会在自己的脖子上系上如此沉重的哲学的石磨，而这种哲学理论经过几个世纪的努力后依然无法解释花朵的绽放和孩子的笑声。将世界想象为“可以一分为二的混合体”，即一半物质、一半精神的观念实际上是“笨拙地将机器人与幽灵联接在一起的办法”。然而，这种观念具有拟人化的逻辑与简明，它也体现了桑塔亚那将自己设想为自动机械的观念，而它的自动性又自动地反映了它的存在。如果意识没有效力，那么它为什么能如此缓慢、如此艰难地被发展出来呢？意识既是判断的工具，又是获得快乐的工具；它的重要功能就是将行为刺激的反应进行排列和协调。正因为我们有意识，我们才成为人。也许花卉和它的种子，孩子和他的笑声所蕴含的宇宙秘密远远多于地球上的任何机械；也许以生命解释自然要比以死亡领悟自然要明智许多。

桑塔亚那也读过柏格森的书，但是他对柏格森极为反感和鄙视。

4.宗教中的理性

圣·波夫在评论他的同胞时说，他们在不信仰基督教后将会改信罗马天主教。这是勒南和阿纳托尔·法朗士的分析，也是桑塔亚那的分析。桑塔亚那热爱天主教就如一个男人依旧爱着一个已经欺骗了他的女人一样——“虽然我知道她在撒谎，可我还是相信她”。他为自己失去的信仰感到悲伤，认为与生命本身相比，“那个辉煌的错误更能适合于心灵的冲动”。他在牛津的一次宗教典礼上，这样形容自己：

我，已被流放。

离开了清风漫吹的草场，

离开了瓜达玛兰那鸟展开红羽的地方。

从精神的天堂，

从美好的希望，

还有至善的梦乡，

被永远流放。

正是凭着这种藏在心底的挚爱，这种没有信仰的信仰，桑塔亚那才成功地完成了他的杰作《宗教中的理性》，使他的怀疑论的字里行间弥漫着一丝细腻的柔情和悠悠的哀怨，而天主教的壮美则使他对它更加热爱了。的确，他嘲笑“传统的正统宗教说什么宇宙是存在的，为了人类或人类的灵魂而存在，因而是善的”，但是他又鄙视“稚嫩的才子和有讥讽癖的老朽们所崇尚的启蒙思想，这些人自以为发现了宗教在科学上的无力——眼睛再瞎也看得见的事实——而自以为是却不去探索滋生了那些信条的种种思维习惯，以及它们的原始意义和真正的作用”。无论如何，存在着一个引人注意的现象，那就是，在任何一个地方，人们都有自己的宗教，如果我们不了解宗教，又怎能理解人类呢？

同卢克莱修一样，桑塔亚那认为首先创造了诸神的是恐惧。(www.xing528.com)

对神灵的崇拜是人类在命运最低谷时，押得最后一笔绝望的赌注，它远不是正常生活的源泉。如果命运好转的话，人可以逐渐恢复正常生活……倘若一切顺心如意，我们总是归功于自己……一个人首先学会识别和模仿的事情是拥有自我意志的事情，是抵制他的欲望的事情。人面对现实时的第一种情感就是敌意，这种敌意在弱者面前变成了残忍，而在强者面前就变成了畏惧和阿谀……使人倍感凄凉可悲的是：宗教，即使是最高尚的宗教，崇拜神灵的动机是多么卑微，这些动机又是出于多么严酷的环境。被供奉最好的食物，被祈祷，被歌功颂德，让人盲目而虔诚地唯命是从——这一切都被认为是神的至高荣誉，为了这一切他们要大张旗鼓地赐予思想，施予惩罚。

除了恐惧之外，还有想象：人是完全彻底的泛灵论者，他拟人化地解释天地万物。人类将自然人格化、戏剧化，并以无数神灵充斥其中：“彩虹被认为是一位美丽而飘忽不定的仙女留在天幕上的足迹”。并不是人们真的相信这些美妙动人的神话，而是这些神话的盎然诗意帮助人们接受平庸乏味的生活。这种创造神话的动机今天已淡薄了。科学导致了人们对想象的强烈排斥和怀疑。但是在原始民族中，尤其是在近东，想象仍没有受到冲击。《旧约全书》里充满了诗意和隐喻，创作旧约的犹太人并没有按字面的意义来理解他们的人物。然而，当死抠字义，缺乏想象的欧洲人误认这些诗歌为科学时，我们的西方神学就出世了。基督教最早是希腊神话与犹太道德的结合。这是不稳固的结合，最终有一方妥协让步。在天主教中，希腊神话和异教取得了胜利；在新教中，严格的希伯莱伦理道德规范得胜了。前者掀起了文艺复兴，后者则导致了宗教改革。

日耳曼人——桑塔亚那称其为“北方的野蛮人”——从未真正地信仰过罗马基督教。“一种非基督教的尚武和荣誉的理论，一大推非基督教的传说、迷信和情感”。哥特式的教堂风格粗犷，不似罗马教堂的精雕细镂。好战的条顿人破坏了东方的安宁平静，把宣扬博爱的基督教变成了灌输商业道德的严格教海，把贫穷者的宗教变成了富贵人的宗教。条顿人把这个年轻的、影响广泛的、野蛮的、诗意盎然的宗教巧妙地引进了基督教，并用它代替了两个垂死的世界的那声最后的叹息。

桑塔亚那认为，如果不是从字面上去理解基督教的话，无论什么事物都比不上它的美丽，可是日耳曼人固执地要从字面上去理解它。因此传统基督教在德国的瓦解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因为，倘若从字面上去理解，任何事物都不会比古代的有些教义更为荒谬，例如把无辜者罚入地狱，在仁爱慈悲的上帝创造的世界里竟然存在着邪恶等等。个人解释《圣经》原则自然会导致民间各种宗派泛滥，导致杰出人物中产生一种温和的泛神论——一种“自然主义”。莱辛、歌德、卡莱尔以及爱默生等人就是这种变化的标志。总之，耶稣的道德体系摧毁了好斗的耶和华。由于历史的偶然原因，耶和华曾与和平主义的基督和先知一起被引进了基督教。

桑塔亚那的天性和传统习惯使他不可能同情新教。他更喜欢他青年时代信仰的色彩和意蕴。他指责新教徒丢弃了中古风味的美丽的传说，特别是新教徒忽视圣母玛利亚。他和海涅一样，都认为玛丽亚是诗歌中“最圣洁的花朵”。就像一位学者所说的那样，桑塔亚那不相信上帝，但他相信玛利亚是上帝的母亲。他用圣母和圣徒的画像装饰房间。他喜爱天主教的美胜过任何别的宗教的真理；同样，他喜爱艺术而不喜欢工业。

对神话的评价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愤怒地指责神话为迷信，第二个阶段是微笑地称颂神话为诗……宗教是人类幻想所理解的人类经验……认为宗教直接表现真理和生活而不是象征性的，这种观点是令人难以接受的，谁抱有这种观点谁就不可能对这个问题进行有益的哲学思考……宗教的内容绝不应该是可以争辩的内容……我们倒希望尊敬那份虔诚去领悟蕴含在那些寓言里的诗意。

因此有教养的人不会去搅乱给人们的生活带来慰籍和灵感的神话。他或许有点羡慕人们寄托在这些神话中的希望，但他决不会相信来世“出生就是永生的不祥预兆”。唯一吸引桑塔亚那的是斯宾诺莎所描述的永生。

桑塔亚那说：“生活在理想中并且在社会和艺术中将理想表现出来的人，享有双重的永生。在他活着时，永恒的自然摄取他的精华；死去以后，他的影响会给别人带来同样的摄取。他为自己的至善找到了理想的化身，通过这种认同，他使自己的一切在别人身上得到再生，永存不灭。他完全能够让自己的至善免于毁灭。他可以向世人宣告他并未完全死亡，无须附加自我欺骗的托辞和希望，因为他比平常人更清楚是什么构成了他自身的存在。通过旁观和供认人世的变迁和自身的死亡，他将自己视为精神和理解的化身。这样，他就真正感悟到自己是永恒的了。”^[6]

5.社会中的理性

哲学要解决的最大问题就是创设一种劝勉人们信奉美德的方法，但这种方法不要带有对神灵的希望和恐惧。在理论上曾经两次解决过这个问题。在苏格拉底和斯宾诺沙那里，哲学都给这个世界提供了一个十分完美的自然的或合理的伦理道德体系。如果人们的行为方式能按其中的任何一种塑造，那一切都好办了。但是“这个世界从未存在过真正合理的道德或社会制度，而且将来也难以找到”。它依然只是哲学家的奢望。“每个哲学家内心都有自己的避风港。我怀疑虚构的天堂只是这个避风港的富有诗意的象征。他在真理中寻找乐趣，并随时准备享受它或放弃它。对于我们一般人来说，未来同过去一样，道德发展的途径必然存于爱情和家庭的温馨气氛中长出的那些社会情感的鲜花丛中。”

像叔本华所说的那样，爱其实是种族对个人实施的欺骗，“爱的起因十分之九在于爱者，十分之一在被爱者”，爱“将灵魂溶于盲目的非个人的冲动”。虽是如此，爱也能得到补偿。人在作出最大牺牲时，也得到了最大的幸福。“据说，拉普拉斯^[7]临终前说过：科学是微不足道的，除了爱什么都不是真实的”。浪漫的爱情尽管有美好的幻想，一般还是要归结为繁衍后代。它对于本能的需要而言远比独身主义者的安定更让人满意。孩子延续了我们的生命。“当我们看到自己永恒的生命的正文的一半已被收入更好的副本上时，我们宁愿把墨迹斑驳的现实生命的底稿付之一炬。”

家庭是人类延续生命的途经，因而也是人类的基本组织机构。即使其他的一切组织都丧失了作用，它依然能让人类延续下去。然而，家庭只能在一定限度内发展文明，文明的进一步的发展需要更大更复杂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家庭不再是生产单位，不再有控制家庭成员的经济关系的能力，并且发现自己的权威和势力越来越多地受到国家的剥夺和侵犯。像尼采所说的那样，国家是一个畸形的怪兽。然而，它的集中独裁可以消除各种各样的不计其数的小独裁；在小独裁的统治下生活是痛苦和受束缚的。一个安闲地享受贡奉的强盗头子，要比防不胜防，肆无忌惮地进行敲榨勒索的100个强盗好得多。

于是，在一部分人中便产生了爱国心。他们知道他们要比政府付出的代价要为无秩序所付出的代价小得多。桑塔亚那不知道这种爱国主义是否弊多于利，因为它总是把不忠于国家的罪名加在革新者头上。“热爱祖国应该分清祖国的现状和它所继承的理想，否则这种爱就是盲目和散漫的。”另一方面，民族爱国主义也是绝对需要的。“有的民族显然地比别的民族先进。先进的民族能更好地改造生存环境，因此，他们在精神上也获得优胜、自由和相对稳定。因此，不同种族之间的通婚是危险的，除非是两个水平相等和社会稳定的种族之间。“犹太人、希腊人、罗马人和英国人只有在与那些抵制他们但同时又吸收他们的文化的民族相比较时，才表现出他们的伟大。但是，无论何时，只要民族混合一发生，这种伟大就必然会在内部消失”。

国家的重大罪恶之一是容易成为战争机器，它是一只在被认为是劣等民族的面前挥舞的拳头。桑塔亚那认为任何一个民族都不可能征服另一个民族。

在历史上对大多数国家来说，如果它们的政党和政府腐败堕落，那么无论是自己的军队取胜还是敌人的军队取胜，除去本国民众遭受的损失外，对这个国家而言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区别……在这些国家里，无论发生什么事件，每个公民都被迫交纳重税，私人利益都要遭受最为严重的损害和蔑视。尽管如此，被压迫者仍像其他人一样心中燃烧着爱国主义的烈焰，义正辞严地指责不尽义务的行为。倘若有人指出忠诚于一个不代表公众利益的政府是徒劳的和荒谬的，这些被压迫者就会斥责他，说他丧失了对国家的责任感和荣誉感。

这虽是一个哲学家的过激言辞，但是我们还是应该完整地保留桑塔亚那的话。他还认为，大国的征服和吞并是人类迈向组织化与和平的一步。如果整个世界被一个大国或一个大国集团统治，那倒是好事；因这个世界昔日曾被罗马起初用武力、而后用文明统治过。

人类曾经梦寐以求的并且名义上几乎建立了的世界秩序，已经再也没有人提起。那是世界和平的帝国，处处渗透着理性的艺术和哲学崇拜……在那黑暗的时代里有一套政治理论，很值得我们好好研究。我们现在的政治实践就是从那黑暗时代演化而来的。这些关于建立一个世界帝国和罗马天主教的理论是先前理性时代的回音；而在那个时代只有少数试图统治世界的人曾经全面地观察过世界，并且也确实曾合理正确地统治过世界^[8]。

或许，国际体育运动比赛的发展能给团体竞争的精神提供某种排遣的机会，并且在某种意义上可以充当“战争的道德替身”；或许，国际投资能够克服为争夺世界市场而发生的接连不断的商业纠葛。桑塔亚那不像斯宾塞那样倾慕工业。他知道工业有和平的一面，也有激烈竞争的特性。但总的来说，他感到在古代贵族的恬静氛围中远比在现代都市的嘈杂喧闹中舒适得多。我们生产出过多的商品，连自己也被淹没了。就像爱默生所说的，“货物坐在车上驾驭着人类。”“在一个全都是哲学家的社会里，每天做一两小时的体力劳动就能满足人的物质生活需要，这是一种极受欢迎的品质。”英国比美国聪明，虽然她也疯狂进行生产，但起码还有一部分英国人认识到悠闲生活的价值和艺术魅力。

桑塔亚那认为世界上只有在贵族阶层才会出现这样的文化。

只有在特权阶级的生活中，才能产生文明　并由此得到传播和扩散。文明不是来自民众，但是，又以与民众不同的方式在他们中间流传，然后从上面强加于民众……在一个现代国家里，如果工人和农民占绝大多数的话，那么它将是一个十足野蛮的国家。一切开明的传统都会在这个国家消亡，理性的和历史的爱国主义精髓将完全丧失。但是，爱国主义情绪将会延续下去，民众并不缺乏慷慨之心，他们也有冲动和感情。他们只是不能积聚经验，因为如果他们能够积聚经验　他们就会创设组成一个贵族制社会的种种高级机构。

桑塔亚那厌恶平等的理想，他与柏拉图一样，认为在不平等的人之间讲平等本身就是不平等。然而，他并不完全赞成贵族制，他知道历史已经尝试过这种制度，并发现了它的优点和缺陷。贵族制将出身卑微的天才埋没，差不多完全扼杀了它的那些优势和价值的发展。而从理论上说，这些优势和价值正是贵族制应该发展和运用的。贵族制对文化发展有利，也能促进专制的产生，对成千上万人的奴役只换来少数人的自由。评价一个社会的好坏要看它是否能提高其成员的生活水平和工作能力，这是政治的第一原则。“倘若不能使个人的生活美好幸福，那么国家和海边的沙粒就没有什么两样，不值得被人民放在心上。”以此来看，民主制是对贵族制的极大改进。然而，民主制也有其弊端，它不只腐败无能，更糟的是，它自有其独特的专制方式，即对平均主义的偏好。最令人憎恨的专制莫过于粗俗不堪而又扼杀个性的专制，它无处不在，以其凶狠的愚蠢无情地摧残每个新生事物的萌芽，蹂躏每个天才的幼苗。

桑塔亚那最鄙视现代生活的混乱与庸俗的忙碌。旧贵族的信条认为善是智慧而非自由，是对自己种种自然约束的满足。他认为这或许能给人们带来更多的幸福。但是，历史表明只有少数人能够得到幸福。为了生存，革命者必须重建他们已经摧毁了的专制统治。

革命的意义暖昧不明。在一般情况下，革命的成功就是对它所反对的权力的适应和重新吸收。无数次革命并未换来一个新世界　这个世界依然是腐败堕落的。因为每一次成功的革命都要建立一种新的制度，而这种新制度又产生了类似旧制度的新弊病。

那么，我们所追求的社会形式是什么样的呢？也许那种社会形式是不存在的。各种社会形式并无多大区别。但是，如果非得要追求一个的话，那便只能是一种柏拉图式的“尚贤政体”，是由能干和有德行的人管理的政府。它是贵族制，但并非世袭的贵族制，每一个人，无论男女，都能够凭自己的能力走上社会的最高层，不管这个政府中有多少平民，但是，对于平庸无能者，通往政府的道路是关闭的。“机会的均等才是真正的平等”。在这样的政府统治下，腐败将降低到最低程度；科学与艺术经过明智的鼓励将繁荣昌盛。今天，在政治一片混乱的情况下，人们渴望的正是民主制与贵族制融合。只有优秀的人物才能统治国家，但每个人都有相等的机会使自己跻身优秀人物行列。

6.评论

在这些篇幅里，流露出一丝淡淡的忧郁，这是一个远离自己所喜爱所习惯的一切人的忧郁，是一个流离失所的漂泊者的忧郁，是一个被放逐到美国这个中产阶级社会的西班牙贵族的忧郁。在《理性生活》的第一卷里，他把人类生活和历史的目的和意义作为哲学问题进行讨论。在最后一卷里他却疑惑不解地问：是否存在意义？是否存在目的？他不自觉地描绘出了自己的悲剧：“悲剧存在于完美之中，因为创造完美的世界自身就是不完美的。”他像雪莱一样，在这个平庸的星球上从没有感到过心情舒畅。他敏锐的美感带给他的，似乎不是零落在世上的美的享受，而是无处不在的丑恶的事物的折磨。他变得刻薄，喜欢挖苦和讽刺；他从来就没有享受过异教文化中那种净化灵魂的开怀大笑，也从来没有像勒南或阿纳托尔·法朗士那样亲切宽容地对待人类。他远离人群，超然傲慢，因而感到孤独寂寞。

或许这种绵绵不绝的死亡念头就是为欢乐而敲的丧钟。要生存，就必须更多地想到生而不是死；必须既憧憬遥远的美好的希望，又看到面前的实际的事物，“沉思的目的就是使自己尽可能多地生存在永恒中。就是追求真理，与真理融为一体。”然而，这样对待哲学，未免太认真了。使人远离生活的哲学同一切神秘的迷信一样，会将人引入歧途，迷信使人迷恋另一个世界的幻景，以致无暇顾及这个世界的珍馐美味。桑塔亚那说：“智慧使人醒悟。”但这只是开端，它既不是目的，也不是圆满，就像怀疑是哲学的开端一样。获得幸福才是目的，哲学仅仅是工具。假如我们把它当作目的，那么我们就和印度的神秘主义者毫无区别了。他们的生活目的就是将意念集中于肚脐。

桑塔亚那认为宇宙只是一个机械运动系统，这可能与他忧郁的内心孤独有一定关系。既然生命已经脱离了这个世界，于是，他便在自己内心寻找生命，他极力申辩说并不是这样。尽管我们可以不相信他，但是他那优美感人、不厌其烦的辩护却使我们不得不钦佩他：

理论决非毫无感情的东西。如果音乐仅仅靠赋予听觉某种形式便能引发强烈的感情，那么视觉所孕育的美感或恐怖感则更加强烈；美感和恐怖感把秩序和方法带入我们的生活……假如你习惯于相信某种特别的神灵，或者习惯于希望在来世继续你的浪漫奇遇，唯物论会毫不留情地击碎你的美梦，甚至使你在一两年内都会觉得再没有什么值得你为之而生活的了。一个彻头彻尾的、而不是半路出家的唯物论者，将像伟大的德谟克利特一样，始终是一个笑口常开的哲学家。他喜欢一个能容纳许多神奇而美妙的生灵并能激发各种激动人心的感情的机械装置。他在其中得到的乐趣同在自然博物馆参观的人的感受一样，都有相同的理性特征。参观者可以看到展柜中五彩缤纷的蝴蝶、火烈鸟、贝壳鱼、猛犸象和大猩猩。无疑，在那些不计其数的生命里，也曾经有过巨大的痛苦，但那是极为短暂的。而现在，这历史的展现是多么华美壮观，万物在这里相互映衬，这是多么有趣，而那些卑下渺小的感情又是怎样的愚蠢和平凡。

然而，假若蝴蝶会说话，它可能会提醒我们：博物馆（像唯物主义哲学一样）只不过是无生命物的陈列场所，而真实的世界巧妙地躲避这些悲剧性的历史遗物，并且永远会有痛苦的感情，永远随着奔腾不息的生命的河流飘荡。

一位有敏锐观察力的朋友说：

桑塔亚那生性喜欢孤独……记得有一次在南安普顿，在停泊港口的一只远洋轮上，我靠着船舷观看旅客从交通船挤上通往轮船的踏板。看见一个人离开人群，远远地站在交通船边缘，以一种沉静和超然的姿态看着别的旅客争先恐后地上船。等到甲板上清静无人了，他自己才上了船。我身旁的一个人说：除了桑塔亚那还会是谁？使我们感到满意的是发现了一个忠实于自己的人。

总而言之，我们应该公正地评论桑塔亚那的哲学：它是一个人真实而无所畏惧的自我表现。在这里我们看到一颗过于沉郁但成熟敏锐的心灵，它用庄重优美的古典散文形式真实地记录了自己。我们可以不喜欢这种为一个已消逝了的世界而惋惜的忧郁情调。然而，我们从中看到了这个死亡与新生更替的时代的完整表现。在这个时代里，人们不可能同时拥有智慧和自由，因为他们抛弃了陈旧观念，但还没有找到能使他们趋向完美的新观念。

美国心理学家和哲学家威廉·詹姆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