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尼·奥斯特洛夫斯基：俄罗斯文学巨匠

亚·尼·奥斯特洛夫斯基是19世纪俄罗斯最有影响的剧作家，他一生共创作了大约50部戏剧作品。他创作的剧作的数量之多，质量之高令19世纪任何俄罗斯剧作家都望其项背。奥斯特洛夫斯基是俄罗斯民族戏剧的创建人，有人将他誉为“俄罗斯民族戏剧之父”。奥斯特洛夫斯基又是俄罗斯戏剧的革新者，他使戏剧转向普通人的内心情感世界，转向日常生活，因此他的戏剧创作把俄罗斯戏剧发展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生平创作道路

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奥斯特洛夫斯基（Александр Николаевич Островский，1823年4月12日生，1886年6月14日去世）出生于莫斯科河南岸。1835年进莫斯科省立第一中学读书，期间对文学产生兴趣，尤爱戏剧，常常去剧院看著名演员的演出。1840年从父命进入莫斯科大学法律系学习，终因不喜欢而退学。后在父亲的安排下先后在莫斯科良心法院和商务法院就职，因而有机会广泛接触社会各个阶层，了解各种矛盾冲突。40年代尝试写作，第一部作品是中篇小说《关于一个房管员如何跳起舞来的故事，或从伟大到可笑只有一步》（1843）。1847年发表了特写《一个莫斯科河南岸居民的手记》、独幕喜剧《家庭幸福图》及戏剧片断《破产债户》。从此，奥斯特洛夫斯基“开始认为自己是一个俄罗斯作家，并且已经毫不怀疑和毫不踌躇地相信了自己的使命”^〔112〕。

奥斯特洛夫斯基一生写了近50部剧作，是俄罗斯有史以来专事戏剧创作的作家。他的文学创作可分为五个阶段：一、早期探索阶段（1847—1851）。主要作品是喜剧《自家人好算账》（1850）。它继承了果戈理的传统，描绘了商人阶层的生活风俗画，被称为是商人版的《死魂灵》。奥陀耶夫斯基还把它列为俄罗斯第四名剧（位居前三位的分别是《纨绔少年》、《智慧的痛苦》和《钦差大臣》）。^〔113〕这部喜剧的诞生标志着俄罗斯戏剧发展的新阶段——“生活戏剧”（杜勃罗留波夫语）阶段的到来；二、与《莫斯科人》杂志合作阶段（1852—1855）。这期间发表了《非己之雪橇莫乘坐》（1853）、《贫非罪》（1854）、《切勿随心所欲》（1856），试图寻找正面的因素；三、改革前期（1855—1860）。与《现代人》合作，写了《他人喝酒自己醉》（1855）、《肥缺》（1856）、《性格不合》（1857）、《养女》（1858）、《大雷雨》（1859）。其中，《肥缺》将描写的对象从商界转向了官僚世界。影响最大的是作家的代表作《大雷雨》。1857—1861年间还完成了关于巴利扎米诺夫的三部曲：《节日好梦饭前应》、《自家狗咬架，别家狗不要插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四、改革后期（1861—1866）。主要创作成果是历史剧《柯兹玛·扎哈里奇·米宁-苏霍鲁克》（1861）、《司令官，或名伏尔加河上的梦》（1865）、《僭主德米特里与瓦西里·隋斯基》（1866）及《图欣诺》（1866）；五、晚期（1868—1886）。这一时期作家创作的题材和体裁都扩大了，创作了大量反映现实生活及没落贵族和新兴资产者的经济状况与道德面貌的作品：《智者千虑必有一失》（1868）、《火热的心》（1868）、《来得容易去得快》（1869）、《森林》（1871）、《雪姑娘》（1873）、《狼和羊》（1875）、《真理固好，幸福更佳》（1876）、《最后的牺牲》（1878）、《没有陪嫁的新娘》（1879）、《女奴》（1881）、《名伶与捧角》（1882）、《英俊小生》（1883）、《无辜的罪人》（1884）、《并非来自尘世》（1885）等。

悲剧《大雷雨》

《大雷雨》创作于农奴制改革前夕的1859年，是奥斯特洛夫斯基1856年随海军部组织的“文学考察团”沿伏尔加河进行的一次长途旅行的一个重要的收获。伏尔加河两岸的生活习俗、自然景观和民间口头创作给作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剧作1895年先后在莫斯科小剧院和彼得堡亚历山大剧院上演，1860年在《读者文库》杂志上首次发表，同年出单行本，震动了整个文坛，引起普遍的关注和热烈的争论。文学评论家杜勃罗留波夫从社会现实出发，为剧作写了一篇著名的评论文章，题为《黑暗王国的一线光明》，认为作品是对农奴制俄罗斯这个“黑暗王国”的揭露，女主人公卡捷琳娜是这“黑暗王国”中的“一线光明”，她的死是对“黑暗王国”的一种反抗。其他许多评论家和作家也都就此剧发表了各自的看法，像皮萨列夫与杜勃罗留波夫的争鸣，格里戈利耶夫、冈察洛夫等人的独到见解。

那么，这部作家自己称之为正剧，而同时代人却把它看作是悲剧的《大雷雨》究竟写了什么呢？故事很简单：在一个闭塞的小城里，受传统思想和道德规范影响颇深的商人之妻卡捷琳娜背叛了自己的丈夫季洪，爱上了从莫斯科来的年轻人鲍里斯，在专横的婆婆的逼供下，当众忏悔了自己的罪过，之后投河自尽。这样一个并不新奇的故事之所以能引起广泛的关注，是由于剧作家不仅仅讲述了这样一个外部事件，而更主要的是借卡捷琳娜的爱情悲剧，展现了女主人公内心中传统的生活理念和道德规范与逐渐萌生的对精神和个性自由的追求之间剧烈冲突而产生的良心悲剧，从而揭示出旧的生活方式已经失去了昔日的生命力，变为僵死的、压抑人性的黎明前的黑暗，新的生活方式正在痛苦中萌生。剧中的大雷雨象征着新与旧的冲突。(www.xing528.com)

《大雷雨》以作者虚构出来的伏尔加河沿岸小城卡利诺夫为背景，聚焦季科伊和卡巴诺娃两个商人家庭的日常生活，重点描绘了富商季科伊和他的侄子鲍里斯及寡妇卡巴诺娃、她的儿子季洪、儿媳卡捷琳娜等人物形象。在奥斯特洛夫斯基笔下，卡利诺夫是这样一座城市：“……城里的风俗是残忍的，残忍的！在小市民阶层，先生，您除了愚昧和贫穷，什么也看不到。而有钱人想方设法奴役穷人，为的是用他的无偿劳动赚取更多的钱。”富人之间则“彼此敌视，官司打个没完……”而在家庭里，没有欺骗是不行的，“整个家就是建立在这个的基础上的”。家庭的实质就是秘密地、不为人知地“劫掠孤儿、亲戚、侄儿们，毒打家人，使他们对什么事都不敢说个不字”。季科伊和卡巴诺娃正是这种生活风习的维护者。季科伊就像他的姓氏一样，粗野、冥顽不化。他是城里最富有的商人，头面人物，跟市长都拍肩打背的，但是在钱财上极为贪婪、吝啬，不仅克扣农民的工钱，还恬不知耻地说：“每个人少给一个戈比，那我从中赚的可就是好几千呢。”对亲侄子鲍里斯他百般的责难，就是不想把鲍里斯应得的遗产交出来。在家中也是粗暴无礼，他的妻子每天都眼泪汪汪，生怕不小心又惹他发火。卡巴诺娃虽说是个寡妇，但在内政外交方面是巾帼不让须眉，连季科伊都得买她的账。她总是慨叹今不如昔，抱怨年轻人没有规矩。与季科伊相比，卡巴诺娃是从精神上进行控制和压迫的。她不但动辄对儿子教导一番，经常拿话敲打儿媳妇，就连小夫妻告别的方式她都要干涉。她要求所有的家人都俯首帖耳，循规蹈矩；她精明过人，洞察秋毫。在她的高压下，儿子季洪唯唯诺诺，不敢越雷池半步，一得机会离开“妈咪”的掌控，就像飞出樊笼的鸟儿，什么都顾不得了，全然不管妻子的感受和恳求，把她一个人留在沉闷而压抑的家里，尽管他也是爱卡捷琳娜的，但他更爱自由，哪怕这自由只有十天。和季洪属于同一类型的是“受过良好教育”的鲍里斯，他也爱上了美丽而纯情的卡捷琳娜。但是他和季洪一样软弱，对叔叔的无赖和粗野一筹莫展，忍气吞声，就连爱情也没能使他成为一个真正的骑士。与卡捷琳娜的真挚和义无反顾的爱情比起来，鲍里斯的感情是那么的苍白无力。他和季洪都是旧势力的牺牲品。

与众不同的形象是卡捷琳娜。她在无忧无虑、自由自在的生活氛围中，在大自然的怀抱里长大，从小就很有个性，富于幻想，对生活充满美妙的憧憬。她感情真挚、热烈，散发着生命的活力。她笃信宗教，具有非常强烈的道德感。这样一个纯洁、鲜活的年轻生命与卡利诺夫城这个“黑暗的王国”格格不入：她有尊严，个性鲜明，不能像季洪和鲍里斯们那样逆来顺受；她表里如一，不会像小姑子瓦尔瓦拉那样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她充满活力，渴望爱情，做不到心如止水；她又敬畏神明，无法摆脱根深蒂固的罪恶感。因此，她宁愿投入伏尔加河，犯下在基督徒的心目中比背叛丈夫更大的罪孽，哪怕下地狱，也不愿在令人窒息的卡利诺夫苟活下去。可见，在卡捷琳娜看来，上帝的审判都要比卡巴诺娃们的仁慈些。这一点，作者在剧的结尾借剧中人物库利金之口明明白白地道了出来。

除了以上主要人物，奥斯特洛夫斯基还塑造了一些次要的人物形象，如瓦尔瓦拉，店员库德里亚什，钟表匠库利金，女香客及老妇人等。他们渲染了整个城市的社会氛围，烘托出主人公的性格和心理特征。在这一点上，作者继承了格里鲍耶陀夫和果戈理的创作传统。

《大雷雨》体现了奥斯特洛夫斯基戏剧创作的基本特点。它富有浓郁的俄罗斯气息，十分生活化，把商人的日常生活搬上了舞台，并且让一个普通的女子成为悲剧的主角，令人耳目一新，充分体现了现实主义戏剧的民主化趋向。在设计冲突方面，不仅注重了生活真实，尤其追求心理真实，将外部的感情冲突深化为内心的自然力与道德律之间的冲突，使作品在揭示人性方面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剧作广泛运用对比的艺术手法，例如，自然景色的美丽与社会生活的丑恶；面对美景，库利金看也看不够，而库德里亚什则无所谓；头脑简单的瓦尔瓦拉对老妇人充满威胁的预言满不在乎，而笃信宗教、感情丰富的卡捷琳娜却吓得直哆嗦；为了爱情，富于反抗精神的库德里亚什勇于带着瓦尔瓦拉私奔，而软弱的鲍里斯却撇下卡捷琳娜一走了之。此外，自然景物和天气的变化在《大雷雨》中在揭示人物的性格和心理活动、烘托气氛、暗示剧情的发展等方面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剧中人物的语言高度个性化，使每一个人物都拥有属于自己的语言风格，既突出了人物的鲜明个性，也令剧中的语言生动、形象、多姿多彩，从而引人入胜。

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创作是俄罗斯民族戏剧发展史中的一个里程碑，难怪冈察洛夫会由衷地赞叹道：“您独自一人建造了一座大厦，虽然它的基石是由冯维辛、格里鲍耶陀夫和果戈理奠定的。可是只有在您之后，我们俄罗斯人才能骄傲地说：我们有了自己的、俄罗斯的民族戏剧。它其实应当被称作是‘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戏剧’。”^〔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