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后胡先骕被否定，王文采之提拔证明先骕眼光不凡

胡先骕（1894～1968），字步曾，号忏庵，江西新建人。中国近现代植物学的创始人之一，20世纪上半叶中国植物学界的领袖，创建中国高等院校中第一个生物系，参与编写第一本大学植物学教科书，与秉志一同创办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静生生物调查所，后又创建庐山森林植物园、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抗日战争之前，胡先骕在北平主持静生生物调查所，曾兼任北京师范大学生物系教授，讲授植物分类学。抗战胜利后的1945年底，胡先骕即从南方返回北平，主持静生生物调查所复员。不知何故，其重新兼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却在1948年。此时，在北京师范大学就读的王文采已读到三年级，植物分类学课程已由林镕讲授完毕。由于胡先骕名声甚大，当他来校为下一届生物系学生授课时，王文采也要去一睹风采。王文采在教室窗户外，看见胡先骕拿着他自著《种子植物学讲义》稿子，一边走一边念，这是王文采第一次见到胡先生。他以为胡先骕讲课没有林镕讲得好。

图2－1　晚年胡先骕（胡德焜提供）

胡先骕来师大授课，其助教为王富全，即王文采师兄，比王文采高一届，其岁数却要大10岁。他在抗战之前，即已入学，为胡先骕学生，后因抗战中断学业。胜利之后，再返校学习，完成学业，毕业后留校。当胡先骕重来师大任教，即充当其助教。胡先骕返回北平后，拟着手编著《中国植物图鉴》，而静生生物调查所复员之后，由于经费拮据，人手不够，拟在师大邀请一年轻人合作，王富全向其推荐王文采，即被采纳。能与胡先骕一起合作著述，王文采当然感到荣幸，而且借此可以去静生所看标本，这是他的愿望。当时之大学并不注重研究，师大也未建起植物标本室，而静生所已有15万份标本，自然吸引王文采。关于此事，王文采回忆云：

大概是1949年初冬，有一天，王富全来找我说：“胡先生请你去。”我听了有点惊讶，因为我与他并没有接触过。胡先生说话有点儿结巴，他说：“我听说你对植物分类学有兴趣，你帮我编一本《中国植物图鉴》，你觉得怎么样？”我听了挺高兴，就答应了。现在想起来，我的胆子也够大，应该说是鲁莽，仅有一点在课堂上学到的分类学知识，竟敢接受这样的任务；胡老也有些天真，他并没有考考我，无论是笔试，还是口试，都没有。他完全相信王师兄的话，一定是王富全师兄在胡老的面前给我吹了一通，这些我全然不知。胡先生便叫我找夏纬琨先生领稿纸，夏先生是静生所标本馆负责具体事务的总管，还派傅书遐先生，景天科专家，把5 000种的一个名录给我送到学校，那时候我在学校住。

其实，我那时只是对分类学有兴趣，但对植物学拉丁文、《国际植物命名法规》、中外植物分类学文献全都不懂，根本没有从事这个工作的能力。既然答应了，也只好硬着头皮干起来，让夏先生给我订了稿纸，大概是一种四五百字的稿纸。稿纸一印好，我就开始工作了，每周抽出一两天到静生生物调查所植物标本馆看标本，从裸子植物开始，也没有人可以请教，参照陈嵘《中国树木分类学》一书，自己摸索。此项工作进行不久，因静生所被科学院接收而停止了。^[1]

此后不久，即发生批评会事件，又是王富全将王文采不愉快事情告知胡先骕。其时，中国科学院植物分类研究所刚组建成立，胡先骕作为1949年之前中国植物学界的领袖，自认为将静生生物调查所交予中国科学院接收，是有功之人。进而推荐研究人员来所工作，以壮大研究力量。此项建议，得主其事者吴征镒同意，王文采很顺利调到植物分类研究所。但是，胡先骕之权威，很快被否定，不仅静生生物调查所预定之研究任务没有得到继续，即使是其本人之研究也未能列入分类所之研究计划。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科学事业，提出科学为人民服务、科学为生产服务，一切重新开始。胡先骕推荐王文采进入分类所，正处分类所合组当中，此后胡先骕即失去话语权，也不曾推荐其他任何人入所工作。

王文采对胡先骕所给予提拔，非常感激。2000年，笔者为了解胡先骕第一次采访王文采，其在讲述这段往事时，没有掩住眼中渐渐涌出的泪水。2008年，再次谈到此时，依然如旧。而且还进一步说：“胡老不考察考察我，太相信我这个师兄的话，就让我编植物图谱。一听我师兄说我在师大人际关系发生问题，就介绍我到植物所来。从我的亲身感受，觉得胡老相当天真，在待人方面则很热情。”对此，笔者并不认为是胡先骕天真，王文采其后在植物分类学中的建树，恰恰说明胡先骕有识人眼力。再以静生生物调查所在30年代派出蔡希陶、王启无、俞德浚三位赴云南采集植物而言，三位均为胡先骕所选，当时均是二十几岁青年，每人在云南作三年采集。其时条件异常艰苦，没有中途逃脱，个个都坚持下来，且取得良好成绩。仅此足以说明胡先骕早已具有选拔人才眼光。倘若无此，也不足以获得学界领袖之地位。

就年齿而言，胡先骕属于王文采父辈，其提携王文采或者还有同情因素，因为他也是依靠寡母长大。1948年，几乎与提携王文采同时，有卞孝萱者，以其幼孤，经寡母抚育成人，继而向时贤索诗娱母。卞孝萱母亲不识字，即向邻人请教，学得几字，回家授子，可见其含辛茹苦。中国传统社会，重孝义，讲仁恕，许多著名学者为之感动，赋诗相送。胡先骕也作《卞君孝萱以书来述，母苦节教子事，敬题长古以彰懿德》，其诗云：

寸草难报三春晖，孤儿嫠母穷相依。

望儿成立授儿读，母不识字心衔悲。

问业里儒转教子，暑寒雨雪从无违。

孤儿感泣泪成血，并日苦读敢荒嬉。

学成名立母心慰，征诗述德娱庭闱。

平生我亦无父儿，篝灯课读仗母慈。

菽水能供母不待，祭馀五鼎将何为。

羡君食贫能养志，时贤篇什争相贻。(www.xing528.com)

表彰母节传万禩，含丸画荻今见兹。

图2－2　胡先骕为卞孝萱题娱母诗（卞孝萱提供）

为君题句泪沾臆，百不尽一艰言辞。

但期叔世励薄俗，母慈子孝光门楣。^[2]

从胡先骕“平生我亦无父儿，篝灯课读仗母慈”、“为君题句泪沾臆，百不尽一艰言辞”诗句，可知其所具同情之心，此亦泽及王文采。

胡先骕推荐王文采入植物分类所，是继续其对中国植物作全面研究设想，鉴于当时国内尚无人专门研究紫草科，故嘱王文采研究之，并将美国哈佛大学格雷标本馆资助出版的紫草科专家I．M．Johnston的紫草科论文集借给王文采。此书至今还在王文采办公室书架上，未曾归还，书上盖有胡先生的藏书印章。Johnston与胡先生早年有学术交往，1932年汪发缵在四川灌县采到一种紫草科植物，胡先生感到特别，曾寄给Johnston，后来胡先骕发表时，将其命名为车前紫草属Sinojohnstonia，拉丁学名即是为了纪念Johnston。但是，胡先骕在新组建的植物分类所中很快就失去话语权，王文采只能听命于新领导新安排，不能立即投身于紫草科研究，但不曾忘却。

1952年夏，思想改造运动开始，目的是清除所谓“反动思想”，每个人都要检查思想，只有忠诚老实才能过关。中科院派三位干部到植物所开展运动，其中有简焯坡。胡先骕参加国民党，是中正大学校长，属敌我矛盾，在植物所检讨过两次，都没有通过。后中科院在院部所在的文津街3号原静生所所址再次召开批判大会，许多研究所都派人参加。胡先骕其时在此接受批判，恰可说明中科院并不把他看成功臣。批判会开到很晚，散会后，吴征镒让王文采送胡先骕回石驸马大街寓所，一路上胡先骕没有讲什么话。此后，发生在胡先骕身上事情还有不少，王文采对胡先骕也是渐有了解。

对于胡先骕批判李森科伪科学，王文采认为别人没有胡先骕那个勇气。王文采看过李森科的文章，吹捧斯大林很肉麻。他靠斯大林的支持，把苏联摩尔根遗传学派给搞垮了，那些遗传学家可能受到迫害。1951年，中国农业大学一位摩尔根学派专家李景均，由于受到乐天宇压制摩尔根学派的影响，逃到香港去了，以后去了美国。胡先骕1955年出版《植物分类学简编》一书，书中谈到这方面问题，并对李森科提出了批评。在那时对苏联老大哥一边倒的情况下，因而招惹了一场不小的批判。

那年3月到9月，植物所派我参加中科院举办的俄语翻译学习班，所以对这场批判当时情况不清楚。后来竺可桢副院长向胡先生道歉，我是在报纸上看到的。再后来陈毅元帅给胡先生的《水杉歌》写出批语，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等于给他平反了。从我个人的感受，我觉得胡老有可爱的地方，他很坦率，不会耍阴谋诡计，这是我对胡老的认识。

1959年秋，分类室党支部将四川大学刚毕业的王蜀秀分配给胡老，因为那时胡老不常来所，主要在家工作，暂时让我带。我那时正接受了《中国植物志》毛茛科不少属的编写任务，工作量很大，我就让王蜀秀帮我从事唐松草属和侧金盏花属的编写工作。大约在1961年冬，胡老来所参加分类室的一次会议，在会上他谈到需要助手帮助工作。我一听感到不安，我不但没有帮助他工作，反而让他的助手帮我工作，立即向支部反映，王蜀秀便去帮助胡老工作。她经常到胡老家，往返送茶科等科植物标本。大约在1964年冬季，一次听王蜀秀说起胡老生活颇苦，胡师母常年患哮喘，胡老要经常给他打麻黄素等药水，还看见胡老在庭院里用煤泥作煤饼。“文革”中，我曾见到一次将胡老从家中接到所里批斗，把一面国民党党旗披在他身上。后来派车抄他家，将大量书籍堆在动物园植物所南院的一个房子里，就是后来汤佩松所长的办公室。

胡老缺点是骄傲，“我是国际知名”常挂在口边，他是想说什么便说什么，性格直率。他和郑万钧先生发现的活化石水杉，的确是轰动了世界。我1996年在美国密苏里植物园，看到一株水杉树，已是那么高大。大概就是四十年代末发现以后不久，寄给他们种子栽培而来。1988年吴征镒先生与密苏里植物园主任P．H．Raven分别代表中美两国签订合作出版英文版《中国植物志》的协议，就是在这棵树下签署。现在世界上到处都有水杉，他的贡献很大。^[3]

1983年是中国植物学会成立50周年，在太原召开年会予以庆祝。开幕式当天上午，理事长汤佩松作报告，回顾过去，展望未来。讲话中称颂了一些对中国植物学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植物学家，有钱崇澍、秦仁昌、吴素萱等，但是没有胡先骕。当天下午分组讨论，分类组有一百多人，西南师范学院之戴蕃瑨^[4]第一个发言。他说：上午理事长这个报告，我要提出一点批评。胡先骕先生，他不光是植物分类学的奠基人，他建立静生生物调查所，其中有形态解剖部分，有细胞学部分。他对我们整个中国植物学的发展，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对这样一个人，理事长的报告根本没提，我要提出批评。胡先骕在中国植物学史中的地位，被一次次政治运动所抹杀，至此尚未恢复，王文采早就在自己心里为其鸣不平。此有戴藩瑨发言，他当然很是赞同。戴藩瑨为胡先骕在东南大学时之门生，为四川省统战对象，被其所在学校吸纳为中共党员，有此政治资本作底气，在会上才敢讲这番话。王文采一直属于民主人士，与主流总有距离，故只能放在心里。

1949年后，胡先骕继续桦木科的研究，此外还从事木兰科、壳斗科、茶科等其他科的研究，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和《被子植物的一个多元的新的分类系统》这一重要论文，还编写出版了《种子植物分类学讲义》、《经济植物学》、《经济植物学手册》、《植物分类学简编》等著作。

许多植物分类学家喜欢提出演化系统，胡先骕在读了美国古植物学家G．R．Wieland的著作和一些被子植物分类论断，接受了一些观点，将Bessey、Hutchinson系统作了一些修改，提出一个多元系统，这篇论文发表于1950年。1961年11月，植物所植物分类室举办的学术讲座中，胡先骕还以“植物系统学”为题，发表演讲，王文采为之记录。但到了1962年，王文采说：这一年Kew出版了一本《植物学的回顾与前瞻》论文集，涉及许多领域，其中有大专家图瑞的文章，认为系统发育演化学说都是假的，是人之推测。植物所分类室人员集体读这篇论文，并开会讨论。在会上读到这里，胡老若有所失地说我发表的那个系统，有点多此一举。王文采对中外许多已发表的系统都曾予以研究，认同图瑞观点，也许是吸收胡先骕之经验，从不发表新系统，只是对其研究科属系统作一些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