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舆论变化带来了多元化的舆情应对

网民是互联网的主人，是网络舆论的主体，更是实实在在的社会人。而人是环境的产物，环境决定和影响着人。网民对环境变化的敏感度极高，环境的变化对网民心态的影响极大，特别是与网民切身利益和生活水平息息相关的环境的变化。随着时间的变迁，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历史观、价值观都在发生变化。总体上看，思想更加开放、价值观念多元化、民主权利意识加强、信仰出现危机、个性得到张扬。尤其，80后、90后等新生代是网民的主力军。他们受教育程度比较高，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更加趋向多元化、多样化，公平意识、平等意识、维权意识和民主意识更加强烈，有着更高的人生目标和追求。社会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导致人的社会特征也随之大大改变。甚至从某种程度上讲，由社会关系决定的人的本质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一　人的本质随着社会关系的变化已经改变

网民作为网络舆论的主体，创造了强大的网络舆论力量和丰富多彩的网络文化，已经成为中国社会进步的积极力量；网民已经从最初的懵懂，“蜕变”为今日的敢于针砭时弊、积极议政的一股不可忽视的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是网民造就了高雅，也是网民制造了低俗，总之，有怎样的网民就有怎样的网络舆论，有怎样的网民就有怎样的网络文化。有人说，互联网改变了历史。但是，更多的人则认为，改变历史的不是互联网，而是互联网后面的人。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互联网后面的人的本质与过去很多年前的人的本质已经大相径庭，发生了巨大变化。这是一个哲学问题，也是一个我们必须要有清醒认识和必须正视的很现实的问题。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人的属性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内容：自然属性、社会属性、精神属性，即人是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和精神属性的统一体。精神属性本质上属于人的社会属性，因此通常把人的属性分为两个方面：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所谓人的自然属性，是指人作为自然存在物所具有的生物特性，即人的肉体存在及其特性。所谓人的社会属性，是指人作为社会存在物所具有的社会特性，即人在实践活动中发生的各种关系。虽然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同为人本身所固有的属性，二者密切联系不可分割，但是，人的自然属性是人和其他动物共有的属性，它不能把人同任何其他动物区别开来，人的社会属性则揭示了人和社会的本质联系，揭示了人所以是人而不是其他动物的特殊性质，因此，社会性是人类特有的本性，是人的本质属性。

马克思主义进一步认为，人的社会性是具体的、历史的，而不是抽象的、不变的。这是因为，人的社会性是由一定的社会关系决定的。而社会关系是具体的、不同的、变化的，它是随着社会的变化发展而变化发展的。因而，由社会关系决定的人的本质属性也是具体的、不同的、变化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在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结构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社会环境中，现实社会中人的本质总体上更多地体现为思想多元、务实趋利、焦虑浮躁、追求自由平等。每一个具体的人，都是处在复杂的具体的社会关系中，这些社会关系包括经济关系、政治关系、思想关系、家庭关系、师生关系、朋友关系、阶级阶层关系、物质生产过程中的各种关系，这些社会关系既包括了一个人经济、政治、社会地位，也包括了他所受到的各种思想的影响，所受到的教育。

二　人们的焦虑和浮躁情绪与日俱增

社会心态是社会现实的折射。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尤其是市场经济的发展带来了社会各个阶层、群体利益的调整，这既给公众带来了新的解放感，也带来了新的社会压力。自我利益的唤起、社会风险的加大、生活节奏的加快，使得社会原有的价值体系受到强烈的冲击，人们的心理结构失衡，紧张、焦虑、困惑、不满等社会情绪浮动，浮躁心理流行。^[5]

我们都生活在现实社会中，也都有一种感觉，那就是当下所有的人似乎都不满意，都是牢骚满腹，火气冲天。河南省原省委书记卢展工在2011年1月30日召开的河南省纪委八届六次全会上曾指出，为什么现在日子越来越好过，群众却有那么多的意见，甚至出现仇官、仇富的现象？^[6]茅于轼先生也有同样的质问：社会的怨气特别大，社会的矛盾也特别多。百姓在互相交谈中，在网上的评论中，很少有人感到满意，倒是牢骚特别多，似乎中国社会很快就要崩溃。马路上吵架的人也多，火气大，动不动就想打架。一方面大家生活都改善了，另一方面怨气又这么大。到底是什么原因？外国人对此觉得无法解释，我们自己也说不大清。

2011年6月11日，中国社科院与首都经贸大学共同发布的《中国30个省会城市生活质量调查报告》中说：30个省会城市（除拉萨外）没有一个城市的居民对生活质量感到满意。根据设计，城市居民对于生活质量主观满意，得分值50分为“一般”，“满意”是75分。30个省会城市生活质量主观指数平均值为49.71，排名最高的海口得分仅仅为55.08。根据上述调查报告，尽管自1978年以来，人均GDP平均每年以9.2%的速度增长，但是居民并不感到幸福。根据主观感受的满意度测算，全国30个省会城市生活质量主观感受的指数平均值为49.71，尚不及格。据报道，参与此项研究的首都经贸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连城对此也感到非常震惊：“在经济高速增长30年间，人们对生活质量的满意度仍处在一般的水平。”

由于公众对现实的不满情绪增多，又缺乏适当的排解渠道，情绪型舆论就大量集中于社会的传播空间，而网络开放性、虚拟性的技术特征给情绪性舆论提供了一个良好的传播空间，于是情绪型舆论得以在网络中大量传播。^[7]

早在2006年2月，《瞭望》周刊发表一篇题为“中国社会底层普遍存在绝望心态”的文章就指出，由于通过正常渠道改变自己的社会经济地位困难重重，无业失业人员、低收入者和进城农民工等城市群体普遍对前途悲观，甚至绝望。同年2月13日，新华网发展论坛转帖此文，其跟帖长达5页，网民跟帖留言约2500条，支持率达到了98%以上。我们能够看到，在很多煽情、愤怒和不满的网络舆论传播的表层之下，都潜藏着一种深层的社会悲情。

这种心态的普遍存在可能与当前的社会环境和社会变化给人们带来的心理和现实冲击有关。一些网民感觉前途渺茫或处于某种困境之中，如果在现实世界中的问题得不到解决，他们就可能到网络世界中寻找安慰、释放甚至解脱，而这种宣泄式的网络行为就为网络不文明埋下了伏笔。若干个体对社会环境深刻变动产生的巨大冲击存在着挥之不去的焦虑、不满和逆反情绪，常常一触即发。有人把此种情绪称为一种“受迫害思维”。(www.xing528.com)

针对这种心态，人民日报的评论文章认为，我国正处于发展关键期、改革攻坚期，同时处于社会矛盾凸显期。与此相关联，一些人出现了一种矛盾心态，一方面对国家快速发展和生活不断改善感到振奋、满意，另一方面对社会上的许多现象和问题感到困惑、纠结。众多个体的矛盾心态汇聚在一起，构成了整个社会的矛盾心态。有时感到有信心、一片光明，有时觉得没把握、一片灰暗。^[8] 社会环境的变化是多方面的，对每个人的冲击也是多方面的。随着一些社会功能逐渐向网络转移，这种冲击导致包括心态在内的各种新的特性也在网络中体现出来。

三　政治民主权利意识空前增强

当前，一方面是民众政治的民主意识和维权能力大大增强，另一方面，正是这种变化和现实，处在大变革中的社会中尤其是上层建筑的进步滞后于经济基础的发展的大背景下，各种矛盾空前胶着，我们可以从政治供需关系的紧张上直观地察觉到这个现实。对这个问题，中共温州市委党校教授任晓先生在题为“我国经济社会关系的变革与参政党建设”的研究课题中作了比较准确的论述。^[9]

（一）民主的要求

中国的成功经济改革带来了对价值的多元化，以及用民主制度整合各种利益的要求，这也形成了对政治改革的压力。当下中国要面对许多新的社会矛盾，政治不稳定因素很多，有的矛盾甚至已十分尖锐。比如，贫富差距持续扩大引出的社会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问题；失业、半失业、无业的“边缘”群体的利益保障问题；新兴阶层身份识别焦虑问题；各阶层间互信与认可问题，等等。

（二）分权的要求

改革开放以后，由于市场机制的引入，国家对经济领域的控制能力逐渐减弱，其标志是国有单位就业的劳动力占全社会劳动力总量的比例迅速下降，国有企业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例与国家投资在社会总投资中所占的比例不断减少，劳动者的收入与国家直接掌握的分配体制日益脱离，国有制经济规模趋于缩小，多种所有制形式快速成长。^[10]在市场压力之下，国家被迫“放权让利”。全控性、低流动度的社会开始瓦解。自由流动的增加，自由活动空间开始扩大；权利诉求、利益主张和利益格局呈现多元化；社会阶层结构分层演展；公众价值、态度、信仰等政治文化要素日趋多样化，公民的主体意识和权利意识日益增强。

（三）参政的要求

狭义地讲，参政是指通过合法方式参加政治生活，并影响政治体系的构成、运行方式、运行规则和政策过程的行为，以此实现和维护自己的利益。政治参与是分化后的社会阶层完成社会再融入的关键步骤，也是阶层社会位序确立和政治表达实现与否的标志。这其中，新兴的社会阶层在社会分化过程中要确立新的力量均势，包括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力量均势。新阶层作为利益主体的集团化、政治化已是中国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条件下的必然趋势。^[11] 新阶层在转型经济中经济实力的扩张要求有更多的政治参与机会和政治表达管道。那些在改革中利益相对受损的阶层，或者是“边缘群体”，比如，处于失业或半失业状态的人员、部分“体制外”人员、城市下岗工人和失地农民，政治表达明显不足。这部分群体迫切希望通过有效的政治参与渠道表达他们的意愿，维护并提高他们的切身利益。而现实的情形是他们被排除在制度化的政治博弈场域之外，“政治参与”的弱势使得“公民社会”与“政治社会”始终处于一种脱离与分裂的状态。对于怀抱政治参与热情的群体而言，缺乏了参与建构政治社会中最重要的“政治参与权”，便永远是政治“局外人”。这种“局外人”的感觉，使得社会一直埋藏着一种“冷漠”的危机。

（四）公域的要求

公共领域属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范畴。是指介于私人领域和公共权威之间的一个领域，是一种非官方的范畴。它是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一个“居间区域”，沟通两者的一种制度媒介。公众会在这一领域对官僚体系、公共权威及其政策和其他共同关心的问题以意见、批评与舆论的形式作出评判。自由的、理性的、批判的讨论构成这一领域的基本特征。^[12] 以公共舆论为例，在市场竞争压力下，大众媒体会因为公众心理偏好和思考方向而不得不跟进公众所关注的问题，奉迎公众的主流意见。大众舆论因而有效地控制了传媒的导向，从而让其实质上为大众意见和精英影响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公共领域提供公众越来越多的表达利益、交往沟通和政治参与的工具选择，这要求从政治思想到政治安排都要有针对性的创新，政治价值应更具开放性和包容度，具备消融歧见、概括公共利益、吸纳各种思想观点的能力和信心。换个视角来看，不妨将公共领域作为某种“预警系统”，让它成为执政者一个观察和发现公众普遍关注问题、社会焦点问题的窗口，成为研判公共领域中的话语体制、民意趋向的载体。当然，从理论上说，执政当局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应对，可以对此视而不见不予理会，乃至直接压制，但是这样的做法并不明智，甚至相当危险，因为这可能会导致反对意见在公共领域的持续发酵和强力反弹，乃至出现极端方式的抗争。西方的政治发展历史对此是一个前车之鉴。对公共领域的要求的反应，只能通过更有弹性的政治制度创新，运用民主机制获取对公共领域的领导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