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形象塑造与中国传统文化批判

一个人生前大概不会预料到他死后的事。

鲁迅没想到自己竟是70年来最受争议的作家之一。他的历史形象被各位史家竭力描红，有的为此毕其一生，其执着程度犹如陕西户县每天做剪纸的农妇。关于他的传闻也经常成为社会事件，甚至2010年某地中学课本减少他文章的数量也会令人大惊小怪。安息在上海万国公墓的鲁迅先生，对此大概不会觉得心里痛快。

迄今为止为鲁迅描红的是，亲属学生朋友圈子，敌人圈子，鲁迅研究圈子，和呼吁恢复鲁迅本来历史面貌的圈子。在不同圈子笔下，“鲁迅形象”自然难以统一，以至于南辕北辙：诲人不倦的青年导师、世故老人、社会批判家、战士、诗人、生性多疑、倔强执拗、尖刻狭隘或思想深邃，如此等等。由于相互反差极大，而且都声称能找到自己叙述的根据，这就使后来关心阅读他的著作的人常觉疲惫不堪，有时比一艘颠簸在茫茫大海里左右打转的帆船要用指南针确定自己的位置，还要艰难。而到当代，尤其是1990年代后，关于鲁迅形象塑造所牵涉的问题，已经远远超出这位杰出作家所隶属的“文学范围”。这一繁重工作，恐怕邀请众多哲学、史学和文学的名家前来会诊，长达数月数年也无济于事，所以我们只能把它暂时搁置一边。

不过70年间，鲁迅被人们塑造得最成功的，还是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家的形象。其实，他也坦然接受过太阳社给他专门缝制的“堂•克蓄德”的帽子。

堂•吉诃德是西班牙现实主义作家塞万提斯塑造的人物形象。在作品中，堂•吉诃德面对封建传统及势力，手执长矛、携带着啤酒桶冲锋陷阵，以四两拨千斤的罕见勇气，向强大敌人发起了纯粹无谓、却非常悲壮的攻击。堂•吉诃德的形象，为现代文明史遗留下一个十分可笑也极为深远的话题。《堂•吉诃德》是五四时期翻译到中国的。有趣的是，这个在欧洲大陆异常孤独的滑稽人物，竟然在遥远的远东找到了众多知音。^[1]其实翻遍各种版本的现代文学史，中国现代作家身上都多或少、或隐或显有着堂•吉诃德的情结，这一点我们显然无须避讳。最早称鲁迅“堂•克蓄德”的，是太阳社的战将钱杏邨等人。鲁迅告诉许广平：“至于‘还要反抗’，倒是真的，但我知道‘所以反抗之故’，与小鬼截然不同。你的反抗，是为了希望光明的到来罢？我想，一定是如此的。但我的反抗，却不过是与黑暗捣乱。”^[2]他还表白：“我对他们也并没有什么仇。但因为他们是代表恶势力的缘故，所以我就做了堂•克蓄德，而他们却做了活的风车。”^[3]面对心仪的女友，鲁氏幽默地把反抗比喻为“捣乱”，说明他不相信反抗能改变社会现状，而他之所以存在就是要与黑暗捣乱到底。郭沫若也坦承，我“近来很起了一种反抗的意趣，我想中国现在最多的人物，怕就是蛮都军底手兵和假新诗的名士了”^[4]。虽然他们反抗的对象都偏于抽象，缺乏具体所指，但还是一直乐此不疲。汪晖的博士论文对鲁迅的反抗精神进行了升格，称之为“反抗绝望”，这一观点后来被现代文学研究界扩展为对中国所有作家人生价值的普遍观察。他有点夸张地称：“鲁迅的人生哲学与他的社会思想一样，从不同的方面把鲁迅引向了他所生存的世界。对于个体来说，这是一种不思未来的创造和反抗”，“这里只有一个并不完全‘同一’的统一点：反抗——对社会生活，对个体生存”。^[5](www.xing528.com)

在很多研究者看来，堂•吉诃德的反抗精神是与改革社会、重造新人的目标联系在一起的。首先，它是对个人判断能力的肯定，是对个性自由与独立的张扬；其次，它认为个人与社会的矛盾，是现实社会的主要矛盾，社会之所以不公正就在它否定了个人本身。为此，他们特别喜欢举成仿吾这个例子。1928年，成仿吾在左翼杂志《文化批判》的“祝词”中指出：“《文化批判》当在这一方面负起它的历史的任务。它将从事资本主义社会的合理的批判，它将描出近代帝国主义的行乐图，它将解答我们‘干什么’的问题，指导我们从那里干起”，并说“这是一种伟大的启蒙”。^[6]虽然对左翼作家的做派历来反感，萧乾1948年在《自由主义者的信念》一文中的观点却与他们有异曲同工之感。他说，自由主义也是“一种理想，一种抱负，信奉此理想抱负的，坐在沙发上和挺立在断头台上，信念得一般坚定”。而自由理念中最要紧的是，“政治自由与经济平等并重”，通俗地说，就是既要思想、政治的“自由”，又要大家有饭吃，既要满足精神的自由欲望，又要解决生存问题，不能“舍二求一”。^[7]

书生不懂政治，这恐怕是他们的一个通病。鲁迅与瞿秋白、冯雪峰、胡风等人过从甚密，还悄悄翻译起了马列文论。实际上，他的一举一动早在当局的监视之中，军统特务沈醉有一段时间专门负责此任务，他的观察哨就设在鲁迅家对面。鲁迅住在大陆新村，他已经不是普通的上海市民，一个普通作家，而不自觉地卷入到政治的漩涡之中。^[8]这也使大陆解放后始终不把他看作一个普通作家而要对其做庄重的“历史重评”，以致1990年代后留下他在“文学家”和“文化圣人”两种形象之间争议不断的根源。钱杏邨之所以给鲁迅戴上“堂•克蓄德”的帽子，恐怕也是敏感于性格深处这一隐秘的精神痕迹而做出的评论罢。

现代文学史上出现堂•吉诃德式的思想行为也是势所必然，明眼人可以观察到20世纪50年代后知识界中的这种人物基本绝迹。一个原因是，它是在从清末到民国社会转型的空档中出现的，共产党人和各个民主党派的存在，日本人的频繁挑衅之分散精力，都使国民党当局一直未能构筑起自己严密的文化思想体系和规章制度。鲁迅不断变换笔名的斗争策略并不高明，相反，倒说明当时的检查制度漏洞百出。这就使得更多的堂•吉诃德主义者即使没有真正的写作自由，毕竟还能在一个狭小的生存空间中左右逢源。^[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