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教育的发展与传承

一、旧遗产与新传统

国民党统治时期，中国的教育状况相当落后，全国5.4亿人口，文盲率高达80%，农村地区尤为严重。1949年全国小学、中学、大学的学生人数分别是2400万、130万、12万，各占同龄人的25%、3%、0.3%。从教育体制看，在广大的农村，除了少数国民小学外，大多是通过私塾或家族学校进行传统的初级教育，也有一些富家大户请家庭教师。授课内容主要是识字、写字和背诵四书五经；有的也教一些常识和珠算、笔算等。这些学校在入学年龄、学习期限上没有严格的规定。上学的绝大部分是男孩，只有极少数的富家女孩有机会受教育。在城镇流行的是西式教育，从小学、中学、师范、专科学校以至大学，都极力模仿西方的办学模式、课程设置、教学方法。学校讲授数学、化学、物理学、动物学、植物学以及西方哲学、法学、政治学、社会学之类的现代科学知识和英语等，也讲授以传统儒学为基础的历史和国语课。国民党政府还设立奖学金资助成绩优异者赴西方或日本留学。当时的学校有公立、私立两种，还有一些慈善机构办的免费学校和外国宗教团体办的教会学校。其中，私立学校的比重很大。如上海市有高校40所，私立的即占30所。南京、武汉的公私立高校各占一半。据统计，京、津、沪、宁、武汉五市有私立小学1452所，私立中等学校439所，分别占各自总数的56%、84%⁽⁴⁷⁾。

中国的高等教育与新式教育起步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经过约半个世纪的艰难跋涉，虽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却存在着明显的缺陷。一是脱离中国国情和社会实际，机械照搬西方教育模式，未能形成自己独立的教育体系。二是学校分布不合理，地区差异大，多数集中在京、津与沿海沿江一带。三是文、法科比重过高，科学技术教育薄弱，学科设置比例失调。据1932年国际联盟教育专家团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在中国高校攻读完整的学位课程的学生中，学法律、政治或文科的学生占59%以上，学教育的占6%，学理科的不到10%，学工科的为11.5%，学农科的只占3%⁽⁴⁸⁾。学生选择专业的这种倾向，既来源于“学而优则仕”的古老传统，也与当时“官本位”的社会导向有很大关系。

必须指出，国民党当权以后，为了加强一党专政，曾在其统治区的学校中普遍建立党部和训育制度，添设“党义”、“公民”、“军事训练”（包括“精神训话”）等课程，大肆推行以封建儒学和伪三民主义为基础的党化教育，严重阻碍了中国教育的发展。从1931年到1937年，国统区专科以上学校数由103所减为91所，学生数由4.41万余人减到3.11万余人；中等学校由3026所减为1896所，学生由53.6万余人减到38.9万余人。这种情况，当然与战乱环境的影响不无关系。此外，在大学中因教师多留学欧美，教学管理及教材教法多因袭西方，又使学生不同程度地接受了西方的学术思想和自由主义的价值观，有的甚至崇尚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共产党在教育上面对的就是这样的旧遗产。同时，她的手中已经有了多年在农村根据地、解放区从事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的实践经验。(www.xing528.com)

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曾概括指出，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或称之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它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客观真理、理论和实践一致；它应为全民族中90%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

正是在毛泽东这一文化方针的指导下，延安时期各个根据地、解放区的教育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由于农村战争环境的制约，当时的教育基本上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干部教育，包括各种培养干部的高等学校、中等学校及培训班；二是群众教育，主要是小学和多种形式的社会教育。为适应战争需要，干部学校的学制一般都比较短，为半年到一年；中学和师范先是2年，后改为3年；小学中的完小学制为6年（初小4年，高小2年）；其他小学则没有固定的学制年限、上课时间和课程内容，形式多样，由群众自己办学、出资并管理，政府则在方针上予以指导，供给教材，教员给予一定的补助经费，即所谓“民办公助”。社会教育更是因地制宜，种类繁多。如举办各种工农业余学校，农闲时开办冬学、夜校、民校、识字班、读书组等，还有专为妇女开办的午间学习的“午学”。

可以说，延安时期的教育是适应战时农村根据地环境需要的一种特殊的教育体制。它既不同于旧中国的传统教育，也有别于城市中的西化式教育。在办学形式、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上，它虽然缺乏正规性和系统性，但却形成了一整套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勤俭办学，突出马克思主义政治思想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注重理论联系实际，注重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的革命传统。

中国共产党早就认识到，不仅发展文化教育事业离不开知识分子，而且整个革命和建设都离不开知识分子。由于中国革命是从农村走向城市的，因而中共除了高层领导者中知识分子较多外，中下层党员和干部的绝大多数是从农民（也有少量工人）中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的成分甚少。延安时期，中共站在抗日救国的最前线，影响日巨。对国民党非常失望的一批又一批知识青年克服重重困难，投奔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根据地。中共热诚欢迎知识分子的到来，并引导他们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同时又力图对知识分子所具有的自由主义态度、自主意识及独特的思维方式加以批判、改造和控制，以求统一思想和步调。在这一过程中，由于认识的偏差和处置的不谨慎，造成了一些无法挽回的损失。曾经轰动一时的王实味冤案就是一个典型。1942年整风运动开始后，王在延安的报刊上发表了《政治家·艺术家》和《野百合花》两篇杂文，要求发挥艺术家的独特功能，批评延安一定程度上存在的官僚主义和待遇差别⁽⁴⁹⁾，希望延安变得比外面“可能而且必须更好一点”，结果招致批判、关押和处决⁽⁵⁰⁾。经过整风运动，广大知识分子依然追随中国共产党，热情投身民族解放战争，对于推动革命事业的胜利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在革命的凯歌行进中，仍出现了某些不和谐的杂音。1948年，直率敢言的萧军因著文批评苏联红军进军东北时的某些不良纪律和土改工作中的过火行为，受到党组织的严厉批判⁽⁵¹⁾。总之，在革命战争年代，党非常需要知识分子，重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但又坚决要求他们不折不扣地同党的意志、政策保持一致。在这个问题上，当时并未认真深入地总结经验教训，致使后来多次发生“左”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