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改革五阶段历程：深入发力推动全面改革

湖北的改革是全国改革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回顾湖北30多年的改革历程,湖北的改革既与中央的改革精神高度一致,呈现出许多共性特征,又由于省情的独特性和推进改革的主观能动性,呈现出鲜明的、独具一格的地方特色。

(一)湖北改革的历史轨迹。改革开放30多年来,湖北干部群众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和决心矢志不移推进各领域改革,在体制机制创新上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探索了许多好经验好做法,为全省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纵览湖北改革历程,大致可以划分为五个阶段。

一是起步探索阶段(1978—1982年),湖北在城乡市场取向探索上走在全国前列。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作出了将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中国历史从此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1979年1月,中共湖北省委召开三届十四次全会,学习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此后,湖北省上下积极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拨乱反正,大胆探索改革发展新路。农村改革突飞猛进。湖北全省农村广泛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现了生产资料与经营权的有效结合。国企改革迈开步伐。全省1520家预算内企业实行多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并对企业进行厂长(经理)负责制试点工作。对外开放走在前列。湖北积极吸引外资、学习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方法,较早地开启了对外开放之门,是全国最早与西方国家建立省州友好关系的省份。对内搞活取得突破。汉正街市场迅速发展,成为商品流通体制改革的“试验田”和“风向标”,被誉为“天下第一街”。

二是正式展开阶段(1982—1992年),湖北在城市综合改革试点上走在全国前列。1982年至1992年十年间,随着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湖北改革发展事业从农村到城市、从政治经济领域到社会文化领域全面展开。在农村,深入推进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将土地承包期延长至15年以上,让广大农民吃上“定心丸”。同时,大力实行政社分开,改革农产品统派购制度,积极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发展多种经营,大力扶持乡镇企业,极大地激发了农业的发展活力。在城市,湖北在国有企业实行了第一步、第二步利改税;将省辖市直属企业全部下放给所在地管理,促进工业优化组合和横向经济联合;在国有企业推行承包责任制,全省工业经济呈现蓬勃发展的崭新面貌。与此同时,沙市和武汉作为全国经济综合改革的试点城市,大力推进体制机制创新。沙市在工业管理体制、计划体制、财政体制、城市建设体制等10个方面进行了全方位配套改革,为全国城市经济体制综合改革提供了宝贵经验。武汉创造了多个全国第一:第一个放开物价,第一个撤局改委转变政府职能,第一个公开招标,第一个聘请“洋厂长”,第一个建立技术市场,第一个建立兼并市场,等等,在全国产生了重大影响。

三是大力实施阶段(1992—2002年),湖北在国家重大项目建设上走在全国前列。以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为标志,湖北掀起了思想大解放的热潮,湖北改革进入大力实施阶段。明确改革方略。1993年12月,省第六次党代会确立了大力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总目标,形成了90年代湖北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体思路;1998年10月,省第七次党代会制定了向第二步战略目标和向第三步战略目标迈进的基本方略。进一步加大农村改革力度。出台《关于加快推进农业产业化的决定》和《关于加快建设农业强省奋力推进农业现代化的决定》,积极支持乡镇企业发展,乡镇企业成为推动农业产业化的重要力量。积极推进市场化改革。围绕产权改革,大力推进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创造了全国国有资产监管营运体系“三大模式”之一的“武汉模式”。围绕优化所有制结构,出台《关于加快发展个体、私营经济的决定》,提出县域经济以民营经济为主体的方针,经济成分多元化格局基本形成,民营经济成为湖北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实施科教兴省战略。出台《关于科教兴鄂的决定》《关于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决定》《关于加速科技进步大力推进科教兴鄂战略实施的若干规定》等文件,大力实施高新技术产业化工程,建设武汉·中国光谷。进一步加大开放力度。对外开放的各种功能和载体不断完善,以武汉为龙头,以长江经济带为主轴,全方位开放格局逐步形成。

四是系统推进阶段(2002—2013年),湖北在促进中部地区崛起上走在中部前列。中央作出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重大战略决策后,湖北按照中央提出的把湖北建成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的要求,明确提出经济社会发展走在中西部前列的目标,湖北的改革也由此进入了系统推进阶段。持续深化农村改革。在全国率先全面推进并不断深化乡镇综合配套改革,从体制上消除机构臃肿的弊端,减轻财政供养人员支出压力,提高农村社会化服务水平。深入推进企业改革。实施“三个一批”战略,积极推进国有经济战略性结构调整,着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进一步提升湖北企业市场竞争力。推进武汉城市圈建设和县域经济发展。按照“五个一体化”部署,大力推进武汉城市圈建设,武汉城市圈成为“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按照多予、少取、扩权、放活的原则,推进体制机制创新,增强县域经济自我发展能力。大力实施开放先导战略。全面提升对内对外开放水平,积极推行“体制创新、行政提速、信用湖北、优质服务”四大环境创新工程,着力改善湖北投资环境。

五是全面深化阶段(2014年—),湖北改革继续向走在全国前列目标迈进。以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出台为标志,湖北的改革进入了全面深化阶段,各领域改革密集推进。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坚持以简政放权为突破口,不断深化投资领域市场化改革,“三证合一”“先照后证”“负面清单”管理模式试点等改革深入推进;大力实施科技成果大转化工程,“黄金十条”成效立竿见影;围绕建设公平市场体系,进一步完善以市场为主的价格形成机制。在司法体制改革方面,作为中央确定的司法体制改革第一批试点省份,积极探索建立司法人员职业保障体系,推行“两院”人、财、物省级统一管理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法制建设绩效考核机制等五个方面的试点改革,取得积极进展。在社会体制改革方面,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全民医保体系建设、药品供应保障机制和分级诊疗等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扎实推进;廉租房、公租房“两房”并轨,出台《关于解决农民工住房问题的指导意见》;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和工资制度改革取得积极进展;教育信息化改革国家试点获得教育部肯定。在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方面,出台《生态文明(生态省)建设目标体系》及考核办法;出台《湖北省跨界断面水质考核办法(试行)》,重点区域流域环境污染联防联控联治机制进一步完善;积极推进建立生态红线管控制度和初始排污权核定工作。在党的建设制度改革方面,积极深化党的建设制度、干部人事制度和人才管理体制机制等方面改革;深入推进落实“两个责任”“两个为主”“两个全覆盖”“三转”等纪检体制改革,努力营造良好政治生态。

(二)湖北全面深化改革面临的困难与挑战。基于特有的省情,湖北在全面深化改革中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主要包括四个方面。

一是思想观念的瓶颈。从我国30多年的改革历程来看,阻碍改革的最大瓶颈在于思想观念。湖北地处中部地区,是改革开放梯度延展的次级区域,传统计划经济意识、“官本位”意识、封闭保守意识、虚文浮礼意识等思想观念还不同程度地存在。如果不打破这些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的束缚,湖北的改革极有可能陷入“不想改、不愿改、不敢改”的境地。没有思想上的荡涤和破冰,就没有改革上的突破和创新。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湖北最大差距是思想解放程度的差距,最大的落后是思想观念的落后。唯有思想大解放,才能改革大推进。必须将思想解放作为湖北全面深化改革的“第一道程序”,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以思想的大解放实现思想的大统一,最大限度凝聚改革共识,形成改革合力。

二是利益群体的角力。“几何公理要是触犯了人们的利益,那也一定会遭到反驳。”进入改革深水区,固化利益暗流涌动,利益孤岛星罗棋布,全面深化改革的敏感程度、复杂程度、艰巨程度,丝毫不亚于改革之初。更困难的是,一些改革主体本身就是享受“特殊利益”的群体,全面深化改革就如同逼迫他们“拿刀子割自己的肉”,阻力之大可想而知。特别是对于湖北来说,国资国企比重较高、体制机制束缚较重、“官本位”氛围较浓,改革难度更大一筹。必须直面矛盾,坚决与固守局部利益、既得利益的思想作斗争,与阻挠、虚化、拖宕改革的行为作斗争,切实在重塑利益格局中找到改革的最大公约数。(www.xing528.com)

三是协调推进的考验。过去湖北的一些改革存在“碎片化”的问题,部门、地区、层级之间各自为政,缺乏统筹,难以保证改革政策措施的系统性、协调性。主要问题是,上下之间缺乏联动,一些改革的决策部署还停留在省级层面,基层改革意愿不强、动力不足,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上热下冷”的现象,“最后一公里” 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部门之间缺乏配合,存在决策部门紧、执行部门松,牵头部门急、配合部门缓的现象;改革项目、政策之间缺乏统筹,一些领域的改革单兵突进,衔接配套不够,跟进不及时,影响改革整体效果,等等。解决这些问题,必须要引导干部群众从全省“一盘棋”的大局出发看问题,在坚持眼前和长远相协调、全局和局部相配套、渐进和突破相衔接的前提下,注重政策统筹、方案统筹、力量统筹、进度统筹,确保改革任务相互协调、改革进程前后衔接、改革成果彼此配套,实现改革蹄疾步稳、扎实推进。

四是能力水平的挑战。当前,不少干部在思想和能力上准备不足,对改革知之不多、思之不深、行之不速,对变化了的情况茫然无知、安之若素。一些干部习惯用传统思维应对新情况、处理新问题,对市场、技术和发展环境的迅猛变化认识不够、方法简单、颟顸而为;一些干部对于新常态认识不足,固守旧思维、老办法,漠视改革对于发展的极端重要性,仍然寄望延续高增长、大投入来解决企业问题、结构性问题和债务风险问题;一些部门在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中,仍不同程度依赖于行政审批、分钱分物等手段,不习惯创新政府管理,缺乏制度化、法治化、常态化的事中事后监管制度;一些企业市场竞争意识不强,遇到困难还是找政府、要政策、吃资源资产老本。对此,必须克服部分单位和干部对改革的消极被动态度,着力提升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综合素质,不断深化对改革问题的研究,确保以更开阔的视野、更高远的站位审势谋事,尤其要立足国家战略、全局发展来观大势、谋大事,破难关、求先行,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中加快改革创新,义无反顾、奋力前行,善始善终、善做善成。

(三)湖北全面深化改革的阶段性特征。

一是样本典型性。在全国区域发展总体格局中,湖北地缘特征明显,湖北的全面深化改革将具有一定的典型样本性。首先,湖北是全国经济方阵的中坚。湖北是中部地区重要省份,人口规模、资源禀赋、经济结构、基础设施、发展水平等指标在全国均居上中游位置,特别是近年来经济总量和增速持续领先中部地区,稳居全国第一方阵。根据统计学的中位数法则,湖北的改革发展在全国都具有较强的典型性和代表性。其次,湖北是全国经济地理的中心。湖北连南贯北、承东启西、九省通衢,全国主要的铁路、公路、航空、通讯网等在这里交汇。同时,湖北地处我国人口地理“瑷珲—腾冲线”以东的中心地区,占据中国经济地理的“天元”之位,是名副其实的中国经济地理中心。近年来,随着扩大内需战略的深入实施和沿海产业的梯度转移,湖北已日益成为国内市场枢纽和扩大内需前沿。湖北的改革,必然是充分激发内需潜力、创新内源型发展模式的改革,对于全面深化改革具有较强的示范价值和实践意义。再次,湖北的改革实践是整个中国改革进程的缩影。湖北的经济社会结构与全国的经济社会结构具有很强的一致性,湖北的改革进程与整个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具有高度的重叠性,我们在改革发展中所面临的问题也是全国的共性问题。因此,湖北的改革样本,对于全国来说,更具有一般性和普遍性。

二是历史传承性。以“筚路蓝缕”的创业精神、“抚夷属夏”的开放精神、“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等著称的湖北,素有敢于改革、善于改革的优良传统。改革之于湖北,犹如基因之于肌理,已成为一种DNA符号。改革开放以来,湖北不乏开全国先河的改革创举:1979年11月,汉正街小商品市场在全国率先恢复,成为中国探索市场经济的试验场之一;1984年德国专家格里希任武汉柴油机厂厂长,试水国企改革,成为第一个登陆中国的“洋厂长”;1986年10月,陈启发将武汉汽车发动机厂整体承包,成为我国企业租赁经营第一人;1987年,东湖之滨诞生了中国第一个科技企业孵化器——武汉东湖新技术创业中心。近年来,湖北更加注重在体制机制的创新上加大探索力度,先行先试先闯:通过武汉城市圈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在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创新方面进行先行先试,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不断突破;通过大力推进东湖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在自主创新方面进行先行先试,东湖高新区已经成为湖北科学发展、转变发展方式的示范区。最近,武汉被国家列入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域,以实现创新驱动发展转型为目标,开展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改革的先行先试。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号角声中,湖北的改革基因必将“裂变”为燎原大火,“聚变”为磅礴动能,为推动湖北发展和中部崛起提供重要支撑。

三是使命全局性。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湖北,首次提出全面深化改革需要深入研究的六大问题和需要处理好的五大关系,并勉励湖北干部群众抓住有利时机,加快把湖北建设成为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支点,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走在全国前列。最近,李克强总理在听取湖北工作汇报时也明确提出,湖北要在中部地区发挥战略支撑作用,做长江经济带的脊梁,在改革创新上走在前列。“建成支点、走在前列”是党中央、国务院赋予湖北改革发展的战略定位和全局使命。同时,湖北还承担着在武汉推行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在武汉城市圈探索“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在“光谷”建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推进长江中游城市群建设、开展全国司法体制改革试点等80多项国家层面改革试点任务。湖北在全面深化改革大棋局中的战略担当和全局使命,就是要努力探索破解改革核心难题的新途径,加快形成体制机制创新与发展方式转型的互动机制,夯实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内源基础,切实走出一条有别于传统模式的工业化、城市化发展新路子,为推动中部地区乃至全国的改革创新发挥示范和带动作用。

四是机遇支撑性。湖北在改革开放进程中总能得到机遇的历史性眷顾。当前,湖北全面深化改革同样面临多重叠加机遇。一方面,国家战略布局密集落子湖北。“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长江中游城市群等国家战略多重叠加,进一步凸显了湖北在全面深化改革大棋局中的战略地位,拓展了湖北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空间。同时,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综改试验、长江中游城市群一体化发展、东湖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武汉市全面创新改革试验等重大国家战略,在一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赋予了湖北先行先试权,要求我们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成果,使湖北的局部改革成果普惠全域、示范全国,这为湖北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倒逼压力和推进动力。另一方面,国家宏观政策更加有利湖北。近年来,国家陆续出台了一系列“稳促调惠防”的政策措施。这些政策措施更加注重定向调控、精准调控,更加注重向中西部地区倾斜,更加注重打基础、利长远,政策的制度化、机制化导向更加明显,对湖北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诸多利好,为湖北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重要的政策支撑和制度保证。

五是发展关联性。纵览湖北发展历程,每向前迈进一步,都有着强大的改革力量支撑。近年来,改革创新对于湖北发展的推动力量更是与日俱增。其中,表现最为显著的就是科技体制改革。2012年8月,东湖高新区出台《促进东湖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科技成果转化体制机制创新若干意见》,改革成效立竿见影,全年技术合同成交总金额234.57亿元,比2011年翻了一倍多,位居全国第八、中部第一。2013年,我省进一步加大改革力度,出台《促进高校院所科技成果转化暂行办法》,当年全省技术合同成交总金额达到418.74亿元,同比增长78.51%,全国排名上升至第六位;2015年技术合同成交金额更是突破600亿元大关,达到601.74亿元,比上年增长43.7%。科技体制改革作为湖北全面深化改革的一部分,其成效仅仅是一个缩影,其他领域改革成效也已经呈现。正是因为改革注入的强大动力,湖北才顶住了持续加大的经济下行压力,实现了经济增速和经济总量在全国排名的稳步提升,湖北的改革具有巨大的发展关联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