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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馆驿总量超过两千座

时间:2023-05-17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唐代统一全国后,形势大异于前,帝国辽阔的疆域客观上对交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了通达政令、军令,巩固边防,发展经济,保障贡赋,唐朝建成一个巨大的交通网络,馆驿数量剧增于前。这三个数字记录的是唐之盛时的馆驿规模。唐五代馆驿除盛唐时所置的千六百三十九所外,中唐至五代十国还陆续添置了新馆驿,两数相加,总数当逾两千,然多不可考。

唐宋馆驿总量超过两千座

唐代馆驿总量 最先涉足唐代馆驿制度研究的,是日本学者坂本太郎,他的《古代驿制的研究》一文,主要研究古代日本驿制,也对唐代驿制作了比较研究。中国学者则自陈源远先生始,1933年,他在《史学年报》上发表《唐代驿制考》一文,全面考察了唐代馆驿制度。二文发表至今已八十余年,学术积累已相当丰厚,姚家积、王仲荦、冯汉镛、李之勤、王文楚、辛德勇、黄正建、蓝勇、华林甫、李锦绣、孙晓林、卢向前、王冀青以及日本学者青山定雄、大庭脩、荒川正晴诸家,先后发表有论文专著,对唐代馆驿制度、馆驿名称、地望、交通路线等诸多方面详加研讨,所作多属微观或中观的研究。至于宏观的研究,则以严耕望先生的成就最为卓著。严氏以四十余年心血,凝成巨著《唐代交通图考》,该著内容丰富,考辨精审,给笔者的启发尤大。这些前辈学者所取得的成就,是本书的坚实基础。

唐以前的南北朝,由于分裂对立,政权更迭,交通发展缓慢。南北朝各代虽置驿,但驿的用途远不及唐代广泛,水陆交通的发达程度亦远逊于唐,馆则更少见。唐代统一全国后,形势大异于前,帝国辽阔的疆域客观上对交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了通达政令、军令,巩固边防,发展经济,保障贡赋,唐朝建成一个巨大的交通网络,馆驿数量剧增于前。

关于唐代馆驿总数,《唐六典》卷五谓:“凡三十里一驿,天下凡一千六百三十有九所,二百六十所水驿,一千二百九十七所陆驿,八十六所水陆相兼。”这三个数字记录的是唐之盛时的馆驿规模。至《通典》卷三三则谓“凡天下水陆驿一千五百八十七”[3],较之《六典》少五十二所。《玉海》卷一八、卷一七二前后三次引《理道要诀》云唐有“驿千三百八十八”,较《六典》所载少二百五十一所,表面上看是诸书记载之异,实则正好显示出从盛唐到中唐馆驿数量递减的趋势,由一千六百三十九,到一千五百八十七,再到一千三百八十八,递减幅度步步加大。这一趋势,可以通过许多事实获得验证。以西域为例,《沙州都督府图经》及其他敦煌吐鲁番文书所载馆驿,大都是唐前期所建。伊、西、庭州皆唐正州,备载于《括地志》三百六十州之列,故唐代馆驿远达天山东部地区以至安西、北庭[4]。但河陇一陷,则此万里程途馆驿大都废弃,伯二〇〇五号《沙州都督府图经》谓沙州所管清泉、横涧等“一十九所驿并废”,就是显例。中晚唐诗文小说中经常出现的“荒邮”、“废馆”、“空馆”、“古馆”意象,也反映了这一变化。唐室在西北维持的少量馆驿,亦为吐蕃所据,不为唐有。宣宗以后瓜沙张氏、曹氏政权所置驿馆,规模远不逮盛唐。其次,樊绰《蛮书》所载唐通南诏馆驿,多数都不是德宗朝通南诏时韦皋创建的,而是玄宗朝旧有的。《蛮书》卷一载,韦皋只在所开的石门路上“量(置之误)行馆”,但见诸记载的驿馆不到十座。从石门路至云南,以日为程,馆驿稀少。盛唐“邛部旧路”(清溪关路)则有馆驿五十一座,制度设施要齐备得多,后因吐蕃侵扰,不通行旅,全部废弃。第三,《旧唐书》卷三《太宗纪下》、《唐会要》卷七三所载太宗时所开的通北荒的“参天可汗道”,自突厥以北至于回纥以南,共六十六驿[5]。后漠北陷突厥,所有馆驿停废。这些都是中唐不及盛唐之证。其他书上还有不少中唐因事而临时起用旧馆的记载。如元和元年(806)讨伐刘辟,取秦蜀驿路进军蜀中,数道并进,遂复置斜谷路停废馆驿。八年,为加强北疆边备,防御回纥入侵,乃自夏州北至天德军复置旧馆十一所,可见中唐许多新置馆驿实是恢复旧制,真正新添的不多,新旧相抵则新远不如旧。

唐五代馆驿除盛唐时所置的千六百三十九所外,中唐至五代十国还陆续添置了新馆驿,两数相加,总数当逾两千,然多不可考。那么今天可考的唐五代馆驿究竟有多少呢?严耕望先生《唐代交通图考》第一至五册共考出驿三百七十五所,馆五十四所,第六册考出河南、淮南道馆驿六十五所(排除同驿异名、同馆异名者),共计四百九十四所,缺江南、岭南两道。由于严氏《唐代交通图考》因他本人去世而未能完成,第七卷“江南岭南区”只有几万张卡片,未能成书,故目前只能依据其他材料补充之,才能得出一个大致准确的结论:

一、华林甫《唐代两浙驿路考》(《浙江社会科学》1999年第5期)考得唐江南东道驿二十四所,馆二十所。

二、黄玫茵《唐代江西地区开发研究》考出唐代江西地区驿站四所:江州蒲塘驿、洪州石头驿、吉州白下驿、虔州大庾驿。

三、范祥雍《唐代中印交通吐蕃一道考》考出唐通吐蕃驿道馆驿十四所。

四、经本人努力,发现尚有以下八十四所馆驿,多可考知其地望与相关事迹,为上述诸家所未备,今列名于下,以俟学者查考,不作具体的考证。

河南道:河南府宜阳馆、虢州槐林驿、宋州武陵驿、泗州都梁驿、宿豫馆、亳州永城驿、汴州垣阳驿、汝州广城驿、神龟驿、海州龙沮馆、淄州古泉驿、兖州郄公驿。

淮南道:滁州仁义馆、扬州扬子驿[6]、宣化驿、宿州茅城驿、灵璧驿、楚州淮阴水馆、蕙风馆、洪泽馆、莲塘驿、光州杏山馆、濠州高塘馆、舒州枞阳驿、东陈馆、池州杨梅馆。

两浙:苏州舒乡驿、处州缙云驿、衢州新安馆、宣州青阳馆、睦州深渡馆。

今湖北地区:郢州临川驿、黄州横江馆、襄州谷城驿、清水驿、荆南下牢驿、鄂州西塞驿、黄鹤驿。

江西地区:洪州豫章馆、信州弋阳[7]、赣州东馆、袁州钟山馆、香馆、宜春驿、吉州黄糵馆。

福建地区:福州绵津驿、丰城剑池驿、漳州漳浦驿、盘陀岭驿。(www.xing528.com)

湖南地区:岳州洞庭驿、洞庭南馆、鸭栏驿、白沙驿、澧州澧州驿、朗州潜水驿、潭州罗江驿、长沙驿、黄茅驿、衡州方田驿、永州湘口馆、道州下鼻亭。

岭南道:韶州大庾岭北驿、广州广江驿、昭州丹霄驿、桂州望秦驿、桂州驿、康州康州驿、贺州贺州驿、端州端州驿。另有深渡驿、卢巴驿,在岭南端州、钦州一带,具体地望不可考。

另外,仅知其名而不可详考者有碧涧驿、松汀驿、临平驿、黄花馆、淛河馆、梅仙馆、洞口馆、吴安西馆、武阳馆、燕尔馆、石城馆、北乐馆、武丁馆等馆驿。

通计以上五项,与严氏所考合计,驿名可考的有六百四十所,约占近二千所馆驿的三分之一。需要指出的是,唐人所谓“馆”含义宽泛,各式各样的馆,在唐代文献中都称“馆”,我们所说的驿馆,只是其中的一类,可是文献中却从未著明。《唐六典》《通典》所载馆驿,是不包括公私客馆、州馆县馆等“馆”在内的。上述可考的馆名中,肯定有非馆驿的其他馆在内,而无法分辨,这是需要引起注意的。

宋代馆驿总量 宋代馆驿的具体数目,由于现存典籍缺载,无法确知,但是单以馆和驿而论,数量肯定少于唐代,这是因为:

第一,宋代的置驿密度远不及唐。宋朝每隔六十里设一驿,唐代则三十里置一驿,置驿密度是宋代的两倍,这意味着同样的驿程,唐代驿道上的馆驿数量是宋代的两倍。唐代长安洛阳八百三十里左右里程[8],馆驿可考的就有二十八所(南路)[9],而宋代这条路上没有几座馆驿。南宋郑刚中绍兴九年(1139)出使陕西,自临安行至凤翔,往返七千二百里,单程三千六百里,“水陆凡六十驿”,里程是唐代两京道的四倍多,馆驿数却不到两倍,置驿密度不到唐代的二分之一。唐代洛阳至汴州驿路,长四百二十里,置驿在十座以上,可是据宋人记载,北宋这段路上却只有六驿[10],平均七十里才有一驿。宋代郑州东至东京一百四十里驿路,依照唐代驿制,置驿当在四座以上,可是宋人却说,“郑州去京师两程”(《鸡肋编》卷上),也即只有两驿,这些都是明证。

第二,宋代疆域不及唐代辽阔,割让给契丹的燕云十六州,原为唐土,宋代却是敌境。

尽管唐代置驿密度高,馆驿总数却只有一千六百三十九所。唐代有一千五百七十三县,平均每县才一所多,说明有相当多的偏远州县未置馆驿。如朔方地区的乐州“青冈峡、清远军、积石浦、洛河、耀德镇、清边砦、灵州共七程,沙渍无邮传,冬夏少水”(《武经总要》前集卷一八下)。直到宋初仍是如此,物资运输困难重重。山南的金州距京仅六百八十里,可也是“地偏无驿路”(《姚少监诗集》卷三《寄陆浑县尉李景先》),这样的地方不止一个。

这两个因素很大程度上减少了宋代驿站的数量。但宋代大大加强了南方各地的开发,唐代很多不置馆驿的地区,宋代都置有馆驿。其次,宋代在馆驿之外,另设递铺这一全新的驿递制度,为唐所无,而且量大面广密度高。考虑到这些因素,宋代馆驿的总数肯定超过唐代。下面我们试图通过探索宋代递铺的设置,来估算宋代驿与铺的总体规模。

宋代递铺间的距离,并不一致,宋朝政府往往根据不同地域的地貌和道路交通状况,设置合理的距离。像崎岖险阻的入蜀驿路,则每九里或十里一置;地势低平的平原、丘陵地带,则十五里或二十里一置。取其平均数,约十五六里间有一铺。验以史料,此说信然。《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二六载,北宋自京至陕府有马递铺四十四座。查《太平寰宇记》卷六,二地距离七百零二里,平均约十六里有一铺。这样的置递密度,又远高于唐代的置驿密度。

若横向比较宋代州县馆驿和递铺的数量,则会发现,宋代递铺的数量是馆驿的数倍。以宋元方志所载为例,北宋元丰时,福建泉州十二县,有递铺二百零五个,馆驿却只有三十一所,仅及递铺数量的七分之一(《淳熙三山志》卷五)。明州属县多数只有馆驿一两所,递铺却有四五个以上(《宝庆明志》)。估计宋代平均每县管辖馆驿三所、递铺六所,考虑到边远地区不置馆驿、递铺,这一数字还要削减。根据这一比例,可初步估算出宋代馆驿和递铺的总数。北宋宣和时有一千二百三十四县,以平均每县一驿二铺计算,则驿铺总数在三千六百以上。根据学者研究的结果,北宋递铺多达五千个以上,是唐代的三倍。南宋虽然只有半壁江山,但递铺也在三千个以上[11]

唐宋馆驿的地域分布 唐宋馆驿的制置都是典型的重内轻外。唐代“馆驿之制,于千里之内尤重”(柳宗元《馆驿使壁记》),关内、河南王畿重地,馆驿最密,用韩愈诗形容,是“府西三百里,候馆同鱼鳞”(《酬裴十六功曹巡府西驿途中见寄》),馆驿之密,如同鱼鳞,排列有序,这样的描述是符合当时实际的。北宋开封、洛阳、商丘、南阳四座最重要的城市都在河南境内,河南境内馆驿最密集,由河南通往川陕、河北、山东、江浙的驿路,都从中原腹地经过,“逐程有驿舍、粮草”(《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四九)。此外,通往荆湘、两广、福建、黔中的道路,也有馆驿,不过置驿较稀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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