馆驿对唐宋行旅诗的深远影响

宋严羽《沧浪诗话·诗评》云：“唐人好诗，多是征戍、迁谪、行旅、离别之作，往往能感动激发人意。”他的这一观点已经被社会所广泛接受，视为对唐诗的定评。而就交通与文学的角度言之，他这番话也指出了馆驿和唐诗的关系，因为征戍、迁谪、行旅、离别这四类“唐人好诗”，都是以馆驿为背景或内容的。征戍本身就是行旅的一类，迁谪也是常见行旅，离别诗多作于驿馆饯行。所以严氏这么说等于间接肯定了馆驿诗的价值。馆驿诗主要是从作诗地点来说的，从大的类型上讲，仍属行旅诗的一个分支。行旅诗古已有之，但唐宋以前并不以馆驿为着眼点，从馆驿出发来记行旅是唐宋才有的事。可以说，正是唐宋馆驿的加入，给这种古老的题材带来了新变，提升了它的艺术质量。

而就馆驿本身而言，它虽然只是文人旅途上的一个栖居之地，但是其含义却丰富多变。在文学作品中，它常常以多种角色、多个样貌出现。有时它只是一个赋诗题诗的处所，有时却又能内化为诗中的一个核心意象，对于成诗构境起着关键作用。有时，它又只是文人用熟用滥了的一个普通词语，不过随手拾掇，看不出有何特别。诗中虽然也出现了驿字，但并不见得就是写实，更不意味着作者就真的到了馆驿。可见馆驿虽然只有一个，其文学意义却是多重的。就唐宋行旅诗而言，它所带来的新变也体现在不同的侧面：

首先，馆驿作为一个创作平台，它的加入拓展了唐宋文学表现生活、反映现实的深广度。唐代疆域辽阔，宋代也经济繁盛。两代都广置驿馆，文人踪迹也因驿路的延伸、驿馆的增置而遍及各地。辖境拓宽、道路开凿的同时，文学的触角也深入到各地。诗人入驿，首先接触到的是当地的人事。此时的创作就不会仅仅是感怀，还会有各式各样的纪实。就这个意义上说，即使是过境的官员、宿驿的迁客，也是各地地域文学的共建者。尽管他只是个路人，但因他是异乡客，对当地的看法和感受必然不同于本地，从外人的角度也能把握到地域文化的血脉，写得好的还会有一二神似。唐宋馆驿诗中，此类作品要占相当分量。唐代诗人走南闯北，因此唐诗对各地山川风土的记述颇为宽广，岑参、吕温等人已经把唐代河西、陇右、吐蕃的馆驿和民情搬到了诗中，而湖南、江西、岭南、黔中、闽中也因为刺史、幕僚、迁客、流人的到来而加快了当地文学的发展。很多从未见过的驿馆纷纷进入唐诗，十之七八属于南方。进入宋代，对南方的表现持续深入。以江西为例，唐人写到的驿馆，有洪州石头驿、豫章馆等。宋诗写到的驿铺也有十多个。单分宜县云锦驿，就有赵蕃的《登安仁云锦驿后挹仙亭三首》、陆游的《安仁道中》及郑刚中的《绝览亭题诗》。萍乡县东的爱直驿，单南宋就有馆驿诗四首，首倡者为张孝祥，他过此驿，作五古《萍乡境上有驿傍有老杉余百本余过而爱之驿无名余名之曰爱直……》。接下来，有张子孝的题壁诗，赵蕃的《过爱直驿次张安国韵》《分界铺爱直驿张安国因杉制名而驿之前有老梅一株不知安国何为舍彼而取此也》。萍乡县毛仙驿有朱熹的驿壁题诗，弋阳县葛溪驿有王安石的名作《葛溪驿》。海南省唐未置驿，宋代始置，开始出现馆驿诗，其中琼州澄迈县还有苏轼的名篇《澄迈驿通潮阁二首》。在南方，几乎每个省份，宋代的馆驿诗都可与唐代相抗衡，岭南、江西的诗歌甚至超过了唐朝。这些地方，馆驿诗的内容之新颖，诗意之多变，前所未见。这些变化尽管不全是馆驿带来的，但至少也是个重要因素。没有这个，文人就无立足之地，何能赋诗？可以说，正是因为唐宋驿馆盛于古制，自京师至于四极皆开凿驿道，列置驿亭，实以驷马，“丰屋美食，供亿是为”，才会有“人迹所穷，帝命流洽”（高适《高常侍集》卷九）的现象出现。文人凭着这个，就可以无远弗届。相较于先唐行旅诗表现生活面的狭窄以及由此而带来的种种局限，这种诗歌表现领域的扩展，也未尝不可以视为一种文学艺术内涵上的提升。

其次，馆驿作为一个道路上的生活场所，它的加入固化了诗作的艺术空间，细化了所写事件的时间。馆驿的位置都是固定的，进入这里作诗，时空也会随之固化、细化。地点总在驿中的庭院房舍，时间常在一天的某时某刻，不会是整昼整夜。这种固定化、凝定化，带来的好处是多方面的。最大的好处是，诗人可以多角度地自由创作，馆驿只是一个大箩筐，里面可以无所不包，只要不越出这个大框架即可。诗人所取角度千汇万状，难以描述。有的偏重于写驿馆环境。如孔平仲《毛阳》：“客路方投辔，邮亭独掩门。无人共灯火，秋雨更黄昏。”（《清江三孔集》卷二四）文笔简淡，不过短短二十字，就把驿馆环境活画出来，宛如时代的剪影。有的是从写景开始，以感怀收束。如戴表元《晦亭》：“东海穷诗客，西风古驿亭。发从残岁白，山入故乡青。世事徒三窟，儿曹且一经。丁宁速赊酒，煮栗试砂瓶。”（戴表元《剡源文集》卷二九）写宿驿馆的见闻感受，呈“叙事+写景+发感”的意脉，诗篇形象凝练。也可以写成即兴感怀的短章。如王安石《次青阳》：“十载九华边，归期尚眇然。秋风一乘传，更觉负林泉。”（李壁《王荆公诗注》卷四〇）写他远使他乡，久客倦游的情绪，主要展露自我的心灵世界，而相对忽略了客观外物的存在。还可以塑造诗人长夜枯坐的形象。如白居易《邯郸冬至夜思家》：“邯郸驿里逢冬至，抱膝灯前影伴身。想得家中夜深坐，还应说着远行人。”（顾学颉校点《白居易集》卷一三）写宿驿的孤寂感，驿中枯坐的诗人形象十分突出。还可以写驿中逢遇友人。如杨巨源《方城驿逢孟侍御》：“走马温汤直隼飞，相逢矍铄理征衣。军中得力男儿事，入驿从容见落晖。”（彭定求等《全唐诗》卷三三三）写投宿方城驿，巧遇孟侍御，与其匆匆话别。虽然不造新语，不用比兴，纯为铺叙，但是同样韵味隽永。可见以馆驿为着眼点，行旅诗的写法、境界和韵味可以变幻无穷，好处是很多的。另外，时空的固定也使得诗篇的意境更加浑融圆整。诗人采用古体或律体的常见写法，即使平庸的诗人也可以把诗作写得层次分明，情景如画。要是到了高明作者的笔下，意境会更加优美动人。如韦应物《夕次盱眙县》：“落帆逗淮镇，停舫临孤驿。浩浩风起波，冥冥日沉夕。人归山郭暗，雁下芦洲白。独夜忆秦关，听钟未眠客。”写黄昏时刻的盱眙县驿景，落笔自然清妙，状摹大河“夕暗”之态尤为传神，所绘之景前所未见。如此意境而以古调出之，读来尤觉高远。(www.xing528.com)

第三，馆驿生活作为一类题材，它的融入也推动了暮夜、晨朝题材诗的发展。唐以前，暮夜、晨朝诗虽然也不是没有，但是表现不突出。进入唐代，由于旅宿馆驿的诗人增多，部分作品逐渐转为以驿馆为视点，张说、杜甫等率先开始了这方面的尝试^[3]。视点改变以后，诗的写法、风格也跟着变化。杜甫以前，自谢灵运、鲍照到孟浩然、李白，行旅诗的习惯写法就是泛写一段路程的见闻感受，无论水路陆路都是一路写来，物象纷然。这么写，固然可以使得诗篇体气流转，经历完整；不足是以赋法为主，写法和诗意都嫌普通、单调，缺乏婉曲之致。从诗史的角度言之，这是一种源自先唐的古老诗法，笔法少变，不易满足读者对行旅诗的审美期待。而要是改为以驿馆为中心，则更容易推出艺术精品，最起码，意象不会那么散乱，结构和意思也不会再是那种线性的流水式，而将是分层次、多转折的立体式。另外，驿馆幽深的环境也更易激起联想，调动想象。成诗于这样的环境，诗笔会更加形象，景物和风格也要更多变，能够赋予行旅诗以更强烈的诗性气质，带给读者以更多的审美愉悦，显然要比泛写旅程好。根据生活规律，诗人必须进入驿馆安顿下来，才有时间和心思去构想诗篇，所以馆驿诗的时间也多固定在暮色降临、夜深人静或是晨曦初露、村林鸡唱之时。这些时分在传统文学中属于暮夜、晨朝，馆驿的加入带来了这两类题材的拓展。方回《瀛奎律髓》卷一四为此而立“晨朝类”，序云：“闻鸡而起，戴星而行，以勤学，以综务，有不同。惟闲者乃云高卧晚起，亦各有其志也。”下收五言诗三十二首，而以唐明皇《早渡蒲关》诗居首。又于卷十五设“暮夜类”，卷首序云：“道途晚归，斋阁夜坐，眺暝色，数长更，诗思之幽致，尤见于斯。”内选唐宋诗五十首，而以陈子昂《晚次乐乡县》为首。方氏的论断确实抓到了问题的要害，暮夜诗确以暮归驿馆、驿中夜坐为重点，晨朝诗所写的披星戴月而行也确是各有所务，情况不同。诗人暮宿夜坐，常常心潮澎湃，凌晨进发也是颇多感兴，因此多数暮夜晨朝诗都是写景抒情之什。写早发的如范成大《晓行》：“篝灯驿吏唤人行，寥落星河向五更。马上谁惊千里梦，石头冈下小车声。”（富寿荪标校《范石湖集》卷二）写他自官塘驿清早出门，天色尚暗，前面有驿吏提灯引路，自己却还沉浸在刚才的梦境当中，是在“马上续残梦”（苏轼《东坡全集》卷一《太白山下早行至横渠镇书崇寿院壁》），梦中回故乡。通过环境描写和对比见意，不仅突出了乡思的主题，也更好地再现了远行的辛苦。陆游《信州东驿晨起》：“衣上征尘鬓畔霜，信州古驿憩归装。悲歌未肯弹长铗，豪气犹能卧大床。半暗残灯摇北壁，常饥老马卧东厢。邻鸡唱罢衣篝暖，自笑行人日日忙。”（陆游《剑南诗稿》卷一一）描绘暗夜和侵晨的驿景，尤为细腻传神。这样的篇什，在唐宋诗中极多，较之于其他背景的早发晚归诗，写驿馆的作品往往给人以别样的美感，这很值得注意^[4]。相对于寺庙和民居，驿馆是不同的生活环境，环境改换了，诗歌的取象、构境就不同，景物赋予诗人的启示也不同。新的环境更易带来新的刺激。道路辛苦、羁旅愁思虽然使人难堪，但往往给文学以动力，作起诗来也更易于达到意新语工，得前人所未道。前人所谓“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欧阳修《六一诗话》），多半即是为此而发，离不开道路征行这一背景。

第四，驿馆作为文学形象加入以后，诗作就有了可以区别于一般行旅诗的意象群落，形成了与旅行夜宿生活相匹配的意境特征。一般的行旅诗，通常要借用征铎、孤舟、杜鹃、鸿雁、客子、浮萍、飞蓬等词来表现不同的主题，凸显自我的存在及人与外部世界的对立。馆驿作为写作要素加入以后，又多了驿道、驿马、驿庭、驿廊、驿灯等意象。这些因素的加入，对于表现羁旅主题很有帮助。看似纷乱的意象通过驿馆这个平台，借助恰当的结构方式，就能形成特定的审美空间，概括不同的社会现象，揭示生活的本质。唐宋馆驿诗中，庭院、星月等常常作为抒情的载体，和夜、宿、家、乡、客、旅、游、梦、归、诗、酒、孤、独、空、寂等词连用，以抒发乡心客愁。如张说《深渡驿》：“旅泊青山夜，荒庭白露秋。洞房悬月影，高枕听江流。猿响寒岩树，萤飞古驿楼。他乡对摇落，并觉起离忧。”（彭定求等《全唐诗》卷八七）张氏为人，本来长于文而短于诗，可他这首诗却是初唐馆驿诗中的佳作，全诗八句却有十个意象，从驿外的江流、猿响、岩树写到驿中的飞萤、洞房、月影，层次清晰，形象丰富，角度多变，立体感强。如此清美的意境，即使是在盛唐的行旅诗中也不多见。宋人对驿庭的描写，又在唐人的基础上拓出一片新天地，给人以别样的美感。苏轼《大雪独留尉氏》：“古驿无人雪满庭，有客冒雪来自北。纷纷笠上已盈寸，下马登堂面苍黑。苦寒有酒不能饮，见之何必问相识。我酌徐徐不满觥，看客倒尽不留湿。千门昼闭行路绝，相与笑语不知夕。醉中不复问姓名，上马忽去横短策。”（苏轼《东坡全集》卷二七）孔平仲《荆林馆》：“古木森然满驿庭，繁阴凌乱月分明。千枝万叶谁拘管，搅作秋风一片声。”（《清江三孔集》卷二四）苏诗写他那天顶风冒雪来到尉氏县驿，入门之际，但见大雪盈庭，千门昼闭，行路断绝。自己面色黝黑，天气苦寒，有酒而不能饮。篇中对驿庭雪景的描绘和自我形象的勾勒特别生动，意思也很新鲜，读后使人不由联想到《水浒传》中“林教头风雪山神庙”那段著名的描写，具有电影特写镜头般的美感。孔平仲的诗将眼光放在了对驿门、驿庭和驿树的描绘上，有参天古树、中庭月色的景象，写景状物做到了意新语工。末联带有议论色彩，又不无想象成分。像这样的好诗，无疑是宋代馆驿诗中的上品。值得注意的还有驿中灯烛。灯和烛本来是两种普通的驿馆生活设施，但是因为常和宿驿的诗人长夜相伴，而馆驿诗也多是成于灯下，因此多被摄入诗中，作为一种有特色的文学意象而存在。经过诗人的情感过滤，本来温馨、光明的灯烛，在馆驿诗中却常常以幽冷、孤僻的形象出现。灯烛的幽暗、迷离能引起读者的想象，将诗意落在虚处，有助于塑造人物，表达情感，拓展诗的艺术空间。在这样的空间中，诗人常常形单影只，坐卧不宁。读了作品，仿佛看到一个形影相吊的宿客，起坐徘徊，独对寒灯，赋诗饮酒。此类描写，唐宋旅馆夜宿诗中常可见到。大概从唐人高适起，驿馆客店感怀诗就少不了夜坐和灯烛。以后，戴叔伦、司空曙、张籍、王建，莫不如此。进入晚唐五代两宋，馆驿诗中对灯的描写更普遍，意蕴更丰富，但愁寂的境界、自我抒怀的基本格局未变，而且愈到后来愈是强烈。贾岛《宿悬泉驿》：“晓行沥水楼，暮到悬泉驿。林月值云遮，山灯照愁寂。”（彭定求等《全唐诗》卷五七一）梅尧臣《七月二十一夜闻韩玉汝宿城北马铺》：“暗树秋风摆叶鸣，桃枝竹簟冷逾清。孤灯淡淡短亭客，半夜萧萧闻雨声。”（梅尧臣《宛陵先生集》卷三〇）二诗都语淡情深，精炼省净。灯光和明月作为文学形象，在这些诗中都不是扫淡暗夜，而是增添愁寂。借取灯影、孤云等景物入诗，可以更好地烘托惆怅心情，反衬旅人愁心，所以用得普遍。

第五，馆驿的加入还使得诗歌朝着生活化、世俗化的方向发展。这是因为，驿馆本来就是为待客而备的，是行人一个临时的家。在此基础上创作的馆驿诗，自然也少不了生活化描写。特别是驿馆夜宿，尤为写作的重点，不少诗作都有床帐、枕席、门窗、帘幕等日常生活意象。武元衡《宿青阳驿》：“空山摇落三秋暮，萤过疏帘月露团。寂寞银灯愁不寐，萧萧风竹夜窗寒。”（彭定求等《全唐诗》卷三一七）韦骧《宿零壁驿》：“凄寒动春夕，覆被益重袍。乡梦惊还远，征途久觉劳。破窗留月影，古木任风号。闻戒无兵馈，刚肠独佩刀。”（韦骧《钱塘集》卷三）所引之诗，都有床、墙、窗、廊、枝、树等意象，可以反映驿中生活，见其清苦之致。另一些诗则不主抒情，而是实写驿馆活动：举宴、饯行、会客、访友、作诗、吟诗、读诗、题名、联句、荡舟，生活气息更浓。活动场所主要在馆舍的厅堂、回廊、庭院。刘禹锡有一首诗就写到，他曾于扬州春夜与李益、张登、段平仲、张复元等水馆对酒联句，诗题还特别标明，这次是“追刻烛击铜钵，故事迟辄举觥以饮之。逮夜艾，群公沾醉，纷然就枕。余偶独醒，因题诗于段君枕上，以志其事”（彭定求等《全唐诗》卷三六五）。以上说的是文人驿馆宴会赋诗联句。文学以外，唐人馆驿诗中还有不少驿中举宴的场面描写，风格俗艳，不同于驿馆枯坐和读书的穷愁。在这种娱乐场合，最活跃的反而是些女性形象，都是身为歌舞酒妓，被主人带到驿馆侍宴佐酒。尽管她们身份卑贱，只是陪衬，但都光彩照人，亲切可爱。独孤及五古《东平蓬莱驿夜宴平卢杨判官醉后赠别姚太守置酒留宴》当中，就有“如玉”的卢女、如花的齐童，李白《邯郸南亭观妓》也写到了击鼓的“燕赵儿”和“弄鸣丝”的“魏姝”，说她们“粉色艳日彩，舞袖拂花枝”（彭定求等《全唐诗》卷一七九），善歌《邯郸词》。诗人都把这个当作“群游乐事”对待，所以文笔也带艳色。宋代改革驿制，裁省驿站，驿馆主要被用来接待军人及士大夫，女性多被排除在外。因此，宋代馆驿诗较少出现女性，女性主要集中到都市的歌楼酒馆，而不是驿馆。即使驿中有一二女性，也是过驿者所带的侍女，一般不写到诗中。宋代馆驿诗的生活化，主要表现在以民俗民情场面入诗，表现各地的村落、民居、风俗，带有生活气息。刘克庄《烟竹铺》就有这一特点。诗云：“野迥村疏起暮寒，偶逢废驿卸征鞍。主人家比渔舟小，客子房如鹤栅宽。灯与邻通眠未易，风从隙入避尤难。似闻南去加萧索，一夜披衣坐不安。”（刘克庄《后村集》卷五）铺写乡村渔家夜间生活图景，地点是湘江边上的烟竹铺，说这里村驿破败，房舍低矮，渔船隘小，墙壁漏风，烟气呛人，生活条件过于简陋。尾联还留下悬念，说听闻自此往南，境况更加萧条，以至诗人不能安寝，整夜披衣而坐。读了此诗，宋代湖南农村的落后、生活的艰苦，可见一斑。其他宋诗之中也多有类似描写。李纲《题紫岩驿》就有池州江村鱼市、暮烟残照的景象，郑刚中《入信州》也有“溪旁障水横鱼网，竹下开门出酒壶”（郑刚中《北山集》卷三）的句子。苏颂《后使辽诗》写他在使辽途中，“拥传经过白霫东”，看到漠北的不同地域风情，说这里“依稀村落有乡风。食饴宛类吹箫市，逆旅时逢炀灶翁”。题下还自注说：“村店炊黍卖钖，有如南土。”（苏颂《苏魏公文集》卷一四《奚山道中》）像这样的例子，宋代倒是比唐代多，可见同样是趋俗，唐宋的表现各自不同。这种不同，就不全是宋人的随笔所适，而是有意为之，应当理解为他们在诗材、诗意上为超过前人的主观努力。